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該如此：莊永明七十自述

大歷史下的庶民傳奇，大時代的生命見證
「台灣第一」民間史家莊永明的第一本回憶自述

＊一九三○至六○年代大稻埕文化風貌盎然呈現
＊早期文人交遊珍貴史料、圖像首次出土曝光


大稻埕囝仔向前行
「我是大歷史下的小人物，也是大時代的見證人。讀我一生，以小窺大，台灣庶民史，必不留白。」 ──莊永明

莊永明，台灣文史研究界的傳奇與標竿人物，沒有傲人學歷，未受正統學術訓練，但出身於文化底蘊濃郁的大稻埕，自小就與庶民文化結下不解之緣。從事會計工作26年，不遲到不早退，從沒請過一天假，自況為「長工」；退休後寫稿、演講，補貼生計，是為「散工」；為傳揚台灣文化，四處趕場，盡力不懈，則是「義工」；最後，拚命保存日漸消逝的台灣史料，傾半生精力撰書立著，希望幫後代子孫留下這片土地的故事，堪稱「憨工」。

出版五十餘冊台灣文史專書後，因長期埋案筆耕，導致右眼視網膜出血病變，視力接近於零，然而七十三歲的莊永明終不服老，終又勉力提筆，這次他希望將其一生的「每一工」（每一天），從長工、散工，到志工、憨工的「四工人生」，寫下自己的故事，為所經歷的大時代留下珍貴證言。

全書分為三大章33話。第一章〈大稻埕囝仔〉是成長紀事與收藏歷史；第二章〈港町物語寫真〉呈現第一手的大稻埕文化現場與庶民記憶；第三章〈我看．我聽．我寫〉自述其交遊、寫作與文史研究生涯之軼事點滴。

莊永明
 
一九四二年出生於茶香歲月之大稻埕，為國內知名台灣文史專家，同時被公認為台灣民間史料收藏最博雜、豐富的研究者之一。
 
一九七○年代崛起於文壇，陸續在報刊雜誌發表文章。一九八二年，應《中國時報》之邀，撰寫「台灣第一」專欄，而享有「台灣第一」的稱謂。從《台灣第一》、《台灣紀事》、《台北老街》，到《台灣鳥瞰圖》、《台灣醫療史》以及三大本《台灣世紀回味》等，至今共出版五十餘本著作。其中台灣歌謠是他的最愛，出版有《台灣歌謠追想曲》、《台灣歌謠──我聽 我唱 我寫》，以及有聲書《台灣歌謠尋根》等。
 
除了蒐集台灣文物、書寫台灣主題專書外，足以自傲的資歷為擔任「大稻埕逍遙遊」文史導覽長達十年之久，超過10,000人次跟著他一起上街走讀。其老家「莊協發柑仔店」已被列為台北市定古蹟，以策展、講座、老街導覽等方式，活化古蹟，推廣文史。

自序
〈自序〉
 
暢所欲言又止
 
不該出而出的這本書，決定成書，原因是自己平凡的生命史，所見、所聞、所感的人、事、物，不少是歷史的見證。
 
浪費「紙」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畢竟以三年半的時間，在《文訊》雜誌刊載的專欄「心路，筆痕．書影」，如果未能結集，殊為可惜，乃決定以《活！該如此」做為回憶錄的書名。
 
兩句話，可以道出心情故事：
 
同歷史獨白有話
 
與現實對話無語
 
如果，這兩句話可視為對聯，我可再題上橫批：
 
暢所欲言又止
 
橫批是「暢所欲言」和「欲言又止」的組合句，所欲言而不得不止於言，是我的無助和無奈；
 
人間事，是有些不能說、不可說的，絕非我不願說。
 
是以為序。
 
前言
〈先踏話頭〉
 
生命有限．活該如此
 
如果將之視為夢醒時分的「戲筆人生」，留下「告別年代」的一些紀事，想必有益無損，畢竟走過的必留痕跡……
 
人生雪泥鴻爪，一場夢境而已，有人以「有來有去」，瀟灑走一回，回顧一生；也有人更以有禪意的「無來無去」看透人生。
 
有來有去、無來無去，全是知悟生命。人生「有來無去」，自不可能，如果未來發明了「長生不老」藥，那是災禍，而非好事。
 
生命有限，古人以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啟迪人生還有責任，一語道破，就是「有來無去」。不朽始能「無去」，青史留名，令後人懷思，此乃真的「音容宛在」。
 
