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歸來（下）：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道德與社會

宗教從古至今，對於文化思想與社會型態的影響可說是舉足輕重，在不同的宗教背景下，人們對生活的態度也不拘一格，皆有獨特的準則。

本書為《田野歸來—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的第三冊。學者們實地的走訪，記述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中，宗教怎麼與儒家思想互相聯合；寺院如何教導民眾有良善的品性；伊斯蘭信眾何以使宗教成為凝聚族群的關鍵；基督徒又是以何種方式影響周遭的人們，以自身見證來改變他人的生命。
宗教、道德，及社會三者之間，關聯的要素為何，本書一併探討。

楊鳳崗（Yang Fenggang）
現任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重點為中國宗教變遷和美國移民宗教。曾出版《中國宗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存活與復興》、《皈信、同化、疊合認同：美國華人基督徒研究》等著作。

高師寧 （Gao Shining）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二級研究員，為最早從事宗教社會學在中國大陸的翻譯介紹和研究的學者之一。曾出版《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及其相關動向》、《當代北京的基督徒與基督教》，翻譯《神之簡史》、《神聖的帷幕——宗教社會學的基本要素》等著作。

李向平 （Li Xiangping）
現任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學系系主任，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為宗教社會學與當代中國宗教。曾出版《文化正當性的衝突》、《佛教信仰與社會變遷》、《信仰但不認同——當代中國信仰的社會學分析》等著作。

編者序 楊鳳崗

2008 年10 月，中國宗教與社會高峰論壇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舉行。與會國內外學者熱議對於中國宗教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會後集結成文集兩卷，名為《從書齋到田野》，既是此前研究的總結，也為此後的努力指出方向。
2010 年7 月下旬的北京，驕陽似火，酷暑難擋。中國人民大學多功能教學樓的一間大教室裡，從一百多份申請美國普度大學宗教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報告中選出的幾十名入圍者，正在依次進行著課題陳述，回答著聽眾和評審官們尖銳的問題。他們來自全國各地還有港、澳、臺，其中不乏宗教社會科學領域的資深教授，更多的是此領域的新人。
2010 年10 月初的美國印第安那州已是涼氣逼人，普度大學的一間教室內氣氛卻熱烈而緊張。來自中國大陸、美國和加拿大高校的教授們，正在認真而謹慎地從幾十份申請報告中進行篩選。最終，在大家的一致認同下塵埃落定：16 位申請報告獲得了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的資助，16 位領銜人與他們的團隊開始了為期三年的田野調查與研究。
三年，彈指一揮間。但這幾十位學者的這三年，卻是緊緊張張、實實在在而又滿滿當當的三年。他們不僅穿梭於各個調查點，而且還兩次飛越跨中美大陸，去學習，去充電，去接受同行們的挑刺和幫助。在普度大學數周的學習安排得十分緊湊，許多第一次踏上美國國土的人都難以抽出時間去領略異國風光。
2013 年7 月中旬又是夏日炎炎，而這也是收穫的季節－－課題結項的時間。香港中文大學利黃瑤璧樓內，這些滿載而歸的學者在座無虛席的會議室裡向參會者宣讀自己的研究成果，聽取評議人的評議並回答聽眾的問題。成果之豐富多彩，評議之直言尖銳，問題之富有挑戰性，涼風中的會議室熱情沸騰。
課題彙報會同時也是中國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第十屆年會，很多與會者參加了此前連續三個暑期的宗教社會科學教師研修班，有些人更是多次參加過從2004 年開始舉辦的中美歐宗教學暑期研討班。
這三冊文集展現的，就是這些學者從田野歸來的成果！置於篇首的導論，可以算作我們十多年來推動宗教社會科學研究的一些基本進路和原則，也可以當作一種尺規，用以檢測這三冊文集的成果。
從書齋走進田野，又從田野回到書齋。這些成果以堅實的田野調查為基礎，有理論的支撐和分析，它們將會使讀者深入地瞭解中國宗教與中國社會；它們也會讓國內外宗教學研究者們看到，宗教社會科學研究在中國正在走向成熟與深化。

