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鼓手

「《女鼓手》絕對可以與勒卡雷最傑出的作品相提並論。」——《觀察者報》
入選美國作家推理協會「史上最經典的一百部推理小說」！

1983年本書未出版先轟動，發行以前即有二十萬本付印，
《時代雜誌》、《新聞周刊》都相繼報導，並登上《紐約時報》書評的封面人物。
書出版後，立即躍登《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名
1984年改編成電影《女鼓手》，黛安‧基頓飾演女主角。

「我們替妳安排的這個角色，正好跟妳所有的才華相契合，查莉，既人性而又專業化。妳的機智、妳過人的記憶力、妳的聰明、勇氣，都必須用到。不過同樣的，還必須要用上妳那種我剛才講過的悲天憫人胸懷、妳的熱情。我們選擇妳，查莉。我們塑造妳。我們是在各國找了許多候選人之後才決定用妳的。我們找遍了所有的演藝圈，才決定用妳。我們都是妳的戲迷。」

查莉跟著劇團來到希臘小島度假，巧遇渾身傷疤的神祕男子，為她導演了一齣人生戲碼。這齣戲的真實劇場是一場久遠的戰爭，發生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兩個民族皆手執所謂的正義之矛，彼此攻剽。因為愛情，查莉甘心受雇以色列，隱身巴勒斯坦人中欲引誘幕後大魚上勾。然而當她在兩個民族間來去，情感與道德的鐘擺也不斷游移擺蕩，她成了一個重複許諾的女人，有著雙重忠誠。在紊亂徬徨的感情與獵殺漩渦中，面對虛無荒謬卻又真實不過的人生風景，她根深柢固的道德觀也斷裂成片。不過，這一切冷酷抽象的爭端，始終扺不上愛情的溫潤具體……

《女鼓手》中處處可見南轅北轍的矛盾：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是勝利，也是失敗。而約翰‧勒卡雷更是粹取戰爭的斷壁頹垣，藉由一位女子，深刻描繪了凡人面對抉擇時的潛在恐懼與糾葛，也諷喻了戰爭的荒謬與無奈。

作者：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生於1931，離開伯恩及牛津大學後，於冷戰期間於伊頓公學教書、服務於英國外交部，並在英國情報局任職的五年間寫下《死亡預約》、《上流謀殺》及他的第一本全球暢銷小說《冷戰諜魂》——被譽為二十世紀最了不起的小說之一。這三部小說塑造了喬治‧史邁利一角，他也出現在《鏡子戰爭》一書，也是「卡拉」三部曲：《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榮譽學生》與《史邁利人馬》的主角。過去55年他靠寫作維生，將自己的人生劃分為倫敦市與康瓦爾郡兩個時期。

約翰．勒卡雷最近出版的小說包括2008年《頭號要犯》（A Most Wanted Man）、2010年《我們這樣的叛徒》（Our Kind of Traitor）以及2013年的《脆弱的真相》。

勒卡雷一生得獎無數，包括1965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1964年獲得英國毛姆獎、James Tait Black紀念獎等，1988年更獲頒CWA終身成就獎（另分別在1963與77年獲頒金匕首獎），以及義大利Malaparte Prize等等。至今已出版的23部作品，不僅受到全球各大媒體的矚目與讀者的歡迎，更因充滿戲劇元素與張力，已有19部被改編為電影與電視劇。

譯者：湯新華

資深譯者。

序言

冷戰結束時，那些比我聰明的人全趕著興沖沖地宣布，此後我沒有別的東西好寫了：勒卡雷的飯碗破啦。
事實是，我至今出版的第十四本小說，其中五本無論如何和冷戰無關，而身為一個作家，我比我的許多同僚都更樂見柏林圍牆終於倒下，並轉向我這時代的其他激情對象了。與此刻急於另覓新戰場的那些克里姆林宮專家、安樂椅派謀略家和國防新聞特派員不同，我的新領域許久以前就已標定；《女鼓手》便是其中之一，此書在一九八一至八二年間寫成，當時冷戰還在穩當地持續中。書裡的角色沒有喬治‧史邁利，之前或後來都沒有出現過。冷戰在其中至多只是遙遠抽象的存在。這部小說的真實劇場，就像我的主角約瑟所說，是一場更為久遠的戰爭，發生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這兩個民族之間。但是等等，停下來！我已經顯露出我的偏心了。那些日子裡，在以色列，一再有人向我重複保證，巴勒斯坦人不是一個民族。他們是鄉下農夫和無業遊民湊出來的烏合之眾，兩千年來的唯一工作是讓猶太人的家園保持原狀，直到此地的合法主人回來！
這是一個難以應付的故事。我起頭的時候腦中沒有固定的情節，這就是我的作法，而且對於哪一邊會占上風也沒有先入之見，只有一件事例外：我在戰後奧地利擔任一個年輕情報官的時候，訊問過無數猶太難民，從那時到現在，他們的苦難將永遠停留在我的記憶中。我像一般英國人一樣熟知中產階級的反猶主義——而天可憐見，這遠遠比不上隨後我在歐洲大陸及東歐所碰到的各種變化型態。