諸多傳記、回憶錄，不管是他人操刀或自己動筆，遺下紀錄，都能令後人感受「傳主如生，有來無去」！
 
我雖涉足文壇有年，但是閱歷有限，不過也頗曉一些「文化界祕聞」，加以被認為善於「說故事」，因之「勸進」我動筆寫回憶錄的人，有增無減。
 
我個性木訥不多言，但偏偏為人誤解，如果能對我細加觀察，必能體會──我旨在不吐不快，畢竟是O型個性，直言實語，自然常會得罪他人；如果硬說我好道三說四，非知我者也。
 
「他山之石」引以為鑑，應是我想處理「有來無去」的必要思考，不過像自己這般的凡夫俗子，其實再「美化自己」，必然也是「來去一生」的枉然，一堆文字而已。不過，如果將之視為夢醒時分的「戲筆人生」，留下「告別年代」的一些紀事，想必有益無損──畢竟走過的，必留痕跡。
 
我好讀「回憶錄」〈自傳〉甚於他人書寫的「傳記」。傳記頗多添油加醋，例如：西方哲人伏爾泰沒有說過「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贊同你發言的權力」這句話；美國總統華盛頓也沒有因承認砍櫻桃樹而獲得父親嘉許誠實這件事，這些都是傳記作家繪聲畫影的「神來之筆」，無非是要「包裝」傳主。而回憶錄的「告白」，雖然不全是「貨真價實」的作品，但是有宛如與其對談之感。
 
＊
 
名人的回憶錄，陳述自己的「追憶逝水年華」，我舉幾個做為範例：
 
中國文人梁啟超〈任公〉因「戊戌政變」遭清廷通緝，亡命日本，他在孔子紀年二四五三年寫下〈三十自述〉，而立之年他感嘆：「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還吟：「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三十的梁啟超，所志所事，對近代中國影響甚深，他還以已屆而立之年與「歲不我予」自嘆──反思自己，三十那年，做為上班族的我，天天打上、下班卡外，枉論什麼「筆舌生涯」。
 
梁啟超在三十歲留下自述，顯見他有計畫日後繼續書寫一生閱歷，可惜僅得年五十六，未再下筆撰寫四十自述、五十自述；後半輩子精采人生，沒能透過他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留下心中「不足為外人道」的話語；他參與的革新、革命志業，在史料中缺了一角，殊為可惜。
 
胡適在四十三歲那年〈一九三三年〉出版了《四十自述》，他常鼓勵、催促朋友寫自傳，以為史家留下一點史料，然而他的努力，並未對「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有所加分，包括他自己。因為大家不是怕「提筆太早」，動輒得咎，不肯下筆；就是「提筆太遲」，無緣成書。胡適亦曾為梁啟超「自信體力精力都很強，所以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以致留下憾事而扼腕。
 
我所讀的胡適《四十自述》，當然是當年開設在重慶南路的遠東圖書公司的所謂「自由中國版」，依胡適「自記」，這本書決定在台灣出版，他已六十四歲。胡適鼓勵人家留下回憶錄〈自傳〉，而自己卻在一九三三年付梓《四十自述》後，即在此他認為十分重要的議題，留下空白。《四十自述》只書寫到他十九歲考取官費出洋留學，而後繼無述，如不是以「附錄：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充實頁數，恐難成書，因此，我戲稱《四十自述》說是「二十自述」都還不夠「分量」。
 
胡博士提筆寫《四十自述》，計畫只寫兒童年代，留學時代到壯年時代則留待五十歲再寫；中年時代更擺到六十歲才想動筆。最後計畫「破局」的原因，胡適以「國事如麻」為理由「牽拖」，說五十大壽那年，日本偷襲珍珠港，作為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當然有得忙了；六十歲那年，正當大陸淪陷、韓戰爆發初年，哪有情緒為「私人留紀錄」，操心國事就夠煩了。
 
胡適的生命最後四年，以中央研究院院長、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主席的職銜，落腳台灣。如果他能再繼「前緣」，將自述延長至五十、六十歲，甚而七十歲，立言垂世，不知多好。
 
＊
 
五十歲是半百人生，不少人到此年歲，十分珍惜，尤其是往昔國人平均年齡不高，再過十年，就是一甲子的六十「高壽」，當然是回首往事、留存自述的最好時候；而在五十歲時出版的「自述」，僅有九歌出版社的顏元叔《五十回首》而已。
 
