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三十週年紀念版】

檢驗台灣三十年
——面對食安風暴、環境汙染，我們進步了嗎？

撼動華人世界半甲子 公民意識啟蒙經典
文明的力量，從一把野火開始
社會永遠需要清醒的聲音
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

一九八五年，龍應台出版《野火集》，以野火燎原之姿，燃動整個社會，創下二十一天內重印二十四次，四個月賣出十萬本的空前記錄。緊接著，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八八年開放報禁，社會運動如春草茁生，政治鬆開了緊緊扼住喉管的手，迎來全民發聲的時代。

《野火集》問世迄今，匆匆過去三十載，島嶼幾番風雨。每個社會都有它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發展階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階段，需要火的熾熱和燒痛，才能覺醒；有些階段，需要的卻是水的清澈和溫柔，才能療癒一個隱忍不言的傷口。增長了三十年的智慧，我們已經明白：沒有呼喊和行動就沒有進步，但是沒有深思和明辨就沒有方向。現在的變局所要求的，不僅只是勇敢，還要求智慧、眼光。

風在吹，雲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鋸
前進和後退在迂迴交錯，價值在驚奇翻轉
歷史長河的大腳本中，台灣三十年這個篇章，埋著太多深沉的細節

時代記憶‧歷史見證

‧1985年12月《野火集》首次成書，締造21天再版24次，4個月突破十萬本的台灣出版奇蹟
‧1988年11月發行簡體版《野火集》，首印六萬餘冊
‧2006年書市回顧台灣篇：「開卷」年度焦點人物
‧1985至2015，《野火集》持續撼動台灣、香港、中國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創下在華人世界七大城市超過十個版本的出版紀錄

龍應台
高雄大寮的自來水廠裡出生，南部的漁村農村長大。留學美國九年，旅居歐洲十三年，生活在香港九年；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中華民國首任文化部長。是一支獨立的筆——在壓抑靜默的時代，她高舉野火；在眾聲喧譁的時代，她寧守沉靜。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辭官，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

自序
歷史的眼神

1
「野火」的第一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寫於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四年的台灣，美術館還可能因為害怕被指控為「親共」而將藝術家的作品逕自塗改；繞著彎批評時政的作者隨時擔心被有關單位請去「喝茶」；人民申請成立社團往往沒有法律途徑而即使許可也會被百般刁難。表面上也許是食品的造假、環境的汙染、個別員警的霸凌，或是一個單純的司法判決不公，但是往深層挖下去，卻都和集權有關。因為集權，所以資訊不完整，所以程序不透明，所以結論可以操縱，所以掌權者可以濫權而人民無力挑戰。
集權，其實是有明確特徵的。街上穿著制服的人用什麼態度對不穿制服的人說話；辦一件簡單的事情要跑多少個機關蓋多少個官印；書店裡買得到和買不到的是些什麼樣的書；最宏大的廣場上豎起的是什麼類的紀念碑、什麼人的銅像；新聞主播用什麼樣的語調和用詞描述什麼樣的事件；災難發生時，人們看見的是英明的救災領導還是哀苦無告的災民⋯⋯
但是，更多，是看不見聽不到的。黑牢裡逐漸腐爛的垂著頭的人形，看不見。纏訟中折斷了青春的人想說的話，聽不見。臨刑的人在粗糙草紙上寫下的字，讀不到。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環境中種種災難背後鎖在檔案櫃裡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風在吹，雲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鋸，前進和後退在迂迴交錯，價值在驚奇翻轉。於歷史長河的大腳本中，台灣三十年這個篇章，埋著太多深沉的細節。三十年中，台灣的執政黨和在野黨已經換了幾回；有的政治犯竟做了領袖，有的領袖竟進了牢房。莊嚴的變成嘲諷，瑣碎的突然偉大，真誠可能叫作懦弱，虛偽可能叫作務實。每一個文本中簡單的細節，都需要十倍的注腳。

2

二○一四年，曾經負責思想管控和政府宣傳的機構─新聞局，已經解散，納入了「文化部」，卸下從前審查和管制的任務，成為文化的扶植者。三十年前寫「野火」的作者成為公務員，從早到晚開無數的會議，把從前的法令一則一則盤點，一個一個廢除，一條一條修改。譬如「電影法」，規定每一部電影都必須在事先取得政府的映演許可，不給許可，就不能上映。修法會議中修到「關鍵」的第二十六條，令我在會議進行中不禁微笑：

