不革命行嗎？：原中國文化部長跟你談中國政治

一本中南海領導都在讀的書
新華網選書：二○一二年中國影響力圖書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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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以來中國的變化，王蒙的生動刻劃和淡定反省，值得任何關心中國前途的讀者仔細拜讀。」──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陳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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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寫下我認為應該公開也可以公開的天機。我相信，它有建設性的作用。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不寫，不會有別人寫了！」──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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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懸念的老革命人，揭露中國政治的天機

本書是中國大陸著名作家與文化人王蒙，從一九四九年新中國誕生一直寫到文革、改革開放，以及當下中國大陸一路走來的發展歷程，所進行的詮釋與反思的重量級作品。

本書談的是，一個熱血少年歷經人生起伏，到了八十歲垂老之時，依然不忘初衷，依然堅持一輩子追尋的浪漫革命理想。作者認為，富強後的中國政治變得「多數不可信，少數也不可信」，中國的悲哀就是，不允許第三種選擇，不允許中間地帶，這是集權主義的表現，官場上的假話、空話，使得政治的信譽喪失殆盡。

全書分為五篇二十八章，作者以回憶錄的寫法自述十四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地下黨員，親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與之後發生之歷史大事。全書直言耿耿、夾敘夾議、以史帶論，闡釋中國大陸六十年的政治與文化，有其獨到的見解、擲地有聲，字裡行間處處可見王蒙的老辣思路與機智筆鋒，是一本非常政治又非常文學的作品。

王蒙

生於一九三四年，十四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地下黨員；十九歲出版《青春萬歲》，至今在中國持續再版；二十二歲出版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因內容「政治不正確」被打為右派。
曾任文化部部長、藝術研究院院長、作協書記處書記、作家協會理事會理事、中央委員、《人民文學》主編。
現任作協副主席、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中國海洋大學文學院院長。

重要著作包括：
長篇小說《青春萬歲》、《活動變人形》、《季節四部曲》、《青狐》、《尷尬風流》。中篇小說《布禮》、《蝴蝶》、《雜色》、《相見時難》、《名醫梁有志傳奇》、《在伊犁》系列小說。

詩集《旋轉的鞦千》，作品集《王蒙小說報告文學選》、《王蒙中篇小說集》、《王蒙選集》、《王蒙集》，散文集《輕鬆與感傷》、《一笑集》，文藝論集《當你拿起筆……》、《文學的誘惑》、《風格散記》、《王蒙談創作》。
專著《紅樓啟示錄》、《王蒙評點紅樓夢》、《王蒙話說紅樓夢》、《王蒙新世紀講稿》，自選集《琴弦與手指》，以及《王蒙文集》、《王蒙文存》、自傳《半生多事》、《大塊文章》，等等作品被譯成英、俄、日等多國語文。

作者自序 我要跟你談政治
第一篇 革命與勝利，新中國誕生
第一章 一名少年的感受：舊中國氣數已盡
第二章 毛澤東說：不革命行嗎？
第三章 沉醉在革命勝利的歡樂裡
第四章 統購統銷，是不是意味著政策的收緊
第五章 共產黨的旗幟在神州大地上高高飄揚
第六章 對《武訓傳》的批判開啟了

第二篇 鬥爭、運動、躍進……馬不停蹄
第七章 萬民打麻雀的奇觀
第八章 搞運動
第九章 一九五七年：攜筆四顧心茫然
第十章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如火如荼拼躍進
第十一章 困難時期，以退為進還是以進為退

第三篇 意識形態的加溫結果是「文革」浩劫
第十二章 六○年代，毛澤東、格瓦拉、胡志明
第十三章 趙朴初的批修散曲，文采風流似匕首
第十四章 「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
第十五章 擰緊與放鬆齊飛，死磕共逍遙一色

第四篇 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開始了
第十六章 永憶一九七六年
第十七章 後「文革」時代開始了
第十八章 摸著石頭過河
第十九章 二十世紀末曠日持久的文藝論辯
第二十章 意識形態的尷尬與創新
第二十一章 新話如潮：八○年代一瞥

