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

導論 中國經濟的雙重轉型

一、中國經濟正在逐步實現雙重轉型

在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中，經濟轉型是指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而計劃經濟體制的推行則被認為是另一條通往工業社會的道路，“十月革命”以後的蘇聯正是這樣走的。

中國從20 世紀50 年代到70 年代末的實踐表明，依靠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工業社會是一條不成功的道路。這是因為，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雖然可以建立一批大型工業企業，但效率不高，代價過大，而傳統農業社會中的種種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以新的形式凝固化了，所以農業發展是失敗的，農村是落後的，農民的生活依舊終年辛苦，難以溫飽，而且農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

從1979 年起，中國進入了雙重轉型階段。雙重轉型是指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的結合或重疊。

什麼是體制轉型？就是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

什麼是發展轉型？就是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

兩種轉型的結合或重疊是沒有前例的，也是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中沒有討論過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一些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由於那裏過去不曾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所以只出現發展轉型，即從傳統的農業社會逐步轉向工業社會。而1979 年以後的中國則不同，一方面，要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以市場經濟體制代替計劃經濟體制，這就是體制轉型；另一方面，要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使中國成長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這就是發展轉型。

總結1979 年至今30 多年的改革與發展實踐，中國在推行雙重轉型過程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可以把這些經驗歸納為以下八項。

（一）體制轉型是雙重轉型的重點

在雙重轉型中，重點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並要以體制轉型帶動發展轉型。這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經濟的束縛和限制是全面的；既包括城市，又包括農村；既包括工業，又包括農業；既包括城市居民，又包括農民。如果不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和限制，中國不僅不可能實現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而且中國轉型的目標（使中國成為現代化國家的目標），也是無法實現的。

（二）思想先行

在雙重轉型準備階段，必須解放思想，清除計劃經濟理論的影響，否則改革與發展都寸步難行。1978 年中國所進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使人們的思想得到解放，進而啟動了改革和對外開放。1992 年初，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又進一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中國走上了改革和發展的快車道。因此可以說，中國雙重轉型在短短的30 多年內之所以能取得這樣大的成果，同“思想先行”是分不開的。

（三）產權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

在雙重轉型中，必須把產權問題放在改革的首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產權模糊、投資主體不確定、投資方的權利和責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礙，也是發展的巨大阻力。因此在體制轉型中，產權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線；在發展轉型中，產權界定和產權清晰是動力源泉。對廣大農民來說，土地權益需要確定，住房產權也需要確定，而且確權工作應當落實到戶，這既有利於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也能使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用於改善生活、擴大再生產和創業。

（四）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民生

在雙重轉型中，一定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民生。改善民生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縮小地方收入差別的重要途徑。在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中，就業是重中之重。考慮到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雙重轉型中需要認真解決的迫切問題，所以在轉型的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就業問題。同時，由於新的工作崗位是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湧現出來的，所以經濟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經濟增長率過高當然不行，但如果經濟增長率偏低，則會產生更大的就業壓力。再說，擴大內需同改善民生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唯有擴大內需才能使中國經濟增長逐漸轉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五）必須不斷自主創新、產業升級

在雙重轉型中，要不斷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而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是鼓勵自主創新。如果自主創新不足，產業遲遲未能升級，企業的競爭力不足，在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中國必將喪失自己的市場份額，或者又會回到過去依靠資源出口、初級產品出口以獲取外匯、進口必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境地，這就難以實現現代化的目標。而自主創新的成效既取決於知識產權的保護，也取決於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和激勵。人力資源政策應得到更多的關注，得到更有效的貫徹。

（六）必須不斷提高經濟品質

相對於較早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而言，環境壓力在中國顯得更為突出。中國在雙重轉型中，必須重視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1979 年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提高經濟增長的品質更加重要。經濟增長的品質高低，除了結構的優化是標誌之一而外，還有另一個標誌，這就是環境保護、節能減排、資源合理利用和清潔生產。環境是我們和子孫後代共有的，資源是我們和子孫後代共用的。只有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我們才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

