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研究人文科學博士(1993)；學術專長為日本對外關係史、日治時期台灣史。現為淡江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兼系所主任。曾獲取2003年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亞洲女性研究者支援獎助金，並擔任過台灣歷史學會秘書長、副理事長等職務，現為台北淡江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代表著作有《近現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中国(合著)》(1992)、《前近代日本對外方針之研究》(1998)、《Island in the Stream ~ A Quick Case Study of Taiwan’s Complex History(合著)》(2000)、《台北縣史料彙編~淡水篇》(2001)、《台灣史(合著)》(2003)、《樺山資紀蘇澳行》(2004)、《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台灣文明開化的進程》(2005)、《近代台灣的醫療衛生~從「安平追想曲」到「國家衛生原理」（莎士比亞版）》(2006)、《牡丹社事件的真相》(2006)、《皇民化社會的時代（莎士比亞版）》（2007）、《日本史》（2008）、《皇民化社會的時代（五南版）》（2010）、《水野遵—一個台灣未來的擘畫者》（2011）等。

第四篇　日治時期的台灣　061
第一章　明治初期，日本朝野之於台灣的探勘與偵查（1872-1895）　062
第二章　甲午戰爭與乙未割台　067
第三章　廈門事件與台灣　075
第四章　日俄戰爭與台灣　079
第五章　近代台灣之於東亞的定位　081
第六章　歐洲戰爭與台灣　094
第七章　南進政策與台灣　107

第五篇　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台灣　127
第一章　「八‧一五獨立運動」與美國的分離運動　129
第二章　戰後美國的遠東政策與台灣　131
第三章　舊金山對日講和會議與台灣　137
第四章　戰後列強對台政策之演變　142
第五章　彈性外交、務實外交與全民外交的時代　193
第六章　美中會談與台灣　240

附錄　249
附錄 1　《新建設》所收錄之台灣人的言論與記事一覽　250
附錄 2　《新建設》中的女性相關議題一覽　256
附錄 3　「國民外交」的思考源流　259
附錄 4　美國政府的台灣關係法（原文）　270
附錄 5　年表　281
附錄 6　延伸閱讀　286

書摘/試閱

第五章　彈性外交、務實外交與全民外交的時代

第一節　1970年代國際孤立下的彈性外交

伴隨西方陣營試圖打破鐵幕開始與中國接近，1970年代台灣社會的對外關係乃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如前述，1971年10月25日，在情非得已下，中華民國政府正式讓出了聯合國席次。接著，從翌年（1972）9月中日斷交開始，直到1978年12月16日美國政府片面宣佈中止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在馬太效應運作下，一連串的試煉迎面而來。自1971年以來，全世界與台灣有官方邦誼關係之國家僅剩二十餘國。換言之，從
1970年代開始，台灣倍嚐被國際社會孤立的苦澀滋味，並陷入了被邊緣化的困境。

此時，透過民間團體的力量打開外交之門，而試與國際對話，則成為其後政府努力的目標。以前述的「世界道德重整會（MRA）」為例，該會在台灣的各大學成立道德重整社團，並透過道德重整會活動，包括組織合唱團，藉由歌聲向世界發出來自台灣社會的聲音。從1976年開始到1980年代中葉的十年間，全台有二十餘個大學道德重整社團，唯自1986年以後，伴隨社會的轉型、時代的變遷，這些社團乃逐漸式微。而1970年代的台灣，除了面臨國際政治環境的險峻局勢外，更受到兩次世界性石油危機的衝擊。而隨著國際外交走向孤立，過去以發展農業與輕工業而賺取外匯之社會經濟，今後將會面臨何種局面？為了未雨綢
繆起見，當時的台灣省主席謝東閔乃於1972年提出「客廳即工廠」的概念，鼓勵以家庭代工，增加國民所得，拓展外銷。此外，政府亦苦思其他因應之道，而於1973年起採行擴大公共建設之策略，推動十項基本建設之六年計畫，當時稱之為「十大建設」。
於是，1970年代台灣社會國民平均所得乃從1971年的四百零七美194｜台灣涉外關係史概說元，逐步增加至1979年的一千八百六十九美元；而對外貿易之金額，更從1971年的四十四億美元，逐步增加至1979年的三百億美元。