顏元叔的西方文學論述文章，我常在報刊、雜誌閱讀，他寫作十分勤快，應可算「多產作家」。《五十回首》沒有序文，但第七頁的首篇〈五十且回首〉，即有「序」的味道；大陸淪陷來台的顏家，顏元叔有「在淡水河邊陪父母種菜、養豬、挑大糞」的農耕生活經驗，他沒有交代來台後的居住地，究竟是淡水河東岸的台北市或是西岸的新北市，但可知未擔任教授、作家前，他在台灣有做農的日子。
 
顏元叔以半百回首立言，用「水頭村的童年」做副標，也就是以「童年印象」自述，當年他生活在海峽彼岸，因日本鬼子逼迫他們遁入荒山曠野，而有「中國大地的另一回羅曼史」，可惜顏元叔筆下的「鄉間野趣」，我只能以「顏氏雜文」欣賞。《五十回首》最後一篇是〈一個句點〉，表明他「想寫一個時代中的一己」，我不知他還有沒有續寫〈六十回首〉、〈七十自述〉……等未結書的文章。我是沒有看到的。
 
六十年，一個甲子，十二生肖的五個輪迴，超過兩萬個日子的人生回憶，必是一生重要大事。台南韓石泉於一九五六年自費出版了《六十回憶》──一位醫務繁忙的執業名醫，還能撥出時間寫下「歷史見證」的自述，殊為難得。
 
韓石泉於胡適抵台就職中央研究院院長那年，將《六十回憶》致贈胡適；翌年〈一九五九年〉二月胡院長親筆回覆一封信，他嘉許《六十回憶》是「台灣光復僅見的一本自傳，其中不但有先生一生立身行己的紀錄，還有六十年來的重要史料」。由於《六十回憶》反應不錯，韓石泉原也有意繼續留存回憶，可惜〈六五續憶〉僅寫了部分。
 
「人生七十古來稀」，這句古早話，說的是一個人能登上「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年，是生命的奇蹟。而今，拜科技之才、生技之效，「人生七十不稀奇」，已是生命常態。七十年，超過兩萬五千五百五十個日子，這等歲數，經歷、閱歷必然非同小可，如果能將所見、所聞、所想留下文字，應該才算活得夠本，不然，老去的那天到臨，徒做「人生空空」之喚，就無意義了。
 
七十之年，即使精力充沛，「親像一尾活龍」，但是老化無可避免，身體狀況，今不如昔，乃不爭事實，想留自述，必興力不從心之嘆！二○○八年，陳若曦出版了《七十自述──堅持、無悔》，令我讚佩。
 
＊
 
我已屆七十之齡，動念寫回憶錄，自述消失歲月，雖然自知何德何能？但回首筆耕歲月，總有跡痕，予以告白，以盡己責。
 
無論大、小人物，都經歷社會變遷，也都閱歷政治變革，以我觀點，大人物、小人物都是「歷史見證人」，「一世人」〈一輩子〉見證的人、事、物，必然可觀，那就是歷史的一部分──而我願以歷史見證人留下自述。
 
六十五歲那年，可以申辦「敬老卡」，但我以自己還能賺錢，敬謝不敏──領受老人福利，等於浪費社會成本，況且我也不要政府「施捨」。不過，當我發現有些所得比我高出很多的人，申報的稅額竟然還不及我奉獻給國家的半數，如此不公，令人不平。考慮之下，心想總要「拿回」一點點孝敬政府的錢才算公道，於是向區公所申請了搭公車免費、乘坐捷運打折的「敬老卡」。像我們這類非薪資所得的人，版稅、稿費、演講費……每一份收入，全無「避稅」的可能，分享一點「老年給付」的權利，應不為過。
 
「不認輸，不服老」是我進入「老年期」初年的堅持。我帶領古蹟導覽四個多鐘頭，一路走、一路講，從無倦容，有些年輕人趕不上我的腳程，直呼受不了，還怪我「健步如飛」。年終歲末，我依然短袖便服，令人吃驚，問我「怎不多添加一些衣服，不怕冷嗎」？沒錯，我在衣著方面是不知寒暑，「除非換了日曆，我是不換季的。」這句話讓不少知我的人折服。非到了元旦，長袖是不會出現在我身上的，有時，我還會補強一句：「從軍中退伍後，四十幾年來，不穿長袖的衛生衣了。」
 