對於巴勒斯坦人，對於所有阿拉伯人，我所知趨近於零。在我服務多年的外交部，阿拉伯專家於我總有種上流社會的感覺。甚至當他們在其他領域裡工作時，似乎也是俱樂部中的俱樂部，局外人鮮少有機會聽到他們的討論。當然，阿拉伯專家也會對那些親以色列遊說團體有相同看法，哪怕這團體小得多。而或許在不真實的外交劇場裡，就像在約瑟的真實劇場中一樣，兩邊可能都對。

不知怎的，有天早上我開始行動了。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倫敦西區綠街的阿拉伯國家聯盟代表處辦公室。我納悶著那辦公室是否還在原地、相鄰房屋頂上是否仍有保全攝影機，他們那些百般聊賴的便衣男子是否猶在街上閒逛？我從來沒再去過。沒去中東，也沒去綠街。一旦書寫成了，我絕不回顧。
那些日子裡，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綠街的代表是某位藍拉威先生，我在那天中午與他有約。我寄給他一份《泰晤士報》，上頭是本人風度翩翩的身影。在電話中，我提及我們共同認識的人名：「對，對，好人一個。」一個鬱悶的聲音說道。我在心裡盤算，如果談得愉快，要請藍拉威先生去吃頓午飯。我想要他能給我的一切——引見、嚮導、警告、宣傳、謊言，什麼都好。我想要聽到來自兩邊的聲音。但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對我來講很陌生，我想先給他們機會。

我按了門鈴，街上一個看起來很無聊的便衣男子面無表情地瞟了我一眼。屋頂上的攝影機亦然。門打開，我走進一個設置在房子末端的裝甲玻璃棺材裡。門喀答一聲在我背後關上。我一身正式服裝站在那裡的時候，透過玻璃窺見漂亮的十八世紀門廳，兩個嚴肅的阿拉伯人帶著不悅的非難之色審視我。棺材打開，我走進大廳，那些人抓住我，一路往下輕拍我的身體：那種冗長、緩慢又有方法的徒手搜查是專家級的。在臺拉維夫的盧德機場，或者在阿拉法特永遠的臨時總部前廳，他們都這樣做。在綠街也是，抑或當時如此。這些阿拉伯和以色列保鑣不只是在搜你的身。在他們慢慢摸遍你全身的時候，他們是用自己的手和眼睛質問你，監視你可疑的肢體語言。時間正是精髓所在。盡可能地慢。讓嫌疑犯感覺到他的生殖器、他的口臭、他的惡劣意圖。寫《女鼓手》時，我像這樣被搜查的次數超過我能記得的。但你絕不會忘記第一次，而我的便是在綠街的那個中午，在我要去拜訪藍拉威先生之前。

而當然了，藍拉威先生沒露面。他讓我站在祭壇前面。他的約會登記簿裡什麼也沒寫。他的祕書從沒聽過我。他出國了。他不在。他很忙。改天吧。所以那又是另一個第一次。在那之後有無數阿拉伯人讓我苦候。我可以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前廳一個人看完整本書。但缺席的藍拉威先生給了我一場火的洗禮——這是個蹩腳的笑話，因為他的前任在倫敦被射殺，而藍拉威本人則在這時候於西班牙遭射殺——也可能是被炸死的，我忘了。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不死。

在綠街我做了首先應該做的，而且約到了派區克‧席爾（Patrick Seale），傑出的阿拉伯專家兼作家，請他吃了沒請藍拉威吃的那頓午飯。透過席爾，我開始「交替前進」，如果事情進行順利就該是這樣，你同時展開往內和往外的旅程：一群人引向另一群人，我被傳來傳去，指向彼此衝突的方向；我的電話響個不停，每個人都想說服我接受某些事，要把我從某個致命錯誤之前引開：我的案例最後終於活躍到讓巴勒斯坦人也關心了。

