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皇朝風雲實錄：忠奸抗衡

昏君當國、奸臣當道、忠臣難當，
國家多難、禍國殃民、浮雲蔽日，
昏君、奸臣、忠臣構成一個解不開的結。

忠臣、奸臣、昏君三者構成封建社會的一個鐵三角。本書以容易引起現代人共鳴的經典人物、典型事件作為選擇標準，以增強趣味性、可讀性和啟迪的作用，除引用歷代史料外，還借鑒了史學界同行專家的研究成果。

誰是忠臣？誰是奸臣？芸芸眾生，攘攘諸官，模樣都差不多，人性又複雜多變，在蓋棺之前，大多難以定論。
奸臣們會說：我是忠臣（或君子），你是奸臣（或小人）；君主會說我用的人都是忠臣，殺掉或放逐的才是奸臣；而面相專家則說可根據一個人的相貌舉止來判斷，一般奸臣大多有個「狼顧」之相。這種說法影響最大，所以科舉取士後授官之前要經目測一關。這不是選美，而是剔醜，即留下「國」字、「田」字臉形者，排斥那些臉形像「申」、「甲」、「由」字者。
受此影響，戲曲、小說中的奸臣都被臉譜化，從而把一個最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奸臣一出場便可認出，總之誰醜誰就是奸臣！

