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哪！北京！臺灣媽媽的北漂驚奇

從四面八方湧入、無數到北京尋找機會的異鄉客，沒有北京戶籍，沒有財力買房，漂泊不定，離家千里，卻占據北京半數以上人口──北漂族。

這是一部北漂母子的故事，也是臺灣媽媽的驚奇所見。
北京，貴為六朝古都，擁有世上最長、最筆直的城市中軸線，左倚太廟、右端社稷。從萬里長城到紫禁城，從前門箭樓到南鑼鼓巷，我們承襲了相近的語言與文化，看似溝通無礙實則困難重重。即使不問政治、不講歷史，單單只是「生活」在北京，都能深深體會到一座海峽，兩個世界。
深秋時的北京，氣溫降至零度。雙清路的一端是高級名車出入的高科技商業區，另一端是北京最大的垃圾回收中心。想租間小房落腳，得先付十萬臺幣，大門上還鑲了裡外裝反的貓眼；叫計程車得先看司機臉色，上了車還得跟行人搶道。肯德基裡的燒餅、油條和豆漿騰騰冒煙，吃完晃一圈回家，客廳已被仲介隔成邊間。
北京的希望小學裡除了希望，什麼也沒有；挖煤工人除了陰暗危險的地底深處，哪裡也沒去過。男人們在這裡若非拚爹靠爸攀關係，就是死活掙扎求戶口；女人們發現自己寧願坐在BMW裡哭，也不願坐在單車後笑。即使是幽幽燕園裡坐擁四季奇景的未名湖、典雅端莊的博雅塔，還是館藏亞洲大學之首的北大圖書館，都不如校園裡那革命發源地的三角牆來得有故事。
也許我們都被臺灣寵壞了，也許我們都看不到高薪、高位與高消費力的背後，還有多少不容忽視、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糾結。也許我們必須先看見北京，才終能發現如今的臺灣，是從哪一個歷史的分叉點上，走到了今天。

馮光遠　專欄作家
管中祥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趙少康　中廣公司董事長
盧郁佳　金石堂商品行銷總監
熱切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看見不一樣的北京
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在臺灣見到的中國，大概只有兩種樣貌，一是大國崛起，中國一級城市遍地黃金，臺商不斷前仆後繼，媒體也不斷告訴我們，中國青年有多帶勁、多有競爭力，臺灣青年再不奮發，臺幹就會變臺傭；第二種形像則是，中國黑心到不行，SARS叫做中國肺炎，有黑心商品，有黑官貪汙，各式各樣的「中國因素」想把臺灣吞吃入腹。

這些都算是事實，卻只是片段的事實。中國那麼大，如果我們只從這兩種面向認識中國都只是片面印像。

中國的首都北京也是一樣，這個從小就出現在我們歷史課本裡的城市，我們從來都是一知半解，即使是現在透過主流媒體來認識北京，一樣是一知半解。

我們當然不可能對任何一座城市全盤了解，因為，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多樣且複雜的，只是我們有沒有可能、願不願意從不同的角度拼湊出多樣的面容。

藍曉鹿是一位很特別的作者，和絕大多數的臺灣讀者有著很不一樣的生活經驗。江蘇長大、臺灣工作，又回到北京讀書。她是一位學生，是一位職人，是母親，也是一位四處閒逛的人類學家。

《拆哪！北京！：臺灣媽媽的北漂驚奇》，一語雙關，除了讓我們看到北京拆掉從一九四九年築起的高牆後所面臨的新衝擊，同時也拆除了許多人對中國、北京的既有框架，無論是多麼根深蒂固的厭惡，或者是一種莫名奇妙的樂觀想像。

這是本有關拆除的書，不是怪手，也不是利刃，而是一篇一篇生活札記，以及日常生活的真實體驗，讓我們從拆毀的縫細中觀看不一樣的北京。

從中國看見臺灣
盧郁佳／金石堂商品行銷總監

中國總能帶我們看見臺灣。
北京運將說他交了高額規費，是舉世唯一每天領「負薪水」的行業。
臺灣從承包低價團的導遊領隊，到賄選上臺的縣長、立委，
民生痛苦不外是這些負薪水行業在合理回本賺錢。
中國總能帶我們看見自己離民主還有多遠。大家不急，慢慢來。

