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王明、張聞天，這群「國共兩黨的人傑鬼雄」，哪一個不是呼風喚雨的黑煞無常、人間豪傑？這是一群真正的「叛逆者」。風雲際會，陰差陽錯，他們與自己的組織、自己的體制、自己的社會，在政治上、精神上決絕而去，一刀兩斷，不惜血灑沙場，甚至不惜身敗名裂。
叛逆是歷史進步的前提。但革命黨人的叛逆，是與暴力、流血、毀滅、動盪伴生伴隨的。我突然意識到，這本書，應該是為革命黨人撰寫的輓歌。現代文明社會，讓我們遠離革命，遠離暴烈的行為，以改良和改革，以民主與和平的方式，解決社會爭端，達成各界共識；用充分的協商，完成政府更替和社會變革。讓一切革命黨人的叛逆漸行漸遠，漸唱漸衰……

本書以客觀多元的角度，爲民初這群不願屈服於時代環境的叛逆者刻劃出生動的面貌，並剖析他們在人生道路上之抉擇，如何影響其一生與中國近現代的發展，從中解讀現代社會的巨大轉折和變化。

作者簡介

1955年出生，媒體從業者。近年來致力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著有《幽暗的航行》、《美國報人》、《中國報人》、《大變局中的轉折點》、《世界的啟蒙者》等。

序

序叛逆者的輓歌――代序

這本書，是關於叛逆者的輓歌。
誠然，叛逆是革故鼎新，是鳳凰涅槃。思想、觀念、文化、價值……所有形而上的種種叛逆，都是人類進步的不竭動力，都是撬動歷史車輪不斷前行的寶貴槓杆。
革命黨人的叛逆，是叛逆行為的另類。革命的義旗一旦張揚，指向所在，必定是血流成河，屍積如山，生命財產毀於一旦，文化積澱付之一炬，人民顛沛流離，社會動盪不安。
毛澤東有句形象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而實際生活中，誰不喜歡請客吃飯呢？誰不欣賞繪畫繡花呢？文質彬彬、從容不迫的儀態，總是讓人賞心悅目；革命的暴烈的行動，帶給人們的似乎只有毛骨悚然，心緒不寧。
革命黨人豪邁的叛逆宣言，甚至可以成就一個當代的傑出政治學者和政治領袖。1964年，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中國總理周恩來欣喜地發表談話：我們也有了核武器，不怕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核訛詐。無論打常規戰爭還是核戰爭，我們都奉陪到底。你們美國、蘇聯加起來才四億人，而我們中國有八億人口。一對一拼到底，你們都死光了，我們還有四億人口，照樣建設社會主義。
這番「宏論」，讓正在哈佛大學讀博士研究生的亨利‧基辛格驚詫不已。他深感有必要重新選擇和制定美國的國際戰略。基辛格將他的這些思考，寫成了博士論文。他的導師，在翻閱了這篇論文的最初十幾頁之後，便大筆一揮，批為「A+」。這部《選擇的必要》博士論文正式出版後，廣受關注和好評，也奠定了基辛格最初的學術和政治地位。這是基辛格進入白宮大門的最好的一塊「敲門磚」。
人類歷史在追求民主、平等、公平、正義的道路上之所以不斷祭起「革命」的通天大纛，皆是因為，在現代文明尚不完全成熟的年代裡，武力不但是奪取政權的必需，也是維護政權的必需。亞當‧斯密曾對政府職能下過一個經典定義。他說：「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種應盡職責；這三種職責雖然極其重要，但都簡單清楚，易於理解。第一，保護社會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中的成員不受其他成員的侵害和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公正的司法機構；第三，建設和維護某些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這些工程不是為了任何個人或小團體的私益，因為只為他們的利益必將得不償失，若為整個社會利益則能創造比投入更大的效益。」
亞當‧斯密的遠見卓識，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追求現代文明的圭臬。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美國歷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興奮地寫下了《歷史的終結》一書，他預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鬥已見分曉；社會主義將在人們的視野中逐漸消解、消失。《歷史的終結》出版十幾年後，世界似乎並沒有按照福山描繪的路徑向前推進。然而福山絲毫不懷疑他的判斷。他堅持認為：「任何現代化的國家都需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這是唯一能夠帶來穩定良好的政治與經濟秩序的制度。如果說我的觀點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我更清晰地瞭解到，創造現代自由民主制度的過程有多麼艱難。」
喬治‧索羅斯在他75歲的時候，覺得有必要給這個世界一點正面的忠告。這個屢在資本市場上創造金融奇跡的操盤大鱷，不喜歡人們稱他為經濟學家，而更願意人們將他看作一個哲學家。他寫下了《對謬誤時代的建言》這本風格獨特的「教科書」，其中不乏肺腑之言。索羅斯說：
對於一個開放的社會來說，民主制度是最適合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人們能自由選擇和變革本國政府。與其他政府形式相比，民主政府能儘量避免鑄成大錯。
因此，一個開放的社會，其主要優點在於，它允許人們應對不確定的事實，並且在滿足各種社會需求的同時確保人民擁有最大程度的自由。開放社會尤其支援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
智者們的結論顯而易見，開放、民主、自由，必定帶來社會穩定，必定能有效溝通，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國內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識，促成最大限度的統一行動和統一意志。
民粹主義者，或者說，極端民族主義者往往不這樣認為。他們將民族利益、將當下執政權力的法理性、正當性無限擴大，不許變革、不許改良，甚至不許討論。有一浪得虛名的媒體人在某高校的一次演講中，居然能說出這樣的言論：中國共產黨經過二十八年鬥爭，經過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過八年抗戰，經過三年解放戰爭，死傷了幾千萬人，才打下江山，奪取政權。誰若是要讓共產黨下臺，他必須也付出同樣的代價！
這簡直匪夷所思，不可理喻。這是多麼狹隘的權力觀，這是多麼血腥、僵化的思維方式。歷史和人民才是最終的裁判者和鑒定人。
北京大學哲學教授何懷宏，將革命黨人的「嗜血之好」稱為「新話語」。他尖銳指出：
20世紀的中國，更有不惜大規模流血也要達到理想目標、無論如何也要奪取勝利的「新話語」存在。這種「新話語」為集體暴力提供了一種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正當理由」和意識形態旗幟。
作為作者，我真切希望，國共兩黨的這些人傑鬼雄，僅僅活在他們的時代裡，僅僅活在逝去的歲月中……在人類走向現代文明的漫漫長途中，暴力、戰爭、毀滅、相互殘殺，應該儘快從歷史和辭典中悉數刪除。
為叛逆的革命黨人唱響輓歌吧！現代文明社會，「革命」將漸行漸遠，改革和改良，將是達成社會共識的重要途徑和永恆手段。
喪鐘為誰而鳴？約翰‧鄧恩在佈道辭中說，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每一個人都是廣袤大陸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沖掉了一塊岩石，歐洲就少了一角。如同一個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每個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傷，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所以，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自由民主的火炬，將永遠照耀人類前行的腳步。