前言

忠奸是父老相傳代代不忘的話題，更是小說、戲曲家描寫的對象，同時，其中的一些問題千百年來也一直困擾著中國的政治家和史學家。
比如誰是忠臣？誰是奸臣？芸芸眾生，攘攘諸官，模樣都差不多，人性又複雜多變，在蓋棺之前，大多難以定論。於是奸臣們會說：我是忠臣（或君子），你是奸臣（或小人）；君主會說我用的人都是忠臣，殺掉或放逐的才是奸臣；而面相專家則說可根據一個人的相貌舉止來判斷，一般奸臣大多有個「狼顧」之相。這種說法影響最大，所以科舉取士後授官之前要經目測一關。這不是選美，而是剔醜，即留下「國」字、「田」字臉形者，排斥那些臉形像「申」、「甲」、「由」字者。受此影響，戲曲、小說中的奸臣都被臉譜化，從而把一個最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奸臣一出場便可認出，總之，誰醜誰就是奸臣。
其實，若僅就相貌而言並加以打分的話，奸臣的分數肯定會高出忠臣。試想一個讓人一見就生厭的獐頭鼠目者怎會輕易討得君主的好感，從而獵取高位、得售其奸呢？據史書記載，很多奸臣都是儀表出眾，相貌堂堂，舉止非凡。如楊素、蔡京、耶律乙辛、阿合馬、嚴嵩等人，當然也有例外，王莽就是一個，但這類奸臣為數極少，並且能以其他長處來彌補這一缺欠。
奸臣們不僅相貌好，而且往往身懷「絕技」。普遍具備的就是表演才能，說哭就哭，說笑就笑，口才極好，又恰到好處。捅你一刀之前能拉著你的手誠懇地為你出謀劃策，捅完之後還能抹幾把淚水。除此之外又各有所長：比如秦末的趙高深通法律；北宋的蔡京名列翰林，又是大名鼎鼎的畫家、書法家；南宋的秦檜曾中進士，頗有文采；明朝大奸嚴嵩詩文書法造詣也很高，這類例子不勝枚舉。筆者曾經設想，假若他們生在今天，或許其中很多人會成為影視明星、書畫家的。
古人云：大奸似忠，這也是奸臣的一個特點。他們以種種方式表達對國家、君主、同僚的忠誠和信義，並且往往也確有些忠信的實跡：或有功於社稷，或報德於同僚，從而得到從上到下的普遍好感，才得以占據高位，禍國害人。假若他們中途身死，未得施展其奸，其中有些人如王莽、楊素等將在歷史上留下無可挑剔的忠臣、功臣形象。
奸臣們還具備一個特點，一般頗具才幹。如楊素輔佐隋文帝統一天下，軍功赫赫，為一代名將，而且下筆成章，文詞華麗，可謂是文武全才。又如北宋神宗以後變法派與保守派互鬥，雙方走馬燈似的上台下台，但不論哪派得勢，都要任用蔡京，就是因為他有才幹，他能辦成別人辦不成的事。總之，奸臣辦事幹練，能量過人，凡奸佞之徒，沒有一個是笨蛋。
由此可見，奸臣本來具備成為名臣的素質，但他們為何沒有成為名臣、忠臣，反倒成了奸臣呢？
其一，從主觀上來說，他們本是一些品德低下的小人。他們唯利是圖，為此不僅可以出賣靈魂，甚至可以殺妻烹子，拋宗棄祖；他們不講信念，反復無常，投機鑽營；他們嫉賢妒能，心理變態，百般排斥；他們陰險狡詐，虛偽成性，不以真面目示人；他們生性狠毒，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由於有這些主觀因素，一旦客觀條件具備，便為所欲為，大售其奸。
其二，昏君當國是奸臣產生的客觀條件，並且是關鍵性的條件，對此有必要深加討論。
提起昏君，人們往往會想到劉阿斗、晉惠帝一類的白痴，這固然可以算作昏君的一種，但人數極少，並不典型。再一類就是玩物喪志，不謀其政者，如南唐後主李煜擅琴棋書畫，尤長於填詞，宋徽宗好書畫，明世宗崇道等。按說這類帝王天資不低，所好也不算低級，但中國帝王獨攬大權，國事繁重自不待言，即使全力以赴，猶恐不周，何暇及此？他們以此為專業，治國反倒成了業餘的，難免有奸臣投其所好，竊取大權。這類帝王人數不是太多，但也屢見不鮮，應是一種較為典型的昏君。
最典型的昏君是兩個極端：一類是有治國之心而無治國之才，能力經驗均顯不足，這類君主容易為奸臣所控制，並在奸臣的引導下更加昏庸；二類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違背事物發展規律，一意孤行。這類君主自以為是天下最聰明者，所以聽不得逆耳忠言。於是奸邪小人因之而進，先是投其所好，百依百順，騙取信任，獵取高位，然後挾天子之威風，打擊異己，禍國害民，為所欲為。這兩類典型的昏君在中國昏君中比重最大，他們或是被奸臣所控制，或是被蒙蔽，但無論如何，他們都要為奸臣的產生負全責。因為無論奸臣勢力多麼強大，也超不過君主；無論君主多麼軟弱，只要他們起而除奸，天下自會有人起而響應。奸臣的垮台，相當多是由君主翻臉造成的，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總之，品德低下的主觀因素是奸臣產生的動機，而昏君當國便為實現這種動機提供了全部條件，所以昏君奸臣是緊密聯繫著的概念。
那麼昏君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呢？這是體制問題，即君主專制體制為昏君產生提供了必然性。這種必然性並不是說所有君主都是昏君，而是說只要有這種體制，就必然會有昏君。
其一，君位世襲制很容易造成昏君。一般說來，開國帝王都面臨著嚴峻的局面，這實際上是個優勝劣敗的競爭過程，競爭的勝利者即開國皇帝往往具有一些常人不備的特殊品格，為政治國是比較賢明的，並且能影響到一個王朝的頭幾代皇帝。再則如果皇帝有很多兒子（可能是幾十個）可供選擇，並且他又善於選擇的話，那麼下一代皇帝也會較為賢明。但畢竟開國皇帝每朝只有一位，而其他君主又多不善於選擇繼承人或無法選擇（兒子太少或只有一個），那麼下一代君主的賢愚就只好聽天由命了。加之國家承平之時，皇子長在深宮，於民生飢苦、國家大政一概沒有體驗，一旦登極，茫然無措，很容易被奸臣迷惑，從而成為昏君。
其二，皇權至高無上，為昏君為所欲為提供了條件。帝王與大多數人一樣，在品格上往往是高尚與邪惡並存，並且年輕的帝王還有可塑性。但帝王的顧忌很少，他要為非作歹，非常容易，臣子大概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搬出「天」來嚇阻帝王，日食是一種警告，地震又是一種警告，祖廟失火表明祖先的憤怒等；再就是「極言直諫」，即直接向皇帝剖析利害，希望獲得採納。然而一旦皇帝既不在乎上天，又拒絕臣屬勸諫時，他就像一匹脫韁之馬，在人民的身軀上奔騰踏躍，無人可以制止，大小官員除了關門飲泣，在紙上哀求外，別無他法。
