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魯迅研究輯一

本書共收錄11篇以魯迅其人其文為中心之論文，見解皆有獨到之處，並立論嚴謹，本輯主題涵括以下：魯迅的小說、魯迅之後的文藝思潮、延安文藝座談會與魯迅、魯迅《故事新編》與韓國歷史小說之比較研究。

總編輯：黎活仁

黎活仁（Wood Yan LAI），男，1950 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名譽研究員。著有《盧卡契對中國文學的影響》（1996）、《文藝政策論爭史》（2007）等。編有《柏楊的思想與文學》（2000）、《香港八十年代文學現象》（2000）、《柳永、蘇軾、秦觀與宋代文化》（2001）、《李白杜甫詩的開端結尾硏究》（2002）、《瘂弦詩中的神性與魔性》（2007）、《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周夢蝶新詩論評集》（2010）、《閱讀白靈》（2012）﹑《閱讀向陽》（2013）﹑《閱讀楊逵》（2013）等數十種。

主編
方環海（Ｈuanhai FANG）

1968 年生，中國江蘇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為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華文系教授，中國漢辦/孔子學院總部新漢學計劃博士生導師，從事漢語語言學、海外漢學與詩學研究，出版專著《爾雅譯注》、《詩意的語言》、《詩意的視界》等，在國內外發表論文80 餘篇。

蔡登山

1954年生，台灣台南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秀威出版公司副總編輯，長期致力於兩岸文化交流。1993年起籌拍《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任製片人及編劇，四年間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作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魯迅愛過的人》、《張愛玲色戒》、《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那些才女們》、《名士風流》、《繁華落盡——洋場才子與小報文人》、《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等書。

序：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窮困

■總主編 黎活仁

「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5.16-19）在陝西師範大學和延安大學召開，有緣躬逢其盛，至感榮幸，專家學者匯聚一堂，發表了一百二十多篇論文，極一時之盛，瀨戶宏教授寫有見聞記，刊日本的《東方》（380 號，2012.10，東方書店），請便中省覽。大會給每位贈送《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一套，十分慷慨，回來後查閱「中國期刊網」，知道中國現代文學館曾為這套書舉行研討會，網上有不少為研討會而寫的評議，專家學者都給予肯定，認為是一本經典之作。我也衷心祝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取得的成就。
第三期創造社是我近年關心的項目，翻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其中一個觀點，是對流氓氣的批評。魯迅批評過的上海流氓，葉靈鳳可為代表。葉靈鳳隨著政局發展，在1938 年到了香港，淪陷時曾做過敵後情報工作，當年的憲兵把部分紀錄帶回日本，1988 年東京（「不二出版」）出版了這些檔案，以研究郁達夫知名的鈴木正夫教授發表過〈日本有關香港國民黨特務葉靈?資料〉（《中國文藝研究會會報》360 號，2011.10）一文，此事亦屬舊聞，香港名報人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先生曾為他鳴冤—〈葉靈鳳的地下工作和坐牢〉（《香港筆薈》11 期，1997.3），前任職北京魯迅博物館，有過一面之緣的陳漱渝先生也寫了〈葉靈鳳的三頂帽子〉（《文學評論》17 期，2011.12），羅陳二位大文均可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資料庫」自由下載。依春秋筆法，應對曾經出生入死的文學家或歷史人物手下留情，參加籌安會的楊度，即是一例。如陳漱渝先生大文所說，1957 年《魯迅全集》注釋甚至以葉為漢奸，葉本人深知惡名在外，亦感百辭莫辯。第三期創造社可正面討論的事情尚多，流氓氣留作茶餘飯後談助，也無不可。文學史家生於安樂，恃其承平，效刀筆之吏，弄其文墨，何以勸天下之忠，何以勸天下之義。

