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廣東文化中的地位特殊。城市本身是一個全球與本土、傳統與現代，各種元素融合交匯的中心，其衍生的文化亦交雜著中西、新舊、雅俗等各種特質。由這一文化孕育出的流行音樂、電影、漫畫、廣告、藝術、建築風格等一直以來吸引著整個亞洲的關注和世界的目光。在主權轉移回歸祖國、內地經濟開放、邊境通關以及自由行等因素影響下，香港在變，而與之唇齒相連的本土文化也在變。許多熟悉的傳統正逐漸消失或轉型；曾經席捲亞洲的粵語文化持續受到來自周邊地區強勢文化的衝擊，連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粵語本身也處於演化和新生之中。

本書輯錄流行文化、生活空間及傳統、認同與資源三個部分，共十三篇文章。作為廣東文化的研究者和觀察者，在反思與批評之餘，作者們更是分述了個人對日漸變遷的廣東文化及其再現的新方式之慨歎及讚歎，闡述為之神往之處，又或提出警告，表示憂慮。如果先不去堅持說如此是進步還是退步，或許可以發現更多。

作者簡介

文潔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系主任及教授。研究及著作範圍包括：比較美學、比較哲學、女性主義哲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文化藝術等。文教授於2003-04年獲得美國富布萊特研究獎學金到柏克萊加州大學當訪問學人，於2009-10年亦獲委為美國威斯康辛州馬其特大學百周年紀念婦女聯會講座教授。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輯錄十三位香港學者的研究成果，探討香港的廣東文化在全球化衝擊下怎樣保存，在本土化推動下又怎樣變遷。文章以歷史時間與地理空間兩個切入點對香港文學、粵語，電影、流行音樂，食物文化及城市生活空間作出考察。本書內容廣泛，涉及大學教育及身份認同等課題。宏觀論述，細緻分析，兼而有之。讀過十三篇文章，即會了解香港文化有甚麼值得喜愛的東西，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有甚麼關係。這是一本好書，值得一讀，值得分享。
——譚國根（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及講座教授）

在這個過分吹捧國際化的社會中，文潔華於2013年獨排眾議組織了‘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研討會，並邀請到了部份講者供文結集成書，實在是當頭捧喝。而供稿的學者們都是一時瑜亮，文章洋溢著對香港文化的熱忱和對這個地方及人民的喜愛。所謂全球一體化大都是從經濟效益出發，以利為本。一體化後的衣食住行最後缺乏個人性格及趣味性，有礙自身文化發展。希望讀者看完這書後，共同努力，擁護及發展我們自己的文化。
——陳永華（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常務副院長、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主席）

書摘/試閱

前言 廣東文化及其再現：流行文化、生活空間、傳統認同與資源（節錄）

二○—三年二月份，編者於香港浸會大學連同人文及創作系諸同事，主辦了「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學術研討會；在與會的過程中聆聽了不少精彩的研究報吿。我們都非常關注佔香港人口大多數的廣東人及其語言，在主權轉移回歸祖國、內地經濟開放、邊境通關以及自由行等因素影響下的變化及未來；還有全球化語境下之所謂全球與本土。有關的關注不一定跟政治化的本土主義直接相關，而更多是因為生存與生活的方式。目下許多熟悉的廣東傳統幾乎是無可避免地逐漸消失或轉型，生活息息相關的粵語也在衍生新的語調、詞彙、文法結構以及語言的亞種。我們對此等演化的汲收，或是順其自然、甘之如飴，又或把持「救亡」或糾正的態度。但如果先不去堅持説如此是進步還是退步，或許可以發現更多。

我為此書邀請了部分與會者供稿，並輯錄成廣東文化在香港再現下的流行文化、生活空間及傳統認同與資源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之流行文化，回溯了一九五○年代的粵語小説創作、展望香港廣東流行音樂如何面對科技新挑戰、分析港漫代表作、粵語片中的黃飛鴻以及粵語功夫電影裏的文化想像。生活空間部分輯有香港電視廣吿的文案分析，觀察本地廣吿中粵語的創生力；還有非常對題的本地城市空間與廣東文化，看文化的生命如何展現於居住空間的擺置裏。我們正正需要多看這類生活化的討論，多於抽象的理論分析。至於最後談傳統與文化延續的資源部分，除了回顧上世紀初港粵藝術的開放與交流，如何影響了藝術的語言外，還特别輯錄了兩位在本地大學任教的學者，就香港研究在本地高等教育未來的發展與應該獲取的資源，提供客觀數據，並作出檢討與批評。

本書的作者均在批評之餘，分述了個人對口漸變遷的廣東文化及其再現的新方式之慨歎及讚歎，闡述為之神往之處，又或提出警吿，表示憂慮。現對本書輯錄之文章內容，作簡括概述。