蔡曉濱
2013年冬日於青島

書摘/試閱

孫中山‧一個人的革命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這個精力充沛的矮個子的體內，大約有著太多的「不安分」的基因，他一生絲毫不停歇地為自己的理想奔走、呼號、踐行、抗爭，他折騰出的最大聲響是影響並導致了辛亥革命。這場頗具偶然色彩的士兵嘩變，最終迫使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壽終正寢，中華民國橫空出世。中國歷史由此發生了根本逆轉。基於如此的偉大功績，中國國民黨鄭重其事地尊稱孫中山為「國父」。
孫中山是一個矛盾的組合體。在一般人的眼中，他的率性、固執、衝動，以及童心般的幼稚和天真，的確讓人難以理解。他是時代和社會的叛逆者。只是他的叛逆，留下了太多的思索和遺憾。
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
孫中山幼時譜名德明，乳名帝象。稍長取名文，字載之。初號日新，後改逸仙。年輕時代，「中山」二字與他毫無關係，是從事反抗清政府的革命活動後，由中山樵之名衍化而來。
孫文的家鄉香山縣翠亨村，與中國內地封閉的農村頗不一樣。這裡風氣開化，民風豪爽，加之地處邊界，交通便利（距澳門僅37公里），多有不安於現狀的年輕人，乘舟泛楫，飄洋海外。孫文將這種雲遊天下、闖蕩世界的原因歸咎於家鄉土地的瘠薄和生活的貧困。孫文曾說過：

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磽劣，不宜於耕；故鄉人多游賈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

