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銀行大亨

【原著】
李北濤，民初銀行界人士。交通銀行職員，曾為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之下屬，與周佛海、杜月笙等人有私交。
尚綬珊，民初銀行界人士。
馮耿光（1892-1966），1918年任中國銀行總裁，1922年改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整理京鈔並擴充商股股份；並兼任北洋保商銀行董事、大陸銀行董事、中國農工銀行董事等職。1926年回任中國銀行總裁。1928年起任新華銀行董事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1947-1948年任中國農工銀行董事長。1949年後任中國銀行與公私合營銀行董事。
韓宏泰，民初銀行界人士，撰有〈北洋軍閥時期的交通銀行〉、〈上海交通銀行史實片段〉。
許家駿，民初銀行界人士，曾任職金城銀行，撰有《周作民與金城銀行》。
米慶雲，民初銀行界人士，曾接辦成都商業銀行。
朱錫祚，民初銀行界人士，撰有〈新華信託儲蓄銀行沿革〉一文。
楊濟成，民初銀行界人士，曾任北平金城銀行經理。
李立俠，民初銀行界人士，曾任中央銀行稽核處長。
醇　廬，民初人士。
張伯駒（1898-1982），民初名士。曾繼承其父張鎮芳（袁世凱表兄）任中國鹽業銀行董事長。
李肅然，民初金融界名人，曾任中國鹽業銀行總管理處副科長。
章叔淳，民初銀行界人士，曾任中南銀行香港分行經理。

【主編】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等十數本著作。

（節錄自〈舊中國銀行二三事〉，馮耿光口述、林漢甫整理）

【張作霖、蔣介石向中行强迫借款】
我在北方多年，熟人很多，維持中行局面，本不致有什麼問題。不料有一天，駐在保定的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團部，忽然派一參謀到中行總處來找我說，他們有一筆進口押滙的軍火，約値三十萬元，在未交貨付款前，洋行方面要求銀行擔保，張學良要我以中行名義簽字擔保。我因茲事關係重大，推說須經董事會通過，而當時各董事散居各地，無從召集，難於照辦。對方堅持不允，最後說要派一副官帶領憲兵四人護送我到保定去見張學良，當面商量。我想此事不妙，遂找陸軍次長楊毓珣設法。楊說：「千萬不可同去，否則便沒有辦法。」即由楊親自找張作霖說明原委，一場虛驚，才算平安渡過。
張嘉璈在上海應付國民黨政府的需求，也不是很順利的。他和黃郛、陳其采、錢新之等人，原來都是很熟的朋友。當北伐軍到上海時，國民黨就指派陳、錢等人組織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中行由吳震修代表參加。有一次這個委員會議決，先凑二五庫券墊款一百萬元，送到南京去，要中、交兩行各擔任五十萬元。先是錢新之與宋漢章商量，宋不允墊借，後由吳向宋勸說，宋仍堅決不答應，並且說：「孫傳芳軍隊，已經過江來了。」吳看到這事無從下台，就賭氣不管，一個人溜出邊門跑去看電影。因爲這筆墊款發生波折，財政委員相繼辭職，蔣介石大爲不滿，第三天就打電報給宋漢章，非要借一千萬元不可，措辭異常强硬，雖經再三疏通，最後還是分期照借了。二五庫券第一次發行總額就有三千萬元，滬行擔任的數目也不少。宋漢章因爲不善於應付，堅決要求辭職，遂由總處決定把宋提升爲滬區行總經理，後由董事會推爲常務董事，所遺滬行經理職務，由貝淞孫接任。

