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一輯

華人世界第一份民國文學研究的專門性刊物
開啟重返民國歷史現場的文學研究運動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為新創辦的學術叢書，從二○一五年末開始出版，本書為第一輯，預計每半年出版一冊。刊物由李怡、張堂錡兩人主編。
本輯推出「國民革命與民國文學」專題，特別收錄胡昌平、張武軍、倪海燕、羅維斯等多位博士各具觀點的精彩論文。
並且，為使讀者可以了解「民國文學」研究的發展歷史脈絡，「經典重刊」專欄收錄最早提出「民國文學」設想與最早倡導「民國文學」研究理論的陳福康與張福貴兩位教授的文章。
更有四篇分別來自台灣、大陸、日本、澳大利亞的四位作者，提出新方法與視角的論文。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創辦，是為了提倡一種返回民國歷史現場進行文學研究的學術理念。堅持學術立場、文學本位、開放思想則是本刊的宗旨。我們認為，在「民國框架」下討論問題，不僅可以積累一批被忽略的史料，而且最終也有助於形成與現代漢語文學相適應的研究思路和學術模式，從而擺脫長期以來受制於歐美學術範式的宿命，並與西方學界進行平等對話。

「民國文學」作為一個學樹的生長點，其意義與價值已經得到學界的肯定。現代文學的研究，在經過早期對「現代性」的思索與追求之後，發展到對「民國性」的探討與深究，應該說也是符合現代文學史發展規律的一次深化與超越。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深信，學術界將可以在這方面開展更多的合作機制與對話空間。

本書特色
 √　是華人世界第一份有關民國文學研究的專門性刊物。

√　政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張堂錡、北京師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怡共同主編。

√　透過這份刊物，建立一個對話的平台，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發展與突破將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和重要貢獻。

主編簡介

李怡
四川重慶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學術集刊主編。主要從事中國現代詩歌、魯迅及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研究。出版有學術專著《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批判的批判》、《七月派作家評傳》、《魯迅的精神世界》、《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作為方法的「民國」》等十餘種。

張堂錡
台灣新竹人。文學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編撰、專刊組組長、政大華語文教學學程主任。目前執教於政治大學中文系，並任政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台灣散文及澳門文學研究，出版有學術專著《黃遵憲的詩歌世界》、《白馬湖作家群論稿》、《個人的聲音 ──抒情審美意識與中國現代作家》、《現代文學百年回望》、《民國文學中的邊緣作家群體》等十餘種。