編者序 楊鳳崗

有信仰的資本
—溫州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行為研究 周怡、胡安寧

建構中的「公民共同體」
—北京基督教會個案研究 邢福增、袁浩、劉紹麟

宗教信仰與公民文化建構
—當代中國中原地區四個宗教團體的個案研究 王瑩

天主教及其公共參與
—港澳臺滬天主教區的個案研究 郝志東、陳慎慶、郭文般、譚翼輝、淨明

台灣基督徒的性倫理道德意識 趙星光

伊斯蘭教與回族農民抗爭
—基於寧夏的個案考察 羅強強

中國非信徒和基督徒的心態地圖比較研究 方文

印尼宗教政策與華人宗教的生存與發展
—以印尼孔教、「三教」為例 王愛平、魯錦寰

儒家孝道倫理借基督教重生？
—鄉村基督徒啟動與改變儒家倫理的悖論性個案分析 李華偉

基督教在穆斯林聚居區的困境
—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基督教現狀調查 聶紅萍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寧夏的早期相遇
—兼論晚清時期基督教在寧夏的傳播 劉繼華

儒學與宗教的互構
—雲南民間洞經會中的儒學與宗教關係考察 曾黎

新「明鬼」：鄉村鬼故事中的倫理生活經緯 趙浩

宗教、靈性資本與道德信仰的重建
—淺談後金融危機下宗教之作用 車瑩

選擇田野與田野的選擇性
—底層基督教否定話語的形成及其批判 孔德繼

謹謝

有信仰的資本
─溫州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行為研究
周怡、胡安寧

摘要：本文借助韋伯的雙利益驅動模型及其「扳道夫」假設，通過對溫州民營企業主問卷調查，分析其慈善捐贈行為的內在驅力及其差異。基本的研究發現包括：（1）企業主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均能對捐贈行為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2）不同信仰在捐贈方向、形式和結果上存在明顯差異，差異凸顯了不同信仰的選擇與不同利益之間的親和性；（3）企業黨組織作為外在於企業主權力的制度環境，能夠通過影響企業主理念利益的作用程度，進而影響慈善捐贈，但這種影響受到限制。

關鍵字：信仰、民營企業主、慈善捐贈


在馬克思的言說中「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Marx,1995/ 1887:829)。這類將資本等同於「沾滿鮮血的金錢」(Lagemann,1989:23)的表述在善與惡的道德評判上屬於極端的 「惡」，強調的是資本擁有者（富人）對非擁有者（窮人）的剝削或侵佔。相反，本文關注的「有信仰的資本」則與慈善捐贈行為相關聯(Bradley, 1987; Brooks, 2006)，在行善意義上敘述資本所有者——民營企業主——對社會公益慈善的參與和投入，著重探討資本擁有者（富人）對非擁有者（窮人）的捐贈或給予及這種捐助行為背後的利益邏輯。具體來說，本文關注溫州民營企業主的捐贈行為，主要的研究問題為：企業主的信仰與其捐贈行為是否關聯，如何關聯？