第五篇 歡喜、憂患、未來
第二十二章 物質生活、錢、腐敗
第二十三章 理念、權力與實績的起舞
第二十四章 決定的因素：黨與民主程序
第二十五章 政治說辭的嬗變與推敲
第二十六章 說透與說清
第二十七章 要讓領導瞭解真情而不僅僅
第二十八章 歡喜、憂患、未來

劍走偏鋒，讓我先從一件比較離題十里的事情說起。一九四七年，我十三歲了，去北京圖書館讀書。我碰到的困難是樣子與個子太小，而此圖書館的規矩是謝絕兒童。每次我都心怯氣餒地與工作人員講解道理，說明我已經是初中三年級學生，已經讀過魯迅、巴金、冰心、泰戈爾、囂俄（即維克多‧雨果）。而且我當時已經戴上一副二百度的近視鏡，我是來認真讀書的，不是來玩兒的。
那時的圖書館借書很麻煩。先要查卡片，再填寫借書單，然後找座位坐下，等二、三十分鐘，才由工作人員給你把書送來。

有一次，我借的書是前蘇聯革拉特珂夫著的《士敏土》。我此前已經接受了革命的宣傳教育，已經知道前蘇聯好，革命好，知道人類社會一上來是原始共產主義，接著是萬惡的奴隸制，然後是封建社會，然後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最後一種階級社會形態，到了這個時候要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了，要推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後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再一步，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了。
我十三歲時自認為已經盜得了天火，接受了粗淺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我在聲明我自己思想「左傾」後（見《一輩子的活法》一書），地下黨員何平給我讀的第一本理論著作就是華崗著《社會發展史綱要》（解放後華崗曾任山東大學校長，後因所謂胡風一案，落入泥沼，甚至身陷囹圄十餘年。）

從何平那裡我讀了前蘇聯文學作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虹》、《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並且得知《士敏土》、《鐵流》等名著。所幸的是，這樣的書並未被國民黨徹底禁止。
一個少年閱讀《士敏土》的經驗是了不起的，這本書充滿革命的陽剛型躁動，亢奮、熱烈、混亂、雜囂。我忘不了主人公格利，融化在紅旗與人海中的神聖與獻身的感覺。是融化還是保留自己？這是革命中常常碰到的一個難題。我忘不了小說中描寫清黨時，一個被清洗的「小資」當場開槍自殺，而領導人連臉上的肌肉也沒有動一下的情形。威嚴的血腥反而增加了革命的神聖感與吸引力。革命不是戴著白手套所做的科學試驗，不是繪畫繡花與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毛澤東作如是說。我忘不了一個知識型神經質的富農，十月革命後被充軍時歇斯底里的歡呼。我更忘不了女主人公黛莎的強健身軀與鮮豔的紅頭巾，她乾脆主張性獻身，為了革命者傷患的快樂而獻出身體，並與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動輒「幹」在一起，這樣的描寫令一個十三歲的男孩心怦怦跳，發熱而且擴張。我對於革命的嚮往與對於蘇俄女共產黨員黛莎的嚮往融為一體。

黛莎真棒！
是的，越是在建黨的初期，中國共產黨的反封建矛頭越是犀利，用巴金小說《家》裡的馮樂山老爺子的腐臭調門，攻擊共產黨共產共妻的是保守沒落的國民黨。
即使後來在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工作的時候，我熱烈地閱讀瞿秋白記敘十月革命後的前蘇聯《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我的心裡夢裡仍然有與一把鐮刀與一柄斧錘不可分的蘇俄壯婦、紅頭巾的黛莎，她比一切饑餓與混亂更鮮明也更有力。
半個世紀後，我在美國講學，面對美國的大學生們，我說：「對於青年來說，沒有比性與革命更吸引人了，而革命的高潮期、革命的吸引力，比性還要更加巨大與強烈。」
前蘇聯歌曲充滿熱血沸騰的動員力：「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滅／萬丈光芒在前頭」，「……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苦難的鬥爭中／你光榮地拋棄頭顱」，「生活像泥河一樣流／機器吃我們的肉……」
當然，這些歌曲都趕不上《國際歌》：「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更趕不上《共產黨宣言》的口號：無產階級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全世界。還有就是：「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世界上就是有這樣的悲情，這樣的獻身，這樣的壯美與沉醉。唱著這樣的歌，讀著這樣的書，呼喊著這樣的口號，你敢於向敵人的刺刀猛衝。