第二十六條電影片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損害國家利益或民族尊嚴。
二、違背國家政策或政府法令。
三、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
⋯⋯
六、提倡無稽邪說或淆亂視聽。
七、汙蔑古聖先賢或歪曲史實。

這部「電影法」源自民國十九年制定的「電影檢查法」，修修補補輾轉到今天，仍是一部控制的工具，總共五十八條。二○一四年，我們把它刪減成二十四條。處理「電影法」讓我在會議中發笑，處理人權歷史卻讓我潸然。五○年代的台灣，很多人因為「左傾」而被槍斃。「文化部」從南到北密集地為倖存的當事人和受難者的家屬做口述歷史，同時從散置各「情治」和「國防」部門的塵封的檔案裡爬梳，尋找被封鎖、被遺忘多年的日記和遺書。阿里山鄒族的青年高一生在一九五四年被槍斃。六十年後，這一紙從沒被日光照到的遺書突然攤開在我眼前：

我所思念的春芳：
　得知你安好，感到萬分欣慰。
　「不管多少黃金、白銀和寶玉，也不如寶貝兒女珍貴！」
　還記得這首歌嗎？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因為有很多優秀的兒女。
　物品沒收也無妨，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縫紉機被沒收之前，很想穿著你親身縫製的衣物，
　白色的襯褲，短褲式有褲帶，底下像西褲。
縫製一塊四尺見方白色包袱巾。
　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隨時隨地陪伴著。
　水田不要賣！
高一生

一封一封家屬從未收到的遺書，我們在六十年後一封一封鞠躬奉還。

3

天黑時，推著自行車離開辦公室。垃圾車的音樂響著，從遠處漸行漸近，然後卡車在我面前停住。夜色燈火中，家家戶戶的人從深巷湧出，手裡拎著大大小小的垃圾袋，邊寒暄邊走向垃圾車，井然有序。每天晚上準時七點，全城數百萬的市民同時走到巷口處理垃圾─全城幾乎沒有垃圾桶，而地上沒有過夜的垃圾。外國人來到台北，「觀光」節目之一就是晚上七點到街頭巷口去看台北人丟垃圾，看得目瞪口呆，說：「怎麼可能？」我真的覺得，歷史從來沒有終結這回事。它有體溫，有呼吸，它微微的嘆息和欲呼喚的眼神，只要你看，就在那裡，如此的清晰啊。

二○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


台灣的一路走來
──寫於《野火集》三十週年

在德國生活的時候，發現很多有孩子的人會在房間的門柱上畫出一個身高尺，從地面往上標出公分80、100、120、140……爾後長大離家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小房間時，永遠看得到自己成長的刻度。
一九八六年一月上市的《野火集》，大概就是一把標記台灣成長刻度的尺。
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的晚上，大批群眾擠在廣場和街道上看總統大選開票。「群眾最外面的一圈，」一個香港記者跟我說，「都是講廣東話的。」
其實不只，外圈還有很多、很多捲舌講標準「普通話」的。每四年一次，像到麥加一樣，香港和大陸關心政治發展的人會匯聚到台灣來。他們在情緒高昂、人潮湧動的台北街頭眼神相遇，「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奇妙的感覺。」
他們來看的是台灣的成長刻度，因為台灣，已經變成華人世界拿來衡量自己的一把相當重要的尺。
三十年，台灣成長的刻度究竟在哪裡呢？
三十年前，雖然事後來看，距離一九八七的解嚴只有兩年不到了，但是在當時的隧道裡，其實完全看不見盡頭有光。就如同驚天動地的柏林圍牆倒塌的前一刻，人們還無法想像會有這麼一天。
寫在一九八四、八五年的《野火》所反映出的台灣，政府的威權無所不在，人民在壓抑中悶聲不語。環境汙染、食品造假、金融失序、思想箝制、教育僵化的重重問題如烏雲籠罩。在髒亂不堪的公共空間裡到處都是盛氣凌人的官員、忍氣吞聲的國民、見死不救的路人、唯唯諾諾的學生。
三十年後，台灣確實是脫胎換骨了。雖然餿油和頂新食品問題的爆發彷彿時光倒流三十年，但是政治的發展一日千里，一九八六年才在威權的陰影下艱辛成立的政黨，三十年後非但已經入主總統府，而且破天荒掌權國會。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也已經對調，人民力量壯大到一個程度。
三十年後重讀《野火》，有觸電的感覺。原來一個幾千萬人組成的社會和一個孩子一樣，在短短三十年內竟有如此鮮明的成長刻度－－一條一條肋骨都看得見；原來三十年前的問題解決了之後，我們會生出一堆更複雜、更難纏的新問題，需要面對。
好像在一個操場跑步，跑完一圈之後發現原來這是一場超級馬拉松長跑－－後面還有五十圈、一百圈、兩百圈……同樣是經過司令台，第一圈和第一百圈，看見的未來可太不一樣了。但是如果在往前奔的熱切中不知道曾經的起點是什麼，對未來路線的判斷極可能是失準的吧。
《野火》刻度照見的是台灣的一路走來。