然而，近年來因「右眼黃斑部裂孔併視網膜剝離」而住進台大醫院動手術。之後，情況大變，古人「視茫茫、髮蒼蒼、齒牙動搖」的病狀，全都在身上顯現，於是乖乖去買長袖衛生衣來保暖，「不驚冷」此後再也不敢說出口了。
 
不知老之將至，竟成明日黃花之語，令人唏噓。
 
從前我坐公車、捷運，一向是不找座位坐的，也無人會識破我的年齡而讓座。然而六十七歲那年，有一天我擠上公車，博愛座都被一群剛下課的學生霸占，只得移步往內走，一位長得很秀麗的高中女生，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說：「阿伯，您請坐。」我愣了一下，說句實話，難以接受她的好意，自覺「承當不起」，畢竟我經常「東奔西跑」，精神狀況不錯。之前，偶爾也有人讓座，都被我一聲「謝謝」回絕了，我不希望有人視我是「站不起的人」。然而，「阿伯」是第一次聽人如此稱呼，顯然她覺得我絕非「叔叔輩」，而是「老伯」了。
 
我深信這位同學沒有看走眼，她應是位有家教的好女孩，只是她檢視出我的歲數，令我有不安之感，心想此後不能再掩飾自己的歲數了，確實有點悲涼。
 
「不畏風寒」的本事，已經流失，老已臨身。心想如果我再拖延「自述」，可能會成憾事，不儘早落筆，更待何時？
 
＊
 
我曾在一場演講中，提到自己的「人生觀」。法國文學家卡繆說：「人生還有責任。」老祖宗的訓示：「做牛著拖，做人著磨。」正是我的「使命感」，所以提到反省平生心路歷程，「活該如此」四個字即可概括。當初大家對我這種語出驚人的「蓋棺論定」有所存疑，我補充說，這四個字的「活」之下有驚嘆號，然後再說一次：「活！該如此。」
 
多次以「生活品味高，生活品質低」來形容自己的生活現況，一路走來，自願如是，因已深悟──活，就應該如此度一生，留下的「筆痕」、「書影」，正是「心路」的微小成績。
 
前人、前輩以見證立言，成書傳世，彰顯時代，意義重大。我雖也可當時代見證人，但絕不敢以「立言」做前提，僅是認知能將所見、所聞、所感的過往，留下些文字，為人提供「談助」題目，不該被評為浪費紙筆吧！
 
環保推展資源回收，我將「非資源」也做回收，畢竟人生記憶，應視為人文資源再利用啊！

〈自序〉
暢所欲言又止
 
〈先踏話頭〉
生命有限．活該如此
 
〈年表〉
莊永明文史紀事
 
壹．大稻埕囝仔
 
1-1 分枝散葉　尋根溯源
 
1-2 阿爸遠去　身教猶存
 
1-3 阿母教子　力行為範
 
1-4 兒時歲月　所記一二
 
1-5 童年歌聲　喚醒記憶
 
1-6 建中學生　走路有風
 
1-7 台北商職　青澀年少
 
1-8 當兵三年　一年軍裝
 
1-9 無黨無派　有守有為
 
1-10 上班求職　一個工作
 
1-11 當家做主　置產受挫
 
1-12 坐困書城　書齋書災
 
1-13 收藏嗜好　不可救藥
 
1-14 迷於方寸　遨遊世界
 
1-15 筆耕生涯　台灣第一
 
1-16 寰宇之旅　浮光掠影
 
貳．港町物語寫真
 
2-1 協發建昌　古蹟千秋
 
2-2 城北舊事　稻埕夢迴
 
2-3 舊事物語　宛如寫真
 
2-4 稻江風光　繫於兩岸
 
2-5 歌曲源地　聆聽茶香
 
2-6 逍遙稻埕　溫故鄉情
 
2-7 走讀稻江　一起上道
 
參．我看‧我聽‧我寫
 
3-1 歷史今天　台灣紀事
 
3-2 論定第一　自有抉擇
 
3-3 為歌留史　立言傳曲
 
3-4 我唱歌謠　尋根正本
 
3-5 杯酒泯仇　傳唱心曲
 
3-6 一元版稅　老少情誼
 
3-7 一字更動　應非戲筆
 
3-8 忘年之交　惠我良多
 
3-9 縱橫閱讀　回味世紀
 
3-10 文化志業　文化產值
 
〈後頭心話〉
老殘餘記‧雪泥鴻爪

一之四
 
兒時歲月　所記一二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我的童年歲月，一直到初中時，家境連小康都談不上，只能說比「窮困」稍好一些而已──畢竟是「無片瓦之家」，而且三餐少有魚肉。
 
