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逃逸：解構主義與人文精神

本書彙集作者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包括對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文化研究等文化批判理論和文學理論的研究，以及對西方翻譯理論的相關研究。內容分別探討了解構的緣起和話語的建構問題；互文性和歷史敍事問題；德里達的解構主義與文化批評；德勒茲的遊牧思想及資本的解域化運動；詹姆遜的現代性討論及其現代敍事；斯皮瓦克的解殖翻譯；德里達和本雅明論語言和翻譯的逃逸政治；最後展望了世界文學的發展前景。

陳永國

北京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文學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英語系訪問學者（1990－1991）；美國杜克大學英語系富布賴特學者（1994－1995），英國劍橋大學研究學者（2008）；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研究教授（2010-2013）；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合作研究員（2012）。
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世界文學、西方文論和世界文明史研究。曾發表專著《美國南方文化》、《海勒》、《文化的政治闡釋學：後現代語境下的詹姆遜》和《理論的逃逸》；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50餘篇；獨立和合作譯著、編著30餘部，主要有《本雅明文集》、《政治無意識》、《翻譯與後現代性》、《現代與現代主義》、《遊牧思想：吉爾•德勒茲和菲力克斯•瓜塔里讀本》、《後身體》、《後現代歷史敍事學》、《美國思想史》、《作為修辭的敍事》、《德國悲劇的起源》、《文學批評理論》、《改變世界的觀念》、《圖像理論》、《福克納傳》、《現代性基本讀本》、《城市文化研究讀本》、《斯皮瓦克讀本》、《激進的哲學——阿蘭•巴丟讀本》、《哲學的客體——德勒茲讀本》、《世界文學史》、《視覺文化研究讀本》、《聖保羅》、《新方向：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讀本》、《圖像學》、《卡夫卡》、《本雅明》等。

序　
汪民安　

這本書，這本書中的各篇文章，我早已諳熟於心。它們在不同時期成文的時候，我都是第一個讀者，也是受益至深的讀者。不過，我答應寫這個序言，不單純是因為我從書中獲得的這份教益，也不單純是因為我們多年來的默契和友誼，還因為將我們卷在一起的共同工作——正是這項共同工作，使得我們總是一起思考，並且因為這種共同思考，沖淡了我們各自日常生活方面的乏味和單調；也正是因為這些共同的工作，我們（以及另外一些朋友）並不承受理論思考本應承受的孤單。陳永國的成就，毫無疑問，我總是將它們看成是我的成就；反過來，我的一點進步，他也一定會視為是他的進步。至少，他的書，或者我的書的出版，在分享喜悅這點上，我們毫無差異。

這本書，跨越了批評理論的三個階段：最開始是以索緒爾的語言學為發端的結構主義階段：這是60年代法國獨創性思想的開端，羅蘭•巴特，克利斯蒂娃，敘事學和各種各樣的文本理論展開了眼花繚亂的試驗。文學借助於語言學的模式得以認知，人們第一次將主體和歷史逐出了批評的視野，並將文學驅逐到語言結構的牢籠中：文學研究的法則，在語言學的法則下展開。接下來的階段，是兩個不同的線索的彙聚。一個線索來自於結構主義的內部反叛，德里達、羅蘭•巴特和克利斯蒂娃等人發現了另外一個索緒爾，發現了一個強調差異性的索緒爾，他們依然將文學限制在語言學內，但是，這不是結構和系統的語言學，而是差異和嬉戲的語言學。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解構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文本開始自我內訌，解構作為一種批評和哲學思潮出現，它們不厭其煩地對安靜的等級森嚴且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學進行了攻擊。另外一個線索是新尼采主義的不屈不撓的湧現。尼采，通過巴塔耶、布朗肖和克羅梭夫斯基的重新解釋，直接鍛造了福柯、德勒茲和利奧塔等的思想形象。在70年代，以索緒爾和尼采為開端的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謂的後結構主義階段。這是理論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被索緒爾和尼采的兩組概念所標誌：差異，斷裂，任意性；以及力，欲望和身體。這兩組概念相互援引，左右開弓，向總體性和理性發起了挑釁，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現代性背景和形而上學傳統發起了攻擊。陳永國對60年代以來的這兩個階段都進行了提綱挈領式的勾勒——事實上，人們對這兩個階段的理論並不陌生。陳永國這本書中最有意義的是對理論的第三個階段的分析。這第三個階段，各種理論憑藉自己的旨趣和潛能進行了複雜的重組。對形而上學的批判不再沉浸在純粹的哲學抽象中，相反，具體的倫理和政治的問題塞滿了後結構主義的視野。這個階段不再構成一個明晰的理論思潮，而是一些具體的歷史處境的批判。理論在這個時刻處在一種多樣性的躊躇狀態。

