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思想解讀

第六章 市場的優點

“歷史記錄十分清楚，改善普通人境遇的最佳工具，是自由企業制度引發的生產行為。除此之外，別無良方。”

──米爾頓‧佛利民 菲爾‧多諾霍訪談錄

佛利民論市場

在同代人中，米爾頓‧佛利民是大型政府最有力的批評者，也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不知疲倦的提倡者。他堅信，自由市場環境下靠公開競爭為公眾提供產品和服務，其效率遠高於政府。市場推動革新和產品質量改進，而政府卻做不到。市場給消費者更好的保護。自由市場對改善普通人，尤其是少數羣體或在多數裁定原則下的政治過程中失利的、具有少數傾向的羣體的生活方面，有着無可比擬的作用。自由市場將全世界的人才和資源相結合，它銷蝕不平等和歧視，促進多元化和人類自由。

“想一想哪些產品目前最不如人意，長久以來改進最少。最突出的當屬郵政服務、中小學教育和鐵路客運。想一想哪些產品最令人滿意，改進最多。最突出的當屬家用電器、電視和收音機、音響設備、電腦，以及超級市場和購物中心。質量低劣的產品都是由政府經營或政府調控的行業生產。優秀的產品都是由政府干

預很少或沒有政府干預的私人企業生產。”

──米爾頓和羅斯‧佛利民《自由選擇》第七章

佛利民在世界各地的演講和會議上，在電視和電台討論中，在報紙訪談、文章和信件中，在包括《資本主義與自由》等著作中，在《新聞週刊》定期專欄中，在智庫政策文章中，在國會聽證中，在世界範圍內播出的電視系列片《自由選擇》中，尤其是在與包括學生和總統在內的眾多人士的討論和爭辯中，宣揚這些觀點。

市場協調供需

為甚麼本地的商店裏總是備有幾乎恰當數量的大家需要物品的存貨？佛利民問道。我們對此習以為常，但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市場有能力協調大批人的力量，讓生產者生產出我們需要的物品，並將其按恰當的數量運送到合適的地點。

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佛利民拿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訪問紐約作為例證。赫魯曉夫對紐約成千上萬的雜貨店、餐館、咖啡館和三明治售貨亭總能夠有足夠數量的新鮮食品供應印象至深，他要求會見食品供應系統負責人，以了解他們是怎麼做到的。當獲悉沒有人掌管向紐約商家供應食品，這是市場經濟中的自發行為時，他大惑不解。

赫魯曉夫的疑惑是可以理解的。自由市場經濟無需中央規劃，就能自動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向大家供應所需的產品和服務。自由市場可以自動把全世界的原材料、力量和專長匯聚到一起。而且自由市場中的效率和生產力在不斷提高。正如佛利民所言，在美國三百萬左右的早期定居者中，約有95% 的人從事農業和食品生產。到二十一世紀，只有5% 的美國人口從事農業，但他們生產的糧食可供三億人享用，還可以同時為世界其他地區的人供應食品。自由市場是如何實現這類奇跡的？

市場促進協作

佛利民通過概述萊昂那德‧里德（Leonard Read）的《鉛筆的故事》（I, Pencil），來解釋市場如何協調各國成百上千萬人的行為。關於鉛筆，最奇特的一點是誰也不知道如何生產它。要生產鉛筆這個貌似簡單的日常用品，需要成千上萬人的勞動，環節多得驚人，每個人只在其中一個方面有專長。

這其中當然要有伐木工，是他們砍伐用來做鉛筆的雪松木。伐木工要使用鋸、繩索、卡車和其他工具把樹砍倒並運送木材。製造這些工具還需要製繩者、礦工、製鐵工、鑄鐵工、製造商和托運工。甚至伐木工喝的咖啡也需要很多人種植、收割、烘焙、運輸和製備。用來製筆的樹木需要更多的工人使用專門的工具鋸成段、切割成木板。鉛筆中的鉛實際上是石墨，要在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通過採礦獲得，用商船運到大洋彼岸。鉛筆上的銅箍始自銅礦，銅礦石開採出來後要經過冶煉、製成合金，敲打成銅箔然後衝壓成型。鉛筆一頭的橡皮要用來自遙遠國家的橡膠和植物油製成，其中用到了種植園農夫、榨油商和橡皮製造商的勞動。鉛筆成品要裝在包裝盒裏，分銷給零售商。協作就是這樣進行着。