一條馬路，兩個世界
託了朋友，把孩子在大陸就讀的學校敲定之後，過了而立之年的我，似乎真的要動身去北大念那想了很久的書。訂好機票後，我在網路上找了一家以環保整潔出名、離清華很近的便捷酒店，靠近小朋友要上的附小。班機在北京降落之後，已是晚上八點了，叫了車穿過夏夜中的北京市區，到達酒店已經很晚了。酒店裡的裝潢不算豪華，但確實是乾淨整潔，且收費果然如網路上所言。忙碌一天後，我和小寶度過了在北京的第一晚。
第二天一早，小寶的大呼小叫驚醒了我。「我的天哪！」小寶，發生什麼事了？「我從沒見過這麼大……」有什麼奇怪的，大陸北方嘛，什麼都大的。
「不是不是，妳來看。」我揉著眼睛走過去──「我的天哪，我從未見過這麼多垃圾！」這回換我驚聲尖叫了。
原來這家便捷酒店所在的雙清路，是北京最大的垃圾回收中心（這是在網路上查不到的），沒有分類的垃圾堆成了山，面對北國逼人的烈日，散發出陣陣惡臭。穿著襤褸的女人和光著上半身的男人在垃圾堆中忙碌著，他們一舉手，一抬足，每一個動作都引來蚊蠅一陣飛舞。
我快速梳洗，帶著小寶和尚未打開的七箱行李去櫃檯結帳，叫車趕往他處。
車子沿著雙清路走，經過林大北路和清華東路之後，不出十分鐘就是清華大學的正門。清華大學位居中國應用科學之冠，是現今大陸商場上叱咤風雲的清華幫發源地，清華幫操控著大陸股市百分之五的股本。旁邊的成府路是清華高科技園區，很多國外公司都聚集於此，包括微軟、P＆G等世界五百強企業，也包括本土知名企業如網易、同方、紫光集團等。一棟棟高樓林立，整片玻璃閃著冷豔藍光，低調隱沒在街角的星巴克，恍惚中教人誤以為置身國外大都市。
　一個現代社會，怎麼會讓貧富懸殊到這等地步，說來自有其歷史原因。因為大陸目前的商業環境並不是經過自然演變形成的，不是由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慢慢調整，進而到達一個成熟商業社會的隆景。在立國之初，國家經濟完全由中央統一掌控，連最不起眼的商品買賣都由國家統一完成，這樣的後果造成全社會的懈惰與懶散，國力漸弱。
一九七八年後，鄧小平逐漸走入權力中心。他意識到生產力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開始施行改革開放策略，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問題是，哪一部分可以先富呢？在這個社會由完全公有到部分私有的轉變過程中，決策圈裡的人得政策之照顧，獲得了諸多優惠。三十年改革，可以說，是把部分國有資產進行了一次不平等的重新劃分。
在民主社會的臺灣，我們常常看到媒體詬病某些人士「政商勾結」。因為為政者是制訂商業遊戲規則的人，商人則是商業遊戲的運動員、參與者，今天如果發球者兼了裁判，社會的商業遊戲便無公平可言。而大陸剛好就是這種情景。
所以大陸當今的社會貧富分化不是偶然的，偶然的是這條雙清路，剛巧一頭連在金字塔頂端，另一端通到金字塔底線。一條馬路的兩端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生活著截然不同的兩種人：塔底的人裸露著上半身，如蛆蟲般蠕動在垃圾之間，往來的三輪車上裝載著比車身多出三、四倍的垃圾；塔頂的人則是高科技的外商公司、高薪的知名國際企業要員，馬路這廂穿梭的是世界級名車，強化玻璃在陽光下奕奕生輝。
當今的為政者擺在眼前的難題大概就是如何面對這個貧富分化的金字塔。要不做個公正的裁判，為塔底的人代言，但是這樣可能得罪了塔頂的人，給他的執政帶來危機；要不繼續作個盲目的裁判，維持現狀，但是現狀真的可以維持下去嗎？只怕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胃口愈來愈大，當私欲膨脹到塔身支撐不住的時候，他的執政一樣是危機。如何兼顧兩方面，讓金字塔下方的人過得像人的樣子，體面而溫飽；如何讓金字塔頂端的人也過得像人的樣子，謙卑而仁慈，別再讓這條雙清路失衡，這就需要當政者的大智慧了。