在這種體制下，昏君奸臣兩惡相濟，為所欲為。值國家承平之際，奸臣導君為惡，揮霍浪費；值國家多難之際，奸臣排斥忠良，製造內訌；值國家傾覆之際，奸臣或弒君篡位，或賣國投敵；至於魚肉人民，貪污肥私更是奸臣的普遍類型。為了達到目的，他們弄虛作假，欺上壓下，相互勾結，狼狽為奸，栽贓陷害，軟硬兼施，種種手段不一而足。
但是，中國封建社會並不只是昏君奸臣的世界，黑暗中也有光明，忠臣就是封建社會中的光明之一，是古代社會中精英的一種。
和奸臣不同，一則原則上說忠臣的產生不應有什麼前提，忠於國家、恪盡職守，勤政愛民，按儒家道德規範為人為官，就應算是忠臣。這類人數極多，但人們往往稱之為「名臣」、「循吏」、「良吏」，而不稱之為忠臣。二則忠臣似乎什麼人都可以當，哪怕是太監、宮女，甚至乞丐，只要在王朝覆滅時能一死以殉，就是忠臣。但這類「忠臣」並不為人重視，加之也不太合於今天的價值觀念，故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典型的忠臣其產生在事實上是需要有前提的，如昏君當國、奸臣當道、國家多難，並且往往是這三個前提同時存在。
典型的忠臣有如下品格：他們忠於國家、君主、信念，為此不怕丟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他們為人剛直，不媚君主，直言敢諫；他們疾惡如仇，不畏權勢，不計後果，敢於鬥爭；他們為人誠實，不搞陰謀，不事欺騙，表裡如一；他們重義輕利，愛民如子，不事聚斂。而且他們往往又是能臣、功臣，並因此而身居高位，也因此而成為昏君奸臣的迫害對象。
忠臣的結局大多是悲慘的：他們有的血灑疆場；有的一生坎坷，備受迫害；更悲慘的是被誣以謀反，死在他所忠於的政權屠刀之下。正因如此，數千年來人們在為他們傾瀉了江河般熱淚的同時，也留下了很多深思，最大的問題恐怕就是為何忠臣永遠是犧牲者呢？
忠臣的對手是奸臣，而奸臣的靠山是皇帝，沒有昏君，何來奸臣？而有了昏君，忠臣又怎能鬥過奸臣。在「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專制社會，忠臣的結局只能如此，這點很好理解。但問題是忠臣往往也掌握著很大的權力或擁有很大的勢力，如岳飛就掌握著一支令敵人喪膽的數十萬人的勁旅，他們為什麼不奮起反擊呢？這只能用今人難以理解的古代道德去解釋。一則他們都有一種以身許國的獻身精神，他們重視生命的價值而不重視生命的短長，失敗以至犧牲性命對他們來說並不可怕，甚至他們之中會有人視此為達到不朽的途徑。再則，從古代做人講究信義的原則出發，他們不去搞陰謀，他們相信正義的力量，相信即使君主不能為其洗去冤情，那麼還有千秋史評。最後，在當時的觀念中，他的權力、軍隊甚至生命都是屬於君主的，若以此對抗君主，便是亂臣賊子，這違反了他們畢生為之奮鬥的信念，是寧死也不會去做的，所以，忠臣的信念也決定了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做犧牲者。今天看來，他們因此而喪失了事業、生命、家庭，難免給人迂腐的印象，他們的忠誠之中也確實有愚忠的成分。但不能以此來否定其忠誠的價值，因為這不僅體現著誠實、獻身、捨生取義的高尚品格，而且也是忠臣征服人們心靈的主要原因。試想，岳飛起兵相抗，固然可以保住生命，甚至還可能實現收復中原的理想，但人們會怎樣看待他呢？人們會不會因此而對秦檜產生另一種印象？因為秦檜說他要謀反並未說錯。
也許有人還會問：忠臣不能搞些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嗎？遇事圓滑些，隨和些？回答是肯定的：絕對不能。歷史上確實有一類政治家，他們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由此而保住了自己並使國家免受了更大損失。這類人只可稱為「名臣」而稱不上忠臣，因為忠臣講究「知行合一」，明知是錯的就絕不附和，一定要起而反對。例如海瑞上疏，觸怒皇帝，犯了死罪，多虧徐階從中調和，免他不死，並委以重任，但海瑞重新上台後，立即把打擊矛頭指向徐階，因為他發現徐階家族有霸人田產、橫行鄉里的劣跡。應該承認，這是一種良好的品格，但在封建官場中卻顯得不近人情，從而也注定了忠臣坎坷、失敗的命運。
忠臣不僅講究知行合一，還講究不可為而為之。文天祥顛沛流離，九死一生，為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血灑揚州，為的是向垂死的故國盡臣子的最後一份力量。這就好比父親病危，做兒子的明知不可救也要盡力去救。體現了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精神，並且可以取得人格、信念上的勝利，但在事實上卻注定是失敗者、犧牲者。
忠臣是犧牲者，是悲劇性的人物，但他們的血沒有白流，他們不僅以高尚的人格征服了千萬人的心靈，並且使自己得到了永生。他們的英靈成了中華之魂，這中華魂是激勵仁人志士奮進的精神動力，是支撐中華民族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精神支柱，從這個意義說，他們又是勝利者。
歷史上的忠臣、奸臣、昏君早已成為過去，但他們的言行事蹟卻是一部永遠也讀不完的書，發人深思。我們撰寫《忠奸抗衡》一書的目的，也正是在於透過抨擊禍國殃民的奸臣賊子、庸主昏君，頌揚公忠體國的賢能忠臣，給人們啟迪。
中國古代的忠臣、奸臣形形色色，他們之間的鬥爭錯綜複雜。本書以容易引起現代人共鳴的經典人物、典型事件作為選擇標準。在撰寫中，我們探索著用一種較新的筆法寫作，以增強趣味性、可讀性和啟迪的作用。
本書的寫作，除了引用歷代史料外，還借鑒了史學界同行專家的研究成果，限於體例，未能一一註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本書撰寫過程中，始終得到中國遼寧省社會科學院魏鑒勳教授、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同仁的具體指導。於此一併致以謝意。
本書是我們同心合作的結晶。其中《魂兮歸來》、《大漢之旌》、《大隋巨奸》、《烽火長安》、《遼東忠魂》為楊英杰撰寫；前言及《北國宮變》、《天日昭昭》、《浩氣丹心》、《元初奸佞》、《熱血千秋》、《青天海瑞》、《大明孤忠》為喻大華撰寫；《千秋功業》為謝春山撰寫。最後由楊英杰統稿。
本書難免有許多不妥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前言