「小時候」，是一個既疏遠卻又親切的名詞，在人生回憶中，有其重要性，也有其不必談論之處。正如梁啟超在〈我之為童子時〉，一開筆即寫出：
 
我所愛之童子乎！汝若不知我為誰，問汝先生及汝父兄，或能告汝，汝欲聽我為童子時之故事乎？我大半忘記，所記一二，請以語汝。
 
至於我的童年生活，可說很單薄；如說「乏善可陳」，也確是實情──但自己卻又常喜好回味「大時代」下的兒時苦澀歲月。
 
排行老八，人稱老四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是阿母的第八胎孩兒，但是家人稱呼卻是「老四」──從第八成了第四，是有緣故的。因為長男永發、老三永盛、老六永興夭折，老五永傳過繼給大伯，第六胎是長女秀卿，所以兄弟排次因而重整；老二永德成了老大、老四永昌成了老二、老七永昭居老三、我躍居老四、第五永泰、老么永旭，最後是小妹雲卿。
 
食指浩繁，一家人靠著經營雜貨維持生計，我的童年，自然堪以貧困形容。
 
二哥永昌後來不幸於二十九歲車禍身亡，略懂命理的老大永德以姓名學推論說永昌早逝，和永發、永盛、永興三位「無緣兄弟」一樣，是因名字取得太旺，發、盛、興、昌；加予「永」的久長期求，天所不容也。
 
我出生於已被捲進戰火下的台灣，彼時日軍在華南、南洋的侵略戰爭，敗象已露，我出生的前兩天，台灣總督府正式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將台灣青年大量投入戰場。四歲那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於是我有三年七個月的「日本時代」，生為日本籍的台灣人--那時的烽火歲月、生活點滴，我都是日後從長輩口中才得知。殖民當局為了支援前線，徵收金屬物質、實施配給制度，每個家庭要維持起碼限度的溫飽都很難。
 
我一歲時，因戰時衛生條件不良，全島發生「天狗熱」〈登革熱〉，疫情嚴重，還好全家無事。二歲時接受種痘，這是日本政府對我做的唯一「社會福利」，彼時烽火連天，有此醫療照顧，算是難得。天花〈痘瘡〉在日據初期施虐全台，行種牛痘預防天花，是殖民政府推行的衛生政策。我目前收藏有關自己的證物，即是由台北市尹〈市長〉藤村寬太所發的「第一期種痘濟證」──依官方規定，假如警察要查看這份證件，卻拿不出來的話，必須重罰十圓。
 
有人好奇地問我：「怎麼可能將年紀那麼小時的證明文件保存完好至今？ 是否父母幫你存留下來？」 我只得笑著回話：「 我們兄弟姊妹， 就剩下這麼一張。」記得我是在小學時， 從抽屜中發現這張自己成長的紀錄， 而自行將它夾在書中，不然， 可能就被當廢棄物清掉了。
 
歹育飼，認鄰居做「契父」
 
不安定的時代，戰火中出生的小孩，營養自然不良，父母為我體弱多病「活不下來」而憂心不已。依台灣傳統習俗，「歹育飼」〈難以養育〉的孩子，需以「契子」身分，才能躲過劫數，有的是求神明「收養」，拜請城隍爺或土地公等神明收做契子，以求保佑；有的則請親戚或鄰居做「契父」，避開邪魔糾纏。身弱多病的我，由阿母央求隔壁鄰居開洗衣店的謝溪田，收為「契子」。
 
我和田叔、田嬸來往不多，僅只是以「契子」身分，每年過年被謝家邀去做客，而且必給我一個紅包賀歲；我入伍前，每一年必然會出席正月二日謝家晚餐，象徵我是謝家的一份子。後來，我覺得吃那頓晚餐，很不自在，就藉故不去了。
 
田叔、田嬸過世時，謝家的訃聞，也都將我列為家族一份子，以「義子」名義列名。
 
田叔被街坊鄰居稱為「洗衫田仔」，這是因他從事的行業而得名。記憶中，我從來沒有跟他交談過一句話；田嬸則不僅關心我，也幫我阿母照料不少家務事。阿母多產，生了一堆子女，又需要照顧家裡的生意，天天忙得不可開交，甚至坐月子都得下床洗衣，田嬸和租住樓上的麗英嬸都會分身幫阿母的忙。田嬸記憶力驚人，我們兄弟姊妹的農曆生日，阿母無法記得的，問她就清楚。
 
