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耶克

第三章　海耶克的學術貢獻及自由經濟思路

由上一章海耶克的教學研究生涯之描述，可知海耶克在維也納大學接受教育和養成訓練，奠定他奧地利學派自由經濟的思路。學成之後在奧地利從事短暫公職和研究、教學生涯後，一九三一年即應邀至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開啟了輝煌的經濟研究。一九五○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後，轉向非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雖然海耶克自己認為最主要的興趣領域，是在一般經濟理論和經濟思想史兩個層面，但其學術成果超出一般認定的經濟學領域，在非經濟學領域方面也大放異彩。海耶克多產、著作等身，要詳細介紹不太可能，本書只將其用英文寫作且較著名的作品扼要介紹，並作引申和論評。

展開與凱因斯長達十多年的論戰
既然海耶克的經濟學方面重要著作的完成，是在旅居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之時，我們就得回到一九三○年代的時光，那是歷史上最有名的經濟大恐慌時代，是凱因斯革命出現的時候。當時海耶克與凱因斯針鋒相對，他堅決反對政府干預，並對通貨膨脹政策大力抨擊，對於膨脹政策將帶來災禍的分析，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一書已有明確解說。他確信經由信貸政策和銀行決策所產生的貨幣支出，對於價格和產出會有極大的衝擊。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間，鑒於一九二七年之前繁榮期，恐因美國一般物價自然地下跌致使景氣趨緩，為了延長繁榮期間，美國政府使用了擴張貨幣(Easy-money)政策，因而點燃了過度投資，且將繁榮多延長了兩年。之後，當不景氣開始出現時，政府不再使用人造的經濟政策來維持消費，因而無法支持生產，也就這樣的出現了一次相對自然而平穩的不景氣，最終卻演變成歷史上永難忘懷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如果美國聯邦準備局(Fed)持續動用擴張借貸的政策來維持繁榮假象，也只是延緩大蕭條的出現時日而已，而且程度還會更嚴重，因為以往的擴張貨幣政策必定要付出代價的，早些時日付出，代價較小，愈拖則愈大。
在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一年間，海耶克致力於經濟課題，發展出一套一般性的理論，此即不合理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會誤導投資者，誘使他們被人造的需求所迷惑，結果造成經濟體系的嚴重扭曲，使資本和資源集中於低生產力之處。也就在這一段期間的醞釀，終於開展出海耶克與凱因斯長達十多年的論戰。先是海耶克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和一九三二年二月，於《經濟期刊》(Economica)上批評凱因斯在一九三○年的《論貨幣》(Treatise on Money)。而凱因斯先是攻擊海耶克的《價格與生產》回應，接著卻明確表示已將其《論貨幣》的體系修改了。當一九三六年凱因斯出版其曠世巨著《一般理論》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時，海耶克並未立即有所反應，起因是他發現該書內容模糊、華麗而庸俗，而在有第一次論戰的經驗下，他覺得凱因斯將會如前的再次修改自己的看法。沒想到就由於此種錯誤的預期，竟然使凱因斯的「把操縱經濟大權由上帝中奪回」，而認為政府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可將經濟體系精密調節，從此經濟衰退將永遠消失的說法風行全球。風光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一九七○年代早期「停滯性膨脹」(Stagflation)出現才受到質疑。
可是，就在這近四十年裡，與凱因斯完全不同的海耶克學說竟然受到極度輕忽，而且海耶克在一九四一年寫作《資本的純正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之後，就沒專心致力於經濟理論的事務，也就因為如此，才會使凱因斯理論更得到擴展的空間。對此，海耶克還深深後悔，後悔沒有及時給予《一般理論》嚴厲的批評。海耶克在經濟領域裡的重要英文著作，除了已提及的這兩本書外，還有一九三三年的《貨幣理論與景氣循環》及一九三九年的《利潤、利息與投資》(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第一本書批評主張貨幣與信貸不會影響生產結構的理論，指出信用貸款突然注入經濟體系，會改變商品的相對價格，進而產生無法維持的過度投資；第二本書和先前提過的《價格和生產》一書，也都循著相同思路說明貨幣與信貸變動時，資源將被誤引至原本不會被引進的領域，而信貸的增加刺激了投資，但此種投資是投資者受「假信號」誤導，而非呼應真正需求的改變而作的，因而投資無法持續維持，以致發生經濟波動。至於《資本的純正理論》一書，則探討生產結構中的資本、利息，以及時間因素，說明資本的複雜結構及資本在經濟興衰中的重要性，是資本理論的經典之作。但當時正值凱因斯理論如日中天，本書也就不幸被忽視了。
