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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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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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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畫中所描繪的那樣,如果薩陲王子能把自己身體奉獻給老虎的話,我想,我也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這個藝術寶庫。”

“在這裡,我看到了前所未見的精彩藝術世界。下一瞬間,我就決定了。我不能讓這些「美麗女神」埋沒在戈壁沙漠。我要守護她們。”

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兩位來自不同國度、有不同經歷的名人相聚一起,緊扣敦煌藝術,談古說今,講東道西,從東西文化的匯聚、傳播、影響一直談到他們的志趣、愛好、雄心、經歷和彼此的友情。本書正是這些談話的記錄。

閱讀本書,猶如一次深邃的精神旅行。讀者會對東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產生崇高的美感,會對作者堅毅不拔的奉獻精神肅然起敬、感佩至極。

作者簡介

常書鴻Chang Shuhong,生於1904年,卒於1994年。曾任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出生在中國浙江省杭州。1927年赴法國學習西洋油畫。留法期間,偶然發現伯希和的《敦煌千佛洞》一書,為敦煌的石窟藝術驚嘆不已。1936年回到中國,1943年出任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在渺無人煙的敦煌長期致力於敦煌藝術的研究與保護工作。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蘭州藝術學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國家文物局顧問等職。著有《我與敦煌》、《敦煌藝術》、《敦煌的風鐸》等。

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日本創價學會名譽會長,國際創價學會(SGI)會長。1928年生於東京。創辦創價大學、美國創價大學、創價學園、民主音樂協會、東京富士美術館、東洋哲學研究所、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等。持續與世界有識之士對話,並出版對談集《展望21世紀》(湯因比)、《20世紀的精神教訓》(戈巴契夫)、《珍愛地球——邁向光輝的女性世紀》(海瑟‧亨德森)、《和平的哲學‧寬容的智慧——伊斯蘭教與佛教的對話》(瓦希德)等。獲頒聯合國和平獎、聯合國難民署人道獎及和平大使等榮銜。

再版序/池田大作

尊敬的常書鴻先生和我的對談集《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與常書鴻對談錄》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已歷經二十年歲月。此次重新修訂,再版問世,我由衷喜悅,深感光榮。

在書中我和常先生的對談裡,也共同緬懷了令人難忘的人民領袖周恩來總理。他深望中日友好、世界和平與共生,同時他一貫重視人類遺產敦煌的保護和研究,並溫馨地鼓勵常先生。

我拜會周總理是在一九七四年,商議再版本書時適值四十週年,我不禁覺得周總理和常先生都在欣慰地關注着這次再版。

本書日文版出版於一九九○年十一月,常先生來日本出席在靜岡縣舉辦的他的畫展。該展特別展出了他以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埃佛勒斯峰)為畫題描繪的大作,反響巨大。常先生惠贈的這幅〈珠穆朗瑪峰〉,現今掛在東京八王子市的東京牧口紀念會館正門大廳裡,不斷打動着眾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的心,賦予他們勇氣。

聽說這是常先生在文革之後最困難的時代,第一次拿起畫筆創作的作品。不屈不撓的登山家們越過險峻的冰隙,指向遙遙聳立的埃佛勒斯峰頂,一步一步征服白雪覆蓋的陡坡,這幅宏大的傑作迴響着常先生的不朽勉勵:「跨越任何艱難險阻,向世界最高峰奮進!」

本書也通過他豁出命來保護敦煌,波瀾壯闊的人生號召我們,不向任何困難低頭,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努力到底。

常先生在晚年撰著的傳記中寫道:把此書放在病床的枕邊反覆閱讀,「愈慰靈魂,是最好的良藥」。

本書震響着常先生終生貫徹藝術為民眾服務之信念的「我人生無悔」的凱歌,並洋溢着要把為人的尊嚴、為世界的友情與和平而勇敢、誠摯、堅韌不拔地行動的信念留傳萬代的大熱情。