而在一九九六年，當我參觀倫敦的馬克思墓的時候，我想起來的是一九八七年訪問匈牙利布達佩斯市時聽一個匈牙利朋友講的政治笑話，他說，中蘇珍寶島邊境衝突時期，他們那裡流傳著一個段子：馬克思托夢說，他已經將「聯合起來」的口號改為「全世界的無產者，你們互相離開得遠一點吧」。
你可以說，一九四六年的認識是太天真了。可以說，那時如何會想得到中國革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會是這樣曲折和充滿歧路與歧義？歧路亡羊，歧路會令羊羔們發瘋。可以說，熱血沸騰難免醞釀荒唐與風險，艱難險阻難免挑動拼命與不計後果。但人類就是這樣活過來的，青春就是這樣熱烈，應該這樣熱烈一番，不可能經驗老到後，再過活再做一些想做的事。歷史更多得多的時候，不是在沙龍與會客室裡，不是在明窗淨几的書桌前，經過千百次觀察、製圖與運算，經過千百次果蠅與白鼠的試驗，才確定自己的運動方向與方式。歷史的操盤手不是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冷面冷心，不是「飲水差知等暖寒」（錢鍾書詩）的智者……而是有時是電，能積累後的晴天霹靂，也許是慘叫，也許是痛哭失聲，也許是高歌入雲、地覆天翻。歷史不是繡花女與外科醫生的精美作業，歷史有些時候更像是藝術家與不要命的敢死隊員，和衝鋒槍手的隨心所欲與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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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思想動機是從哪裡來的？人與人各不相同。小時候家裡生活無著，不止一次是到了做飯的時間，母親、姨媽與姥姥臨時想轍（編按：想辦法）：吃什麼？做什麼？沒有糧食啦，沒有蔬菜啦，什麼能充饑的都沒有啦，然後東翻西找，找出一件舊棉袍，當掉，買二斤雜麵條，回來燒火做飯。
我們的境遇其實並不符合典型化的階級理論，我們不是工農，不是「吃的豬狗食，做的牛馬活」，不能說家境的困難是來自地主階級的剝削與反動政府的壓迫。我們的困難是由於父母不和，由於母親沒有職業也缺少求職的能力。舊中國的一大特點、一大痼疾，就是大量的人沒有固定的工作，甚至也不想找工作，因為中國人從來沒有想到過，人人都應該或者都可能上班：為社會工作。小時候，我見到的鄰居街坊，他們當中的婦女，百分之八九十在家賦閒。男人呢？至少百分之二十，也是待著沒事。

但我還是因之產生了一種天生的對於富人的仇恨。認為自己的窮困是富足的人為富不仁的結果，這是一個非常煽情也十足不需要動腦筋的挑動與激勵。我長期住在西四至平安里一帶，我多次路過西四的山東老館子同和居，常常聞到從這個館子裡冒出來的雞鴨魚肉的香氣，看到胖乎乎的我，以為是庸俗不堪的用餐者從館子裡走出來。我相信衣食無著的讀書人，都特容易痛感到吃得飽穿得暖的人是多麼庸俗低下。我對這樣的館子這樣的食客十分敵視，也可能與我喜愛文學有關，我讀過的作品早就培養了我的喜貧仇富的思想。我在小學三年級的作文中，就宣稱「假如我是一隻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
還有一個很細微的經驗。曹禺的話劇《雷雨》第三幕，在魯貴這樣一個城市貧民的家裡，那種窮困，那種窮極無聊，捉蚊子、發牢騷、唱小曲，深夜時分火車自遠而近，再自近而遠的聲音與風聲雨聲雷聲和電閃，都讓我特別動情，遠遠比周家的亂倫故事更能抓住我的少年心。在舊中國做富人是那樣可憎，而做窮人是那樣可鄙。例如話劇《北京人》裡賣「果子幹」的銅碗敲打聲音，不知為什麼那樣地讓我痛感到生活的卑賤、匱乏、渺小與空洞，我認定空虛與無所事事才是對於生命的汙辱與蹂躪，是最大的犯罪。後來我認定這一切都是反動政府造成的，是國民黨與蔣介石造成的。我渴望神聖的事業、巨大的變革和使命的威嚴。我願意像飛蛾一樣撲向熊熊的烈火。我祝禱熊熊的烈火將萬惡的舊社會燒成灰燼。