皇城根下的尋常人
禮拜天一早，接到牛媽媽的電話：「曉鹿，帶上妳家小寶，跟我吃餃子去。」
「去哪啊？」
「林媽媽家。」
「妳朋友？不認識就直接跑去，多不好意思啊！」
「妳不是想看四合院嗎？她家住東四，二環裡頭，周圍都是四合院。」
一聽到四合院，我也顧不上好不好意思，連忙答應直接去地鐵站會合。
搭地鐵到東四站下來之後，就到了二環。在老北京眼裡，這裡才是真正的北京城，也就是所謂的「皇城根兒」。二環以外，統統都是城外了。城裡大部分的建物都屬國家級文物，保存了下來，巷弄裡依然是磚地，都是四合院。初春的風有些涼，但是北方的太陽仍帶著幾分火氣。偶有幾株古樹參天，和其他地方北方樹木一樣，在這個季節裡褪去了枝葉的繁華，只留下乾淨俐落的深棕色樹枝。中午時，行人不多，大多是當地住戶，出來買點小物件，或是上廁所。因為以前的四合院裡是沒有廁所的，因此後來的巷弄每隔三兩步就是一間公廁。
牛媽媽的朋友就住在四合院的其中一間，四合院雖不能拆，但是在院裡搭起了許多違建，密密麻麻，住了好些人，完全看不出原本屋子的結構。林家夫妻聽說牛媽媽帶了遠方的客人來，一早就忙開了，包了好幾匾子的水餃。等我們一到，他們立即燒了開水，熱鬧地煮起水餃來。女人帶著孩子們吃著林家自己擀麵、自己和餡的水餃，男人則獨自在桌角喝起二鍋頭。
酒一下肚，老林顧不上客人在場，嘮叨起來。照說，他這個年紀的老北京，理當都發了財，就算不做生意，一份極普通的工作，單單自己住的房子，也會因這幾年房價飛漲，而跟著水漲船高。但是老林卻有自己的故事。
老林原本是一個修理汽車的高級技師，後來不滿在公家工廠裡天天混，和幾個朋友出來，自己開了一家汽車修理廠。那時大陸經濟剛剛起步，消費兩極，中價位的修車服務反而沒什麼市場。沒多久就關了門。
之後大陸剛好興起養殖風。原本在計畫經濟時受到限制供應的肉類開放購買之後，為了滿足十多億人打開的腸胃，養殖業成了穩賺不賠的行業。老林也投入了這一行，卻偏偏遇上了口蹄疫。說到那些染了病的豬，老林眼中泛淚，猛灌一口二鍋頭，唏噓一聲，說道：「為了避免疫情擴散，上頭派人來要把所有豬隻消滅。第二天他們就要來了，我弄了一小池石灰水，那些豬從小被我養大，牠們如同我生病的兒子一樣，我對牠們說，別怕，走過去，走過去，小子，疼上一晚，我老林保準你們明天就沒事，以後永遠都沒事。」
當地人認為石灰水可以殺菌消毒，認為讓豬從石灰水中走過，就可以治好口蹄疫。老林跟豬說話的聲音，好像將軍在給士兵打氣，叫牠們勇敢往前衝。不過，那些豬第二天還是全被屠宰了。老林說到這，眼淚縱橫，滿臉都是。因為他不但失去了豬隻，也失去了第一任老婆──他把身上全部的積蓄花完之後，老婆不願再跟著他過不安定的生活了。
於是，一個熟年男人又開始相親，娶了鄉下的女人，生了兒子。又有了老婆、孩子，林先生不敢再輕易投資了，只是認分地去別人那裡打工。「有了老婆孩子了，什麼都不敢了。」他嘟囔著。
一直沉默的林太太這時好像憋不住了，憤然說道：「這說得，好像我擋了你的財路。我打認識你，你身上就沒什麼錢，那點錢也不算資本，你倒是拿什麼去投資啊！況且，那點錢，你又養鳥又養蟲的，都不夠你折騰。」
這話倒讓我覺得林先生有些可愛。畢竟在最窮困的時候，老北京還是要那麼一點情調的。流行養鳥的時候，他家裡也供著一隻；流行養蟋蟀，他們院子裡也少不了蟋蟀聲。就像紐約人，在費雯麗（英國電影演員，奧斯卡影后）帶著針織手套出場之後，第二天商店裡的針織手套賣到斷貨，都市人就是這樣，不是嗎？
但是林太太的這句話牽出了林先生更多的抱怨：「養蟲、養鳥用到妳的錢了嗎？」牛媽媽私下跟我說，原先林家在北京也有間像樣的房子，在房價開始飛漲的時候，年輕的林太太擅自作主把老房子賣了，想買兩間小的，一間自住，一間出租，但是這事做到一半，老房子賣了，新房子才買第一間，要買第二間時，林先生老北京大男人的個性出來了，缺的那點款項他死也不肯貸款，他說：「我一個大老爺們，幹嘛要向銀行借錢啊？」於是大房子換了一間小房子，差額一時沒用，幾年過去，房價就飛漲，那點差額根本不值一提，只夠玩玩鳥，玩玩蟲。
外地人來北京，都覺得當地的老北京過得很「滋潤」（當地說法，意指過得頗富足），但是走進老舊胡同裡，待他們喝上兩杯二鍋頭，才會知道大都市裡小市民的悲情。皇城根下的尋常人哪！