樊善標博士以一九五、六○年代深入香港家庭的《新生晚報》之「新趣」版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專欄作者以粵語寫作及被接受的現象；文章資料豐富，且喚醒了不少感性的記憶。文章關注的問題包括：粵語入小説、散文與詩，有否產生被認同的美感，其中又有沒有雅俗的爭議？跟普通話的中文寫作現象有何分別？「新趣」版當年臥虎藏龍，作品包括高雄（三蘇）的《經紀日記》，為當時港英政府管治下的小巿民訴心曲；以及十三妹的《十三妹專欄》，以廣東話入文並視之為必須以及創新的實踐。此等作家自有抱負，亦説明了作者的觀察：即在文言與白話對立的統一語言政治政策下，粵語方言如何只能在香港開花。它的入文之所以得到廣泛接受，實超越了粵語母語羣體的所限，説明了在抗衡、自保以外，香港廣東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吸納與融合，同時致力於它的文化地位。這情况是集地域、文化身份、政治、教育政策以及民心所向於一身。樊善標在文內更引用了美國社會學家第馬久（Dimaggio）的藝術分類系統，以助讀者明白《新生晚報》讀者的羣體結構，以及他們如何透過雅（白話）俗（方言）的閱讀來自我界定。

馮應謙和沈思對於「香港流行音樂已死」這種說法持不同意見，撰文力陳這只是隨着時代和科技轉變了的新媒體，流行音樂因而以新的形態生存而已。文中詳述了曾以粵語流行曲為主流的香港流行音樂的創作、傳播與科技，自一九七○年代以還的並行發展，以及在市場營銷方面的分析，特別在互聯網及智能手機出現以後的靈活性。科技以致傳播的演變，正如馮應謙的分析，鼓勵了香港獨立音樂的創作並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包括數碼咅樂網站以及如KK Box等手機及面書等音樂平台。科技還促進了社交形式的互相推介及互動試聽活動，説明了香港流行音樂將愈趨快捷及頻密，而合法授權及消費的秩序亦逐漸建立，如此實有利於包括粵語音樂在內的傳播。文中的分析以及資料研究，為香港流行音樂在科技日新月異下的境況，釐清了不少疑慮。

周耀輝以有別於論文形式的寫作，敍述了個人由一九六○年代以還在香港流行音樂裏的成長。箇中滋味包括一九六○年代對樂趣與權力的感受、七○年代對語言和政治的疑問、八○年代身為大學生在真理霸權下的掙扎，如何讓各種思潮與文學滲進了自己創作的血液。文章敍述了周耀輝作為成功的歌詞創作人，如何把在成長裏汲收了的對本地生活和音樂的觸覺，體會成詞，包括對自身生活的批判思考、性別以及社會規範。他特別提到粵語文化的被邊緣化，以及粵語入詞跟普通話的分別。他其後又堅持要寫下自己的歌，並設法從粵語中抓住特別的生活味道；説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的樂趣。

非常喜歡閱讀范永聰〈『港漫』中的廣東文化形象〉一文。這篇文章寓激情於真實的素材及資料，使讀者得到感性及智性的滿足。作者説作為極具「香港特色」的出版物，「港漫」除了獨特的漫畫風格，還富有廣東文化特徵的深層內涵，足以成為廣東文化研究的素材。文章以作者從小便熱愛閲讀和收集的《新著龍虎門》（黃玉郎著）自2000年創刊至今的漫畫為研究對象，闡釋廣東文化形象如何在此「港漫」系列中得到傳承。廣東文化融和的特性，便見於《新著龍虎門》中羣英跟國際黑幫的鬥爭，以及香港從本土開始接觸亞洲，並走向世界的現實進程。此外，漫畫素材以西方技法描寫中國的俠義精神，也對比着中西文化交匯的香港。作者指《新著龍虎門》同時展現了廣東話的應用，以及廣東傳統民俗節慶的文化場景，還有中國南派武術的細緻描繪。文章並以資料展示香港普及文化中武俠小説、俠義技擊漫畫，以及武打電影中十分密切的互動關係。