目次

歷史的眼神
救生艇裡放聲唱歌──給香港的九○後
新的「野火」，從哪裡開始？──寫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
八〇年代這樣走過

從「一九八四」出發
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生氣，沒有用嗎？
生了梅毒的母親
難 局
美國不是我們的家
幼稚園大學
不要遮住我的陽光
不一樣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對立」又如何？
焦急
機器人中學
我的過去在哪裡？
以「沉默」為恥
啊！紅色！
不會「鬧事」的一代
自白
歐威爾的台灣？
精神崩潰的老鼠
台灣是誰的家？
容忍我的火把

在「一九八四」以後
野火現象
又是公假
天羅地網
弱國，你會說「不」嗎？
民主？理直氣壯罷了！
我的台灣意識

野火二十年

天真女俠龍應台──走過野火時代　／楊澤
燒遍兩岸的野火　／王丹
從「當家」到「作主」──二十年後重讀龍應台《野火集》有感　／向陽
不能熄火　／余光中
直言不諱與包容同等重要──柏楊看野火龍應台　／柏楊口述‧丁文玲記錄
三月的杜鵑　／紀蔚然
一把野火燒出一片天　／馬森
非線時代的線性記憶　／陳浩
現在，龍應台，正「捨末逐本」──她借孫文的話問道：中國有四千年文明，為何無一地如香港者？　／張作錦
檢驗龍應台──關於《野火集》二十年　／楊渡
自由精神與文明標準──給龍應台的一封信　／楊照
再點野火　／漢寶德
且賦招魂──為《野火集》出版二十年而作　／龔鵬程

救生艇裡放聲唱歌
──給香港的九〇後

有一個「九〇後」，我非常欣賞。他是九四年出生的。
因為與掌權者持不同意見，他在新世紀的第十五年，也就是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被驅逐出境。後來當然也數度下過監獄。他寫的書，曾經被禁、被下令燒毀。而他所對抗的掌權者，並不一定是政府或者國家領袖，有時候，是代表道德高度的信仰，譬如宗教；有時候，是代表群眾路線的思維，譬如迷信。
因為批判宗教，他死後得不到教會的儀式安魂，被悄悄地安靜地埋葬，但是死後十三年，當革命風起雲湧，人們體會到，他才是真正的時代的先知，又用國葬的隆重大禮把他的骨骸迎回。
生於一六九四年的伏爾泰，其實就是一個三百年前的「九〇後」。看見了獨裁體制的不公不義，看穿了宗教組織的偽善和獨斷，這個聰慧機敏的九〇後用筆的力量，在巴黎、倫敦、日內瓦的思想街頭馳騁；三百年後的九〇後們，用各種方法在試探權力的看不見的那條線，在紐約、伊斯坦堡、開羅、曼谷、台北、香港的街頭和廣場奔走。
三百年，世界變了很多，但是根本性的問題，九〇後青年伏爾泰所思索追究的問題，並未改變；譬如說，權力的拳頭到哪裡必須停止？自由的極限可以擴張到多大，由誰來界定？譬如說，追求真理很重要，容忍也很重要，但是當追求真理必須殘酷而與容忍的精神相違背時，你站到哪一邊去？
伏爾泰說過的一句話，讓後來的人 ──幾乎是全世界的人，一再地傳誦、引用：「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誓死維護你說出看法的權利。」雖然歷史翻案者說，他的逐字原文並非如此，但是這句話確實代表了他一輩子的信仰和堅持。
我注意到的是，他還說了很多別的話，意義之深刻，令我在三百年後看著今日局勢的忽冷忽熱、權力的忽東忽西、價值的忽上忽下，仍舊驚詫不已。
他說，歷史？歷史就是大家都共同接受、贊同的謊言。
他說，真正糟糕的其實不是貧富不均而是依賴的形成。
他說，我們要熱愛真理，但是也必須懂得原諒犯錯……
三十年前寫《野火集》時，我的社會處在一個壓抑的、萬馬齊瘖的時代。三十年後，卻是一個喧囂震耳、大鳴大放的時代。《野火》在怯懦寂靜的時代裡鼓吹呼喊和行動，在喧囂的時代裡──畢竟增長了三十年的智慧，我們已經明白：沒有呼喊和行動就沒有進步，但是沒有深思和明辨就沒有方向。現在的變局所要求於今天的九〇後的，不僅只是勇敢，還要求智慧、眼光，以及迎向陽光、迎向風雨的信心。我用三百年前的九〇後伏爾泰的一句話送給今天香港的九〇後：