發刊詞

■李怡、張堂錡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終於創刊了。面對這樣一份新的學術雜誌，面對這樣一種新的學術概念，也許讀者不無困惑：在林林總總的文學期刊中，這份由兩岸學術同人共同推出的新雜誌目的何在？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我們要在「民國文學」的框架裡解說我們的文學？
簡言之，《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是立足兩岸、匯聚全球現代文學學者思想的新型學術雜誌，它試圖為我們持續多年的現代文學研究貢獻新的學術空間，為不同思想基礎與人生體驗的華人世界的學者打造一處新的深入對話的平臺。
如果從大陸開放、臺灣解嚴算起，兩岸的文學研究交流已經進行了二十餘年，從最早的好奇般的打量，到最近共同策劃各種專題研討，彼此的理解和認知都在不斷加深。但是，即便共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我們也感到，在一些基本的概念、思維和價值定位上，也還存在不少的錯位；同時，我們交流的深度和廣度都嫌不足，目前大家最有深度的交流似乎在一些特殊的「理論」層面，諸如後殖民文化與文學、東亞問題等等，但是這些問題的理論依據恰恰並不是來自兩岸，不過是西方批判理論或歐美（其實主要又是美國）學界「問題」的傳播與回饋，至於涉及彼此文學現象的複雜之處，則基本上歸於自說自話。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議邀請到的對岸學者寥寥無幾，而出席對岸文學會議的大陸學人同樣不多，許多時候還是由專門從事台港澳文學研究的少數學者為代表，而他們的臺灣敘述也不時受到臺灣學界的質疑。問題在哪裡呢？拋開一些非學術的意識形態偏見不論，我覺得，重要的是在於我們還沒有能夠進入到一個共同的感受系統當中，通過尋找彼此共同的關注點展開對話。
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中原文化中心論」的心態，大陸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將臺灣文學作為「旁支」，沒有深入清理其內在的生命理路。只有在生命體察的層面上，文學的解讀者才可能實現跨地域的溝通和連接，文學的闡釋者也才能通過挖掘自己的感動元素完成有效的表達，畢竟，當代中國的生存感受與臺灣是大相徑庭的；同樣的情況其實也見於臺灣，歷史波詭雲譎、滄海桑田，臺灣學者的感受要能夠毫無阻礙地進入中國大陸的悲歡離合之中，照樣不易。缺乏生命的共振點，彼此都只能是隔靴搔癢。
要改善目前的狀況，需要的就是尋找和擴大一種生命體驗的共同性，並將之散布於文學的感受與學術研究當中。那麼，是否存在這種「共同」的可能呢？
在我們看來，這樣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其實早已經深藏在彼此的歷史記憶與現實際遇之中。
我們同樣具有中華文化的傳統，從共同的民族記憶中走出，融入全球現代化的走向中。
文學同樣經歷了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後工業文明的歷史過程，甚至在其間成為「世界工廠」的遭遇也是一樣。
文學同樣經歷了從威權專制到現代民主的過程，雖然後來對民主的理解和實施形式尚有不同。
就文學而言，我們同樣經過了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和基礎的積澱，同樣進入到現代白話文學的時代。雖然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介入，中國新文學傳統的理解和繼承方式有別，彼此有過對新文學傳統的不同的認識─大陸以左翼文學為正統，臺灣以胡適等自由主義文學為正統，但是作為大的現代文學系統依然具有相當的同一性。
可以說，正視和發掘我們共同的人生命運，才能夠真正加強我們在文學理解上的溝通。文學是情感的藝術，它本身就是人類溝通的最好形式，我們在文學方面共同的認識反過來也會加強我們命運一體的感受。
命運共同體的存在是我們彼此熟悉、情感溝通的基礎，是學術對話的前提。作為兩岸命運共同體，在目前最容易認同的文學表達就是「民國文學」，並且首先是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一段民國文學，即1912 至1949 年間的民國文學。
前述命運的體驗都在這一文學記憶中有生動的體現。
從1912 至1949，這本身就是無數海內外華人努力奮鬥的一個時期，真正的「民國」是告別千年帝制，反對封建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國家，是全中國人心目中的「新中國」。包括左翼文學，包括臺灣曾經禁止發行的魯迅等左翼力量在內的作家對民國不僅僅是抨擊、批判，可以說，越是批判民國，心目中恰恰有一個理想的民國，完美的民國。魯迅曾經以這樣激憤的文字捍衛「民國」的理想：「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反而是民國的敵人。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裡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同樣，離開民國時期的歷史記憶，根本無法理解今天臺灣社會、文化與文學的深層基因，更無法深入地認識自己。許多歷史演進的淵源已經包含在20 世紀上半葉民國歷史文化的深刻記憶當中，包括民國建立之初主權在民的理想，雖然由於後來的威權統治不斷被干擾、破壞與中斷，應當說，民國反對專制、實行憲政的精神脈絡始終延續，始終形成對專制統治者極大的壓力。從知識分子而言，雖然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都留在了大陸，但是如胡適、殷海光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依然在臺灣保持了獨立不依的姿態，與專制政府展開持續的抗衡，沒有他們的努力，就不會有後來衝破蔣氏父子的統治，要求民主改革的前仆後繼的浪潮。包括在極端白色恐怖的時期，臺灣社會格局中還能延續那麼一些自由理想的火種，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民國」的理想，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探索和建立的現代科學、民主、人權的精神傳統─所謂的「民國風範」與「民國精神」。
「民國文學」曾經是臺灣學者描述現代文學的基本概念，從1975 年尹雪曼擔任總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到2011 年陳芳明、林惺嶽等著的《中華民國發展史•文學與藝術》都是如此；最近數年，又為勘定學科概念的大陸學者重新提出，並已被兩岸現代文學學者開始逐步接受和運用。
我們認為，它一方面深深根植於我們的命運體驗，另一方面又足以引導我們邁向學術自主的堅實遠方。
兩岸學界對百年來華文文學的研究，自覺不自覺地長期受制於西方的思想與方法，當然，文化的開放無可質疑，但是作為學術創造的主體性卻也因此大受影響。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提出研究中國問題就要反對「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提出應該深入把握「作為方法的中國」，這對中國自己的學術選擇無疑也是當頭棒喝。我們應該發現自己問題，理所當然地運用自己的方法，既然有中國人自己的「民國」，那麼就有「作為方法的民國」。
民國歲月，一個東亞大陸的古老民族走進現代，如此不同的歷史，如此不同的命運，如此不同人生與文學形態，當然就應該有符合民國的觀察、描述方式。在將來的某一天，來自華文文學世界的「作為方法的民國」日漸成熟，衍生出來種種概念、思維和視野，這將是對世界學術的一大貢獻。
這樣的期許當然並不能掩蓋我們彼此可能還存在的認知上的種種分歧（包括兩岸學者對「民國」這一概念的時間定位分歧），但重要的是，分歧再也不是一切，面對依然存在的學術隔膜與體驗隔膜，如果能以「民國時期的文學記憶」為基礎，將可以貢獻更多深入交流的話題。總之，從「民國」的文學與文化出發，特別是從大家都能夠理解的民國文學的經典時期（1912-1949）出發，我們完全可以獲得充分的精神交集。
守護我們的共同記憶，這是我們命運的脈搏。
珍視我們的歷史話語，這是啟動華人學術獨創性的必由之路。
關愛我們這份新生的雜誌，這是走近彼此的精神橋樑。