自一九三六年以來，凱因斯理論不但成為現代經濟思潮的主流，而且成為全球各國政府財經政策的圭臬。今天我們所習見的一些名詞，如「計畫經濟」、「福利國」、「社會福利」、「充分就業」等，其所代表的觀念以及從而推演出來的許多措施，有的是直接發源於凱因期而氾濫橫溢；有的是與凱因斯滙遇而推波助瀾；有的是由於社會主義的改頭換面或借屍還魂而附著於凱因斯。在凱因斯的大名風靡世界的今天，雖然也有些人直接對他予以嚴厲的批評，但所批評的，有的屬於局部、有的不夠深刻、有的且夾雜有情感成分，而海耶克則是從廣而深入的層面，保持嚴肅的學術討論風格，一本奧地利學派的傳統，特別強調經濟學是「人」的行為科學之一部門。在行為科學這一概念下，一方面預設人的尊嚴，從而個人的自由不容侵犯；一方面確認人的理知之不完全，但由於人與人之間的行為相互影響、相互調整，而其潛能的發揮又復無限，於是再進行到經濟行為的理論分析和經驗印證，以指明時下經濟思潮的動向和風行的財經政策之終極趨歸，是對於人的尊嚴，以及個人自由的全盤否定。
海耶克這樣本乎知識的責任、道德的勇氣，對於我們這個世代提出這樣嚴重的警告，應該可以收到振聾發聵的效果。可是今天的實際情形又是如何？在學術界，海耶克的影響力，充其量似乎只限於一隅；而在財經政策制定者的心目中，好像根本沒有海耶克的存在。究竟是海耶克的理論思想難懂，或是人類的短視自私、重名重利，以致爭權奪利習以為常之故呢？
一九四四年，海耶克寫作出版《到奴役之路》這本老少咸宜、燴炙人口的通俗性作品，一九四八年又出版《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一九五二年發表《感官世界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和《科學的反革命》(The Counter – Revolution of Science)，一九六○年出版《自由的憲章》這本結合法學、政治哲學、道德哲學，以及經濟學的嘔心瀝血巨著，一九六七年再出版《哲學、政治及經濟學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文集，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九年，海耶克又出版了分成三大冊的《法、立法與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一九八八年出版最後一本書《不要命的自負》，而一九九一年倫敦經濟事務學社(IEA)，將海耶克在一九三一至一九八九年替IEA所寫的小冊子及在該社出版的雙月刊所發表的經濟、政治，以及哲學論文，結集成《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一書出版。以下引用最先將海耶克引介到臺灣的夏道平先生，將這些著作所顯現的重要理念作綜合引述及詮釋。
身為現代奧地利學派中間分子的海耶克，特別強調經濟學是「人」的行為科學之一部門。經濟學所處理的對象，係人與物以及人與人的關係。經濟學的目的，在於解釋許許多多的經濟行為之後果，而這些後果並非任何人所故意造成的。經濟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它的對象是主觀的，而自然科學的對象是客觀的。
主觀的和客觀的，就自然科學來說，是比較簡單的區別。前者是指人們的見解或信念，後者指的是外在的事實。但這樣子的簡單區別，卻不能輕易地用在社會科學方面。因為社會科學的對象之「事實」，也包括一些見解。這裡所說的見解，不是社會現象研究者本人的見解，而是社會現象所賴以產生的那些行為者的見解。在此種意義下，社會科學者所處理的和自然科學者所處理的一樣都是客觀的事實，因為它們都是不受某個觀察者或研究者的影響而獨立存在的。可是在另一種意義下，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事實，其本身可能是一些見解，是我們所研討的那些行為的行為人之見解。至於這些見解是真是假，倒是沒有關係，我們也不能直接從行為人的內心去觀察，只能從他們的言行去認知，因為我們自己有一顆與他們相同的「心」，這是社會科學，也當然是經濟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一大要點。
我們可以舉例來說明，例如：「貨幣」這個東西，在經濟學的概念下，是與人發生關係的。持有貨幣的人，都「認定」貨幣具有「可被接受」的性質，因而可用它來換得持有人所需要的財貨或勞務，所以它「適合」作為交易媒介、儲藏工具，也因此它才有了價值。至於貨幣本身是什麼材料製作的，金屬或紙張或其他東西，我們可以不管，那是屬於客觀的物質方面的問題。不過，這裡所說的「認定」、「適合」這類字眼，都代表主觀的見解或信念。這個貨幣的例子可以類推到經濟學的其他一切概念，這是就人與物的關係來講。
換以人與人的關係來看，也是一樣，甚至於像父子之間這種純屬生物學上的關係，在社會科學當中，也是屬於雙方主觀的認定。至於此一認定是否錯誤，意即在血緣上是否為真，我們可以不問。就經濟行為中人與人的關係來看，其主觀性也可由此類推。某甲把他所生產的東西去跟某乙換來一些小圓形的金屬製品或花花綠綠紙片。這一行為究竟是貨幣交易(Exchange)或是食物交換(Barter)，我們不能憑外在的事實去了解，必須察知行為人某甲作此行為時的意念。如果他準備把那些換來的東西再去換其他的貨品或勞務，那他就是把那些東西當作貨幣，而他的行為就是貨幣交易。如果某甲是個守財奴，他要把換來的那些東西藏起來，寧願去行乞來餬口，那他所換來的東西就成為直接滿足他特殊慾望的實物，其行為就是實務交換。由此可知主觀性這個特徵，就是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基本所在。