敦煌是人類心心相連的絲綢之路上的文化精華。

我堅信,常先生死守並使之復甦的敦煌藝術的美與智慧,能在全球化的現代開拓出「精神的絲綢之路」,把人們連結起來,並作為建構社會繁榮與世界和平的精神食糧必將進一步「大大輝耀(敦煌)」。

對於讀者,尤其是肩負下一個時代的青年,此書若成為新的希望源泉,那就讓我再高興不過了。

衷心感謝香港三聯書店侯明常務副總編等有關朋友們。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序/池田大作

我初次訪問中國,是在一九七四年。從新綠的五月底到六月中旬,二個多星期的旅程。

我目睹綿延曲折的長江,看到滾滾長流的黃河,我登上了萬里長城,也去參觀新中國的工廠、農村,以及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設施等。通過與李先念總理(當時)等各界領導人以及青年、民眾的對話,學習到很多事情。同時,通過我年輕時就喜歡的中國史書及詩集等在腦海中所描繪的景象,與實際目睹的情景重疊與差距所帶來的精神躍動,更是豐富了我的心靈。

邂逅了在相片中所認識的對象時,我驚訝於它與原本的想像是如此不同,這嶄新的發現令我十分欣喜。而站在過去只以自己想像力所形成印象的景物之前,我的內心更是雀躍不已。

例如,一邊走在《三國志》或是司馬遷《史記》那個年代人們生活的歷史舞台,回溯到那個遙遠的歲月,我的腦海裡浮現出更明確且貼近當時的英雄與民眾姿態的輪廓及色彩。

這些或許也是人們在旅程中所得到的樂趣,但是對我而言,尤其是在中國的首次旅程裡,這種樂趣特別大。這或許是因為在我的閱讀經驗中,特別喜好深讀中國古典及詩集的緣故吧。

其中,尤其是訪問曾經被稱為長安的古都西安時,這樣的感受特別深。透過從長安經過陸路往西,一直到達遙遠的羅馬連結起來的壯大絲路,使那些來自遙遠印度及西域的文化流進這裡。

在西安之旅的十三年前,我去了印度,親眼看到恆河,也去了佛教發祥地佛陀伽耶。那時,從佛陀伽耶,經過西域、敦煌、長安、朝鮮半島最後到達日本那遙遠宏大的「精神絲路」好像就在眼前。物換星移,我又來到西安,遙望西方,吟咏西域的名詩一字一句浮現在眼前。

「西出陽關無故人」—— 走出坐落在敦煌西端的陽關,周圍是一望無盡的沙漠,沒有一個認識的人。這是王維表達離別心情的詩。「玉門西望堪斷腸」—— 這是岑參在離開長安一萬多里的玉門關上,所發出的悲苦絕唱。這些都帶着現實感貼近我,使我與西域、敦煌心理上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許多。

在見到當時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先生時,這距離更是進一步地縮小了。那是在我初次訪問中國六年後,第五次訪問時(一九八○年四月)的事。常先生和夫人李承仙女士特地到我住的地方來看我。能遇見常先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經由每次訪問中國時都給予我多方照顧的孫平化先生(中日友好協會會長)的介紹,才得以在春天和煦陽光中開始我們滿心歡喜的對話。

常書鴻先生的人生中有詩,有藝術,有歷史,充滿夢想。

我們圍繞絲路與敦煌的話題談了二個半小時,我意猶未盡地還很想再聽他多說一些。自從與常先生邂逅後,更加深了我對敦煌的關心。之後,我們在東京見了面,在我創立的東京富士美術館舉辦「中國敦煌展」時,常先生也大力給予了協助。

我曾把對常先生感謝的心意寫成詩獻給他,他也送給我詩,種種回憶隨着時間經過,更增光彩。

在這樣的交流中,以敦煌為主題發行對談集一事逐漸具體化。迄今為止我與世界各國的各界人士發行了許多對談集。對話的對象不知不覺地擴展到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及印度等國家,而與活躍在中國的人士一起發行對談集,這是最初的嘗試。