第三期創造社引進福本主義，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評價。福本主義是整合盧卡契《歷史與階級意識》和列寧的政黨組織理論建構的哲學政治學。盧卡契因為《歷史與階級意識》提出「物化」論，在當代西方哲學史得到極高的評價，稍後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勞動異化」論的重見天日（1927 年，即馬克思歿後44 年），使盧卡契得到遲來的光榮，事緣《歷史與階級意識》梓行之時，遭受布哈林和哲學家德波林以列寧的反映論進行批判。另外，盧卡契還認為辯證法不適用於自然，這一點是可以討論的，因為量子力學說明量子的運動，不存在因果關係，故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不完全正確。中書堂上坐將軍，指鹿為馬，亦尋常事，盧卡契以大局為重，為自己的魯莽深自懺悔，風度翩翩，令人懷想。
盧卡契因挑戰列寧和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學說而碰壁，福本主義因此連坐，遭到否定。根據中共中央黨校排的座次，是馬（克）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但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卻奉「俄國無產階級文化派」為馬克思主義正統，即中共中央黨校說一套，中國現代文學史說的又是另一套。「無產階級文學」是源自「俄國無產階級文化派」，「俄國無產階級文化派」是由波格丹諾夫所創立的，依中國現代文學史排座次，應該是馬（克）恩（格斯）波（格丹諾夫）毛。到文革結束前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仍然全部都是無產階級文學的歷史，現在才酌增作家作品，因此得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中國內地出版的鄭異凡編譯《蘇聯「無產階級文化派」論爭資料》（1980）、白嗣宏《無產階級文化派資料選編》（1983）、翟厚隆《十月革命前後蘇聯文學流派》（1998）、和張秋華《「拉普」資料匯編》（1981）等專著，可為參照。

拜讀日本竹內實教授在七○年代據不同版本匯校的《毛澤東集》，則〈在延安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初稿，是用「組織論」，不是「反映論」，「組織論」是波格丹諾夫依奧地利物理學家馬赫的認識論建構的文藝學方法。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認定馬赫主義是唯心主義，對波格丹諾夫「組織論」也作了批判，〈在延安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組織論」的肯定，無疑是受第三期創造社的影響，因為第三期創造社結合盧卡契的「階級意識」而提倡無產階級文學。從學術角度評價，「組織論」較為正確。中共中央黨校後來說的一套，跟當年毛澤東的一套剛相反。文革後在香港「集古齋」偶遇當年左聯東京分盟書記林煥平教授，閒談時他提到列寧也有「組織論」，這表示他並不含糊，列寧在《怎麼辦？》也有飛機在空中加油式的、從「外部」向革命運動灌進社會意識的「組織論」，以期達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日本學者長堀祐造教授最近把舊稿結集為《魯迅與托洛斯基—〈文學與革命〉在中國的影響》（2011）一書，感慨繫之！中國現代文學史以俄為師，拳拳服膺，未因秦氏之敗亂，棄如遺跡！晉亡後，陶淵明但書甲子，高風亮節，史不絕書。所謂身後是非誰管得？中國現代文學史家第其甲乙，應據「重新利用資本主義」的國策，國策也實在黨的路線，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列寧本來就有這一觀點。至於依「無產階級文學」之遺則，否定資本主義以自適，捐介之志也。托洛斯基仍然是個禁區。列寧和托洛斯基都反對波格丹諾夫為首提倡的「無產階級文學」，言說不得。托洛斯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能等同文藝學的方法，「十年浩劫」也足以證明「無產階級文學」是不對的。

列寧否定「無產階級文化」，理由是蘇聯建國初期，文盲的比率極高，沒有必要為一些不識字的人打造一種文化（〈日記摘錄〉），蘇聯能保留好的資本主義文化也不錯（〈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鄧小平後來提出「重新利用資本主義」，結果建立了舉足輕重的經濟實體。
現代中國文學史已達百種，如壁中古文，皆自相似，後現代叫做「互文」，或如德勒茲所說的「差異的重複」，差異不大，重複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已成為歷史的「無產階級文學」，不是不可以研究，小谷一郎教授於左聯東京分盟的整理，是十分亮麗的成就〔《一九三○年代中國人日本留學生文學?藝術活動史》（2010）、《一九三○年代後期中國人日本留學生文學?藝術活動史》（2011）〕。以上二書對日據時期的台灣作家研究，也起了作用，台灣清華大學柳書琴教授的《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2009）頗加援引，《魯迅全集》書信部分的注釋工作，個別地方有借重之處。小谷教授的論文，部分刊登於《左聯研究》（1989-93），承編者送我第一冊，後來在東京東方書店找到其餘四卷，前一陣子編輯《閱讀楊逵》（2013），又重溫了一遍。
「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我這兩年的學術活動幫助很大，首先，我邀約了十多位與會學者參加在台中科技大學舉行的「楊逵與路寒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3.8），其中泉州師範學院教務長黃科安教授和中文系古大勇教授擬寫作一篇魯迅與楊逵的論文，於是給兩位蒐集了台北「國家圖書館」網上所見的相關資料，自1950 年以來，台灣地區約發表過350 篇魯迅研究論文，新一代台灣年輕學者的論述百花齊放，斐然可觀，於是就有創辦《國際魯迅研究輯一》之議。

