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修訂本)（簡體書）

本書是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先生的代表作，十多年來，“政治儒學”一詞因此書而為中國思想界所熟悉，本次修訂了若干細節問題，并增補了盛洪先生所作的序言。全書論述了政治儒學的各個問題，對西方自由主義、中國民族主義等提出了深刻的批評。

蔣慶，大陸新儒家最著名代表人物。1953年生，字勿恤，號盤山叟，祖籍江蘇徐州，出生、成長于貴州貴陽。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再論政治儒學》《廣論政治儒學》《儒學的時代價值》《生命信仰與王道政治》《以善致善：蔣慶與盛洪對話》等，另有英文版的《儒教憲政秩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選編《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

儒家所談的政治是植根于中國文化淵源的王道政治，而非源自西方文化的民主政治。本書不只是要還儒學的本來面目，還在于駁正時學對儒學的誤解歪曲，使國人知道儒學在其本性上就是“政治儒學”，儒學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現在和將來都注定要思考政治。

盛洪序
自序
第一章政治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另一發展路向
第一節從心性儒學走向政治儒學
(一)當代新儒學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未能開出新外王
(二)當代新儒學未能開出新外王的嚴重后果
(三)當代新儒學未能開出新外王的原因
(四)當代新儒學的另一發展路向是從心性儒學走向政治儒學
(五)結語：政治儒學的時代使命
第二節當代新儒學在“外王”問題上的缺失
(一)當代新儒學的外王觀
(二)當代新儒學外王觀存在的問題
(三)現代儒學開新外王所欲憑借的傳統思想資源
(四)結語：正確認識儒學傳統與西方民主
第三節王陽明與牟宗三良知學說之比較及“新外王”評議 盛洪序
自序
第一章政治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另一發展路向
第一節從心性儒學走向政治儒學
(一)當代新儒學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未能開出新外王
(二)當代新儒學未能開出新外王的嚴重后果
(三)當代新儒學未能開出新外王的原因
(四)當代新儒學的另一發展路向是從心性儒學走向政治儒學
(五)結語：政治儒學的時代使命
第二節當代新儒學在“外王”問題上的缺失
(一)當代新儒學的外王觀
(二)當代新儒學外王觀存在的問題
(三)現代儒學開新外王所欲憑借的傳統思想資源
(四)結語：正確認識儒學傳統與西方民主
第三節王陽明與牟宗三良知學說之比較及“新外王”評議
(一)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說”
(二)王陽明良知學說與牟宗三良知學說之同異
(三)牟宗三良知學說之定位及“新外王”評議
(四)結語：良知只可呈現而不可坎陷
第二章政治儒學與中國儒學傳統
第一節政治儒學的淵源、特征及與西學的關系
(一)儒學兩大傳統的消長
(二)政治儒學是孔子創立的儒學傳統
(三)政治儒學的基本特征
(四)政治儒學與政治化的儒學
(五)政治儒學與西方學術的關系
(六)結語：政治儒學的歷史使命是創造中國式的政治制度
第二節政治儒學中的責任倫理資源
(一)韋伯與責任倫理
(二)生命儒學與政治儒學
(三)政治儒學傳統中的責任倫理資源
(四)結語：正確理解責任倫理的性質與兩大儒學傳統
第三節重建“以制說經”的政治儒學傳統
(一)復興經學與“以制說經”的政治解經學系統
(二)“以制說經”的政治解經學以今文“家法”建構制度創造歷史
(三)“以制說經”的政治儒學傳統舉例
(四)重建政治儒學“以制說經”傳統之學術意義與時代價值
第四節儒教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觀
(一)儒教的政治觀——王道政治的外王理想與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三重基礎
(二)儒教的法律觀——無訟去刑的法律理想與德主刑輔的治國原則
(三)儒教的婚姻觀——本天繼后的嫁娶觀、男女有別的婚義觀與正夫婦之始的政教觀
(四)儒教的群己觀——盡其在我的人倫觀與互為義務的名分觀
(五)儒教的教化觀——六藝之教的王化觀與人格之教的德化觀
(六)儒教的歷史現——自作天命的未濟觀、世亂文治的三世觀與文質再復的變易觀
第三章政治儒學與現代民主政治
第一節超越西方民主回歸儒家本源
(一)天道與自然法
(二)道德心性與自然法
(三)儒家道德與自然法
(四)普遍人性與人類政治
(五)儒家本源與西方民主
(六)小結
第二節儒家文化：建構中國式市民社會的深厚資源
(一)大一統中的多元社會
(二)正義謀利下的市場經濟
(三)忠信仁愛下的契約關系
(四)庶富教下的物質繁榮
(五)禮樂制度中的人性尊嚴
第三節儒家大一統的政治智慧與中國政治文化的重建
(一)大一統思想的本來含義
(二)大一統思想的真實價值
(三)大一統思想的現代意義
(四)結語：儒家大一統的政治智慧是中國政治文化重建的重要資源
第四節從中國儒家立場對“全球倫理”的幾點看法
(一)當今之世不可能形成一種“全球倫理”
(二)切實遵循各種文化中已有的“本土倫理”
(三)《全球倫理普世宣言》中的“西方中心論”傾向
(四)幾個具體問題
第四章政治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及東亞政治文明
第一節儒家文化與中國現代化
(一)儒家文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特質與文化方向
(二)儒家文化與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
(三)儒家文化與中國經濟的發展
(四)儒家文化與中國政治的重建
(五)儒家文化與中國道德精神的回歸
(六)結語：儒家文化能“證成”并“貞定”中國式的現代化
第二節后冷戰時代東亞政治文明的回歸與重建
(一)東亞概念及其政治傳統的界定
(二)后冷戰時代東亞遺留的政治問題
(三)東亞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