從複雜的國際政治,到個人日常生活的層次,甚至到每個人的意識裡,種種「人的分裂」威脅着和平,在這悲劇相繼發生的現代社會,要如何去選擇一條和諧與安定的道路,我們的責任重大。

如同敦煌的文物及藝術,超越了遙遠歲月,成為現代人的珍貴文化遺產,期待着我們為和平付出的努力,成為未來生活在地球上的居民一個來自二十世紀的信息。這是我和常先生共同的想法。

我祈願在通往新世紀的「精神絲路」上,盛開出的美麗藝術之花大大地(敦)輝耀(煌)在像敦煌那樣的和平城堡,能在各地誕生。

最後,再次衷心感謝「精神絲路」的嚮導、不斷為我們留下愉快、難忘回憶的常書鴻先生,和協助常先生的各位先生,以及為本書出版盡力的德間書店荒井修常務董事、栗山一夫編輯委員,及負責編輯的聖教新聞社大原照久君、野崎至亮君及不辭辛勞擔任翻譯的洲崎周一君。

一九九○年五月於日本東京

 

序/常書鴻

我與池田大作先生初次會見是在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那次見面,池田大作先生對中國的了解以及在哲學、文化藝術等方面學識之廣博,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別是先生對中國文化以及對敦煌學的熱情,使我們首次見面時就好似多年好友一般,「一見如故」,開懷暢談起來了。

池田大作先生作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曾多次訪問過中國,池田大作先生與他所致力的社會、宗教文化及國際和平活動,在中國也是眾所周知的。特別是早在一九六八年,池田大作先生就提出過中日邦交正常化及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建議,是令我們中國人民永遠銘記在心的。

回想起我與池田大作先生多年的友情,是我一生中的又一快事,在我所相識的許多日本友人中,池田大作先生雖然已年過六旬,但他為人熱情、耿直,對生活及對人類未來充滿信心的感情,使我感覺到他還是一位年輕人。

自從我們相識後的近十年間,不論是池田大作先生來中國,還是我去日本,我們的相見和談話的話題總是要涉及到人類文化、絲綢之路及世界上最大的、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藏——敦煌。我們之所以在談話中經常談到敦煌,我想,這是因為敦煌不僅僅是佛教遺址,而且敦煌藝術體現了人類對理想境界的追求。在當時充滿着饑荒及戰亂的年代裡,絲綢之路的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及佛教的東傳,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與和平,起着極其重大的作用。

而我們今天對絲綢之路的重視與研究,喚起我們精神上新的絲綢之路。這在目前經濟及科學技術高度發展,同時也存在着破壞地球自然生態環境、國際政治不穩定的時代裡,新的絲綢之路對促進人類平等,消除戰亂,走向永久和平,有着新的積極意義。

我與池田大作先生雖然在國籍、個人經歷等許多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們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卻有着相類似的艱苦生活與努力奮鬥的過程,所以,我十分理解池田大作先生所熱心倡導的青年和平友好事業。

一九八五年秋日,我在日本埼玉縣的青年和平文化節上看到池田大作先生盡力培養下的青年一代的團結友愛、蓬勃向前的精神及池田大作先生對青年們如慈父一般親切融洽的感情,那情景至今為止還歷歷在目,使我感動不已。

人類的未來寄望於青年一代,池田大作先生創建的創價大學、創價高中、中學、小學及幼兒園,以及美術館、文化會館等等,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另外,池田大作先生對中國青年及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的關懷及幫助,使我看到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光輝未來,一條五彩繽紛的新絲綢之路的彩虹,將把世界各國人民的心聯結在一起。

由於我與池田大作先生對於東方文化有着相同的熱心,所以我們在許多方面是一致的,我們彼此尊重各自國家的傳統文化,尤其對文化藝術的熱情關注及貢獻精神,我們也有着共同的意願。一九八五年在東京富士美術館舉行的「中國敦煌展」,與歷次敦煌展不同之處是第一次向日本各界展示了在敦煌發現的極其貴重的經卷等歷史文物。這次展覽的成功,是池田大作先生及創價學會諸位先生辛勤努力的結果。在此,請允許我再一次向池田大作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有句諺語「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在本書序言結束之前,就如同我與池田大作先生的談話一樣,總是感到還有許多話沒有講完,所以,我高興地期待着下一次與池田大作先生見面和暢談的機會。