■魂兮歸來
千古奇悲——忠君體國有罪。萬代傳頌——「罪徒」的哀怨乃民族之魂。

■大漢之旄
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大隋巨奸
對權勢、財富的卑劣貪欲，使他扭曲了靈魂，由開國元勳變成了禍國奸梟。

■烽火長安
奸梟禍國，繁榮強盛的大唐王朝陡然跌落。

■北國宮變
耶律乙辛略施計謀，致使遼道宗殺妻廢子，所作所為，自古罕見。

■天日昭昭
彪炳千古的勳業，悲劇性的結局，岳飛成了中國忠臣的典型。

■浩氣丹心
古人曾評價文天祥：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

■元初奸佞
由默默無聞的家奴，到權傾朝野的巨奸，阿合馬是中國奸臣史上的獨特人物。

■熱血千秋
于謙的境遇說明：忠臣、奸臣、昏君三者構成了一個永遠解不開的結。

■青天海瑞
百折不撓、畢生搏擊的楷模。

■遼東忠魂
他忠貞報國，卻慘遭千刀萬剮，留下了不盡的思索……

■大明孤忠
冰心鐵骨的史可法灑盡一腔熱血；大明王朝的忠奸舞台至此落幕。

■千秋功業
左宗棠歷盡艱辛，踏遍坎坷，拾得金甌一片，造就千秋功業

熱血千秋
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年）八月十七日子時，在一陣驛馬的嘶鳴聲中，厚重的北京城門緩緩打開，一陣馬蹄聲滾過之後，夜空又恢復了寧靜。不料一個時辰後，禁城的後宮中傳來陣陣哭聲，這哭聲被初秋的微風吹得好遠。不久，文武百官陸續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五十萬明軍在懷來附近的土木堡全軍覆滅，親征的明英宗被俘，生死不明。
這一變故來得突然，令留守在京的群臣們目瞪口呆。但英宗寵幸奸臣，不納忠言卻是由來已久，所以還要從頭說起。
明英宗九 歲登極，此前的童年時光是在深宮高牆內度過的，未嚐過多少父母之愛，唯一親近的人就是「王先生」王振。這王振本是個落魄的讀書人，屢試不中，科場失意，眼看已屆而立之年，尚一無建樹，情急之下索性閹了自己，入宮作宦官。憑他的「學問」，不久做了太子的啟蒙教師。由於王振不像其他老師那樣刻板正經、孤陋寡聞，而是既見多識廣，又恭順卑謙，所以很得太子的好感，口口聲聲王先生，叫得王振頗遭人忌。不過王振為人謹慎，對大臣頗知敬重，行必讓路，見必請安，所以別人還抓不到他什麼短處。
九歲的皇帝還談不上昏聵。但明代中央集權最為澈底，「罷丞相不設」，雖使皇權少了威脅，但政務的紛繁也是皇帝一人難以承受的，所以大權往往旁落到皇帝的親信手中。那些讓人敬畏的白首老臣自然不如低頭弓腰，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宦官可親，所以，登極不久的英宗就任命他的王先生掌司禮監事。
司禮監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的中樞機關，它掌握著其他各監官員的升遷謫降大權，又兼管各種特務機構，還替皇帝管理各種奏章和文件，傳達諭旨。至於代皇帝批答章奏，那是明武宗以後的事。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王振掌握大權之後，漸漸收起了恭順的偽裝，變得跋扈起來，他把自己和英宗的關係比作「周公輔成王」，英宗居然不以為怪，而且一天不見王振就想得魂不守舍。每逢朝會大典，王振也不管太監不得參與的祖制，大搖大擺地登堂入室，百官還要向他羅拜。宮門上有塊太祖時留下的三尺高的鐵牌，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心懷鬼胎的王振公然派人拆除。他利用英宗的寵信，交朋結黨，安插親信，控制國家要害部門，把死心塌地投靠他的徐提升為兵部尚書，以控制國家軍政。把自己的兩個侄子王山、王林分別提升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指揮僉事，以便更有力地控制錦衣衛。又以心腹馬順、郭敬、陳官等人為骨幹，大搞特務政治，從而逐漸組成了一個以王振為核心的陰謀集團。
王振控制了國家要害部門後，濫施淫威，排斥忠良，英宗不僅不加限制，反而仍舊事事依賴王振。文武百官見王振聖眷正隆，便紛紛諂事王振，賄賂之風大興。王振巧取豪奪，頓成巨富，他在京師的宅第簡直可以與宮殿相比。
也有不附逆的硬漢子，巡撫河南、山西的于謙為官清廉，剛直不阿，人民稱他為「于青天」，他進京奏事，朋友們都勸他帶上些禮物，即使不帶金銀，也應帶些土特產，以免惹來禍患，于謙不以為然，並作詩一首：