血暖氣
北京到深秋時，氣溫就降至零下了。臺北的朋友們總是關切地問：「習慣那邊的冷嗎？」其實北京的冬天一點也不冷，因為大部分的室內都有暖氣。大陸地區黃河以北的地方，冬天都有提供取暖設備。在來北方之前，想像中的暖氣是個火爐之類的，我也是這回來才第一次見到，小小盤旋型管道裡是循環的熱水系統，水溫大約四十來度吧，跟人體溫度差不太多。但是室內卻因為有了熱源而沒有寒冷的感覺，讓北方的冬天比南方舒適。
不要小看了這個小小的暖氣啊！雖然小小一片，但是因為幾乎每家每戶都有，所謂薄利多銷，小小暖氣片後頭隱藏的是無限商機。我們常常看到大陸某某煤礦發生事故的新聞，都與這小小暖氣片有關。北方大面積的取暖設備，媒介是熱水，而熱水是用煤加熱的，因此煤具有無限商機。而挖煤是一項成本低廉的商業行為，只要有非常簡便的設備（若不考慮工人安全），加上內陸北方地區人工便宜，所以用他們的話來說──幾乎不用投資，挖出來的卻是黑色的金子，是黑色的鑽石，黑心的血鑽石。這些賺取工人血汗、生命錢的煤老闆們，個個腰纏萬貫，他們不僅有小三、小四，甚至還妻妾成群；他們澳門豪賭，一擲萬金。
煤老闆到底有多好賺？聽說有位煤老大在幫小三買傢俱，七百五十萬人民幣（約臺幣三千六百萬）的傢俱，店員錯按成七千五百萬，煤老闆看也沒看就刷下卡去。這才知道煤老闆們的帳上現金是以千萬計的。還有位煤老闆，帶著小n（不知道是小幾，總之不是正妻）去澳門豪賭，欠下千萬賭債，後來澳門賭場的保鏢持槍追上門討賭資，才讓新聞曝光。
隨便上一個搜尋網頁，打上「煤老闆」幾個關鍵字，出來的新聞比香港警匪片還要刺激，比韓國片還要狗血，印證了真實故事比虛構還要精采。可是這些暴富之後，犧牲的卻是無數條無辜的人命。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在二○一一年占全球煤礦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之前這一數據還高達百分之八十），據專家統計，中國每生產一百萬噸煤引起的意外死亡人數是四點一七人，印度是零點六人，美國是零點零三人，這還是極保守的數據。因為很多出了意外的礦主，往往與地方官員勾結，隱瞞或少報傷亡人數。最誇張的，是有一起事故，為了隱瞞礦工死亡的消息，礦主和地方官員把出事家庭整家的戶口都註銷，一家人從此成為黑戶，死去的成了陰間的遊魂不說，活著的也成為沒有戶籍的人間幽靈。
從事採礦工作的是大陸最低層的民眾。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曾經報導過這樣一個新聞：某地區領導去基層，抽查礦工的安全意識，發了一些問卷給工人填寫。有一位工人，不寫字，呆坐在那裡。領導上前問他：
「你怎麼都不寫呢？」
「我不認字。」
「不認字怎麼採礦呢？」
「認字我還幹採礦啊？」
其實這個礦工說的，應該是諸多礦工人的答案，他們大多數都是這樣的，在為了節省資金的過時、簡陋設備下，計件付費的薪酬方式逼迫他們超時、超負荷地付出，所得也勉強算得上溫飽。這些礦工大多生在貧窮地區，沒受過教育，也沒有一技之長，很多人也不曾離開過家鄉，尋求其他發展可能。可能在地面到過最遠的距離也不及他們往下挖掘所及的深度，但是沒想到生命卻葬送在地底。那些沒沒無聞的生命，先天、後天都不曾受到厚待，是他們的血溫暖了北方的冬天。