這本書不可能對各種各樣的後結構主義倫理政治進行全面的梳理，陳永國關注的是兩個潛在的但是意義非凡的理論線索：一個是馬克思到德勒茲到詹姆遜到哈特的線路；一個是索緒爾到德里達到斯皮瓦克的線路。在第一個線路中，德勒茲不是和人們通常所熟悉的與尼采發生關聯（這種關聯當然是決定性的），而是和馬克思發生了聯繫。這一聯繫，使得馬克思和德勒茲受到了雙重的啟動。德勒茲的轄域化/解域化概念，欲望和流動概念，同馬克思的資本概念結合在一起。資本在流動和領土的範疇中得以重新定義：資本的特徵正是流動，同時，這種流動是一個解域化、轄域化和再解域化的不停息的過程（這也正好是欲望的運動特徵）。這也是一個地理的認知測繪過程。德勒茲式的欲望之流，一旦成為馬克思的資本的特殊的內在性，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全新的地緣政治的誕生。它被哈特和奈格裡命名為《帝國》。事實上，在這個「帝國」中，我們看到了《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的完美縫合。而縫合的針線，就是德勒茲的永不停息的欲望之流。陳永國對此有一個完整的描述——這或許是本書中最為精彩的部分。

這本書另一個有意義的闡述是重新探討了翻譯問題。這是圍繞本雅明、德里達和斯皮瓦克展開的另一條理論線索。無論是本雅明還是德里達，翻譯都不是一種語義的再現，對本雅明來說，原文之所以需要翻譯，是因為它想存活於另一段歷史，另一個地方。因此，譯文是原文的生命延續，是原文的分娩，但是，譯文在「分娩的陣痛中」宣告了原文的死亡。譯文並不是將忠實作為對原文的紀念。這種翻譯的分娩和存活——德里達重讀了本雅明——正是一個「延異」過程。正是經由翻譯，語義在時間的延宕和空間的變異中存活，是在時空的越界中存活，而不是原義的單純複述。延異過程中的越界充滿著暴力，這正是文化政治的特徵，文化政治正是出沒於這個翻譯的延異中，出沒於這個時空的越界軌跡中。我們看到，翻譯，根本上是一個政治問題：它既是抵制和批判的，也是暴力和征服的，既是自發的充滿愛欲的身體性的，也是富於策略性的文化抉擇式的。解構主義還推開了諸多的倫理政治大門。在此，每一次決斷都是政治性的，但是，有一種特有的反決斷的猶豫，德里達賦予這種猶豫一種困境的詩意——或許，猶豫和難以抉擇，是生活、政治和倫理的一切奧妙所在。猶豫總是在責任的重壓下徘徊。猶豫和責任相互依偎。這本書不厭其煩地探討了這一點。如果相信這一點，我們會理解德里達閃爍其辭的辯證法則，理解那些詞語和詞語之間的蜿蜒式的盤旋，理解那些思考本身的詭異、曖昧和複雜性的深淵。這個文本和思考的深淵，不是偶爾為之的兩難，而是一個基本的困境。所有的決斷都是捨棄。人類及其各種精神生活從來不是一目了然的。在此，猶豫上升到風格的層面：既是一種生活政治的風格，也是一種美學政治的風格。

