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簡體書）

我曾羨慕過那些有家譜的人。他們不但能一口氣滔滔不絕地背出自己的父親、祖父以至曾祖父的頭銜官職，有的甚而能追溯到更遠的年代。
說來可笑，關于我的身世一個很重要的事實，還是靠我淘氣兜出來的。
窮人家的孩子究竟更老實還是更淘，這問題就讓社會學家和兒童心理學家去探討吧。我只記得自己小時爬樹上房，逗貓追狗，難得消停一會兒。一回把個堂姑氣急了，她脫口罵了我一聲：“你這個暮生兒的！”
每個孩子都有爸爸，可我就只有位寡婦媽。我剛懂事就聽她說過：“你爹早就死啦。”所以，別的孩子有爹而我沒有，也只好認了唄！可我從來也沒想到問問我爹是什么時候死的，那當兒我多大。被罵作“暮生兒的”之后，我就拽著我媽的大襟，死乞白賴地刨根問底。這才知道，原來在我呱呱落地一個月前，我爹就撇下我們娘兒倆走啦。
那年月既不興身份證，也不講究出生登記。可是小時候每到臘月十七，說我長尾巴了，就得一位位地給長輩叩頭。照例先作個揖，跪下來，連叩三下。媽媽還總是讓我先給嬸嬸叩，接著是老姐姐、三堂兄，最后才輪到她。為了謝謝她的養育之恩，每回我都給她叩上九個響頭。所以我早就知道自己按陰歷的生日。
那時候可以拿皇歷算卦。一到年下，新皇歷下來了，就算卦玩。算卦先得說出出生年月。是媽媽替我報的“宣統元年，屬雞”。有一回，我把院里榆樹上的馬蜂窩給捅了，害得一家子好半晌不敢邁出門檻。嬸嬸氣得說：“哼，怪不得都說午時雞最淘呢！”這么一來，我連自己是什么時辰誕生的都知道了。
因此，我一直認為對自己的生辰再清楚不過了。可是1939年為了去英國在香港辦理護照的時候，麻煩來了。移民局非要我按陽歷填出生年月不可。我對著那張表格發了好一陣子愁。一時又找不到陰陽歷對照表，我只好胡填了。當時宣統正在“滿洲國”的寶座上，我可不愿當他的子民！倘若當康熙、乾隆那樣盛世帝王的子民，倒也罷了，給個末代皇帝當子民太窩囊了——更何況他又正在長春給侵略者充當傀儡！所以我索性把年份寫成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日子呢？權將陰歷改成陽歷吧。于是，我的生辰就成為1911年12月17日。
誰知這么一來，就得改下去了。七年在國外，無論領配給證還是住客棧登記，都只能照護照來填。1949年從香港來到北京，向派出所報戶口，那時又是個機會。可我為了圖省事，就又照填了。1958年北京大搞普選的時候，又為我提供了一次更正的機會。有位戶警到我住的前圓恩寺院子里大聲喊：“誰對陰陽歷出生年月沒把握，可以到派出所來核對。”我還真的動了一下心。怎奈那時候我已被七棍子八棒子打成臭不可聞的大右派。前圓恩寺只不過是我臨時的班房，我正等著發配呢。我連有沒有選舉權也還不清楚。前途一片漆黑，哪還有心情去理會自己的出生年月！前清生的也罷，民國生的也罷，反正到1949年后，統統成了“余孽”！
還是1979年訪美，在耶魯大學傅漢斯教授家里談起我這個生辰問題。他隨手從書架上拿過一本照表查了查，告訴我應當是19lO年1月27日。那年我剛好交七十。活到七十歲，我才鬧清楚按照陽歷自己是什么時候來到這塵世的！
我屬于什么民族，也是一筆糊涂賬！
其實，我老早就知道照父親算，我應是蒙族人。小時候一到年下，家家都要祭祖。我們的祖先牌位是供在屋角一塊布滿塵埃的木板上。平時用黃布包起，塵土足有一寸厚。祭時，堂兄站在小凳子上，恭恭敬敬地揭開黃布，把祖宗牌位請下來。上面雕的是牧民模樣的肖像。另外還有一個小本本，里邊曲里拐彎地寫的都是蒙文，很像一條條毛毛蟲。那大概就是家譜。祭祀時供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倘若那時我認識蒙文，大概還能從那家譜里知道點自己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如今，蒙古那么大片地方，我甚至不曉得我的祖先是西蒙的牧民，還是東蒙的獵戶。我大概更希望他們是獵戶，常冥想他們戴著大皮帽子，穿著翻毛坎肩，背了槍，在原始森林里追逐著野獸。所以每逢人家追問起我家究竟是從蒙古什么地方進來的，我就順口答一聲“大興安嶺”，并且覺得很是威風。
然而上學后我發現同學們專欺負少數民族。他們追著回族孩子罵不堪入耳的臟話，也喊過我“小韃子”。于是我就干脆把這個民族成分隱瞞起來了，填表總填“漢族”，免得受歧視。反正我媽媽是漢族，我畢竟是從她肚子里生下的。
我這“漢族”身份一直混到1956年。解放后，少數民族吃香了，許多人都把自己這特殊身份亮了出來。我不想去沾光，湊熱鬧，所以每逢填表格——1949年以后還不僅填表格，“自傳”也說不清寫了多少遍，我一直仍堅持這個“漢族”身份。
1956年夏天，在把胡風一干人作為反革命關進監獄之后，又來了一場全國干部大審查。這回查得可細了。我沒有什么怕被查的，從出生一直到當時足足寫了五萬字的“自傳”。可是上面依然號召要繼續坦白。我實在沒的可寫了，為了表示衷心擁護審干運動，就干脆把自己這個民族成分問題亮了出來。從那以后，我就只好改填“蒙族”了。
然而我自認為是個“假蒙古”，因為我既不會蒙語，又沒有蒙古民族意識。不過那次“坦白”還真為我帶來一樁好事。那時我雖身在作家協會，而且過去也是搞文藝的，可既不能去體驗生活，又輪不到我參加任何代表團。1956年，在內蒙自治區成立十周年的前夕，作協同美協要聯合派個內蒙訪問團。當時作協的一位書記嚴文井(三十年代的文友)就根據我那新近坦白出來的特殊身份，推薦了我。回來之后，我寫了《萬里趕羊》、《草原即景》等文，總算沒交白卷。可那一回，也更證明了我是個“假蒙古”。錫林格勒盟的盟長曾問訪問團要吃漢式還是蒙式早點，我們全說當然吃蒙式的。事后，我足有半年連奶味都怕聞。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