「分食」是台灣敦親睦鄰的優良傳統習俗，「好東西與人共享」的觀念，使「食」成為感情交融的媒介。
 
夏天，阿母煮了一鍋綠豆湯，冰涼後，吃了可以消暑降火，她總不忘要我們端一大碗送給田家分享；每逢祖先「做忌」，不論是「生日忌」或「死亡忌」，阿母必添加幾道「盛饌」祭拜，拜完後，用大碗公盛著滿滿米粉炒，再將白斬雞、雞卷、五花肉等鋪在上頭，送到謝家。田嬸收下後，也會將我家的大碗公改盛滿滿的白米回贈，還不忘囑咐我要跟阿母說聲「多謝」。謝家也不遑多讓，禮數往來是必然的，我家也會收到田嬸親手做的好菜；阿母也不忘歸還容器時，裝滿白米。
 
「分食」這種習俗，今日蕩然無存。現在的公寓大樓，對門的人都不相往來，更不要說樓頂樓下住何許人了。有句選舉口號「阿母招阿爸，樓頂招樓下」，一起去投給某某候選人，實在有夠諷刺。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有一口之恩，一粒米飯之情，不能以「一斗」回報，總需「意思」回報吧！
 
童年歲月，時代記憶
 
童年歲月，經過美機轟炸、光復、二二八等歷史事件，某些時代場景大都是靠父老的言談，始能保留微小印象。等到中央政府遷台時，我已進了國民小學，開始懂事，因此日後讀史，才有「時代見證人」的感覺。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才六歲，不懂世事，但某些場景印象，記憶猶存。大哥永德、二哥永昌因曾在空軍松山機場當臨時雇員，被視為「中國兵」，而險些成了「台灣人」追打的對象。
 
大哥擁有一把日本軍刀，那是他的台北二中〈今成功高中〉日本老師被遣送返日時，贈送給他的紀念品；日據時代，教師都領有佩刀，表示尊嚴與權力。由於清鄉行動展開時，「家藏武器一律視為圖謀不軌」，是犯死罪的，大哥深怕惹事，將佩刀暗藏在面對李春生紀念教堂前庭的大榕樹下，不料鄰近有位小朋友大嘴巴，不斷地嚷叫：「教堂有人埋東西！」迫使大哥不得不連夜挖出，而後丟入淡水河中。
 
我家樓上的承租戶是一位空軍軍官王恆德，他是外省籍，好一段期間，恐招惹麻煩而足不出戶，他的妻舅帶了兩個友人，躲在我家屋頂上的小平台，自囚了好幾天。沒人想知道避難的原因，大家的心情低迷得很，阿爸一句話也不吭，他知道這是窩藏「人犯」，被當局查獲，是「知匪不報」，大罪難免；但是患難與共，自然予以庇護。
 
我家住於港町中段，南端也就是街尾的文山茶行，負責人王添燈為二二八事件關鍵人物之一──他當時是省參議員，被推舉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宣傳組長，這位諤諤直言的民意代表，最後慘遭不測。王添燈被追拿時，港町進駐了不少阿兵哥，每人都荷槍實彈，穿梭街頭巷尾，我們兄弟被父母警告不得哭鬧，店鋪自然關門閂戶。王添燈被捕後，據說是被憲兵第四團給淋灑汽油，縱火焚身而死。
 
清鄉行動中，台北大橋處決了不少人，大哥偷偷跑去看。他回來說，淡水河水都染紅了。
 
小學上學途中，我不是走河堤，就是迪化街和延平北路擇一而行，印象中位於延平北路和南京西路口，偶會見到有人指著法主公廟附近說：「就是這裡啦！」話剛說完，見後方有人靠近，馬上鳥獸散──所謂「這裡」，當然說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原爆點，緝查私煙的發生地點。
 