內聯陞的祕密客戶本
牛媽媽又約吃飯了，立即拉著小寶出門，地點在前門大街大柵欄巷弄裡。說到前門大街，之前我也帶小寶去過，不過就是正對著前門的一條寬闊馬路嘛，也許走在上頭就能感覺到古代皇帝也是從這條道上回宮的，此外，倒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然而，今天一轉去大柵欄，才發現原來這裡「窩藏」著許多國內的知名企業。第一家便是同仁堂，幾年前紅遍臺灣的電視劇《大宅門》，就是以同仁堂的真實故事為藍本改寫的。經過旁邊一家鞋店「內聯陞」時，牛媽媽的朋友怕我這個「呆胞」不識貨，立即上前來介紹：「看這家鞋店，鄧小平的鞋都是他們家做的。」抬頭一看，眼前一座很華麗的清朝風格建物，朱樑畫棟，溢彩流金。朋友繼續說：「這家的鞋可講究了，鞋底有三十二層純棉的布，上了九回漿。也不是馬馬虎虎一次就可以上九回的，得上一回，乾一回，乾透了再上第二回，來回共九次。然後在每平方吋裡密密地納上九九八十一針，而且針腳分布均勻。」他似乎對鄧小平非常景仰，說說鞋子又說回到小平同志：「小平穿的就是這種布底，加上小羊皮的鞋面。這是世上最柔軟、最好穿的鞋。」因為據說，布底鞋的特點是愈穿愈軟。
聽他說得神奇，我回家後也忍不住上網查了一下內聯陞，竟然發現在企業經營方面，這家店頗有值得借鏡之處。內聯陞是天津人趙廷創辦的，初建於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當初只為達官顯貴們量腳訂靴，因為在那個時代一般民眾是買不起鞋穿的。內聯陞的「內」字，是大內宮廷的意思，「聯陞」就是穿上鞋會官運亨通，連升三級之意。用今天管理學的觀念來說，這個品牌首先在名稱裡參透了消費者的心態。身居大內之人，誰想的不是官運通達、平步青雲呢？
因為一開始就對消費者有了清楚的定位，他們只賣鞋給買得起鞋穿的人，因此在服務方面也特別用心。所有來店裡買鞋的文武百官，買了多大的鞋、喜好什麼款式，他們都做了詳細的紀錄。下回買鞋，只要派下人來告知，便可直接送貨上門。而且這項紀錄，也為其他下級官員進朝送禮提供了方便。前一項用途是把對上級的揣摩進行了度量化，後一項用途把方便送禮這件事做到了極致。
這本詳細記錄京城百官穿鞋尺碼、穿鞋品味的《履中備載》據說是中國最早的「客戶資料管理系統」，如今已經列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研究個案。可惜的是，趙廷的原始本散失了，現在店裡展出的是原樣複製品，裡頭記載的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穿鞋尺碼──複製本本身似乎更耐人尋味。犧牲無數生命，張揚許多新理論建立的新體制是不是也不過是舊體制的複製呢？所謂的人民公僕，難道不過是新換上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我們一向認為大中華文化裡頭沒有商業文化，沒有企業經營文化，沒有客服管理，但是一本《履中備載》卻證明，事實不是如此。只要有人買得起鞋，就有人做鞋；同樣的邏輯，當認為客戶是值得經營管理的，就有人去經營管理了。不是嗎？但是什麼是值得？什麼是不值得？這後面判斷的標準是什麼？因為是朝中權貴，所以值得嗎？看來古人大概是這樣想的。
同樣是鞋子，我們不由得想起西方也有水晶鞋的童話故事。王子拿著灰姑娘失落的水晶鞋，找遍大街小巷，他要找的是一個與他兩情相悅的戀人，當他的王妃，為他繁衍後代，這個童話故事呈現的是為社會延續種族發展驅力的西方文化。
比起亮麗的水晶鞋，內聯陞的朝靴要沉重太多。朝臣買鞋的過程，可以簡約為：第一步：店家紀錄的朝官鞋子的大小與樣式；第二步：社會上的人，包括店家與送禮的人，他們都根據紀錄中的樣式與大小，複製新的鞋品，也就是說，以朝官的相關記錄為歸依，順應上意，迎合上意。實實在在的一個官本位（以官為本，其他人對官進行攀附、附合的動作）社會體系。
時代變遷，朝靴雖然進化成輕便布鞋，鞋面也改用羊皮代替，但是追逐權貴，為社會發展驅力的東方鞋文化，其象徵意義卻沒有改變。