目 次

發刊詞 ／李怡、張堂錡

經典重刊
應該「退休」的學科名稱 ／陳福康
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概念─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命名問題／張福貴

專題論文　國民革命與民國文學
主持人語／李怡
多重「革命」內涵的重合與混雜／李怡
國民革命與浪漫主義／胡昌平
國民革命與革命文學的歷史譜系重構─以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為考察對象／張武軍
民國女兵謝冰瑩的國民革命經驗及其意義／張堂錡
國民革命與性別想像─以茅盾《蝕》三部曲等為例／倪海燕
茅盾《動搖》與國民革命時期的商民運動／羅維斯

一般論文
地方與他鄉─李劼人的省城革命史／鄭怡
論周作人20 年代中期的日本觀／李京珮
留學與異文化認識／藤田梨那
在「民國」重識「現代」／周維東

書評書論
共和國看民國─書評《民國文學討論集》／張俐璇
民國視野：走出「現代性」研究範式的方法─兼論《民國文學史論》叢書／熊權
作為方法的民國與進入民國的方法─評《民國文學史論》叢書／教鶴然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稿約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撰稿體例

第二輯主題徵稿：《中央日報．副刊》與民國文學

編後記

應該「退休」的學科名稱

■陳福康　作者簡介
陳福康，浙江湖州人。文學博士。現任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出版有學術專著《鄭振鐸論》、《民國文學史料考論》等多種。

當我在1970 年代末讀研究生時，對「中國現代文學史」這個學科名稱是沒有一點懷疑的。但是後來，特別是近年來，每當有人問起我學過什麼專業時，我簡直不想提這個名稱。並不是我已看不起這個學科，而是問我的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不是這個專業的或者不是讀中文系的，幾乎誰都不懂「現代文學」指的是什麼。我都必須加上幾句說明，人家才恍然大悟。由此我深感這個名稱已是不很科學的了，或者說，很不方便的了。
按我們現在的劃分，在古代文學史以後，再分為近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其中「近代」約七十年，「現代」約三十年，而「當代」則有五十年了。隨著「當代」的繼續不斷地增延，夾在「近代」與「當代」之中的「現代」，便越來越顯得尷尬。為什麼半個多世紀前的事，還叫「現代」呢？
再說，在外文中，也很難找到同我們這樣理解的「近代」、「現代」、「當代」完全對應的單詞。在日語裡，「近代」與「現代」不僅發音相近，而且意思也相近。譬如我們講「四個現代化」，日本人則稱「四個近代化」。