(四)結語：東亞政治文明的回歸與“政治東亞”的重建
第五章政治儒學與中國民族主義
第一節中國無根的民族主義之缺失及其對治之道
(一)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無根的民族主義
(二)中國無根的民族主義不能把中國建成現代國家
(三)以儒家傳統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本是把中國建成現代國家的先決條件
(四)結語：以儒家文化建立中國實質性的民族主義
第二節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
(一)基督信仰與歷史文化
(二)基督信仰與民族精神
(三)基督信仰與生命選擇
(四)結語：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永恒沖突及其相處之道
第三節評亨廷頓教授的文明沖突觀
(一)文明的沖突是永恒的沖突
(二)文明的差異并非導致武裝沖突的主因
(三)文明沖突的性質
(四)儒家并不可怕
第四節《春秋》書法下的戊戌變法
(一)何謂“實與文不與”的《春秋》書法
(二)“實與”戊戌變法
(三)“文不與”戊戌變法
(四)結語：《春秋》書法的現代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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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政治儒學與當代儒學的另一發展路向
第一節從心性儒學走向政治儒學
新儒學發展到現在，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過程。人們一開始激烈反對，后來逐漸同情，最后認同接受。就連反對新儒學的人，也不得不承認新儒學是當代中國學壇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學術力量。新儒學對中華民族的精神貢獻可謂有口皆碑，功不可沒!但是，毋庸諱言,新儒學也存在著嚴重問題，受到來自學術界各個方面的猛烈批評。其中大部分批評都集中在新儒學同現代民主政治的關系上，即新儒學的外王問題上。這些批評有的根本不懂儒學，固無足論；有的則相當中肯，說到了新儒學的要害，不能等閑視之。但是，這些批評都是來自儒學傳統之外，其批評的目的并非是為了發展儒學，完善儒學，而是為了證明自己所持之學高于儒學，儒學實不足取；或者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研究客觀公允,四平八穩，足以對新儒學的是非功過作一番所謂純學術的考察而已。這種從儒學傳統之外來批評新儒學所得出的論斷有的雖然有中肯之處，但在解決新儒學面臨的問題上則往往不得要領，甚至偏頗錯謬。因此，要真正做到中肯地批評新儒學，并正確地解決新儒學所面臨的問題，就必須從儒學傳統的內部來批評新儒學,即進行儒學的自我批判，發展新儒學，完善新儒學。下面，就分四個部分來進行論述。
(一)當代新儒學面臨的最大危機是未能開出新外王
任何一種歷史上出現過的偉大文化，都必須包含著兩個部分：一是透顯出深植于人生命深處的天道性理；一是將此天道性理落實到人間社會，形成體現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猶太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中國文化，甚至以出世為特征的印度文化都不能例外。如果一種文化只在人的生命深處透顯出天道性理而不能將此天道性理化為具體的文物典章制度，即不能在具體的文物典章制度中體現出天道性理的價值，這種文化就是殘缺不全的文化，這種殘缺不全的文化最后會因為得不到具體文物典章制度的滋養而衰萎死亡。這是因為個人的身心性命固然能支撐住天道性理,但支撐不住整個的人類文化，人類文化只有建立在內在生命與具體文物典章制度相結合的基礎上，即建立在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上才能存在。因此，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偉大文化都曾積極地去制定文物典章制度，建立天道性理的外化形式,創造出了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但是,以此來衡量當代新儒家,我們發現，當代新儒家只能在生命中透顯出天道性理，而未能將此天道性理落實到中國社會，因而不能在中國建成體現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鑒于此，我們不能不說新儒家代表的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文化，不能不沉痛地指出新儒學面臨著衰亡的危險!用儒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新儒學未能開出新外王，仍然有可能成為“絕學”。這是當代新儒學面臨的最大危機，也是研究當代新儒學不能回避的最大課題，而要了解當代新儒學面臨的這一危機，就必須首先了解當代新儒學的性質。
當代新儒學，可以概括地稱為生命儒學或心性儒學,這是因為當代新儒學所關注的對象主要是生命與心性，用哲學上的術語來說，就是個人的存在、形上的本體和以生命心性為歸依的抽象的歷史文化。這從唐君毅先生的代表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牟宗三先生的代表作《心體與性體》、《政道與治道》等新儒學的經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茲不具引。新儒學關心生命心性，還儒學的本來之義，本無可厚非，但新儒學在關注生命與心性時，出于孤臣孽子的激憤心情，表現出了一種極端化的傾向，這種極端化的傾向使新儒學不能越出生命與心性一步，而是萎縮在生命與心性的領域內優游涵泳，潛沉玩索，最終未能開出新儒學所希望開出的新外王。(牟先生在《政道與治道》一書中已經看到新儒學最緊迫的任務是開出新外王,即“本儒家骨干轉出政道”，但牟先生以后的學術研究并未在此一問題上用心，而是為了“徹法源底”轉到了生命與心性上，新儒學開出新外王的一點契機從此熄滅，殊為可惜。)當代新儒學在生命與心性上表現出來的極端化傾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