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緣起緣滅

吳國楨：你們的錢已在福爾摩沙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

誰還記得曾任台灣省主席的吳國楨？在那個歷史的轉角，台灣走回世襲政治，錯失了歷史的機遇……
一段歷史公案，牽動兩國角力，捲起時代風雲
橫空出世的奇書，台灣人應該知道的歷史真相

杜念中╳李南雄╳卜大中╳鄭重推薦

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說過，面對專制統治，「大多數人在恐懼中會屈服，可是有些人不會。」 吳國楨在上世紀五○年代，發表他批判蔣家政權的公開信之前，也曾徹夜長考，難下决心。結果是星期天在教堂聽了牧師Rev. Harold Bosley講道，「為上帝和國家」，指出在艱難困苦之時，一個人應該為所愛的國家，無懼地說出真相，不計後果。吳受他感召，終於做出决定。——殷惠敏

五○年代初，亞洲面臨風雲詭譎變局，台灣處於載浮載沉的燜局，台灣省府主席吳國楨被美國看成足以擔起革新保台大任的支柱，卻遭國府逼走他鄉。之後吳國楨在海外和蔣家父子公然隔海叫陣，轟動美台朝野……，八○年代江南為了寫他的傳慘遭橫禍，所幸青史不成灰，三十年後殷惠敏終於補足了這個空白已久的台灣近代史上重要篇章。——杜念中／《蘋果日報》前社長

吳國楨，曾經在美國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回到中國曾經擔任教授一年，隨即被延攬到國民政府工作，當過漢口市長，戰時重慶市市長，戰後1946年被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他是行政才能卓越的幹才，又是蔣介石身邊的紅人，1949年年底又就任為台灣省省主席，在那個時代巨變之中，扮演了一個歷史關鍵轉折的重大角色。
——李南雄／國立中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作者以清澈流暢的文風，洗雪了吳國楨的冤屈。可悲的是六十多年前吳國楨上書蔣介石痛批反共救國團、黨產等不正義，至今仍未解決，不能不讓人掩卷嘆息。這本是所有從事轉型正義的人都要讀的書。——卜大中／《蘋果日報》總主筆

序言 ⊙李南雄

筆者非常榮幸，承蒙本書作者的器重和誠摯邀請，為這部書寫一篇序言，搶在這部書出版面世之前，有一個先睹為快的機會。這部書稱為：《誰怕吳國楨——世襲專制在台灣緣起緣滅》，作者殷惠敏曾在美國西岸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跟隨大師級教授研究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獲得博士學位。多年以來，他在閒暇之餘，在海內外雜誌發表文章，以趣味、啟發和觀察深入細膩的分析見稱。他的文章往往篇幅頗長，但是讀者們讀後從不覺得乏味，只嫌太短。

許多年輕一代的讀者們，難免要問這部書裡的主人翁是誰？吳國楨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留學生，曾經在美國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回到中國曾經擔任教授一年，隨即被延攬到國民政府工作，一路扶搖直上，當過漢口市長，戰時重慶市市長，戰後1946年被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他是行政才能卓越的幹才，又是蔣介石身邊的紅人，1949年年底又就任為台灣省省主席，在那個時代巨變中，扮演了一個歷史關鍵轉折的重大角色。

自從筆者在芝加哥大學當研究生的時代，每次從芝大校區沿著密西根湖邊向北驅車到城區，總要經過一個重要的路標—麥考米克廣場會議中心（McCormickPlace），麥考米克是誰？這問題一直盤旋在心中將近五十年，到拜讀此書，才開始認識這位對台灣政治起了巨大作用，並且頗為令人敬重的美國報人。麥考米克曾經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過砲兵團上校，戰爭結束後回到芝加哥，繼續主持《芝加哥論壇報》，他是共和黨保守派舉足輕重又具有代表性的聞人，不時和民主黨的羅斯福，杜魯門對著幹，在政見上一別苗頭。二次大戰剛結束之際，他與夫人心血來潮，乘坐一架B-17轟炸機改裝的私人客機周遊列國，飛到上海之時正值中國多事之秋，巧遇吳國楨市長伉儷，成為一生知己摯友，因時際會捲入了美國和台灣的一段很特別的情緣。