換言之，生產鉛筆這個不起眼的產品要協調成千上萬人的活動。這是一項非凡的成就。但仔細探究就會發現其非凡性更為突出。生產鏈所涉及的成千上萬人互不相識，甚至操着不同語言。個人的勞動目標甚至不是製造鉛筆。佛利民評論道：“其中有人從未見過鉛筆，不知道鉛筆作何用途。”每個人把工作理解為換取自己所需商品和服務的手段。這些商品和服務又是成千上萬其他專業生產者生產出來的，購買商品和服務的錢來自於我們心甘情願購買成品鉛筆的支出。

匹配需求和資源

更令人驚訝的是，鉛筆的生產無需一個人在中心位置協調所有工作。不需要政府部門評估經濟中對鉛筆的需求，不用向生產鏈條中的每個人發出指令，讓零售商、生產商、伐木工、工具製造者、礦工和種植園農夫行動起來。那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佛利民說，亞當‧斯密已經作了回答：借助自願交易和價格體系。我們經常臆斷，在任何交易中，賣方總能從買方佔到便宜，畢竟是賣方拿到了錢。我們錯了。斯密的驚人發現，也是佛利民眼中“最為重要的關於自由市場的一個核心事實”是，“只有在雙方都獲益的時候交易才能達成。”賣方確實拿到了錢，但買方也得到了他們認為比現金更具價值的貨品和服務。如果有一方未從交易中獲益，他們就會徑直走開，交易絕不會達成。

亞當‧斯密“靈光一現”的發現是，自願交易的價格，即大家認可的交易價格，可以協調成千上萬人的行為並使他們都獲益。價格反映了稀缺性：買方會為急需的東西支付更多的錢，為不太重要的東西支付更少的錢。價格將訊息傳遍各處。價格也鼓勵生產者依據訊息採取行動，將資源分配到最急需的領域，並最高效地利用資源以降低成本。

自我驅動的國際體系

價格驅動着市場過程。假設出於某種原因，人們需要更多的鉛筆。這時零售商就會向批發商訂購更多鉛筆，批發商也會向製造商訂購更多。製造商就會向其他生產商訂購更多的木材、銅和石墨。他們要支付更高的價錢，讓生產商把這些資源給自己而不是給其他客戶。高價格會促使生產商增加產量。生產商就需要更多工人，就會提供高工資將工人從現在的僱主那裏吸引過來。像波浪一樣擴散開去，導致鉛筆短缺現象得以糾正。

價格體系的高效還在於它只告訴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大家不必知道為甚麼鉛筆緊俏，甚至也不需要知道鉛筆銷量是否已上升，或者自己的產品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位置。他們只需要知道有人願意出更多的錢買他們的產品，他們滿足這一需求就可以盈利。

“如今市場的高度組織化大大便利了訊息的傳遞。瀏覽每天發佈在諸如《華爾街日報》上的報價是件有趣的事情……這些價格幾乎實時反映着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地處天涯海角的主要產銅國發生了革命……當前的銅價會驟升。只需要看一下同一頁上刊登的期貨交付日，就能了解見識廣博人士認為銅的供應會在多久的時間內受影響。”

──米爾頓和羅斯‧佛利民 《自由選擇》，第一章

佛利民說，價格體系也可以向反方向傳遞訊息。比如發生了森林火災，木材價格就會上漲，鉛筆價格也會應聲上漲。不斷提高的價格提醒大家節約使用鉛筆，還要保護突然間變得珍貴的木材資源。所以，價格管控的危害就一目了然了。價格自由浮動可以說明哪個領域需求最強烈，可以明示以何種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滿足需求，可以為人們提供相機而動的動力。如果通過調控實行定價或價格封頂，價格的功能就不能發揮。因此市場空白就產生了，需求得不到滿足，商品成本就高於合理水平，造成全面浪費。