 絹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兩袖清風朝天去，免得閻閭話短長。
 果然，王振誣說于謙因長期得不到升遷而對皇上心懷不滿，把他投進監牢，後因山西、河山人民紛紛上書要求釋放于謙，就連當地的幾個皇室貴族也為于謙說情，王振見眾怒難犯，無奈只好放了于謙。
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 年），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率部大舉侵明，西北將士連戰失利，告急的文書雪片般地飛向北京。生於太平，長於安樂的英宗哪見過這種局面，頓時慌了手腳，口口聲聲急喚「王先生」。
「王先生」並不著急，他胸有成竹地說：「陛下，我朝以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都是久經戰陣，武功超邁千古。聖上何不效法祖宗，御駕親征呢？」
王振一番話說得英宗心頭癢癢的，不過，他還是有顧慮：「勝了固然好，要是敗了呢？」
「我朝這次征討，可調動五十萬大軍，對外可號稱百萬，加上皇帝親征，士氣大振，也先那幾萬人馬恐怕不勞王師討伐，就會望風潰逃，臣擔保勝券在握。」
王振看英宗有了些信心，趕忙下去布置。
聽說英宗要御駕親征，百官中的有識之士深知這種倉促的行動不僅會勞而無功，甚至會危及皇帝安全。這時兵部右侍郎于謙、吏部尚書王直等人紛紛勸阻，但在王振的挾持下，英宗主意已定，詔命弟弟郕王朱祁鈺留守，于謙留京代理兵部事務，命欽天監擇定出師的吉日。
七月十六日，英宗坐鎮中軍，五十萬明軍陸續出發。王振看著甲騎如流，刀槍如林的場面，內心志得意滿。他之所以策動英宗親征，一是他輕視敵軍，認為一戰而勝即可獲得聲望，又可擴大權力，何樂而不為呢？再者，他還有個不可告人的願望，他的老家山西蔚州靠近戰事激烈的大同，藉此機會拉著皇帝回家鄉看看，該是何等的榮耀啊！這也難怪，當年忍辱淨身，期待的不正是衣錦還鄉的這一天嗎？
過了居庸關，王振開始發現局面比預想得嚴重。連日風雨交加，道路泥濘，將士們頗有怨言，更嚴重的是軍糧供應不上，五十萬大軍每日需糧草近二百萬斤，由於出師倉促，毫無準備，幾乎無法供應，已經發生了士兵餓死的事件，隨駕而來的文武大臣乘機提出返駕回京。
回京將使自己顏面掃地，再說大話已經說出去了，王振鐵了心，決定一條道走到黑。他一面對英宗封鎖消息，一面嚴厲地壓制大臣們。
王振此時最大的願望就是瓦剌軍能自動退兵，不料也先聽說明朝皇帝親征，索性發了蠻勇，非要一決高下不可，而前線的明軍偏偏不爭氣，一戰即敗，一敗再敗。
八月初二日，心腹郭敬向他報告了各地明軍慘敗的消息，王振不得不考慮事態的嚴重性了。他向英宗試探著報告，英宗頓時驚慌起來，君臣二人倉促之間決定退兵。
凱旋的將軍是當不成了，但一想到可以繞道回老家蔚州走一趟，倒是也不虛此行。想起故鄉的山水，想起當年家鄉人的白眼相待，王振做著衣錦還鄉之夢。
但當大軍離蔚州只有幾十里路的時候，王振突然從衣錦還鄉夢中清醒了：這如同蝗蟲一般的五十萬潰軍還不把蔚州踏平、吃光、搶光？一想到這可怕的後果，王振便急命停止進軍，原路折回，繞道直奔宣府。由於這一改道耽擱了時間，初十日明軍到達宣府時；瓦剌軍也追到了。明軍且戰且退，十二日退到了土木堡。
土木堡離懷來城僅二十餘里，明軍完全有時間進城固守待援，但王振因自己的輜重車輛未到，拒不進城，結果明軍被包圍在此。此地無水，突圍無望，明軍飢渴難熬，軍心大亂。
兩天後，飢渴的士兵在瓦剌軍的攻勢下潰敗了。英宗見大勢已去，索性跳下馬來，盤膝而坐，束手待擒。王振早已嚇得魂飛魄散，還想逃跑，護軍將軍樊忠見狀高呼：「我為天下誅此賊！」一錘了結王振的性命。
這一仗，明朝五十多萬軍隊覆滅，二十 多萬匹騾馬及大量器械、輜重被奪，五十 多名隨行官員戰死，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本來平庸的英宗皇帝由此而永載史冊了。
 天剛破曉，留守在京的文武大臣們匆忙趕到宮中，抱頭大哭。皇帝親征被俘是亙古少有的事情，今後是戰、是和還是逃，哪一著都關係著社稷的安危。群龍無首的大臣們多不敢先出主意，最好的表態就是放聲大哭，所以朝堂上哭聲一片。
于謙沒有哭，實際上是心憂如焚，欲哭無淚。他深知大禍之來是英宗寵信奸臣的必然結果，更深知國難當頭，代理兵部事務的自己肩頭責任的重大。他的眼中射出堅毅的目光，腦海中苦思著應變的計謀。