一、理論綜述及研究框架

（一）有關捐贈行為的三因素界說
慈善捐贈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顯然與捐贈人的物質利益讓渡攸關。那麼，人們緣何能夠慷慨做出利益讓渡的捐贈行為，既有文獻集中於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和宗教因素的解釋。
1.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的分析主要側重在國家政策、意識形態動員和政治信仰三個方面。就政府政策而言，一些研究發現，政府既可以通過再分配政策調節不平等， 進而影響捐贈行動(Curti,1958; Garnett, 1956; Lin, 2004); 也可以通過實行慈善抵稅政策激勵民間做公益捐贈( Labovitz,1974; Latcham, 1950)。就意識形態動員而言，海內外學者共同看到，中國社會無論在應急性災難事件中，還是在日常的濟貧捐贈中，意識形態宣傳的集體動員都發揮積極而強勢的召喚作用(Perry, 2007；Siu, 1990)。國家作為意識形態的引領者能夠借助媒體、教育等管道，將「企業社會責任」(Joyner and Payne, 2002)、「個人奉獻精神」（Cao, 2007）、「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官方修辭灌輸於民、內化於民，由此推動慈善捐贈(Wuthnow and
Hunter ,1984)。其中，黨員身份作為一種政治信仰（公方彬，2012；Yang,2012）、政治忠誠(Szelenyi, 1982；Walder,2000)與慈善捐贈行動密切相關(Bradley,1987)。不僅黨員較普通群眾更積極投入捐贈，而且捐贈與否、如何捐贈也是衡量政治表現的標準之一。有研究發現政治信仰與慈善捐贈呈正相關關係（比如Layman, 2001; Pipes and Ebaugh, 2002），因為黨組織能夠通過內部話語和組織活動，提升黨員具備高於普通民眾的「大公無私」的社會責任，積極為社會做貢獻。
2.經濟因素
該因素分析側重在捐贈行為的經濟理性方面，將企業家的慈善捐助看作是期待回報的投資。一種觀點認為，做慈善捐贈只是企業的一種行銷策略，通過慈善捐贈能夠獲得更多的物質資源，改善企業經濟(Brooks,2006;Navarro, 1988)。另一種觀點看到，企業通過慈善捐贈，實現貨幣資本向符號資本的轉化，以支票換得無形的道德聲譽地位(Acs and Phillips, 2002; Bourdieu, 1984\ 1979; Ma and Parish, 2006; Wilson,2000)。當企業達到一定規模後，多數企業家會通過慈善捐贈，將有形的貨幣資本轉化為關係的社會資本、轉化為體現企業精神的文化資本、或轉化為標示企業地位聲望的象徵資本(Brooks, 2006)。還有一種觀點注意到，捐贈行為與企業屬性的相關性(Amato and Amato,2007; Brown, Helland and Smith, 2006)。即企業所有制形式、企業資產、盈利水準、企業規模、員工數量等企業屬性將直接影響企業主的捐贈。民營企業相對於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來說，在捐贈行為上更為慷慨(Seifert, Morris and Bartkus, 2003; 盧漢龍，2002 )。
3.宗教因素
宗教因素分析的主要觀點包括：（1）宗教是企業慈善捐助的決定因素之一，它通過形成企業內部獨特的企業文化而使企業作出投身慈善的決策(Brown, Helland and Smith,2006)。有研究看到，宗教是法律和政策之外，另一個有助於規範企業社會責任的力量(Stabile, 2004)。在個體層面上，宗教信仰、宗教教義和宗教活動將與人為善的理念內化於個體，促發個體做公益性慈善捐贈(Bhatnagar, 1970; Coleman, 2003; Iannaccone, 1997; Loseke, 1997; McCulloch, 1988; Naar,1981; Wilson, 2003; Wuthnow, 1990)。（2）宗教組織是慈善捐贈的直接場所，是宗教關懷社會的重要管道(Bishop, 1912; Luidens and Nemeth,1994; Miyazaki, 2000; Prevey,1899)。比如，古代中國民間最早的慈善機構是佛教的「六疾館」；運作最成功的佛教慈善機構是唐代的「悲田養病坊」（黃為軍，2013）。（3）不同的宗教教義對慈善的看法存在差異(Brekke,1998; Cohen,2005; Müller, 1885; Tamari, 1997)。有如，宗教教義中的「愛」，有基督教的「普愛、博愛」、佛教的「慈悲喜舍」和儒教的「仁愛」 之別，不同「愛」所釋義的捐贈內涵不同。教義在感化人心靈世界的同時，也鼓勵信徒將信仰化為實踐，將「財富」、「愛」與「奉獻」結為一體(Bellah, 1958; Loseke, 1997)。有研究表明，信仰者虔誠度越高，教義對行動的約束越明顯，捐贈的激勵作用亦更直接(Lin, 2004)。