這些二二八事件「小故事」，在我成長過程中，偶爾會被提及。
 
七歲那年，阿爸帶我參觀台灣光復三週年的台灣省博覽會，至今記憶仍然鮮活，那次是坐著三輪車進城，去「城內」看熱鬧。我第一次進了「台灣最高的建築物」介壽館，這座日據時期的台灣總督府，曾被轟炸而毀損部分，經修復後做為蔣介石六十大壽的紀念建築物，乃有「介壽館」之名。當時到底上了第幾層樓，我印象有限，不過對於會場上「森林館」所展示的林業成果，我興趣十足──電動的登山小火車模型，載著成捆如鉛筆粗的樣本木材，在軌道上來往繞著飛奔，小模型有高山、隧道、森林、澗谷，十分壯觀，還會發出「嗚-嗚-」的聲響，這種「電動玩具」，在我幼小心靈，絕對是了不得的科技作品。
 
八歲，中央政府遷台。前一年我進去參觀的介壽館，變身為中華民國總統府，連行政院也擠進了這棟大樓──因為現今位於中山北路和忠孝西路口的行政院大廈，已先被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進駐，後改稱台灣省政府，它原來是日據時代的「台北市政府」。
 
公共衛生品質惡劣的年代，正是台灣經濟貧困的時期。我們家一如大多數台灣人的家庭，沒有浴室設備；一桶水擦身，就算洗了一趟澡，一個星期能去一次公共浴池沖熱水澡，是一種難得的享受。貴德街有家「清水池」公共浴池，離我家只要一分鐘就可以走到，但是，花錢洗澡是額外的負擔，去清水池路途顯得遙遠。
 
國小生活，點滴回憶
 
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年代，不僅官署嚴重不足，連學校的教室也不夠。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軍民，號稱「百萬」，一個小台灣要容納大中國不甘接受共產黨統治的「愛國志士」，必然是以小容大的沉重負擔，甚至還要扛起「反攻大陸、解放同胞」的以小搏大的神聖使命--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理所當然。
 
國民學校的男生頭生頑癬、女生髮有頭蝨，是那個年代普遍的現象。記得班上超過八成的同學有砂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為了幫助學童雙眼不致嚴重到失明，援助眼藥膏。不過每個班級分配有限，往往一條眼藥膏，排隊一個挨一個，接受老師撥開眼皮、擠出黃澄澄藥膏往眼睛一抹──一條眼藥膏點了全班同學，今日視之，不可思議。
 
手帕、衛生紙、口罩，是學校晨間檢查必要受檢的三樣東西，比課本、作業來得重要，忘了其中一項，就得挨打手心。
 
體罰，是家常便飯，輕重而已；集體處罰，絕不希罕，「操場跑十圈」、「百公尺跑道來往青蛙跳」……，一人犯錯，大家受災。班上有好幾個頑劣份子，時常出事，家長到學校來，不是交代老師處罰要「準節」〈有分寸〉，而是要求放手修理、嚴厲體罰，如此，孩子才會怕、才能聽話。
 
我被老師打手心，不是沒有，但非因頑皮，而是考卷發下來，以打幾下來補足達到滿分；考了九十五分，五個手心處罰是少不得的。「教不嚴，師之惰」，鍾老師如此嚴厲，大概是以我們這幾個「好學生」，做為激勵其他同學的方法--他們考了七、八十分，一個手心也不必被打。
 
惡補，是必然的。下課回到家已是六點，七點就得趕到「六館街」〈今南京西路底〉進行補習，地點是台北仁濟醫院院長張暮年的家，他的么兒張忠雄是我們的同班同學。補習，是課外的進修，自然要繳額外費用，數字多少，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免費的──鍾老師不好意思向我要，我是清寒學生。
 
太平永樂，對望較勁
 
課外補習，是競爭激烈的升學主義造就的現象，我們學校如此，其他學校也不遑多讓，各校多在比考上「三中」──建中、成功、附中三所名校的人數多寡，以爭取校譽。
 
大稻埕的學校不少，延平北路近大橋頭的太平國小和永樂國小，隔著延平北路對望，兩校原為一體。一八九八年，「大稻埕公學校」創立；一九○九年因開闢「太平通」〈今延平北路〉，校地分東、西畔校區；一九二二年，改稱「太平公學校」；西畔校區於一九三○年撥予新成立的「永樂公學校」。永樂國小的學生以迪化街子弟為多；而太平國小接納的學生大多數是延平北路的小孩。
 
太平、永樂，早年結怨頗深，應是受到野球〈棒球〉比賽和升學競爭的緣故。在一九六八年紅葉少棒隊擊敗日本和歌山隊受矚目之前，台北市國民學校的小學少棒比賽，已是全民運動，瘋「野球」行之有年。記得小學「永樂野球隊」勇奪冠軍遊街時，商家都會放鞭炮慶祝，我們也會高唱應援歌：「啦啦啦啦，凱旋歸；永樂、永樂，我們永樂……。」
 