承「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的響應，參加《國際魯迅研究輯一》編委會的學者達十數位。應該感謝「延安文藝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集人田剛教授的邀約，沒有田剛教授的邀約，就沒有後續的發展，另外，陝西師範大學李繼凱教授、魯迅博物館葛濤博士百忙之中推薦論文，或推薦知專家學者擔任編委，至為感謝！又承各位編委撥冗審稿，提出具體建議，使內容臻於完善。論文一般是找對岸的專家學者互評，文末附錄的評議，足見達到交流的目的。
參加「楊逵與路寒袖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學者之中，《國際魯迅研究輯一》編委和作者就有二十位，會後順道訪問秀威出版公司（2013.3.12），承發行人宋政坤先生、副總編輯蔡登山先生和公司上下熱情接待，秀威的先進出版技術，讓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好幾位專家學者接到稿約，可謂滿載而歸。
《國際魯迅研究輯一》先由編委會據引用文獻原件逐字核對，再得秀威出版公司副總編輯蔡登山先生、執行編輯廖妘甄女士幫忙二校三校，確保無誤，謹在此致以萬分謝意！

《左聯研究》創刊號實得近藤龍哉教授寄贈，近藤教授以研究胡風知名，至今無緣拜會，當年承同班同學金文京君居中聯繫，金君官至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積善成德，宜享其隆。謹趁這個機會向兩位再申謝忱！
本期撰述人韓國全南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所長嚴英旭教授，乃漢光武帝同窗嚴子陵玄孫，先世於唐玄宗時奉使新羅，遇安史之亂，散居迄今。
本刊將有系統地譯介日本和韓國的魯迅研究，借重日韓學術界前輩學者之處尚多，懇請多多指正！
我的第一篇論文，是關於魯迅婚後數天渡日說的考證，因為廣東香港至今日仍保有「三朝回門」的民俗，覺得魯迅雖不願意與原配為婚，既然屈就回去，起碼也得多留幾天，不遺父母惡名，於是據周作人的日記，作了考證。拙稿原刊香港《南北極》月刊，拜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老師竹內實教授之時，禮貌上順便請竹內教授指正，到下一次因事前去請教之際，竹內教授說已把拙稿推薦給岩波書店的《文學》月刊，岩波書店的《文學》品位非同小可，無疑是有點高攀！承阿?哲次君日譯，後來刊登於《文學》的魯迅研究專號（44 卷4 號，1976.4），「同學少年『藤野先生』多不賤」，阿?君官至京都大學教養部教授，近聞可能更上一層樓—日語行文論資排輩，尊稱同學為教授，又不如君之親切，以及符合彼邦的習慣。
竹內實教授只一面之緣，也不問背景，就為遠方無名小輩跨刀，感激涕零，無疑是我的「藤野先生」，當年也沒有機會向他致意，至感遺憾！