（七）城鎮化是今後若干年內最有潛力的投資機會

城鎮化率的提高是雙重轉型的成果，同時也是繼續實現雙重轉型的助推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鎮化的進度是異常緩慢的，甚至在某些年份還出現了“反城鎮化”的趨勢，即不但不允許農民進城，而且還把一部分城市居民強制遷入農村。直到雙重轉型過程開始後，情況才有所好轉。提高城鎮化率已是大勢所趨。城鎮化將是今後若干年內最有潛力的投資機會和擴大內需的機會，能保證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以較高的速度推進。

（八）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雙重轉型中，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不僅是為了緩解就業壓力，更主要的是為了調動民間的積極性，包括調動民間資本的潛力。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關係，無論是“國退民進”還是“國進民退”，都不應是國家的方針。國家的方針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共同發展，它們之間既有合作，又有競爭，進而形成雙贏的格局。這既是對經濟增長最有利的，也是對社會安定和諧最有利的。

以上八項經驗說明了中國雙重轉型之路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總的說來，這些經驗表明了這樣一點：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根據國情進行轉型，什麼經驗都不會產生，也不會有“中國道路”。

二、繼續以體制轉型帶動發展轉型

在中國，雙重轉型的任務至今尚未完成。改革需要深入，發展也需要繼續，並雙雙登上新台階。

那麼，改革和發展之間的關係有沒有變化？沒有變化，仍同過去30 多年一樣，繼續以體制轉型來帶動發展轉型，即繼續以改革促進發展，為發展開路。關於這個問題分三個方面來論述。

（一）內生力量和外生力量

什麼是內生力量？這是指一種體制及其所具有的機制所發生的作用。改革就是為了清除新體制或新機制建立過程中的障礙和阻力。

什麼是外生力量？這是指外界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的某種力量，它從外界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或對經濟活動進行刺激，或對經濟活動進行抑制。改革就是為了把外生力量的干預減少到正常的程度，不要讓外生力量的干預削弱體制及其具有的機制所產生的自我調節作用。

不妨以一個人的健康為例。一個人如果能健康地生活和工作，一定要有完善的內生機制；如果生病了，自身內部調節機制是能夠克服障礙和恢復健康的。外生力量就像必要的時候需要服藥或動手術一樣。相對於外生力量而言，內生力量畢竟是最重要的。

到目前為止，儘管我們的改革開放已30 多年，但內生力量還不健全，主要靠外生力量來調控經濟。比如說，我國存在一種“投資衝動怪圈”的現象。從最近幾年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各個單位都希望加速發展，因此要求增加投資、增加項目、增加信貸，這樣，投資加大了，項目增多了，信貸擴張了，經濟也就上去了，結果發生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發生後，中央政府就依靠外生力量來壓抑，地方政府感到困難，財政收入下降，產值下降，企業不振，就業也減少了，中央政府不得已再次啟動外生力量調控，刺激經濟，恢復經濟快速增長。如此周而復始，一會兒經濟上去了，一會兒經濟又緊縮了。這表明內在的機制並沒有發揮很好的作用。外生力量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內在力量。

繼續推進改革，就是要完善體制，讓體制所具有的機制發生應有的作用，讓外生力量的調控成為輔助性的。

（二）階段性成果和目標模式

從1979 年到現在已30 多年，我們在改革開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這些僅僅是階段性成果，還不能說已經實現了目標模式。我們的目標模式是明確的：從體制轉型方面說，我們的目標模式是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發展轉型方面說，我們的目標模式是實現工業化，建立現代化社會，使全國人民走向富裕，使和諧社會得以實現。改革要深化，發展要再接再厲，不可鬆懈。改革和發展都不可半途而廢。中途停止下來，可能前功盡棄。

要知道，經濟中很多問題不是靠宏觀調控可以解決的，要靠改革的繼續和深化。舉一個例子：現在出現了“社會階層凝固化”現象，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現在還不如剛改革之時。改革開放初期，77 屆、78 屆、79 屆大學畢業生（甚至20 世紀80 年代內各屆大學畢業生）的社會流動管道是通暢的。社會垂直流動和水平流動是調動人們積極性的主要方式。然而現在，“社會階層凝固化”造成了水平流動特別是垂直流動的管道的堵塞，這又形成了另一種現象，即“職業世襲化”。比如說，父親是農民工，兒子還是農民工，孫子以後也可能是農民工，這就是“社會階層凝固化”和“職業世襲化”的表現。這種情況要通過體制轉型才能解決，宏觀調控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