（二）理念與利益：韋伯的雙驅動模型及扳道夫假設
上述三種對捐贈行為所作的因素分析未脫出行動者行動的物質和精神面向，亦緊緊圍繞利益。什麼是利益?慈善捐贈作為一種與讓渡物質利益相聯繫的經濟行為，不應當被簡單理解為一種有條件交換行為，而是嵌套在社會結構(Granovetter, 1985)、網織於文化結構(Alexander,2003)中的。本文擬用韋伯(Marx Weber)的「扳道夫」(switchmen)假設去拓展利益的內涵。韋伯將利益分為兩類：一是物質利益(material interests)，指物質層面上與經濟理性相聯繫的諸如收入、財富、權力等有形資源；另一是理念利益(ideal interests)， 指精神層面上與行動者行動相聯繫的觀念利益，即存在於人頭腦中的理想型世界觀，如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信仰。在討論行動者行動時韋伯主張：「直接支配人行動的是物質利益和理念利益，而不是『理念』，但由『理念』創造的『世界意象』卻像扳道夫一樣決定著由物質利益驅力所推動的行動方向」(Weber,1978:280; Swidler,1986:273-286)。
相對馬克思的物質決定論來講，韋伯的扳道夫命題顯然具有以下特點：（1）強調了人在行動前或行動過程中頭腦裡已經形成的對物所作的價值判斷；提出的是人行動過程中的物質-精神利益的雙驅動模型，即如果追求物質利益的驅力如同推動火車的動力，那麼理念利益有如扳道夫將主導該動力的方向。（2）借理念利益的提出，突出了制度環境對理念利益的影響。相對於理念泛指人類社會各種束之高閣的意識形態、思想和價值觀而言，理念利益則指特定制度環境下，某些理念經由行動者將其與實際行動相聯繫時，表現出的價值觀、動機和行為特徵；即理念利益是與行動者、行動者的行動以及行動者所處的特定制度環境緊密扣連的。因而，物質利益與理念利益所產生的驅動結果其實潛存於制度的脈絡中。（3）在將理念和理念利益歸為廣義的「理念」，將物質利益歸為「利益」之後，韋伯關聯理念與利益的重要概念是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Reinhard Bendix認為，韋伯用選擇性親和概念表達了理念的兩個面向：一是精神理念是由個人所選擇的，與選擇相關；二是這種選擇乃是用來符合其物質利益的，即理念扮演著強加並賦予物質利益正當性的角色(Bendix，1977：47)，「使經濟謀利的觀念具有一種正面被接受的基礎」（張維安，1995：120）。當然，韋伯用「選擇性親和」去統轄理念與利益的關聯時，並沒有否定兩者間可能出現的緊張或分離。相反，他在跨文化的有關資本主義起源的比較分析裡，讓我們看到的理念與利益之間的關聯，是一種隨歷史情境和機緣而發生的緊張、分離和親近等各種關係。如，相對西方新教倫理的理念同資本主義商業利益保持選擇性親和(Weber,1958)而言，東方儒家道教倫理的理念卻與經商利益持有緊張關係(Weber, 1951)。