理論的第三個階段正在它的展開過程中。這個過程，不再是單純的理論抽象，而是理論對現實的再敘事。看上去，純粹的理論發明走到了盡頭。為此，人們現在開始發表對理論的憑弔，有一部分人在哀悼60年代以來的理論的消亡。事實上，對理論的抵制一直是理論發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們甚至會說，理論就是在對理論的抵制中存活的。在什麼意義上，人們會說理論消亡了？事實上，只要思考沒有停止，理論就不會消亡。即便人們直接討論今天的政治經濟現實，仍舊無法脫離理論的框架——理論的視角不僅重寫了我們既有的歷史，同時還打開了一道道隱蔽的思想窄門。在這本書中，我們顯而易見地就能發現，如果不是本雅明和德里達的翻譯理論的出現，我們會從翻譯這個角度去理解不同文化之間的政治碰撞嗎？如果沒有德勒茲的流動哲學，我們會從「帝國」的角度去理解全球化嗎？同樣，如果不是後殖民理論的出現，我們會去發現一種世界銀行文學嗎？這些理論並不意味著一種獨斷的真理，而是意味著一種新的發現、一種新的認知。事實上，在人文科學領域，一切的絕對獨斷論都必定是知識暴君。既然如此，那麼，認知的意義何在？用福柯的話來回答吧：「它是好奇心，而且是唯一的好奇心，值得我堅持不懈地去實踐它……它有權探究在自己的思想中什麼是可以通過運用一種陌生的知識而被改變的。」或許，自我認知，自我批判，這就是理論的意義所在。如果是這樣去理解理論話語，人們就不會去質問歐洲的理論是否符合中國現實這樣的愚蠢的問題了。從來沒有一種理論和一種實踐能夠天衣無縫地結合，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是一種相互修正的關係。而知識的快樂來源之一正是這種彼此的修正，以及這種修正中的發現和建立在這種發現之上的自我修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表達了理論寫作中的快感。這種快感被思考的強度所強化。理論因此在這裡變得非常密集，一個線索連著一個線索，一個焦點接著一個焦點，就如同高原上的不停息的長途奔波。這種思考的奔波，同人們常見的一般性的浮光掠影的理論介紹毫無關係。相反，它充滿活力、充滿激情地穿越於各種理論之中，這些理論被作者所貫穿起來，它們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關聯。這種理論上的密切關聯迫使我們思考，而這本書的作者在穿越這些理論，迫使我們思考的同時，卻也提醒我們，對理論的穿越，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理論的逃逸。

目次
「秀威文哲叢書」總序（韓晗）
繁體中文版序（陳永國）
序（汪民安）
第1章 解構的緣起與話語
第2章 互文性與歷史敘事
第3章 德里達：作為批評策略的解構主義
第4章 德勒茲：遊牧思想與解域化流動
第5章 詹姆遜：現代性與資本的現代敘事
第6章 文化翻譯：語言的逃逸政治
第7章 斯皮瓦克：作為解殖策略的翻譯
第8章 從世界文學到世界銀行文學

俄國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語言學引起了文學批評主旨的轉變：即從內容到形式、從意義到結構的轉變。結果，個別文化符號的意義，如文學文本的意義，被認為只在與其他文化符號的對立中產生，只存在於形式之中和指意系統內部符號的相對位置上。結構主義批評家的主要關注點聚焦於作為文本基本構成因素的「功能」，設計出關於文學樣式的一種成熟的分類學，從而突出作為所有個別文本之共用的主語碼的基礎「語法」。把敘事的「深層結構」孤立出來的需要使批評家把注意力從具體的、特殊的和歷史的表層現象移開。結構主義批評家不是講述所分析的個別文化文本的基本事實，而只是把其意義定義為交際遊戲中各個結構嬉戲的結果。因此，創造性讀者或「抄寫員」取代了話語中作者的位置，並成為給予並確定意義的人。
——蘇珊娜•奧尼加，《結構主義與敘事詩學》

一
從廣義上說，結構主義是20世紀60年代興起於歐美的一場知識運動；而從狹義上說，結構主義則是以結構語言學為理論依據的一種分析方法，其分析對象或研究客體是廣義上的人類文化，其興趣焦點是研究限定性結構，認為個體現象本身並不具有意義，而只能在一個系統結構內部與其他因素構成某種關係時才具有意義。更確切地說，結構主義是把結構語言學的研究方法用於人類文化的研究。有人曾把結構主義的源頭追溯至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奧古斯都•孔德（1778—1857）和人類學家愛彌爾•杜克海姆（又譯涂爾幹，1858—1917），但就語言學對結構主義的重要影響而言，其真正的理論源頭應該是操法語的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
索緒爾於1906—1911年間在日內瓦大學講授語言學（梵語和印歐語系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1913年去世後，他的一系列開拓性講座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這就是後來著名的《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 一般認為，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促成了現代思想的一場革命，可以與科學史上伽利略的天體論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同日而語。在索緒爾之前，作為一門科學的語言學並不存在。當時的語文學家們對世界上各種語言進行描述、比較和分析，目的是發現各種語言之間的共性和關係，探討語言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所經歷的變化，而且往往局限於一種語言內部的詞源或語音變化，因此，是一種歷時研究。這種研究的重點在於發現語言的本質，認為語言與世界處於一種模仿的關係之中：語言是對世界結構的模仿，因此，沒有自己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