Life is a shipwreck but we must remember to sing in the lifeboats.

新的「野火」，從哪裡開始？
——寫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後，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著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裡？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遊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坵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全國環保運動的……台灣的文化底蘊，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麼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或者說，二十年裡，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麼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通常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型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融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裡，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人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裡，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裡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裡，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裡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耶誕節，不管是掛著什麼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於是從預算的編列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裡，所謂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裡，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加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的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市裡的流動攤販、漥地裡的違章建築，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
（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願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麼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導，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占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分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分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夥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裡，知識分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裡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史達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後倖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個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個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菸而被坦克車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麼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麼理解以薩‧柏林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連？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連？）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意，結論是：「很長時間後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鬥，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鬥。」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於沒有靈魂。它建立在沒有靈魂之上並從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屍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於權力，是否猶如屍體之於禿鷹呢？（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嗎？）
但是一九九○年代以後，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斯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我要說的話也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某個東西奮鬥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鬥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集權主義曾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於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於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正在失去什麼，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你在台灣的現實裡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或者，你能為這個「敵人」辯護？你拿羅斯的問題怎麼辦？）
讀到這裡，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麼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分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麼？人們又是否誇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裡，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後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裡吧。」你就是不能這麼說。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裡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遊戲。」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個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並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閒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裡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後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
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

（卡夫卡的）這些作品只證明了一個創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實地表現完全屬於個人的經驗，同時又觸及超越個人的或社會的領域……文學沒有必要四處搜尋政治現實，或甚至為那些換來換去的制度煩惱；他可以超越它們，同時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們心中喚起的問題。這是我本人從卡夫卡那裡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

把游泳和戰爭「齊物論」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虛無，事實上，他的「深刻和真實」使得他的個人小我經驗可以涵蓋甚至於超越國家的大我經驗。也就是說，從國家社會的「大敘述」裡抽身而出，獲取自由，並不等同於意義的抽空、價值的犬儒化、敘述的瑣屑化、理想主義的空洞化、傳統的失憶化（這些都是歐化的句子、壞的中文，但是你告訴我是否有更精準的表達句型）。從「大敘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離開「深刻和真實」，不可以離開某些最簡單、最原始但是最永恆的原則，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與惡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學。（連這一點，你也想挑戰嗎？）
克里瑪其實無法回答羅斯問題中所呈現的一種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他不無驕傲地告訴羅斯，請放心，在他的國家裡，「文學總是不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個不足一千兩百萬居民的國家，好作家的書，捷克語或翻譯作品，都有成千上萬的發行量。」
如果羅斯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我會不會和克里瑪一樣對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青年那樣有信心呢？說我們的作者和知識菁英有足夠的「深刻與真實」，能夠辨別自由與虛無的分界；說我們的讀者和年輕人有足夠的品味，探查得出那趁虛而入的「絕對娛樂世界」的全盤統治，辨認得出「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抵擋得住理想主義的消費商品化，鑑別得出價值的真偽？
我想我會沉吟許久。
（好，你怎麼回答羅斯？）
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詞，稱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為「草莓族」；意思是說，「草莓族」軟綿綿地生活，輕飄飄地過日子。生活裡沒有任何壓迫，所以他們是禁不起壓的。同時因為沒有了威權政治，沒有了壓迫，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當然就沒有了點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相信「草莓族」這個說法──每個時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對於所謂「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更覺得不可思議。壓迫我們的，豈止一個威權政治？威權政治因為太龐大，迫使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壓迫，這些其他壓迫，當威權不在時，傾巢而出，無孔不入，滲透進入品味低劣到近乎侮辱的電視節目，進入企業管理中對員工人權的踐踏，進入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叫囂，進入民主操作中多數的暴力、進入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所謂壓迫，哪裡只有一種面孔呢？對於自由精神的壓迫，威權時代和民主時代以不同形式發作，所以，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
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沙灣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