離北大最近的距離
說起我見到的第一個北大人，該是門口的警衛了吧。新生入學報到那天，小寶還沒開學，於是我騎車帶著小寶去了北大校園，在東門入口處，被警衛攔了下來，要求我出示北大證件。當時，我覺得這些警衛可惡極了。大夏天裡，他們穿著灰綠色的制服，是很醜的綠，好像北京城裡蒙了灰塵的樹葉，臉上的皮膚晒成深褐色，簡直像剛剛出土的兵馬俑。
第二天，我又騎車帶著小寶去上學，警衛竟然跟沒看到我似的，什麼也沒說。我想，哼，兵馬俑也有偷懶的時候。進入校門後，我忍不住下車，想看看兵馬俑有沒有叫別人出示證件，奇的是，他果然對著其他要進入校門的人，好像機器一樣重複著：「請您出示北大證件。請下車推行。」我想，這真是見了鬼了，我就不信，他見了我一回，第二天就認識我了。
誰知道，學校東門的幾個警衛還真的認識我了。因為，自此以後，我再進出校園，他們都不曾叫我出示證件。這些兵馬俑只會站在原地，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手臂也不動，只把手掌略抬高一點，似乎是請進的意思。
有一次，我帶著小寶快到北大時，他說口渴，要去校門口的販售亭裡買飲料，我讓他下車，先走幾步去停車。低頭鎖車的時候，突然想起來，警衛會不會不讓小寶進來。回頭看去，只見我們家的小寶，一邊喝著飲料，一邊大搖大擺地晃了進來。而平日裡沒有任何表情的兵馬俑，此刻卻笑著對另一個兵馬俑說：「你看看這孩子，長得跟幅畫似的。」這回我才意識到，這些警衛不但識人有術，而且在灰禿禿的制服底下，還有一顆敏感柔軟的心。
和同學聊起這件事，小萍萍說：「鹿姐不知道啊，他們都是哲學家。因為他們永遠在對每一個要進北大的人重複三個哲學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娜娜也加入我們的談話中：「他們也是詩人，聽說每到六月的第四天，他們會憂傷地望著天空，感慨道：每年的這一天都會飄雨，因為老天要紀念一些人。」
警衛的薪水只有兩千人民幣出頭（臺幣約一萬元左右），福利是提供住宿，還有一床被褥（對那些從鄉下地方來都市的打工族來說，一床被褥就是他們全部的家當），保安工作看似輕鬆，其實是非常辛苦的。雖然北京的其他院校會提供一張桌椅，警衛可以坐在校門前，但是北大似乎比較注重門面的莊嚴、慎重，所以各個校門的警衛都得整天站著。對不了解北方氣候的南方人來說，可能不能體會其中的辛苦。北方春、秋兩季很短，漫長的夏天，太陽特別毒，晒在皮膚上有刺痛的感覺；冬天最冷的時候，零下二十度，大家都躲在暖氣房裡，出門即使只有十來分鐘，穿得再多也冷到骨子裡去。但是北大校門口的警衛，卻得一站好幾個小時，雪落在身上，他們也不去拂拭。
錢少、事多、離家遠，他們為什麼還要來應徵這份工作呢？無非就是因為身後「北京大學」那四個字吧。這裡是世界上離北大最近的距離。他們羨慕最高學府裡良好的學習環境，有機會見到各專業領域的名師，對此，負責警衛工作的校方領導也制定出一些優惠策略，鼓勵年輕警衛用下班時間去校園裡聽課、學習。在北大當保安，因為便利學習而考上大學、研究所的總人數竟然高達三百人。在這三百人當中，有一位警衛甘相偉，是所謂的八○後，湖北隨州市廣水人，於一所普通的湖北經濟管理大學長江職業學院法律系畢業後，曾南下去廣州打工。於二○○七年來到北大做保安，次年考取北大中文系，之後投入文字的世界，把自己一路從學校門口的保安，走進北大教室成為最高學府裡一名學生的經歷寫成了《站著上北大》，並且邀請了北大校長周其鳳為書作序。
常聽人說，人生因為夢想而偉大。大概也可以這樣說工作吧，有些工作如此吸引人，因為它，讓我們離理想那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