半個時辰之後，一聲尖細的「太后駕到」使文武百官的哭聲戛然而止，群臣們略整衣冠，跪下相迎。
太后也是哭紅了眼睛，她剛剛命人收拾了八車金寶，急速送往也先營中，試圖換回英宗。她也知道此舉十有八九是「偷雞不成反蝕把米」，但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太后平素不過問國事，常帶著嬪妃遊西苑，賞太液，不料風燭之年橫遭此禍，如今召見大臣，真不知說些什麼。朝堂之上一時鴉雀無聲，只聽見幾個大臣在無力地抽著鼻涕。
于謙看了看呆若木雞的群臣，首先開口了：「太后，也先兵馬很快就會兵臨北京，戰守之計，百端待舉，臣請太后快拿主意。」
 「我哪有什麼主意，早知今日，真不如和宣宗一起去了。」太后說著又哭了起來。
「請太后節哀順變，早定大計。」見太后昏了頭，于謙提醒道：「國不可一日無君，這是當務之急啊！」他知道這一點定不下來，今後辦事就沒了章法。
「太子才兩歲。」太后剛一開口又哭了起來。因為帝王是終身制，只有英宗死後，太子才能接位，所以觸了太后的痛處，加之國難當頭，有賴長君，兩歲的孩子懂得什麼，所以群臣中沒人接話。
于謙見太后語無倫次，索性直言道：「太后，何不讓郕王監國，總領百官，代行君權。」
「啊！對呀，快擬旨吧！」太后豁然開朗。
朱祁鈺正要辭卻，于謙和幾位大臣趕忙勸道：「郕王，快謝恩吧！」
其實這一招很多大臣都想到了，但他們不願說，因為專制時代最忌諱臣子議論皇權的授受，所以于謙一開口大家都鬆了口氣，紛紛佩服于謙的膽識，當然也有人不以為然。
下一個問題是戰或逃。
翰林院侍講徐珵首先發言：「國事至此，惟南遷可避敵鋒。」
「所言差矣！文皇帝（成祖朱棣）定宮室靈寢於此，示子孫不拔之計也！」尚書胡榮起而反駁。
「京師只有不足十萬的羸弱之兵，又值大敗之後，再敗，只怕連南遷的機會都沒有了。」徐珵見這幾句話震住了太后和一些大臣，便頓了頓，接著說：「當年文皇帝置南京為陪都，留守官吏，經營宮室，為的就是子孫如有危難，可以緩急，怎可說此舉有悖祖宗之意呢？」
徐珵的話引起一些大臣內心的矛盾。當時北京經幾代皇帝的營建，已頗具規模，群臣們也多有家室財產在此，一般是不願遷都，但又覺徐珵此言也不無道理，所以一時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再言南遷者當斬首！」于謙起身，厲聲說：「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動則大勢去矣，難道不見宋南渡後的教訓嗎？京師高牆深壘，易於固守。也先孤軍深入，難於持久，各地勤王之師陸續開到，也先必不敢久戰，國事非不可為也。」
于謙一番話既講明了不該南遷的道理，又講清了能夠固守的理由，群臣心中踏實了許多。這次會議最後決定兩點：郕王朱祁鈺監國，代行皇權；固守京師，由于謙負責。于謙急命沿海抗倭軍北上勤王，又招募新兵，趕製兵器，嚴陣以待。
于謙鋒芒初露。他是浙江錢塘縣（今屬杭州）人，少有神童美譽，二十四歲便中進士，從此步入仕途。他平素為人嚴謹踏實，為官清正剛直，深受人民愛戴。英宗親征之前，應召入京，任兵部侍郎，留守北京，並代理兵部事務。
八月二十三日，朝堂上又發生了一場混亂，文武百官揪住馬順等幾名王振的死黨，當場活活打死。朱祁鈺見控制不住局勢，戰慄不安，起身欲走。于謙不顧個人安危，撥開人群，拉住朱祁鈺勸說他主持大局。於是，朱祁鈺宣布：馬順等罪在不赦，打死勿論；抄滅王振的家族。風波平息了，散朝時，吏部尚書王直拉著于謙的手激動地說：「國家依賴的正是您呀，今天的事就是一百個王直又有什麼用呢！」這時，于謙才發現自己的袖袍都已撕裂了。
接著，于謙就任兵部尚書，正式負責防衛工作。
也先得了英宗，視之為金不換的敲門磚，想以此叩開中原的大門。為了消除這一不利因素，安定人心，以利抗戰，九月六日，群臣擁立朱祁鈺繼皇帝位，遙尊英宗為太上皇，改元「景泰」，這樣一來，也先手中的英宗就談不上「奇貨可居」了。
為了防止也先挾持英宗以詐誘邊將，以及明軍在作戰中會有投鼠忌器的顧慮，于謙提出了「社稷為重，君次之」的口號。十月初，也先挾英宗直撲北京城下，總兵石亨提出堅壁清野、固守城池、拖垮敵人的戰略。于謙認為這將示弱於敵，堅決主張主動出擊。他布置二十二萬軍隊於各城門，嚴明軍紀不許退卻。十月十一日，大敗也先於彰儀門外。也先於是揚言要釋放英宗，指名要于謙、王直等大臣出迎，想藉機扣留于謙，被拒絕。次日，明軍在各城門又略有斬獲。十三日，明軍與瓦剌軍在德勝門外展開激戰，當時黑雲壓頂，風雪突降，瓦剌軍陷入包圍之中，也先的弟弟戰死了。瓦剌軍轉攻西直門，也受到激烈的抵抗，城上城下矢飛如雨，喊殺震天，瓦剌軍大敗而退。次日，于謙又親自指揮明軍大敗敵軍於彰儀門外，戰鬥中，東郊居民也登上屋頂，飛磚擲瓦，喊殺助戰，瓦剌軍死傷慘重，被迫撤退，沿途又不斷遭到明朝軍民的打擊，最後，狼狽逃回塞北。