這部書作者殷惠敏在很湊巧的情況，到美國芝加哥市郊區為紀念美軍參加第一次大戰的「第一師博物館」，發現並複印取得了一個吳國楨/麥考米克的書信檔案。以這並不起眼的檔案為基礎，作者用深入淺出的文字，輕鬆流暢的筆調，敘述1948年到1955年之間，吳國楨先生和芝加哥麥考米克上校一段私人交往的情誼。令人驚訝的是，以這兩位之間純粹私人友誼關係為經緯，帶出鮮為人知的爾虞我詐、驚險刺激、錯綜複雜的政治故事，不僅涉及大國之間的合縱連橫，黑箱政治的隱秘議事日程表，還捲入東方黑色幫會色彩的交易，詹姆士‧龐德007式的偵探故事情節，赫然令人驚恐的政治謀殺。令人迴腸蕩氣，驚嘆不已。

如果有讀者要將這部書當作秘辛八卦，小道新聞或演義式的野史來讀，飯後茶餘肯定會有說不完的話題。但是，這部書尚有嚴肅認真的一面。擇要言之，這書包括四個主軸：第一，1948 年國共戰爭結束期間，蔣介石到台之後，圍繞著「改革」，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政府的重建；第二，戰後台灣威權統治的形成，「軟性列寧式「的政治，以及家族世襲體制的興起和隕落；第三，蔣介石統治台灣時期的歷史弔詭，包括選舉驅動的民主化運動的起動，還有「亞洲四小龍」美稱之一的台灣，如何創造經濟建設奇蹟的緣起；第四，美國對於蔣介石為首國民政府的政策一百八十度轉變，從相當保留，甚至於敵視和對抗，轉變成全力支持的盟友，還有在台灣海峽之間，兩個國際勢力板塊的對立局面的形成。

在此書裡，作者盡量嘗試著不落學院派搬弄大理論大概念的窠臼，但是處處卻流露出他學術上的功力和底蘊，他在發掘歷史真相方面，努力地下很大功夫，作者希望將人物與事件原汁原味地展示在讀者們面前。全書就有關重大問題，皆一絲不苟認真地與相關資料比對，許多關鍵性的事實，也都經過不同來源的口述歷史資料再三查證，有關此書調查和研究的品質已經達到相當的水準，不在話下。

這部書敘述，分析並評論一個時代重大變化的過程，不僅是有關個人精彩的小故事，也是戰後台灣整整三代人共同記憶的大歷史。從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迄今已經走過七十多個年頭，戰後出生已有三代人，台灣一直站在自由民主這一邊。自 1996 年以來台灣經歷過三次政黨輪替，對於這一代的年輕選民而言，很難想像台灣走過那專制時代的蠻橫霸道，更是無法瞭解世襲政治的無理肆虐，幸好不少先輩長者們仍然健在，對於舊時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頗有體驗和深刻瞭解。這部書在這關鍵時刻出版，不僅是有益於人們反思和分享經驗，一起療治過去的創傷，同時保存台灣人民彌足珍貴的共同記憶，會更因此令台灣人民倍加珍惜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

李南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博士，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榮譽教授暨政治學研究所創所所長；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2000-2005）暨系主任（2002-2005）；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系教授（1976-2000）暨系主任（1986-1992）。

第一章 動盪年代的友誼

羅伯特‧麥考米克（Robert R.McCormick）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長期擔任他的家族企業《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兼總編輯。他一手把這家報紙從平庸帶向輝煌，在中西部獨樹一幟。全盛時期，《論壇報》每日行銷一百萬份報紙，一度被評選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三大報之一（其它兩個是《紐約時報》與《波士頓郵報》）。