已經到了一九四八年了，我剛剛十四歲，我已經加入了處於地下的黨組織，我已經「潛伏」起來了，我們家遷入小絨線胡同四十六號。隔著南牆，那邊應該是帥府胡同的一家鄰居。每逢夏日，鄰院常常傳來那邊自拉自唱的胡琴與清唱聲音。也許鄰居的琴藝與唱功實在無可恭維，也可能我那時太不理解傳統戲曲，還可能與當時的不無幼稚的激進思想有關。一聽到這種陳詞濫調式的琴聲與清唱，我就一百個不舒服，我感覺到的是停滯、守舊、封建、空虛、陳舊乃至腐朽，我感覺到的是一代代國人就這樣麻木不仁地過著日子，我想著的是解放戰爭正在取得偉大的勝利，我想著的是新生活中將再沒有這種琴聲與清唱的地位，代替它們的將是前蘇聯式、義勇軍進行曲式、黃河大合唱式的歌曲、鋼管樂與大交響樂隊。

得從日本人的投降說起。一九四五年暑假，從來不懂得政治更不知國際形勢為何物的將近十一歲的我，來到鄭誼老師家裡，與眾多的同學在一起聽老師講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意義。一下子，歷史課上得知的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甲午海戰的知識都啟動了。即使是日偽時期小學課本裡，也充滿了這些恥辱的紀錄。我體驗到了愛國主義的情操有多麼強烈與悲壯。從老師家裡出來，我不發一言，我想著的是我應該為偉大的祖國、為中華民族而獻出自己的生命。
國民黨軍隊的到來也曾受到夾道歡迎，還有一次說是蔣到北京了，我們中小學生也上了街，神馬也沒看見，蔣沒有乘敞篷車。順便說一下，那時的中小學生最喜歡說「神馬」了，神馬就是「什麼」的重讀。罵人可以說「神馬東西」或「神馬玩意兒」。新近網上火起來的「神馬都是浮雲」，其實是老調重彈，而且多數人被神馬繞進去了，以為有多玄妙。許多新東西可能很舊，許多舊的東西未來可能打扮一新，再次行時出彩。我們的創造比我們想像的更貧乏。

日本剛剛宣佈投降的時候，我聽到的輿論最初對蔣是有利的，鄭老師講到「新生活運動」用的也是完全正面的話語。新生活運動可能相當成功，在二○一一年的一個電視連續劇裡，提到打「素麻將」，既玩麻將而不賭現錢，興許符合新生活運動的要求。一九四五年與一九四六年，讓老百姓失望的是接收大員的表現與「大員」的稱謂。看得出，蔣對於「勝利」完全沒有準備，急急忙忙地拉上美國海軍陸戰隊接收平津。這只能使國人的敏感的愛國主義神經受到挫傷。大員云云，絕對地脫離群眾，沒有任何親民的行動哪怕只是作秀。還有，由於汪偽也一直沿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他們搖身一變，在例如淪陷區的《小實報》上發表聲明，歡呼抗日戰爭的勝利，乃至高呼什麼蔣的「萬歲」，令人起疑。頭一天，《小實報》正面報導的還是日偽的「官方」活動與言說。

我認為蔣沒有一批真正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他的國民黨裡堆積著太多的庸人、寄生蟲、鼠目寸光與無用無能之輩。早在他們狼狽逃竄之前，他們在政治上、精神上、信心上已經垮定了。在共產黨強大的輿論攻勢面前，國民黨差不多是失語狀態，他們沒有口號、沒有綱領、沒有說法、沒有旗幟，更沒有自己的歌曲，他們只有腐敗、自私、講情面、互相糊弄、混日子與低水準的暴力手段。
前蘇聯與蘇共瓦解的教訓，咱們應該汲取，當年孫中山先生建立的充滿英雄主義與獻身理念的國民黨的教訓，咱們也應該認真總結。首先，你要面對挑戰，敢於承擔歷史的責任、發出自己的富有創意的聲音來。不要失語，不要搪塞，不要只知照抄照轉、照本宣科、空話連篇——那就是失語啊！