到頭來，最重大的一件事是我與約旦的迪娜王妃，胡笙國王的第一任妻子見面，她那時已經再嫁給阿拉法特在南黎巴嫩的青年鬥士領袖，薩拉‧塔阿馬利（Salah Ta’amari）。迪娜經常突然地進出倫敦。薩拉行動甚至更隱密，從不為任何事準時赴約，或許是刻意的。但最後我們三個人想辦法見了面，在一家豪華的西區餐廳吃非常遲的午餐，在那裡我配著鰨魚和沛綠雅礦泉水，第一次領教了薩拉激烈的演講風格。他說得一口美妙、熱情而有教養的英語，生氣勃勃，附近幾桌的人都為之心醉神迷。那次午餐很成功。迪娜和薩拉邀請我到他們在塞達的房子一晤。薩拉承諾要在貝魯特為我引見他人。作為回報，我盡可能清楚地說明，我也有可能拜訪以色列——雖然我很快領悟到應該稱之為巴勒斯坦——所以我希望沒有人要託付我任何祕密，我只希望聽聽論證、見見雙方人馬。儘管如此，認定我在前雇主英國外交部還吃得開的善意假設如影隨形，在這件事上可能對我有所幫助；因為現在我懷疑，某些終於接納我的人如果相信這些事確實屬實（我只是個想聽人講故事的小說家，而外交部如果還有想到我也是帶著真心的厭惡），他們就不會那麼慷慨地付出時間了。

從那時候開始，就像查莉一樣，當我在以色列和散居的巴勒斯坦人之間來來回回——通常取道賽浦路斯——我也乘著情緒的鐘擺，一開始擺向這邊，然後擺向那邊。某個星期，我和黎巴嫩、約旦或突尼西亞的巴勒斯坦人同在；下個星期，我人在耶路撒冷、臺拉維夫、內蓋夫沙漠（或者某個災難性的場合裡）一邊苦於痢疾，一邊從約旦那邊穿越艾倫比大橋。我的朋友大衛‧格林威當時服務於《華盛頓郵報》，他那時和我在一起，當我可憐兮兮地蜷縮在我們的車後座，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充滿自信、大步越過整排停在那裡的卡車，走向檢查哨，拋出每個他知道的東方顯貴大名，說服守衛讓我們先通過的景象。在另一個場合，格林威和我一起到達一處位於黎巴嫩極南端邊界上的十字軍舊堡壘。巴勒斯坦人還占領這那個地方——恰好那時是這樣。我永遠不知道我比較怕哪一樣：狙擊手從山谷放冷槍，還是我們那位德魯士駕駛的技術，他每次飛速通過一個U型彎道都得咕噥著祈禱。那一陣子格林威派駐在耶路撒冷，而且像我一樣，同時採訪衝突的兩邊。早幾年當我還在寫《榮譽學生》的時候，他曾經派駐東南亞，報導越南和柬埔寨的戰爭，一開始是為《泰晤士報》工作，後來換成《華盛頓郵報》。
這實在是我的運氣絕佳，能在寫這兩本書時沾他的光；因為他有著記者的勇氣和機智，這可遠超越我所擁有的一切。

要見阿拉法特，我等得更是久得可怕。我得在巴解駐貝魯特辦公室邪氣的小小前廳裡浪費一段令人怒火中燒的必要時間，一邊研究那些破爛的以色列集束炸彈展示品和汽油彈，一邊等著他們當時的發言人，一位拉帕迪先生來接見我。阿拉法特手下的案牘英雄數量似乎無窮無盡，他們的辦公室裡瀰漫著汙濁的雪茄煙霧，我吸著它們險些嗆死自己。

那時候，有一種屬於巴勒斯坦人的面孔。所有鬥士似乎都有那張臉，無論胖瘦：那張臉有種緊張的、監獄似的灰暗，帶著一直無家可歸造成的悽惶病態顏色，就靠垃圾食物、香菸和緊繃的神經活下去。喔，革命分子就有錢了。看看他們的新制服、軍靴、新車、新野戰電話和新武器。但剝奪感來自於比錢更深刻的層次；這和失去愛、希望、朋友及家庭有關。對這些苦於分離的孩童來說，再多支金錶也無法補償這種損害。即便是薩拉‧塔阿馬利——在他步入一個房間時，他傳奇性的俊美總會引人側目——言詞如此流利又充滿人文修養的薩拉，也不免有那張臉。他也不想如此。以色列人在入侵黎巴嫩期間終於抓到他——他們有史以來軍階最高的巴勒斯坦囚犯——薩拉對於他繼承的悲劇性遺產有所自覺，這讓他在好幾個月的單獨監禁及審訊之後，還能以勝利姿態出現在以色列電視上，做現代化與協調一致立場的代言人。