（三）「三因素」、「雙利益」下的理論模型
用韋伯的雙利益驅動去統轄前述的三因素分析便形成本文最初的理論雛形。具體來說，我們把捐贈行為的驅動利益歸為「物質利益」和「理念利益」兩類；然後將政治、經濟和宗教三因素分別歸入雙利益驅動模式。由於經濟因素一般作為物質世界的重要指標，我們將其歸為物質利益；宗教因素因其所具有的精神超驗而被歸為理念利益；政治因素被一分為二，其中因政府政策制度及地位身份壓力等引發的慈善捐贈被列為物質利益，而由黨員身份、意識形態話語內化而成的指導行動的價值觀念屬於政治信仰，被列入理念利益（見圖1a）。
可是，循「有信仰的資本」之題意，並結合研究物件的實際，我們需要對理論雛形圖1a作進一步聚焦式的修正。
就研究題意看，慈善捐贈本身屬於物質利益的讓渡，能夠做出利益讓渡行為的支援點在捐贈者的精神理念。因此，本文側重理念利益對民營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而將物質利益的影響作為控制變數；也擬在選擇性親和的測量中分析物質利益的影響。即我們重點討論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對捐贈行為的影響，然後比較不同信仰與物質利益之間的關聯。
就表徵物質利益的經濟因素而言，我們不可否認在經濟利益、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之間(Weber,1978: 926-939)，商人（民營企業主）總是以經濟利益的富足為第一考慮，並會以此為基礎朝向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方向轉移。但是在中國傳統儒家倫理長期奠定的制度環境中，「私為萬惡之源」、「重農輕商抑商」等理念根深蒂固（張維安，1995）。這種社會價值觀對商人社會地位所作的負面評價，會加速推動他們往社會地位、政治權力方向的轉移，如市場轉型期許多商業資本被用來買官，或用來修建祠堂等，以獲取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捐贈行為中不乏這樣的利益考慮，這類考慮背後的支援點是現實制度安排環境中依存的傳統文化理念。因此，本文用「企業是否建有黨組織」這一既表徵政治權力又不失地位追求的指標，去測度經濟因素或物質利益對民營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
就研究物件溫州民營企業看，兩個重要的背景事實與本文密切相關：（1）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溫州一直以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為世人矚目。不少研究注意到，從家庭作坊起步的溫州民企在其組織結構上，一直存在受制度環境影響的政治特徵（曹正漢，2005；史晉川等，2004；Dickson，2003，2008；Tsai，2007）： 企業初創期所有制形式上的「紅帽子」（掛靠經營）、企業壯大期行政結構上的「紅頂」（非公黨建）和「紅色CEO」招聘，以及民營企業主入黨，進入人大、政協參政議政等。「截止2010年底，溫州非公企業已建黨組織3,672個，非公企業黨員32,464人，入黨積極分子12,195人。溫州非公企業黨建工作在全國地級市中名列前茅」（管廷蓮，2011：10）。這一事實對本文的啟示在，我們需要在理念利益中考慮企業主的政治信仰，也需要考慮非公黨建作為一種外在於企業主個體的政治制度環境，能否制約或推動企業主的捐贈。（2）地處浙江省東南沿岸的溫州，是古東甌國的谷地，其悠久的歷史傳遞了豐富的宗教信仰文化（楊昭，1999；焦淑軍，2010）。Watchman Nee宣導的「地方教會」(local church)運動深深影響過溫州的基督教文化。目前大約有70-110萬的基督教徒，超過1,200座教堂，每百萬人口平均擁有10.15個教堂（洪朝暉、曾樂，2012），已成為中國擁有基督教徒比例最高的城市(Weller and Sun,2010;Cao,2007)。此外，自東晉修建崇安寺（後改稱開元寺）開始，佛教進入溫州。天寶年間，禪宗道場在龍興寺的設立，使溫州成為當時江浙一帶的禪學中心。改革開放後隨佛寺的重建，佛教成為溫州地區擁有最多信眾的信仰。與此同時，受到吳越文化的薰陶，民間信仰在溫州亦一直十分興盛（楊昭，1999），主要體現在祖先崇拜、村村建祠堂，以及對眾多民間「神」的祭祀活動中。總之，溫州彙集了佛教、基督教和民間信仰的諸多神祗，是國內宗教信仰比例最高的城市。這一背景事實讓本文不能繞過宗教信仰而妄談企業主的慈善捐贈。
藉上述討論，本文力圖在研究進路上作如下考慮：
首先，根據韋伯的雙利益驅動模型，預設捐贈行為必定會受多方物質利益的驅動，但限於篇幅及研究主題，我們將物質利益因素作為控制變數，重點考察理念利益是否對企業主的捐贈行為產生影響。具體來說，分別探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以及兩種信仰體系對企業主慈善捐贈的影響。
其次，根據韋伯雙驅動模型的扳道夫假設，通過比較分析捐贈管道、捐贈匿名性以及捐贈獎勵等代表性資料，力求證明不同理念或不同信仰將賦予企業主不同的捐贈「方向」，也以此驗證理念與利益間存在選擇性親和之關係。
第三，在探究如圖1b所示的制度環境對企業主捐贈行為的影響時，本文將分析企業黨組織是否可能通過對企業主理念利益的作用進而影響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