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不僅使明朝擺脫了重蹈北宋覆轍的命運，也使北方人民的生命財產免受了更大的損失，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于謙以軍功被加封為少保，總督軍務。他辭謝說：「京郊成了戰場，是我們這些臣子的恥辱，怎麼還敢得到獎賞呢？」戰爭期間，他廢寢忘食，日夜工作於官署、前線，保證了戰役的勝利。
 也先大敗以後，屢見無機可乘，又怕失去互市的利益，無奈，於景泰元年（一四五○年）秋送還了英宗，並遣使通貢，恢復了正常的互市關係。
北京保衛戰雖然勝利了，但于謙深知勝利來之不易，所以戰後便向景帝（朱祁鈺）提出了加強防務的建議。他盡職盡責，切實整頓，充實了北京周圍真定、保定、涿州、易州以及居庸關、山海關等處的防務。又整頓軍紀，改進武器。如製造了一種「火傘」，燃放時，可使敵方的戰馬驚潰；還製造出一種火銃，可連續發射，並增大了射程。此外，對京營的軍制也進行了改革，大大充實了以北京為中心的防衛力量。
但此時朝廷內部出現了矛盾。
首先，于謙成了一班奸邪小人忌恨的對象。在北京保衛戰中，于謙力挽狂瀾，有匡扶社稷之功，大將石亨功不如于謙卻被封侯，不知石亨是由於問心有愧，還是為了討好于謙，便保舉于謙的兒子于冕為官。于謙特地上疏景帝，批評石亨位居大將，未舉薦過一名隱居的賢士，提拔一名地位低微的能人，反而拿我的兒子來濫冒軍功，這是我堅決反對的。石亨氣量狹小，得知此事後一直怨恨于謙，不久又因侄子石彪仗勢欺人，貪婪凶橫，被于謙奏了一本，石亨更是惱火。原來主張南遷的徐珵經于謙的批駁，聲名掃地，他見景帝連看見自己的名字都覺厭惡，索性改名徐有貞，他一直對于謙耿耿於懷。再來就是于謙剛直不阿，得罪了一批太監。由於景帝對于謙頗為倚重，加上這些奸邪小人還官不高、權不重，所以，矛盾還沒有激化。
其次是景帝和英宗的矛盾。英宗被放回來後，景帝視之為政敵，雖奉為太上皇，實際上把他軟禁起來了。英宗每日閒居無事，不知是閉門思過，還是仍然在想「王先生」。
景帝最大的心病是太子不是自己的兒子，而是英宗的兒子，是英宗被俘前所立的。為改變這種情況，景帝費盡苦心，終於在景泰三年（一四五二 年）廢掉了原太子，另立自己的兒子為太子。此事在朝廷中引起了一些風波。不料一年後新太子病死，一些大臣又趁機要求恢復原來的太子，景帝沒有同意，或許他認為自己年紀尚輕，還來得及生個兒子，所以此事就擱了下來。
矛盾終於爆發了。到了景泰八年（一四五七年）正月，景帝還沒有生出兒子，自己卻病倒了。這使群臣們感到立太子的緊迫性，但此事又頗有難度，恢復英宗兒子的太子地位不會得到景帝的同意，而景帝又沒有兒子，如果從諸王中給景帝過繼個兒子，又不知如何選擇。
 石亨突然想出了個主意：與其勞心費力擇立太子，不如恢復英宗的皇位，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做個大功臣。他馬上找來太監曹吉祥及幾位親信，一合計，都認為此計可行，但如何實施卻大費腦筋。曹吉祥見大家爭不出個結局，便建議道：「茲事體大，馬虎不得，須想個穩妥的辦法，徐有貞善於計謀，何不找他出個主意。」
徐有貞應召而至，聽完大家的介紹，他精神一振。自己做夢都巴不得景帝早點垮台，不料機會來得如此之快。他眼珠一轉，出了個主意：「將軍，此事到我這兒為止，不可再找人來商量，否則事機不密，一旦功敗垂成，你我將死無葬身之地。」他見石亨連連點頭，接著說：「此事的關鍵是能否把兵派入大內，而派兵入內，須有很硬的理由，如今皇上重病在身，又無太子，而偏偏邊疆報警，何不藉此理由，以備非常為名，納兵入大內呢？」
一番話說得石亨連連點頭，接著三人又密商瞭如何派兵，如何內應，如何做群臣工作等問題。
正月十六日四更時分，千餘名士兵以警衛皇宮為由，進入大內，在曹吉祥等宦官的接應引導下，撞倒宮門，把英宗從睡夢中拖起，送往奉天殿。英宗不知發生了什麼變故，嚇得半死，儘管曹吉祥一再解釋，還是半信半疑。
朝堂上擠滿了各部大臣，他們等候著早朝的召見。這時殿裡響起了鐘聲，聽到鐘聲，徐有貞得知政變成功，急呼：「太上皇復辟了！」曹吉祥急命百官分官朝賀，群臣們毫無思想準備，在壓力下只得唯唯諾諾。或許有人會想：英宗經過土木之變的挫折和幾年的閉門思過，可能會痛改前非，不再胡鬧，誰當皇帝還不是他朱皇帝的家事，所以群臣接受了這一事實。總之，政變成功了，史稱「南宮復辟」或「奪門之變」。景帝被廢，幾天後不明不白地死去。