會有人在你的旅館跟你聯絡，他們這樣告訴我：請待在你的旅館裡，等就是。
寫作就是等待。我蹲在貝魯特的海軍准將旅館，一大筆錢都花在酒吧裡，那裡的鸚鵡已經學會模仿此起彼落的砲擊聲。我傾聽著傍晚的連續砲擊，從我沒開燈的臥室窗戶望著山頂後拖長而緩慢的砲火閃光。我在空曠的中國餐館裡吃著特大號春捲——無論情勢如何，海軍准將旅館不尋常的工作人員還是設法讓那家附設餐館繼續運作。而我也總是豎起耳朵聽櫃檯的動靜。
一個瘸腿的侍者最後終於為我帶來傳喚通知。我想他有條腿不見了大半，但他是如此年輕而敏捷，很難猜測他究竟失去了多少。他從空桌之間搖搖晃晃朝我走來，眼中燃燒著興奮；那個鐵盒子似的春捲我吃了差不多一半。
「我們主席現在要見你。」他以意味深長的共謀語氣悄聲說道。「現在，請您動身。」
不過那天晚上我偏偏腦袋不太靈光。我看出他要我站起來，所以我出於禮貌照做了。我想，他是要帶我去見旅館董事會的主席。我納悶著自己是不是沒付帳又坐太久了。也可能是「我們主席」要我為他手上的書簽個名。又或許他要把我扔出旅館，因為我真的（或出於想像）在旅館裡做了某種有失禮儀的事；在貝魯特，沒有人的行為可以預測，包括我自己的在內。
我跟著這男孩穿越旅館大廳，一直走到前門；我看見一小群戰士穿著他們那種像披肩般蓋著肩膀的外套，雙手隱沒在衣服的折縫裡，兩部沙色的富豪轎車在那裡等候，這才恍然大悟是要去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主席。

《女鼓手》裡有一段敘述了在夜間穿越貝魯特的類似旅程——車一再地轉向，人得趴低；在九十英里時速下衝刺後，我們猛然逆向跨越雙線道馬路的分隔島，接著閃車燈往對面車道繼續開。這就是我們那天晚上的旅程。我們最後的目的地是個炸爛一半、重建一半的高層公寓建築，在十樓或十二樓。在這裡，由那些鬥士給我搜了第兩百萬次身以後，我終於脾氣失控，粗魯地宣布我厭煩被搜身了。他們很抱歉地笑著退開，躬身請我見阿拉法特本人。他配著銀色手槍，身穿熨得筆挺的制服，身上有嬰兒爽身粉的味道。我們以傳統禮俗擁抱時，他兩頰的鬍渣感覺如絲，不會刺人。
「大衛先生，您為什麼會來這兒？」他開口問，出乎意料地以我的教名相稱，同時把他的手擺在我肩上，像個憂慮的醫師直視我的雙眼。
「主席先生，我來此是為了讓我的手直探巴勒斯坦之心。」
他抓住我的手，壓向他的胸膛。他的手柔軟如女子。
「大衛先生！就在這裡！就在這裡！」
阿拉法特也有一張巴勒斯坦面孔。他可以把那張臉如燈塔般點亮，如小丑般戲謔，也可以讓它帶有政治家的嚴肅；他可以讓他的眼神顯得欣喜歡悅，你得生性極乖僻才能忍住不照樣回應。他說話帶著輕柔迅速的熱情，一段標準談話之間會插入一些鼓舞人心的題外話，以便配合他的聽眾。他可以像個校長似的教訓你，或是在聆聽你的智慧之語時盯著你看，像個著迷的門徒。然而間或閃現的面孔屬於一個過分敏感的小士兵，他失去了他的馬，你會感到一股遏止不住的渴望，想去替他找回來。阿拉法特令我著迷，我也想要如此。我想要像我的查莉一樣易受誘惑。我要她變成一個重複許諾的女人，有著雙重忠誠，因此也注定要背叛雙方。所以我隨波逐流，就像他們這些日子裡的說法：但同時隨著兩股流水，隨著彼此相抗衡的潮流。我人在塞達的時候，住在薩拉和迪娜家裡，那房子美麗然而受到戰火摧殘，養了山羊、檸檬樹和貓狗；我聽著薩拉熱烈但頗有同情心的雄辯滔滔，還有護送我來那些年輕鬥士的故事，那時我的經歷混合了憐憫、意欲訴諸武力的義憤——下筆的此刻我又感覺到了——那也正是查莉的指揮官約瑟非常善於運用的情緒。