市場分配人力資源

佛利民解釋說，價格體系不僅將物質資源而且將人力分配到急需的領域。人們靠所出售產品的價格與成本之間的差額謀生，因此有動力將力量和資源投入到價值差額最大的領域。在此過程中，他們利用了之前交易中積累的生產資料，也就是可以取代手工勞動、使他們更輕鬆地、以更低成本生產出商品的專用工具、工廠和機器。採用高效、專用的生產資料是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率

極高的原因之一。

資本主義的批評者們認為，正是因為資本的重要性，財富才積聚到了碰巧擁有資本的人手中。這一觀點忽視了這樣一點，即通過賺取利潤積累了節省勞力的生產資料的人，正是那些在之前的交易中滿足了大家需求的人。佛利民認為，還有另一點更為重要。在發達經濟體中，人比財產更為寶貴。經濟學家所說的“人力資本”，即人們的技巧、才能、積極性和創業精神，遠比諸如廠房和機器這樣的物質資本重要。

在貧困國家，收入的一半或來自於對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權，因此地產所有者變為有錢人。但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國民收入的四分之三不是源於房產，而是來自於人們作為僱員和企業家的生產能力。這意味着大家都可以成為有錢人。價格體系給了大家投資於自身人力資源成本的動力，大家可以通過獲取技能和資質提高賺錢能力。不可否認，運氣因素的確存在，並體現於個人天賦和成長因素，但大家的前途大都不依賴財產的多少。

“自由市場體制就是這樣向人們分配經濟進步的成果。這就是過去兩個世紀中勞動者狀況取得巨大改善的秘密。”

──米爾頓和羅斯‧佛利民 《自由選擇》

價格體系還決定着社會中收入的分配方向，即何等水平的資源落入何人的手中。政治活動家的願望或許與之相反，政府政策也大多以收入平等為目的。但如果價格不能自由決定經濟中的商品、服務和收入的分配方式，價格便不能傳遞人力和自然資源最高效分配的關鍵訊息。旨在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和為商品和服務定價的措施肯定會錯配資源、浪費資源，共產黨國家的經歷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一切。

促進多元化，削弱歧視

市場促進和平和多元化自由市場體制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我們幾乎不知道是誰生產了我們每天購買的產品。佛利民說：“買麵包的人不知道製作麵包用的小麥是誰種植出來的，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共和主義者，是憲政主義者還是法西斯主義者……”

自由交易體制的巨大好處便是，我們無需認識或喜歡，甚或贊同為我們帶來諸如鉛筆或麵包此類最簡單產品的成千上萬人中的任何一個。我們所需達成的唯一一致便是價格，即交換他們所提供物品時需要付出的東西。這使生產更為容易、更為迅速、更為高效，而通過政治過程組織生產做不到以上幾點。

佛利民指出，政治選舉每數年發生一次，頻繁度不夠。即使在選舉時，我們還要針對包括國防和社會政策在內的一系列的做法進行投票。用政治選舉來決定為甚麼生產某種產品過於笨拙。如果生產需要在集體指導的情況下來進行，我們便陷入到政治決策中，少數人則要被迫接受政治決定。

“在政治體制下，一切決策都是以贊成或反對的形式達成的。如果51% 的人投贊成票……其餘49%的人就必須屈從於51% 的人的意志。但在市場體制下，如果51% 的人投票決定買美國車，而49% 的人投票選擇買外國車…他們會各得其所。”

──米爾頓‧佛利民 《花花公子》訪談錄

與上述相反，在自由企業社會下，大家不必就生產甚麼產品及產品的優點達成一致意見。市場允許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目標和價值。市場生產出林林總總物品供每個人選擇。佛利民將其描述為比例代表制，它使得即使是少數人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產品和服務。要生產甚麼的決定每天每小時都在作出，因為大家把錢交給零售商和供應商的時候就是在對不同產品進行表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