經濟學的對象既然不同於自然科學，那麼，自然科學方法(簡稱科學方法)就不能機械式地用於經濟學。然而近代自然科學的成就，愈來愈叫人嘆服，科學方法給人予「可能」的印象。熱心於社會改良者，急於事功，為求速效，對於社會問題，尤其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與解決，也一律訴諸於自然科學方法，海耶克稱此情形為「科學迷」(Scientism)。海耶克並非反對科學方法在其本行內的應用，也不是對科學方法有所懷疑，他提到科學迷這一名詞時，絕不涉及科學所具有的純客觀精神，只是涉及科學方法和科學語言的濫用。就科學的真義來說，這正是「非科學的」，因為對於研究的對象還沒有弄清楚，就自以為知道了研究這種對象的最適當的方法。
科學迷對於經濟問題的探討與解決，並非無能為力，而是它能為大害。在申述此點之前，有必要先講到另一個有害於經濟問題的探討與解決的趨勢，它在許多方面與科學迷有密切關係，此即「工程師的心態」之氾濫。
工程師所做的事，其目的是單純的，凡是可達此單純目的之一切力量，他都可以控制。為了達此目的，工程師可以自由支配一個既定量的資源。一開始他就能將全部過程中的各部門之施工，計畫得清清楚楚，而繪成藍圖，進而一步步完成他全部預定的計畫。也就是說，工程師在他面對的小世界裡，有完全的控制力，凡是與他的工程有關的各個方面，他都能觀察到，且都可明瞭，他要處理的事物只是一些「已知量」，在遇到工程上的問題時，並沒有別人的決定對他產生干擾，意即他的工程問題並沒有參與社會過程，他只是在屬於自己的世界裡由他來裁決。所以，他可將自己精通的技術應用在這些客觀事實上，按照藍圖一步步完成他的全部計畫。工程師可按既定價格購買他所需的材料，按既定工資僱用工人，這些既定的價格和工資對他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他並不會了解這些價格和工資在一個競爭社會裡，是由錯綜複雜的市場運作所形成，一旦遇到物價和工資之波動出乎他的意料而影響到他的計畫時，他就認為是一些不合理的力量在作祟；而他所謂的不合理力量，意思是指未被好好管制的力量。於是乎工程師的見解，就擴張應用到社會組織，要求廣泛的計畫和管制。如此一來，就有了所謂的「政治工程師」、「社會工程師」的稱呼。蘇聯的藝術家竟曾以史達林所賜的「靈魂工程師」這一封號，感到驕傲。
就在科學迷和工程師心態的泛濫下，乃激發近代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或統制經濟的熱潮。於是民主社會的文明所賴以成長、賴以持續的個人自由，就遭到嚴重侵襲。

迷惑人的社會主義
海耶克的一生可說都和社會主義對抗，也全力設法將它說清楚，然而成效並不彰。「社會主義」(socialism)這個名詞，很難有明確的概念。社會主義派別很多，激進革命的馬克斯主義和溫和漸進的費邊主義是兩個極端，其間有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它們之間的不同是在方法上，而終極的經濟結果是一致的，亦即生產手段國有，分配和交換則由中央統制，以衙署命令取代市場機制，以社會正義取代利潤誘因。
社會主義自一八四八年以來，歷年之間吸引眾多知識界領袖的認同，在海耶克冒出頭之際，在清明的思想界曾經沒落，而且那些有利的反社會主義的議論，竟然有些是出自社會主義陣營分子，海耶克將此現象稱之為「社會主義者的覺醒」，且將其主因歸為三：一是社會主義下的生產不但不比私營企業的生產多，反而是大減；二是社會主義並未導致它所許諾的更大社會正義，反而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階層，而且比以前更嚴峻的社會階層；三是社會主義並未實現更大的自由，反而助長新暴政的出現。
不過，儘管有過這種轉變，但弔詭的是維護自由的思想家，卻也並未得閒，反而要作更繁難的解析工作。一方面由於社會變遷，政府的職務除了維持治安與國防外，服務性的措施擴展了。由於市場機能無法妥善解決若干經濟問題，於是政府進場干預補足，但往往讓市場功能癱瘓了。另一方面，熱心的社會改革家，雖放棄諸如生產手段國有化的傳統社會主義步驟，但新方案對於自由的危害並不小於傳統的社會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是明目張膽、公然扼殺自由，新的方案則是暗中蛀蝕自由。前者是「熱的社會主義」，後者是「冷的社會主義」；前者是「熱水煮青蛙」，後者是「溫水煮青蛙」。何者對自由的危害較大，是非常清楚的。
更麻煩的是，冷的社會主義者大都是自由主義者，他們也承認私有產權，也尊重民主的政治秩序，因此他們比熱的社會主義者更能獲得擁護和支持。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就說：「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者，把自由的擴張看作促進福利與平等最有效途徑，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則把福利與平等看作自由的前提條件或自由的替代品」。「福利」和「平等」這兩個詞比「社會主義」更有媚力和魔力，比起「自由」來，更令人感覺切乎實際，於是乎，「福利經濟」和「福利國」應運而生，成為新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