1970年，戰後台灣的對外出口貿易首次出現順差現象，然而政治與經濟基本上是不易分開處理，在國際外交的孤立與石油禁運等雙重衝擊下，台灣的社會經濟能否持續發展下去，國際外交的做法上就必須改弦更張，重新思索一套因應策略。1970年代台灣政府的駐外使館將貿易推廣列為主要工作項目之一，海外使館經濟參事處的角色扮演，日益重要；至於與台灣無政府邦誼關係之地區，則另設商務辦事機構，透過商務處、協調會、經貿中心、文化中心等不同之旗幟，推展非官方外交關係。換言之，政府試圖透過經貿議題，強化台灣與國際社會的連結。

當時的經濟部長孫運璿主張，政府可藉由與海外經貿合作等機制，強化對外關係，而具體做法有二：其一是利用國民外交之手段，動員國內工商界人士或海外僑民等經貿人脈，強化台灣社會與海外民間貿易、金融機
構，以及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等之聯繫，同時在海外各地設有貿易機構，協助從事國際貿易的推廣與交流；另一則是透過政府駐海外商務機構，在友邦國家宣揚台灣的經濟狀態與投資環境，爭取外商來台投資設廠，同時亦蒐集海外商務資訊，進行市場調查與研究，俾使台灣製品能順利銷往海外自由貿易地區。而當時的國民大會代表曹挺光等六十八人亦共同提出「政府應迅採有效措施，擴大團結旅美華僑，共同致力國民外交案」之一策，表達民間支持政府，並期待能透過國民外交之力量，共度外交困境的立場。

除了強化民間的對外經貿關係，藉此打開政府間的外交僵局之外，政府更意圖透過民間的力量，以各種不同形式增進國際社會對台灣的理解與認同。同時，政府亦不斷教育民眾，啟動國民外交機制乃是每位國民之義務與責任，進而提醒民眾應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才不會鬧國際笑話。當時的外交部長周書楷曾在立法院答詢時，強調「不隨地吐痰」、「行車走路能遵守交通規則」，才不會讓訪台之外國遊客詬病，如能同鄰近的新加坡

第五篇　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台灣｜195

一樣，以「亞洲最清潔的城市」聞名，則海外訪客必為之宣揚。外交困境下的「中國國民外交協會」1970年代的國民外交，一如過去，「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台灣對外關係的戰場已從國際政治的舞台逐漸轉向經貿關係之方向發展，特別是與非邦交國發展實質性的經貿雙邊關係。因此，
「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一方面持續背負著過往之使命，承擔國民外交的重責；另一方面，在外交困頓的年代，被賦予更多的經貿任務。1971年，美國國民外交協會決議在台設立分會，以強化台、美兩國
民眾之聯繫，促進台、美兩國在文化、音樂、藝術等方面之交流，並與「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締結為姐妹會，共同為增進台、美兩國間之相互理解與合作共同努力。

此會係由前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56年以個人名義創立，而歷任美國總統均曾擔任過該會名譽主席，當時在美國國內有十五個分會，而海外則有十四個分會，擁有會員二萬餘人，可謂是具有影響力之民間團體。而
1970年代當時的會長杜替博士率團訪台時，一如往例，由「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負責接待，帶領參觀經建設施，藉此而與台灣民間社會有接觸機會。杜替在台發表談話，強調台灣的經濟發展及其國際地位，絕不因在聯合國失去席次而受影響。他舉西德為例，（1973年以前）西德並非聯合國的會員國，但該國在經濟上的成就卻是舉世共矚。

1971年「中國國民外交協會」重新改組，為了與「國際國民外交協會（People-to-People international, PTPI）」接軌，乃改以「People-to-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PTP ROC」西譯之，並把台北聯絡處安置於今銘傳大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處。1973年，「中國國民外交協會」改選理監事，周雍能被選為理事長，常務理事有劉闊才、谷正鼎，吳幼林、延國符、汪竹一、李大超、包德明、李儒聰、陳茂榜等，另常務監事則有韋永成、裴存藩、吳火獅等。同年，國民外交協會秘書長胡濤赴慕尼黑出席國際國民外交協會執行會
196｜台灣涉外關係史概說

議，除了接受當地國民外交協會招待之外，並與出席會議之各國代表擬訂各項交流計畫，組團互訪。同年（1973）5月，「中國國民外交協會」秘書長胡濤致函美國眾議院議長艾伯特（Carl Albert），對美國政府與中國互設「聯絡辦事處」表示關切，並請求議長明確說明美國今後的政策動向。6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艾伯特則函覆「中國國民外交協會」胡秘書長，強調鑑於台灣社會為民主自由之理想奮鬥，而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休戚與共，美國國會必將全力支持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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