再說，城鄉二元體制至今仍未消失。計劃經濟體制有兩大支柱，一個支柱是國有企業體制，另一個支柱是城鄉二元體制。過去30 多年的改革，主要圍繞着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而展開，這一改革至今已取得很大進展，當然還有些問題有待於繼續解決。雖然城鄉二元體制在過去這段時期多少有些鬆動，但基本上尚未解決。

城鄉二元體制不同於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二元結構自古就有，而且今後較長時間內還會存在。但城鄉二元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1958 年戶口一分為二，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分開了，城鄉被隔離開來，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都不得自由遷移。這種劃分使得農民處於與城市隔絕的狀態，城鄉居民權利不平等，大大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城市二元體制絕對不是依靠宏觀經濟調控就能消失的，所以一定要深化改革，才能改變現狀。

總之，階段性成果就是階段性成果，它絕對不是我們的目標模式。

（三）全盤考慮，統籌安排

前面已經指出，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全世界沒有先例，必須探索前進。當時有一種很形象化的說法，叫作“摸着石頭過河”。這在當時是對的；但現在不夠了。為什麼？因為水深了，摸不着石頭了，怎麼前進？假如河底的石頭分佈不均勻，摸着摸着又摸回來了，又該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全盤考慮，統籌安排。改革的領導者要站得高，看得遠，想得深，要有戰略家的眼光、膽識和魄力。這就是當前不少人所談論的頂層設計。

舉一個例子：集體林權制度改革。1979 年一些地方的農村試行承包制時，沒有動集體的山林。有的地方分了山林，結果砍樹成風，因為那時剛改革開放，不少農民對黨的政策缺乏信心，怕變，所以承包山林後就砍樹了。中央制止了把集體林權分掉的做法。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是一個遲到的改革，晚了20 多年。2003 年，在福建、江西等幾個省開始試點，很快黨中央、國務院在2008 年6 月8 日發文件，決定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這項改革有三個突破。一是林權證落實到戶，這是一個大突破，而不是按學術界某些人曾經建議的落實到村，落實到鄉，或落實到自上而下組成的林業合作社、林業協會等。事實證明，這些都是無效的，必須把林權落實到農戶，農民們的積極性才會調動起來。二是林地、林木可以抵押，這樣一來，農民承包林地後就有可能經營林場了，一個個家庭林場就是一個個小微企業。金融活了，全盤皆活。農民經營林場，林下養雞，種藥材，生產蘑菇、木耳，日子也富裕起來了。三是，明確林地承包期為70 年不變。農田承包的時間，最後用的詞是“長久不變”。長久不變？究竟多長？農民心裏還是不踏實。集體林地定為70 年承包期。70 年，第三代都長大了，爺爺種樹，讓孫子來砍吧！林農種樹的積極性就提高了。可見，這些突破，沒有中央作出決定，地方敢這樣推行嗎？這就是統籌安排的成果。關於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這裏只是稍微提一下。本書第三章第三節將有專門的論述。

現在需要全盤考慮、統籌安排的問題很多，包括國有資本配置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金融體制如何改革、中央和地方分稅制度如何改革等。這些都要有全局性、戰略性的思考和決策。

當然，在今後的改革過程中，試點仍是需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摸着石頭過河”並未過時。但重要的是要從整體上考慮，要有戰略眼光。

三、雙重轉型中的結構調整

結構調整是沒有止境的。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隨着消費習慣和消費觀念的轉變，隨着國內國外形勢的變化，以及隨着經營管理經驗的豐富和經營管理人員水平的提高，今天的結構優化只代表現階段的結構優化，不能代表以後經濟結構化的延續。從這個角度看，結構優化總是相對的，所以結構調整還將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