流行文化

粵語入文與雅俗界線——以1950、60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為考察對象

樊善標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一

八十年代後期，羅貴祥曾提出，「語言的表達，一直都是香港文學面對的難題」，有人「取笑香港人的普通話不靈光，如何能夠寫出優秀的中文創作」，有人「歎息『港式』中文的蕪雜污染，判定香港文學難成氣候」。內地和台灣的「尋根」、「鄉土」作品揉入地方土話，「被認為是對固有土〔地〕文化的肯定和致意，也是對西方現代化入侵的一種抗衡態度。可是當香港作家企圖把廣府話（很大程度上，已與廣州使用的廣府話有差異）融入作品中時，卻往往被批評為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認識、毫無中國味道或惡性西化等」。¹時至今日，粵語人文的禁忌似乎已經打破，關夢南、飲江的新詩，黃碧雲、董啟章的小説，都嘗試過加入港式粵語，不僅沒有失去高雅文學的地位，更體現了深摯的本土情懷。可是細心一想，這裏其實有兩個問題沒有説清楚：一是為甚麼粵語所入之「文」只限於新詩和小説，以夾雜方言為藝術風格或表現技巧，²用「港式中文」來創作散文卻未見高雅文學的支持？二是香港作家一直無法運用純正的普通話嗎？

如果不以本土意識為「香港文學」的定義，只討論在香港這地方出現的文學，那麼以粵語為母語、普通話未達流暢自如之境的作者，不見得在過去數十年都佔多數。粵語能否進入高雅文學的文類，也未必與作家的語言背景、當前所理解的本土認同相關。下文將以1950、60年代《新生晚報》「新趣」版為案例，探討粵語入文和雅俗文類界線的關係。

二

《新生晚報》創始於1945年12月，停刊於1976年1月，出版期長達三十年。1950、60年代之交是該報的高峰期，其聲譽主要來自副刊「新趣」版。³「新趣」的靈魂人物是身兼主編和作者兩職的高雄。⁴在高雄主持下，「新趣」匯聚了眾多具叫座力的小説、散文名家，如平可、南宮搏、李雨生、今聖歎、司明、十三妹；而高雄本人也化用不同筆名，撰寫各種類型的作品，或開創潮流，或後出轉精，如署名經紀拉的「經紀拉」系列小説、署名小生姓高的文言豔情小説、署名許德的「司馬夫奇案」系列偵探小説、署名三蘇的「怪論」。⁵除了武俠小説並無突出表現之外，「新趣」的多種作品類型不僅吸引了讀者，也引起其他報紙的仿效。⁶

從前面列舉的作者和作品類型，不難看出「新趣」以及受它影響的副刊，主要屬於大眾化口味，而非高雅文學。正是在通俗的刊物裏，粵語方言才得以自由進入書寫之中，發揮它的特殊魅力。⁷早期「新趣」粵語入文的作品大致上有兩類：一是連載小説，如「經紀拉」系列、阿筱《托盤私記》，二是時事諷刺詩文，如「怪論」、滑稽諧趣的新聞評點及詩詞。⁸上述作品中尤以「經紀拉」系列和「怪論」最廣為人知，高雄（經紀拉、三蘇）的貢獻自然不可忽略。

「經紀拉」系列包括《經紀日記》、《拉嫂私記》、《拉哥日記》、《飛天南外傳》等，始自1947年，在整個五十年代幾乎沒有間斷地連載，直至六十年代中期仍有餘音。各篇作者或署名經紀拉、拉嫂、拉哥等，其實都是高雄。主要角色經紀拉是一個「萬能」中介人，為不同貨物的買家、賣家居中聯繋。小説以日記形式描述主角的所見所聞，從而展示香港當時的社會百態。⁹各方面情況顯示，「經記拉」系列深受讀者歡迎，¹⁰旦有助它建立比通俗小説更高文學地位的評論，則不成比例，其中今聖歎的〈《經紀日記》序〉可謂空谷足音。

今聖歎為《經紀日記》單行本所寫的序言盛讚高雄透徹了解香港，因此能夠像《水滸傳》那樣，「敍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以一筆而寫百千萬人，固不以為難也」。又認為《經紀日記》「承接了五四的餘波，也啟創了二次大戰以後的中國方言文學界，做了一個開路的先鋒」。¹¹所謂「承接了五四的餘波」，是指小説反映、批判了時代的黑暗，又提供了同情和希望，而方言文學界的先鋒，當然是就三及第行文而言。¹²本文關注的是後者，這裏不妨選錄一段小説原文：

時已不早，我去新寫字樓返工矣，三美已經叫人來間房，一開二，自然佢間大的，我間細的，不過文具傢俬，十分摩登而名貴，完全係美國派頭，三美曰：「做我地這一行，有的不同，若果外表不摩登，人地睇起來唔開胃也。未能同自己做廣告，又點可以同人地做廣告？」此種言論，亦係老番派頭，中國佬做野，唔計者。賣花之人戴竹葉，往往如此。所以中國廚房最一塌糊塗，而我縫鋪中亦烏堙瘴氣，不過做出來之菜與衣服，世界馳名。你如果睇上（班跳舞）〔海縫師〕之衣服做貨辦，就唔使幫襯佢都得矣。¹³