最後,我想感謝建議將我們對談發表出版的池田大作先生,感謝為本書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各位,及我四十餘年患難與共生活和事業上的伴侶、助手與妻子李承仙、學習及繼承敦煌事業的兒子嘉煌,感謝為此書工作的諸位先生們。

一九九○年五月於中國北京

目次

序/池田大作

序/常書鴻

第一章/絲路上的寶石

遙遠的憧憬之地 

敦煌的興衰 

敦煌莫高窟的開創 

沙漠的大畫廊 

佛典與貴重文獻 

 

第二章/追求永恆的存在 

苦難的旅途 

苦難的歲月 

美麗的西湖湖畔 

戰爭年代 

我的朋友 我的老師 

決定人生的邂逅 

 

第三章/人類光輝的遺產 

臨摹與保護

莫高窟壁畫

法華經的傳來

 

第四章/美與創造的世界

敦煌藝術的特色

藝術的作用與評價

徐悲鴻先生的人格

德拉克洛瓦與盧奧

東山魁夷的足跡

平山郁夫的畫業

 

第五章/萬代的友好繫絆

日本文化的源流

成為民眾與民眾之間心的橋梁

推進文化交流

對周總理的回憶

井上靖先生的友誼

祈願永久和平

 

後記

書摘/試閱

第一章 絲路上的寶石

 

遙遠的憧憬之地

池田:敦煌1,是「絲路2上的寶石」,它具有光輝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這一點毋庸置疑。一説到敦煌,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常書鴻先生的名字。先生為了保護和介紹敦煌珍貴的歷史文物,幾十年來傾注心血,對此,在日本也是眾所周知的。

先生對話,就如同去敦煌進行了一趟夢想之旅——自從十年前(一九八〇年)在北京與先生初次見面後,每次與先生交談,我都深受感動。

拜讀了先生的大作《敦煌的風鐸》、《我與敦煌》、《敦煌藝術》等,我對先生所走過的人生道路、人生經歷有了某種程度的了解。這次有機會能更深入了解敦煌之美與先生的為人,我感到非常高興。

常:謝謝您的誇獎。我覺得在共同的思想下進行交流,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在我們中國,有這樣一句名言:「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也就是説,喝酒時,若遇上知心的朋友,即使喝上千杯,也覺得不夠;而要是和不投脾氣及不同志向的人在一起交談的話,半句也顯得多餘,與性格和志向相同的人在一起交談,才能產生心靈上的共嗚。因此,拜讀了先生的著作和講演辭,就可以看出先生對於敦煌有着極大的興趣和執着的追求。

池田:實在不敢當。從敦煌這個詞,人們立刻就會聯想到那遙遠的絲路之旅,那一條從古都長安出發,經過蘭州、河西走廊、天山山脈、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中近東國家,最後到達羅馬的這條橫貫歐亞大陸的宏偉之路。它不僅僅是一條進行商業貿易的通道,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對日本人來説,特別是作為佛法傳入之路,令人倍感親切。

這條道路有很多地方,是在嚴酷的自然環境下開拓出來的,其中有艱險的路,有吞噬人類生命的無垠沙漠、酷熱地表、嚴寒的連綿山脈,此起彼伏。然而,就是靠着這樣一條道路,東西方的人們友好往來,相互交流傳遞新興文化。尤其敦煌作為絲路上文化的集聚地,是各個民族和不同種族的人們進行交流的悠久歷史舞台。在綠洲敦煌,現在也蘊含着人們「不滅的靈魂」,有着邁向和平的無限光源。

特別是對我們來説,這裡有着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敦煌不僅是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東傳的中途站,而且還是一個空前的佛法搖籃,在這裡,無數默默無聞的人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

常:您對敦煌抱有如此巨大的興趣,在此之前,我想一定是有什麼理由促使您這樣做的吧?請問池田先生,您是在什麼時候,哪個地方,通過什麼方式,了解到敦煌的呢?