那麼恐怖呢？你激憤地問道。暴力呢？猶太人學校巴士上的炸彈呢？我真的這麼不切實際，這麼愚蠢，甚至不瞭解發生在我眼前的事情？
喔，我很瞭解。
那時候，你不必在貝魯特待很久，就可以聞到門外的恐怖氣息。不需要一雙訓練有素的眼睛，就看得到跟你共歡笑、閒談的那些人裡，有一半都該在心理醫生的長椅上躺好；他們的生命從嬰兒時期起就是這樣顛沛流離，這樣暴力，他們已經學會把「正常」社會看成一個敵對目標。受到賤民待遇的人就會變成賤民——如詩人奧登所說，受惡行所害者將作惡以報。
我曾和一個極端派分支團體的發言人談過話，據說他們與巴解決裂，另外推動自己的恐怖活動。他的戰士們，男孩和女孩，在牆邊隨意靠著，全副武裝。我那位東道主腦袋後頭掛著一個裱了框的高解析照片，裡面是一架瑞士航空巨無霸噴射機，停在一處沙漠軍用機場上。炸彈從裡面爆炸時，機身中央被炸開來。那一回他們在炸飛機前疏散了旅客和機組員。房間裡的情緒很是興奮。一個漂亮女孩到處分送小杯阿拉伯咖啡，英俊的年輕戰士們沉著臉自己動手拿。某個人開始認真解釋，深夜裡乘著橡皮小艇橫渡加里利海時景色有多美。那麼殺戮呢？我問道。我的東道主對我的問題顯得困惑。他吸了一口氣，開始發表一篇標準談話：一顆以色列人的炸彈落在南黎巴嫩的一處難民營，在一個下午殺死的巴勒斯坦人，比巴勒斯坦人一年殺的復國主義者還要多……這不是殺戮，這是戰爭……這是自衛……我走出去呼吸新鮮空氣；或者該說，在貝魯特那種交通之下能呼吸的新鮮空氣。

那以色列呢？我為什麼對我在那裡的經驗說得這麼少？呃，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可以預測，架構分明，也因為以色列人是接觸得到的，他們有門鈴和運作正常的電話，還有好房子、學校與護照。如果你想要和某個在以色列的人講話，你也這麼說了，幾乎每次你都能成功。他們的官方說詞聽來熟悉，而且更適合西方人的耳朵。沒有人要我久候。穿著襯衫的將軍跳起來拍拍我的肩，他們總是有大把時間可用；政治家、情報官和報紙編輯一起閒聊、爭論，他們身處於一種確信一切如常的氛圍裡，那是巴勒斯坦人在他們生命中拒絕接受的；這幾乎是一種哲學了。
勝利並未帶來人氣，這不是以色列人的錯；我們心中的浪漫派本能地想支持落水狗。巴勒斯坦人喜歡自命為一群流亡游擊隊員，這是一個民族在世界棋局中成了一枚卒子後，出現的自發性民間運動。但以色列無法再隱藏他們的身分，其實是一支有美國武裝、令人印象相當深刻的軍事力量，有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戰鬥部隊。在公關拉鋸戰上，巴勒斯坦扮演大衛的角色，以色列人則是巨人歌利亞。我們很容易看出，為什麼歐洲恐怖組織會把巴勒斯坦的旗幟釘到他們的旗桿上；我們也很容易瞭解，查莉的心怎麼會輪流在兩方搖擺不定。

三年後這本書所收到的迴響，和我寫作此書的經驗一樣詭譎。當時我的期待也是如此。以色列人鬆了一口氣，給這本書好評。在美國，沒有一本暢銷小說膽敢暗示巴勒斯坦人也是有權申辯的人類，因而造成一陣騷動。大半時候，我保持沉默，忍受那種無聊鬼扯：任何批評以色列的人當然就是反猶人士。我接到過某些來自美國猶太人組織的惡毒信件，但也有個別猶太人寄來極端動人的信件。最有影響力的美國書評家，不論猶太裔或非猶太裔，都給此書好評。一位美籍阿拉伯領導者貶抑此書為「把阿拉伯人當恐怖分子的尋常玩意兒」。在阿拉伯媒體上，這本書以同樣隨便的方式被捧上天或貶入地。一位重要的阿拉伯批評家宣稱此書反巴勒斯坦，理由是：巴勒斯坦人在小說中和在真實生活中一樣，都輸掉了。
對我自己來說，十年後第一次回顧它，我發現我對這本書的感覺很自在，這並不尋常；我主要的遺憾，在於開頭處花太多時間和那些德國人攪和了。我的哀傷則在於只需少許改變，這個故事不管今天、明天或更久以後，都還能上演；這兩個民族都有正義站在他們那邊，而我的女主角查莉從他們之間的戰役中脫身時，就像我自己那樣，依舊會被撕扯成碎片。

勒卡雷，一九九三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