今聖歎更重視的，是《經紀日記》的社會學、經濟學價值，因為此書「將近五六年來之香港社會形態，商場貿易，物資交流，以及香港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全部烘托出來，每天積累，遂成巨帙，使將來正式研究解放前後，香港的經濟社會情況的人，能得到一份連綿數年的活資料，於學術貢獻，誠不可估計」。¹⁴其後劉紹銘也從這一角度認定《經紀日記》屬於「以廣東方言寫成的譏世諷俗小説」，與《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一脉相承，並引述《經紀日記》原文，分析作者怎樣運用「近乎自然主義的手法」來「報道和描寫香港人情社會」。¹⁵劉氏的論説細緻合理，但廣東方言在小説中是否只有營造地方風味的作用，或者説粵語入文是否可能具備美感，則仍待探討。當時有論者質疑為甚麼把高雄視作嚴肅作家，與這一欠缺似乎不無關係。¹⁶事實上高雄也説自己只是賣文為生的「寫稿佬」罷了，作品「並無文學價值，亦無歷史價值與社會價值」，這是香港環境對寫作的限制。¹⁷

「怪論」是「新趣」另一種大受讀者歡迎的文類，雖然並非高雄始創，卻以他最負盛名，小思認為三蘇（高雄）「往往談笑用兵，把問題層層逼出，把人的虛偽剖破」，「銀針一枝，攻其無備，三灣四轉刺入心脾」。¹⁸「怪論」最有趣的是乍看來不合常情，細想之下卻含至理。高雄曾以《東萊博議》「力能舉千鈎之重，而不能自舉其身」兩句為怪論之例，另一「怪論」作者馮宏道則指歐陽修當考官時所出的「刑賞忠厚之至論」也是怪題目。可見怪論古已有之，並不限於現代的方言文學。¹⁹如果粵語入文總算有助於小説的人物形象，那麼「怪論」不一定要塑造角色，不「純正」的行文又有甚麼文學作用？因此研究者聚焦於「怪論」作者的見解，就不足為奇了。

到目前為止，探討「三蘇怪論」的學者以熊志琴最為深入。熊氏借用余英時的説法，指古代「俳優以狂自居，實際上是用『俳諧怒罵』的方式説實話」，又引述1917年上海《申報‧自由談》濟航的〈遊戲文章論〉，認為文中「雖有忠言讜論載於報章，而作者以為遇事直陳不若冷嘲熱諷、嬉笑怒罵之文為有效也」之語，「正正説明了『怪論』以『怪』立言的原因和意義」。²⁰熊氏再以三蘇〈我怎樣寫怪論？〉來印證：

我向來是不把怪論作為「怪誕之論」看的。我説的只是真實。我自問寫怪論的心情，其嚴肅的程度與寫社論無異。

又：

在這一加一等於三，打勝仗變了打敗仗的世界，以及在「寧可獻金鑄像不成，卻不肯行款教濟那些眼看餓死冷死的人」的社會之中，是往往變了非，非變了是，真實變了狂妄，狂妄變了真實，哭變了笑，笑變了哭，把事情説穿了，於是乎就變成了「怪論」。²¹

熊氏強調「怪論」所説的是「實話」，而採取嬉笑怒罵的方式是為了更「有效」，這當然很準確。但為甚麼「怪論」比「正論」有效？濟航〈遊戲文章論〉其實已有答案：「雖有酷吏力無所施，言者既屬無罪，禁之勢有不能，則其心自潛移默化。」²²這也正是俳優「用『俳諧怒罵』的方式説實話」而不敢直言其事的原因。三蘇的自白文章把「怪論」和「社論」等量齊觀，其實只在寫作心態上，而不是指表達手法。該文的收筆説：「我希望有一天沒有一個人喜歡看怪論，大家説的也是怪論，那時我可以不必寫怪論了。那一定是一個好世界，我相信。」²³這幾句未免有點怪論味道。港英殖民政府自始就沒有開放管道讓一般市民參與決策，三蘇寫此文時情況還好，1949年後在東西冷戰的嚴峻局勢下，更收緊了言論和出版的規管。²⁴權力不對等並不限於政府和市民，社會上有勢力者也可訴諸法律禁制對他們不利之言。²⁵在這種情況下，更無法不多用曲筆了。

可是佯狂以免禍只是選用怪論這種表達形式的一個原因，這些文章都發表在商業媒體上，迎合讀者興趣顯然是另一重要考慮。²⁶前者是以一種低下的文類作掩護，以收「大人不記小人過」的效果；後者既然以金錢利益為重，在一般人看來，文學價值就很成疑問了。無論出於作者的本意或是附隨的副作用，總之，「怪論」雖然是另一種大受歡迎的粵語入文作品，卻終究不屬於高雅文類。²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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