但是，群臣們想錯了，英宗上台伊始，便殺了忠臣于謙。
英宗復辟之初，對石亨等人頗為感激，所以石亨當上了「忠國公」，徐有貞當了兵部尚書，這些奸臣們獨攬大權，首先製造了于謙的冤獄。又是徐有貞出了個主意，他們向英宗誣告大學士王文和于謙擬迎立襄王的兒子做景帝的太子，昏庸的英宗不辨真偽，立即下令逮捕王文和于謙。于謙等人被捕後，徐有貞下令痛加拷打，王文抗辯道：「召親王須用金牌相符，遣人必有馬牌，可請有司去禁中勘驗，這些東西在是不在？」于謙對自己的處境已十分清楚，知道已落到奸臣之手，便從容地勸道：「石亨等人欲置我們於死地，辯也沒用！」審問的官員去禁中勘驗金牌相符，發現那些東西一應俱在，歸報徐有貞，不料徐有貞眼珠一瞪，說：「雖無顯跡，意有之。」最後，以「意欲」二字作為罪名，判定于謙、王文犯了謀逆的條律，該處極刑。經徐有貞的一再勸說，最後英宗批准了這一判決。于謙在北京慘遭殺害，當時行路嗟悼，天下冤之，京郊婦孺無不灑泣，抄家時，「無餘資，蕭然僅書籍耳」。抄家者見正房緊鎖，破門一看，原來裡面放著景帝賞賜的劍器、蟒衣等。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于謙不是詩人，但他這首《石灰吟》卻是兒童傳唱，長老愛吟，幾百年不衰。究其原因恐怕不只是詩意的雄渾，更主要的還是詩作者一生的壯烈吧！
于謙和岳飛是同一類人物，他們都立下了匡扶社稷之功，又都以謀反罪被處死，定罪的手法也頗相似，一個是「莫須有」，一個是「意欲」，所略有不同的是于謙不僅是一位軍事家，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位政治家，也正因此，他實現了岳飛的一句名言──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
還有一點不同的是岳飛被害是因為妨礙了高宗趙構和秦檜的私利──議和，而于謙被害僅僅是由於英宗和一些奸臣的私見── 一種主觀上的不相容。于謙沒有威脅到明王朝皇權，更沒有危及英宗的皇位，總之，英宗沒有非殺于謙不可的理由，至於他的功勳，連英宗私下都是承認的。正因如此，于謙的遭遇便顯得更加悲慘。
個別封建史家指責于謙不知自保。是的，假若于謙略施計謀，恐怕景帝就不會迎回英宗並奉為「太上皇」，甚至英宗連性命都可能不保，更談不上後來的什麼「奪門之變」了。或者于謙能隨和一些，遇事留些餘地，那麼石亨、徐有貞也許不會非置他於死地不可。但他沒有這樣做。前者是今人難以理解的一種古代道德，而後者直到今天仍被歌頌── 一種不計私利、剛直不阿精神。
于謙被害後，有個叫陳逵的官員感於忠義，收殮了他的遺骸，于謙的女婿朱驥將靈柩運回故鄉，葬於西湖三台山麓。憲宗成化初年，明政府為于謙平反昭雪，他在北京的故宅改為忠節祠，祠內懸有後人題寫的匾額──「熱血千秋」。數百年來于謙一直受到後人的敬仰，他永遠激勵著後代仁人志士捨生取義、前仆後繼。
相反，陷害于謙的三個奸臣都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眼珠轉來轉去的徐有貞居然打起了石亨的主意，石亨找人向英宗一嘀咕，昏君的特點是說變臉就變臉，立即把徐有貞一腳踢開，先是逮捕下獄，後又流放遠方。
不過徐有貞的命運卻比石亨好得多。石亨品行不良，曾是個犯了罪的軍官，作戰倒還勇敢，這回成了「開國元勳」之後，更加趾高氣揚，連英宗都不放在眼裡，說起話來歪脖子瞪眼，居然一副「周公輔成王」的派頭。無奈這回「成王」不認這個「周公」，結果逼得這位曾誣說別人謀反的人自己卻真的謀起反來，石亨謀反最後謀到了獄中，不久就死在了那裡。
而石亨的下場又該讓曹吉祥羨慕了。自稱曹操後代的曹吉祥見英宗如此對待「功臣」，自覺心寒，為求自保，居然也想做曹操第二，不料政變半途而廢，曹吉祥被凌遲處死。
一系列的變故是否促使英宗有所悔悟呢？請看下面事實：英宗坐穩天下後，竟又思念起那位斷送了他前半生的「王先生」，不僅恢復了王振的官職，用檀香木刻成王振的形象，招魂安葬，而且還賜以「旌忠」的匾額。揭匾那天，英宗一邊揮淚，一邊向群臣宣講著王振「殉國」的壯烈，希望群臣以王振為楷模，盡忠報國。
天順八年（一四六四 年），這位吃一塹不長一智的昏君「英年早逝」，年僅三十八歲，在位時間雖短，卻為明王朝開啟了一代風氣──寵幸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