【國民黨政府攫奪中國銀行】
一九二八年中行被迫改組，增加官股，是國民黨攫奪中行的開始。這年中行總處從北京搬到上海，我也下決心把北京的房子賣掉，移家南下。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行在上海銀行公會開股東常會，由我主持。原來議程中列有改選第四屆監察人和第三屆董事兩案，卻因爲國民黨政府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公佈中國銀行條例，不得不臨時撤銷，故於常會後接開股東臨時會，同意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改組方案。張嘉璈實際上是參與方案的擬訂的。
根據這一方案，中行改組爲「特許的」國際滙兌銀行，把國家銀行的職能拱手讓給中央銀行。中行的官股除原有五萬元外，增加四百九十五萬元，以公債撥充，合爲五百萬元，計佔股份總數五分之一，由財政部加派官股董事三人、監事一人。原任商股董事監事，雖未滿期，全部改選。王克敏因幫助北洋政府借款，已於是年四月間被通緝。董監事人選中與北洋政府關係較深者，均掉換爲與國民黨接近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和華僑富商。總處組織也由總裁、副總裁制改爲董事長、總經理制，由李馥蓀任董事長，張嘉璈任總經理。我本不願意擔任總裁，就此擺脫這一職務，專任常務董事，不再到行辦事。這是中行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變遷，中行在北洋政府時期成爲經理國庫的國家銀行地位和局面也就宣吿結束。
回憶中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一九一七年底爲一億四千餘萬元，一九二八年底爲三億八千餘萬元。鈔票發行額，一九一七年底爲七千餘萬元，一九二八年底爲一億七千餘萬元。一九二八年底，全國銀行發行總數爲二億九千餘萬元，中行發行總數約佔半數；全國各銀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爲九億八千餘萬元，中行存款總數約佔四成。中行自從一九一六年停兌以後，信用破產，創深痛鉅。在這一時期中，軍閥混戰，財政困難，對於金融事業的發展，影響尤大。我們經過十一年的努力經營，獲有上述成就，雖很渺小，總算爲中行打下初步基礎。國民黨政府上台後攫取中行，所以採用緩進辦法，也是因爲中行這時在金融界已有相當力量，可以暫時利用的緣故。

【四大家族勢力的滲透】
張嘉璈在改組之初，對於國民黨還存有幻想，一心要模仿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辦法，將中行辦成爲有國際地位的滙兌銀行。他於一九三〇年從歐美各國考察歸來，添派英美留學生多人來行，銳意經營業務：一方面增設倫敦等國外經理處，推廣國際滙兌；另一方面將各分行遷至通商口岸，利用原有的鈔票發行，積極與工商企業聯絡。雖然一九三一年長江流域大水災，「九一八」東北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抗戰，對社會經濟尤其是金融業是嚴重的打擊，但中行業務仍有進展。到一九三四年底，全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達五億餘元，各項放款爲四億餘元，均較中央銀行多一倍許；發行總數爲二億餘元，較中央銀行多兩倍半。上海等地中行的聲勢，都遠遠超過中央銀行。國民黨政府爲了控制金融事業，乃以「鞏固金融，救濟工商業」爲名，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再度改組中行，指定宋子文爲董事長，調張嘉璈爲中央銀行副總裁，改任宋漢章爲總經理。股本總額增爲四千萬元，官股原爲五百萬元，再增加一千五百萬元，以國民黨政府新發行的金融公債抵充，共爲二千萬元，在總股額中所佔比例自五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官股董事、監察人和常務董事的人數都有增加，政府的力量更深地滲透到中行來，四大家族就此直接支配了中國銀行。　
國民黨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度攫取中行，聽說王克敏和胡筆江都是宋子文的幕後策劃人，但張嘉璈卻事前毫無所聞，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據吳震修說，當改組消息發表時，張嘉璈曾以長途電話把他從南京分行叫到上海來商量。他當時情緖很激動，說不出話來，過一會兒才對張說：「我與你在中國銀行共事多年，從前稱呼你副總裁，現在稱呼你總經理，不願意再在別處稱呼你副總裁。」吳震修的意思是勸張嘉璈不要就任中央銀行新職務，但是最後張還是去了。這樣，國民黨政府通過兩次改組的命令，只用幾張公債預約券，便把歷史悠久的的中行奪去爲四大家族所私有，從此中行變爲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大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