二○○八年播出電視劇《潛伏》以來，呼啦一下子到處是諜戰片，是汪蔣共日混戰。至少有一點是真實的，日本投降了，汪偽中一些人搖身一變以重慶的國民黨身分取代南京的汪偽身分。我記得一九四六年接替汪精衛擔任汪偽政府主席的陳公博被國民政府處決，還有川島芳子以中國人的出身起日本姓名幫助日本侵略者，被槍決。當時的《小實報》上報導，此女被要求服刑時穿白色衣服被拒。
而李香蘭以日本人的出身、中國人的假象幫助日偽，不算漢奸，在初審被宣判處死刑，後來李拿出自己在日出生的證明後，她獲無罪釋放。有趣的是，據她自己回憶，她的這個保命證明是她的一位前蘇聯朋友幫她拿到手的。我的初中老師講到此事，頗為不平。無干係的老百姓，似乎更願意看到紅極一時的人五人六（編按：裝作正人君子樣子），在形勢發生變化後受刑赴死的狼狽——看到當初威風凜凜的大傢伙倒楣，小人物才過癮，才能出一口鳥氣。而周佛海，一會兒被國民黨重新起用，一會兒被判處死刑，一會兒被蔣保成無期徒刑，我記不清了。直到解放後，《中國青年》雜誌上還討論過周佛海的私德與政治罪狀的事。有一個說法，就是周的字寫得好。周最後是死在國民政府的監獄裡。

接收大員的貪汙腐化、道德淪喪，鮮明地展現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裡了。我相信這種題材的影片，對國統區的人心起了重大作用。國民黨政府失策點之一是它的「接收」完全脫離了群眾，它的接收與治理沒有任何政治上的理念追求，沒有任何像樣的說辭。他們竟然一點也不懂得做群眾工作，更不要說群眾路線了。統治者的日益無能化，而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日益反對派化、革命化，這樣的舊中國，還混得下去嗎？
更不消說的是到處都是饑荒，是貧民，是乞丐，是流浪無助的殘疾人，是貧富的懸殊。舊社會的乞丐，形形色色。有的哀哭；有的用磚頭砸著自己的胸口「叫街」，砸得胸脯紅一塊紫一塊青一塊；有的跪在街頭，面向人最多的地方，用利刃當眾劃破自己的腦袋，半是感動半是恐嚇，好讓周圍的人給錢救濟；有的在北風呼嘯的冬季，穿著破爛的單衣進入你家的門洞，完全是必死的決心與場景，家主看到這種情況，連忙拿出金錢與食物，只求乞丐換一個歇腳的地方，怕就怕他死在你家的門洞裡。乞丐中還有神經失常者、攜帶兒童者、缺胳臂少腿者，人過於可憐了會顯得恐怖。

還有日偽時期大街上公開營業的「土膏店」——大煙館。國民黨政府後來取締了。還有被視為極其墮落的舞廳。還有前門的娼妓集中的八大胡同。還有北平城內的規模如山、臭氣熏天的垃圾堆。還有幾乎天天可看到報紙上的報導：一個窮孩子，靠在垃圾堆中撿煤核為生，一天他撿到一個變了質的魚頭，他吃了這個魚頭，中毒而死。
如果我說舊中國如同地獄，這僅僅是就外觀談外觀，就視覺印象談視覺印象，我無意在二○一一年再補充進行推翻舊社會的煽動。
對於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到處的破破爛爛，是到處的病病歪歪；是到處的缺胳臂少腿、又瞎又聾、五官不全、極端骯髒、身上的瘡口吸引著飛蠅；是被劣質的化妝品所塗抹的，身上似乎發著腐屍氣味的女人；是到處的愚昧無知粗暴而又卑賤；是一個空心的存在，有政府，有員警，有唔唔泱泱的行人與車輛，有吱嗷吱嗷地叫春的流行歌曲，有綁票的土匪，有憤怒的青年，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決心，只是沒有主心骨，沒有信念，沒有目標，每天早晨起來都不知道今天應該幹點什麼。舊中國是一個空心的存在，是一個等候滅亡的大膿包，是一個等候歷史的處決槍響的死刑犯。無數愛國志士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本文引自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