今謹以《國際魯迅研究輯一》獻給是我的「藤野先生」—尊敬的竹內實教授。

黎活仁
序之一：現代中國文學史的窮困

方環海
序之二

特稿

葛濤
魯迅自擬的雜文文集編目手稿考釋

魯迅的小說

汪衛東
何謂「吃人」？—〈狂人日記〉新讀

文藝思潮

徐紀陽
台灣「解嚴」以來的魯迅出版、傳播狀況概述

潘世聖
嘉納治五郎：魯迅的弘文學院院長

古大勇
魯迅前期文學創作與西方表現主義的潛在影響

梁偉峰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論魯迅對上海租界「流氓氣」的剖析

魏巍
魯迅的當代價值及其意義—對世紀之交兩次「魯迅風波」的思考

延安文藝座談會與魯迅

田剛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魯迅」

宋穎慧 李繼凱
延安傳媒及符號世界中的「魯迅」—魯迅與延安文藝的結緣及其他

《故事新編》與韓國歷史小說

嚴英旭
《故事新編》和李光洙的歷史小說比較

王英麗 嚴英旭
中韓近代作家比較—以魯迅、丹齋、春園為中心

何謂「吃人」？—〈狂人日記〉新讀
汪衛東

一、引言：〈狂人日記〉，我們真的讀懂了嗎？

〈狂人日記〉，對於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讀者，是再也熟悉不過的文本，長期以來，文學史家、評論家、文學老師大多是這樣在描述和評論著：「中國現代第一篇白話小說」、「暴露家族制度與禮教的弊害」、「魯迅的第一聲吶喊—救救孩子」、「狂人是個××形象」等等，這幾乎成為有關這篇傑作的常識；學界從敘事學、解釋學、接受美學、諸多主義等視角的輪番解讀，也是花樣繁多，層出不窮。
第一篇白話小說？若聚焦於「白話」二字，頭把交椅恐怕難當，不說胡適（1891-1962）1906 年開始在《競業旬報》連載的《真如島》，也不說陳衡哲女士（1890-1976）1917 年的〈一日〉，白話在近代通俗小說中並非鮮見，糾纏於此，誠遺諸多「翻案」的契機；反封建戰士？真狂人？有著成熟思想的狂人？抑或思想還不夠成熟的狂人？圍繞「狂人形象」的爭議，曾是學術界的熱點，然而，「狂人形象」問題，或許是個假問題；「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此語來自魯迅，自然拿來作為小說主題思想的權威闡釋，眾口一詞，然何謂「家族制度」？何謂「禮教」？仍然不甚了了；第一聲「吶喊」？「救救孩子」？其實，魯迅到底喊出了什麼，是和盤托出，還是有所保留，遠未成為定論。至於從各種「學」和「主義」出發的闡釋，終嫌與魯迅的「聲音」相隔。

從開始發表到現在，將近一個世紀，〈狂人日記〉在中國，始終是一篇最熟悉的陌生文本，一個尚未開掘的話語礦藏，一顆尚未引發的思想炸彈。
二十世紀初，在轟轟烈烈的《新青年》陣地，〈狂人日記〉帶著周樹人（周樟壽，1881-1936）的隱默氣息悄然出世，據茅盾（1896-1981）見證，它當年並未引起顯著的風波，茅盾的解釋是，因《新青年》中無篇不奇，讀者見怪不怪。但我還覺得，平靜之後也許還有驚愕後的失語，無法把握的困惑，太過超前的寂寞。
白話而非文言，短篇而非長篇，日記而非故事，狂人而非常人，這些，在當時的小說界，都算驚世駭俗了吧。茅盾（沈德鴻，1896-1981）稱〈狂人日記〉「前無古人」，確實，中國文學中還從未出現過如此新奇、怪異、另類的文本，無論是《水滸傳》、《三國演義》還是《紅樓夢》，諸傑作皆可找到可資憑藉的前本，然而，在中國幾千年固有的文學史中，〈狂人日記〉找不到任何參照系。

茅盾所言，可能更多指向小說的形式，魯迅自己談〈狂人日記〉，指出了兩個方面—「格式的特別」與「表現的深切」，相較而言，前者顯而易見，後者隱晦難明，如果說驚愕後的無語來自「特別」的「格式」，那麼，「表現的深切」—小說的真正指向，讀者們可能更無法真正觸及。
無語的驚愕與困惑業已消散，〈狂人日記〉已成為現代國人再熟悉不過的文本，隨著「魯迅」的名字逐漸被人熟悉，並成為二十世紀最顯赫的文學符號，一個世紀以來，這個被冠以「第一篇」的名篇，漸漸被包裹上各式各樣的話語。當初的陌生感也消失了，今天的讀者面對課本中的〈狂人日記〉，腦中首先充斥的是諸如此類的「前理解」：「第一篇白話小說」、「第一聲吶喊」、「揭露家族制度與禮教的弊害」、「救救孩子」、「吃人的舊社會」、「反封建的戰士」……雖然不至於像五四時代的讀者，有可能將其誤讀為一篇真的、搞笑的瘋子日記，或者二十世紀第一篇「恐怖小說」，但帶著麻木的閱讀心態和敗壞了的閱讀胃口，首先就喪失了讀進去的可能性，大多是道聽塗說、人云亦云、斷章起意、盲人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