在有些外文裡，「現代」與「當代」便是一個詞兒。在我們中國老百姓的口頭上，「現代」與「當代」也是一個意思。
有人說，「現代文學」的「現代」不是（或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指文學本身的性質。這如果作為論者的一家之言，但說無妨；如作為對學科名稱的解釋，恐怕未必能得到大家的公認。此說如能成立，那麼又如何解釋「當代」、「近代」呢？這種說法實際將「現代文學」等同於「新文學」（附帶一提，「新文學史」一詞，現在一般人也是聽不懂的），這樣對學科「定性」會帶來某些弊端。（這點此處不多說了。）我還可舉個例證，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便寫過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如果硬要用什麼「現代化的文學」之類框子來，是根本套不上的。你也不可以規定他就不得用「現代」二字啊。
又有「20 世紀文學史」的提法。這種提法自有不少道理，有的我也理解並贊成，而且這一提法正可免去「近代」、「現代」、「當代」等說法帶來的麻煩。但我覺得有兩個問題。一是此說倡於60 年代中期，其時「20世紀」畢竟還有十多年還待發展，世事變幻，蒼雲白狗，那麼早就唱「20世紀」，總未免令人感到過於性急。有人說，這是外國人早就用了的，他__們已寫過不少「20 世紀」什麼什麼「史」了。這對我沒有說服力，因為我只知道這不符合我們中國傳統的修史原則。本世紀尚未結束便問世的這類書，難道不是市場上「短斤缺兩」的貨？「20 世紀中國文學史」是一個時間概念明確的專稱，我相信會有這樣的著作出現，但總須在2000 年以後（而且還必須有一定的時間距離）寫出的，才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吧。
再一個是，你可以寫一個世紀的文學史，別人也可以寫其中若干年代的文學史。前者不能剝奪後者研究與寫作的權利。而且，不管對歷史如何分期，我想誰都承認「五四」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段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段歷史。而與此相對應的一段文學史，也是具有相對獨立意義的。應該有人對這一段文學史作專門的深入的研究，因此，也應該為這些研究者立一個專門的學科。當然，我們也提倡研究者擴大視野。三十年或許確實短了一些，或者再過很多年後，對這三十年文學的研究也夠深入了，因而覺得單獨為這三十年文學立一個學科有點沒必要了─那是另一回事。

問題是現在，大多數有關研究者認為這個學科仍有存在的必要，國家的教學系統、社科研究系統以及社科社團系統也都正式承認這一學科，然而這個學科本身的名稱越來越顯得不通，不合適。這個學科是50 年代初創立的，應該說，這個學科名稱在當時是科學的，是幾乎不需要作什麼解釋人們便能理解的。但是，「現代」本身是一個歷史發展中的不定名詞，各個時期的人都有各自的「現代」，怎麼能讓這三十年永遠獨自佔有呢？
記得這門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學會的老會長王瑤先生生前講過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這一學科應該是史學的一個分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主要從屬於史學研究，而不是文學研究。我認為王瑤先生的這一見解一直未受到真正的重視，這一點這裡且不多說，至少我想當我們在說我們這一學科的名稱時，是必須看看史學界對「近代」、「現代」之類的用法，而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的。我發現，近年來在史學界以及圖書館學界、出版界等，已悄悄地以「民國時期」來替代過去常用的「現代」這一詞了。
例如，北京圖書館編的大型書目，便取名《民國時期總書目》，東方出版社最近出的大型叢書，便取名《民國學術經典文庫》，等等。
因此，有一個很現存的又通俗易懂的名稱，可供選換，那就是「民國時期文學史」。「民國時期」，基本上與這一學科研究的這段歷史是一致的。那麼，學會名，會刊名，都可以相應改一下，有什麼不好？至於「中__國現代文學館」我意倒可不改，因為它收藏的東西本來就包括所謂「當代」，而且還將不斷地收藏「當代」的東西，名正言順，永遠「現代」下去也無妨。

「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語出《史記•張釋之傳》）
我提以上意見，談不出什麼高深理論，只不過希望學科的名稱更科學一點，而免去一點尷尬。人微言輕，不知大家以為如何。不過，我相信，所謂「現代文學」這個名稱再叫下去，是堅持不了多少年的，「必也正名乎」！
（本文選自陳福康《民國文壇探隱》，上海書店199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