池田:我初次接觸到敦煌,是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學校教室裡,掛着一張很大的世界地圖,我經常看着地圖,看着敦煌附近的地方,心想:「這附近大概人煙稀少吧,真想去那裡看看啊。」有一次班導師檜山浩平先生問我們:「大家想去世界哪個地方啊?」這時,我回答説,我想去敦煌。當時正值中日戰爭時期,所以對中國也極為關心的緣故吧。

先生就對我説:「池田君,那地方稱做敦煌,有着許多珍貴的的寶物呢!」聽了老師的話,我想,在沙漠那人跡罕至的地方,會有寶物,真是不可思議啊。到現在還印象深刻。從此之後,我經常看著戈壁沙漠、崑崙山脈、天山山脈的地圖,這更喚起了我的冒險心。敦煌在我心中,是一個偉大夢想與嚮往的地方。我還記得,當時在心中暗暗立誓,有朝一日,我要成為中日的和平金橋,我要去敦煌看看。

常:您讀過什麼跟敦煌有關的書籍或者是新聞報導嗎?

池田:西域3作為歷史舞台,以明確的輪廓出現在我的視野裡,是在我讀了司馬遷4的《史記》和《十八史略》5等中國古典史籍以後。張騫6受漢7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其波瀾壯闊的一生,以及李陵8與蘇武9的故事,都令我印象深刻。

讀了赫定10《游移的湖》及史坦因11等人的冒險家遊記以後,更激起了我對被埋沒的絲路文化的無窮好奇心。

而且,在《唐詩選》12中,有許多歌詠邊塞的名詩。例如,親自到過西域的詩人岑參13的《胡笳歌》、王昌齡14的《從軍行》、王翰15的《涼州詞》等等,在日本都廣為人知。《樂府詩集》16裡,有一首王維17送別即將前往西域的友人的離別詩。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出了陽關(位於敦煌西南方,與玉門關同為通往西域的門戶)以後,就沒有自己認識的人了。讀了這首寫給即將出發去西域的朋友的名詩,一望無際的沙漠,那遙遠的世界彷彿瞬間就在眼前。

另外,與湯因比博士18的對談同樣令我難以忘懷。當我們的話題談到:「如果下次再出生,您希望出生在地球上哪個地方呢?」博士立即回答説:「我希望出生在中國。」當我又問他:「您希望出生在歷史上的什麼時候、哪個地方呢?」博士説:「公元紀年剛開始不久的時候,大乘佛教從印度經過新疆傳到東亞。我很希望能在佛教、印度文明、古希臘文明、伊朗文明和中國文明等諸多文化融合的種種環境中生活。」博士這番話語,至今仍清晰地浮現在我腦海中。

常:湯因比博士與池田先生的對談集,在中國也有出版。

池田:我具體認識到敦煌文物的契機,是一九五八年一月在日本舉行的「中國敦煌藝術展覽會」。那時,先生來到日本。這一年,我的恩師戶田先生19逝世了。「中國敦煌藝術展覽會」在東京舉辦的時候,正是恩師去世前幾個月,那時對我而言,每天如同面對疾風怒濤般的漩渦。因此,無法親自到會場參觀,但是看了介紹展覽的報導、論述敦煌學術、藝術價值的許多論文及圖片等等。這些內容非常精彩,遠遠超過我以前通過書籍留在心中的印象。老實說,常我知道敦煌有如此之多的重要歷史遺產時,真是震驚。

實際上,親眼目睹這價值非凡的歷史遺產的一部分,是在一九八五年,我們東京富士美術館舉辦「中國敦煌展」的時候。這次「中國敦煌展」獲得貴國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敦煌研究院及敦煌縣博物館等各方的協助,展出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在此衷心表示感謝。