我的母校永樂國小，校徽是一對鳳凰環抱「永」字，所以被稱為「兩隻鳥」，以前味全食品公司的商標模仿永樂校徽，後來日本設計師大智浩才將其改為代表五種味覺的五圓體。太平原是「和尚學校」，全校男生；而前稱大稻埕女子公學校的蓬萊國民學校，則專收女生，是大稻埕所謂「太平公，蓬萊媽」的緣由。我的母校則男女皆收，陰陽調和。
 
太平、永樂，兩校紛爭校譽，學生互搶風頭，難免成了「世仇」，兩校學生雖然不幹架，但對嗆互諷常有所聞--太平學生對著永樂同學叫著：「太平一枝槍，永樂漏屎症。」永樂學生也忍不住氣，對太平同學叫罵道：「永樂一隻鳥，太平死了了。」我的家庭成員，各有母校為太平、永樂，因認知都是系出同源的「大稻埕公學校」，所以從不爭論太平好或是永樂佳。
 
阿爸莊錫吉是「大稻埕公學校」的畢業生；大哥永德念的時候已是「太平公學校」；二哥以下，我們分發的都是「永樂國小」。
 
太平和永樂在升初中的升學競爭中，考進省中的人數各有勝負；我畢業的那一屆，考進省立初中的人數贏了太平，鄉里傳為佳話。
 
太平國小比中華民國建國歷史還要早上十四年，歷史悠久，傑出校友不少，「台灣第一位雕塑家」黃土水就是讓該校引以為傲的畢業生，其他如民進黨第一任黨主席江鵬堅等也是太平的學生；和我相識的作家東方白、謝里法〈也是畫家、美術史研究者〉、林文義都是太平校友。
 
我是永樂國小畢業的，常以玩笑口吻說，永樂沒有太平那麼多的傑出校友，但有兩位傑出老師，值得一提，一是創作〈造飛機〉兒歌的音樂老師吳開芽；另一位是畫出大嬸婆、阿三哥等漫畫人物的美術老師劉興欽。小學的繪畫課很沒趣，美術老師將蠟果和瓶子放置於一塊花布上，擺在講桌，要我們先勾勒輪廓，再上蠟筆或水彩加色，幾堂課畫完老師打分數後，再調整蠟果、水瓶的位置，換了張紙繼續畫，從不講構圖、光影、色彩……等課題。五、六年級後，繪畫課就被導師「借」走了，改上跟升學有關的「本科」．畢竟聯招是不考副科的，所以我對美術老師一點印象都沒有，倒是低年級的劉興欽老師，經常有同學談論他，彼時在報紙、雜誌都可以看到他發表的漫畫──起初，他不用本名，而是用「象鼻子」做筆名。
 
六年的永樂國小生活，記憶還是有限，「吾校永樂，立在稻江……」這首校歌，一甲子後，我仍然可以整首唱出，沒有失憶，能如大師梁啟超所言，「所記一二」，頗感欣慰。
 
美援挹注，苦中作樂
 
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此等神聖使命，從小就被培養；反共之餘，親美也成了「基本教材」。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讓台灣得以苟安，不懼對岸威者，開始「十年生聚、十年教育」的建設，「中美合作」的產品比比皆是；一個淨重二十二公斤的美援麵粉袋，比一個淨重一百公斤的砂糖麻布袋，來得更為重要，麵粉袋可以廢物利用做內衣、內褲，一條內褲不僅有淨重的標示，有的還有「中美」、「合作」字樣，分留於臀部兩旁，沒有人認為不雅，畢竟多數人皆是如此穿著。
 
大量美援挹注，童年歲月也感受到一些澤潤。「美國貨」就是一等貨色，即便是二手貨、二流品，只要能享用到，身價就不同了。
 
吃不好、穿不暖的日子，小時候是不會有感覺的，而今才有那種日子究竟是怎麼熬、如何忍的回想。烙印心中的童年歲月，沒有惆悵於心，畢竟每個記憶是苦中有樂，澀裡有甘。
 
「生活品味高，生活品質低。」會成為我的口頭禪，是因童年苦澀日子，沒有在記憶的軌跡中放空，「吃苦若吃補」的犧牲享受使我活得自在、過得自如，正因為我走過台灣脫胎換骨的年代，和台灣一起打拚，跟台灣一起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