長孫文9歲的哥哥孫眉，在家鄉沒有讀過幾年書。1871年16歲時，即隨舅舅楊文納遠渡檀香山。先是在一華僑的菜園裡做工，後轉到夏威夷人開設的牧場裡工作。積累了一定資金後，孫眉跑到茂宜島上墾荒耕種，自己當起了牧場主；又興辦商貿，開米鋪，建雜貨店，財源廣進，被當地人稱為「茂宜王」。富裕起來的孫眉，租用鐵殼機帆船，回香山招工雇人，去檀香山為他打工。村裡的青壯男人不少隨他而去。
孫文也纏著父母，要跟哥哥去檀香山創業。父母一是擔心孫文年齡太小，二是憂懼海外生活環境，孫文的兩個叔叔就是命撒海外，客死他鄉。孫文第一次離家出洋的願望就這樣被父母阻止了。
孫文幼時算不上是一個聰慧的孩子。他9歲發蒙，入本村馮氏宗祠從塾師王先生讀書。讀的是《三字經》《千字文》《幼學故事瓊林》等基礎課程。據說王先生很喜歡這個用功的好學生，曾經對孫文的父親說：「此子養至成年，能為非常事業；小事不屑為，為亦無益。」當然，這都是孫文成名後別人的回憶，可信程度究竟幾何，值得一疑。
孫文不足13歲那年的1879年4月，財大氣粗的哥哥租了一條2000噸的英國鐵殼汽船「格蘭諾克」號，到澳門載運中國僑民。孫文聽說後，執意要隨船去檀香山。父母經不住他的死纏硬磨，只好同意。孫文便同母親一道，先乘帆船去澳門，然後由澳門乘「格蘭諾克」號赴檀香山。
這一次旅行，以及在檀香山的經歷，對孫文來說，是一次痛苦的精神之旅。可以這樣說，由此開啟了孫文改造社會，改變世界的思想閘門。
而立之年的孫文，在給友人的信中，仍舊忘不了第一次走出國門帶給他的深切感受和巨大衝擊：「十三歲隨母往夏威仁島（今譯夏威夷），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最讓孫文印象深刻的，是西方國家工業基礎的雄厚和科學技術的發達。孫文寫道：

感觸極深，但比機器和汽輪更令我難忘的是船上的一根鐵樑，它是連著船兩邊，使船更加堅固。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記得，我那時想，這麼重的一根鐵樑，多少人才能把它裝配好呢，最先想到的是那位發明這根大鐵樑的天才和發明了應用它的機械方法。外國人所能做到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不能做，我立刻覺得中國總有不對的地方了。外國既能製造這些堅硬的金屬的大樑，並且還能把它裝配好，這不是說明他們在別的方面有優於中國人的經驗嗎？

孫文在檀香山開始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哥哥將他送進了火魯奴奴英國基督教聖公會主辦的意奧蘭尼學校。這是夏威夷歷史上最早的一所學校。學校講授西方政治學說、自然科學、聖經、英語等課程。新鮮的學科，靈活的教法，嚴明的校紀，清晰的責任，讓這個來自古老東方私塾中的學生大開眼界、驚喜不已。孫文頓時覺得，跟著一個老夫子，搖頭晃腦、囫圇吞棗地背了三年課文的讀書生涯是多麼混沌和可笑。
孫文在意奧蘭尼讀書期間，應該算是一個用功的好學生。同學們尤其佩服他的中文根基。同窗唐雄回憶：

孫公在檀讀英文時，而中文根底頗深，西文課餘有暇，常不喜與同學遊戲，自坐一隅，輒讀古文，吟哦不絕，有時筆之於紙，文成既毀，不知所書為何。且為人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好讀史乘……

平心而論，唯讀了三年私塾的孫文，中文的確好不到哪裡去。但對於唐雄這樣的海外華僑子弟來說，能背誦《三字經》《千字文》這樣文章的人，就應該算是學問家了。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朱維錚，對孫文的學養有一個獨到的評價。他說：「他對中國歷史和傳統學知甚少，而且也不是學者，略有知識也大半得自耳食，這都毋庸諱言。」
孫文在西學的浸淫下愈走愈遠。他甚至想皈依基督教，信奉耶穌。哥哥孫眉罵他「任性妄為，貽家庭羞」。孫眉曾將一部分財產分給孫文，希望他能幹出一番產業，光祖耀宗。此刻，見孫文「固執著國外的洋風異俗，離叛了中國正道」，竟決定將財產收回，將孫文趕回了香山老家。
已經打開的心扉是很難再封閉如初的。閉塞的翠亨村令孫文如陷井底。儘管18歲時，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與盧慕貞女士結婚，但新婚不久，孫文便來到香港，輾轉於多處學校，學軍事，學法律。最終，孫文定下心來，研習西方醫學。他想起了早年在檀香山時，一位中國牧師對他轉述的范文正公的一句話：「不為良相，當為良醫。」孫文的理想是，先救治人的身體之病，再醫治人的心靈之病。他事後寫道：「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據文獻記載，孫文就學的香港西醫書院要求極嚴，全面移植英國醫科大學五年制學制，與孫文一起入學的十二名學生，畢業時，只有孫文和江英華完成了學業，獲得了學校頒發的行醫執照，港督羅便臣爵士親自出席典禮並講話。英文執照中有「Dr. Sun Yat-sen」字樣，應為孫逸仙醫生。有後來不察細究者，以文會意，翻譯為孫逸仙博士，以致此說以訛傳訛，廣為流布，連孫文本人也懶得糾正了。甚至可以說，孫文是樂見這類「訛傳」四處散播。「孫博士」一說竟叫了幾十年，尤其是在俄國人那兒，「孫博士」讓孫文身分大增。
西醫書院畢業後，孫文在澳門、廣州兩地行醫，主攻外科和肺病，收入頗豐。殷實的生活，令孫文那顆不甘安於現狀的心又騷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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