常:東京富士美術館的「中國敦煌展」是繼在中國敦煌藝術展(一九五八年,東京、京都)、「中國敦煌壁畫展」(一九八二年,東京、京都、仙台)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敦煌展覽會,它在池田先生以及創價學會諸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與前幾次展覽比較,這次展覽有它獨自的特色。展覽內容除了敦煌各個時代具代表性的壁畫臨摹作品以外,還有敦煌的出土文物、珍貴的漢代木簡,以及從來沒有向國外展示過的敦煌寫經、北魏太和十一年的刺鏽佛畫、圖解本西夏文字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唐代《地志》、《紫微垣星圖》、《占雲氣書》等等。該次「中國敦煌展」,可以説是敦煌文化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在國外展出。我想,這樣説不算過分。

池田:在「中國敦煌展」,展出許多在全世界第一次公開的一級文物。壁畫的臨摹作品、出土文物、經典等,這展覽整體性地介紹敦煌,在各個展出地點獲得了很大回響。我也興致盎然地參觀了。在敦煌文書中佛教經典佔多數,聽説其中最多的就是《法華經》,真是了不起。

 

敦煌的興衰

池田:敦煌與北京的直線距離大約二千公里。北邊有戈壁沙漠,西邊有塔克拉瑪干沙漠,南邊連接西藏高原,剛好位於中亞的中心。據統計,迄今的最高溫度是四四點一攝氏度,最低是零下二二點六攝氏度。終年吹着被稱為「黑風」的沙暴。據説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左右,就有少數民族居住在敦煌。《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作為月氏活躍的舞台,敦煌的名字就出現在歷史上。

據史書記載,漢武帝時代,正式設置了敦煌郡。作為漢朝通往西方發展的根據地,當時人口有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人。從那以來,敦煌作為結合東西方的貿易都市,以及東西文明交流的文化地,實際上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

常:是的,在唐朝(六一八—九〇七年),特別是晚唐時代,敦煌非常繁榮。

池田:著有《大唐西域記》的玄奘20遠赴印度和西域,但是書裡面好像沒有關於敦煌的紀錄。有關當時的敦煌,文獻上是如何記載的呢?

常:玄奘從印度取經回唐的路上,順便到過敦煌。但是,由於時間極為緊迫,沒有能作長期逗留。因此,在他的西域紀行中,沒有能給後人留下關於敦煌的記載。不過,根據歷史文獻記載,當時的敦煌非常繁華,商人大賈齊聚,每天有三次市集:朝市、午市、夜市,熱鬧不已。之後,經五代(九〇七—九六〇年)、宋朝(九六〇—一二七九年)到元朝(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年)已逐漸衰微,明朝時(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隨着嘉峪關21的關閉,敦煌也完全衰微。因此,敦煌的壁畫裡,沒有明朝的作品。

池田:在馬可波羅22的《東方見聞錄》中,也有關於敦煌的記載。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後半葉,周遊亞洲,寫下了《東方見聞錄》。根據此書記載,當時的敦煌正處於元朝統治,是「大汗的領土」。當時居民大都是佛教徒,也有一些涅斯多留教派23(基督教的一個派系)和伊斯蘭教徒。但是,或許馬可波羅所看到是一個日趨衰落的敦煌,所以,他對敦煌好像沒有太深刻的印象。

常:雖然到了清代(一六一六—一九一一年)的雍正年間,對敦煌曾進行了大規模整修,但是漢唐時期那種盛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的敦煌縣是清朝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設立的。當時,有一位名叫汪德容的人,經過敦煌時,曾這樣寫道:「今寺已久湮,而圖畫極工。」(雖然寺院早已被埋沒,但是壁畫仍然奇美無比。)

嘉慶末年(一八二〇年),西北歷史地理學家徐松24在他的《西域水道記》中,對莫高窟有着極為詳細的記載。

光緖五年(一八七九年),匈牙利人洛克濟到莫高窟參觀,他是第一個到達這裡的外國人。他對於自己始所未料地發現和收穫大為吃驚。如您所知,莫高窟之所以能震驚全世界,是因為光緖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在「藏經洞」25新發現的經典及書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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