麥考米克的報業王國，旗下控制《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每日新聞》和《華盛頓先驅時報》。為了保障印報紙張的供應，麥考米克很有眼光的到加拿大安大略湖邊的森林地帶，創建了規模龐大的造紙廠，成為利潤豐厚的事業。

特立獨行的報業怪傑
麥考米克的祖父曾幫林肯助選，把林肯送上白宮大位。但麥考米克對白宮的主人並不買帳。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特別痛恨他，因為他批評起政府的政策尖酸刻薄，而且隨時爆料。1942年，《論壇報》忽然刊出一條機密消息，說是美軍在太平洋的中途島（Midway）戰役大勝，是因為海軍部成功破解了日軍的通訊密碼。這個新聞立刻造成軒然大波。羅斯福氣得要派海軍陸戰隊去搗毀報館。聯邦政以洩密叛國罪提告，《論壇報》卻高舉新聞自由的大旗，結果法庭審查時，由於海軍部拒絕證實「機密」的真假，這件訟案只好不了了之。另一個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不用說，對麥考米克同樣很頭大，認為他這號人物是應該推到行刑隊面前去斃掉的。

羅伯特‧麥考米克曾參加一次大戰，在法國戰區擔任美軍炮兵團團長，在一個被德軍佔領的名叫康提尼（Cantigny）的小村莊打過慘烈戰役，後來他把自己在芝加哥市郊的莊園命名為康提尼。他的親友和報館的僚屬也都習慣以他當時的軍銜稱呼他為「上校」。

《論壇報》有自己的無線電臺 WGN （後來又辦了同名的電視臺，延續至今。WGN 是 World’s Greatest Newspaper（世界最偉大的報紙）的縮寫）。麥考米克在電臺發表評論，也同樣是口無遮攔。有一次他說，英國既然一直都要求美國援助軍需物資，也許應該考慮申請成為美國第四十九州。他在《論壇報》的一篇社論中指出，英國加入美國聯邦的好處很明顯，正好可以卸載一個寄生的貴族階層（皇室）的負擔。（Smith，1997：443）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後，麥考米克又頗有所感地表示，在核戰發生時，像美國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還有存活的餘地，英國這種狹小的島國恐怕就沒有存活的機會了。

戰後他和第二任夫人乘坐一架由 B-17 轟炸機改裝成的私人飛機周遊列國時，口不擇言的毛病依然不改。在馬德里，他訪問了佛朗哥將軍（Gen. Francisco Franco），指出他的狩獵小屋醜陋無比，他也批評西班牙的鬥牛是一種違反人類文明的罪行。在巴黎，他諷刺法國人愛戴的戰時元首菲力浦‧貝當元帥（Marshall Henri Philippe Petain）所領導的是一個無神論的混亂的第四共和。在印度，當有人問起持中立主義立場的印度駐美大使在杜魯門的白宮是否受歡迎時，麥考米克也有坦然的妙答： 「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那裡是不受歡迎的。」（Smith：1997：488-489）

不只是憎恨麥考米克的人指責他是個美國沙文主義者，或大美國主義者，就是對他有「同情瞭解」的傳記作者也承認，一般人樂於交友，「上校」卻不畏樹敵。也許他對「樹敵」的強烈需求，正是他辦報成功的秘訣所在。眾所周知，與論敵在報紙上互相譏刺嘲諷的評論，是《論壇報》吸引讀者的一個賣點。

邂逅上海市長
一向目中無人的上校，1947年與夫人周遊列國，11月初到了上海。他同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居然看對了眼。一個是出身西北大學法學院的著名報人，一個是清華預科結業赴美留學，拿到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後回國從政的行政官。兩人的背景全然不同。然而，兩人不但談話投機，兩家人在那個動盪的時代，還發展出一段難得的友誼。

在上校停留上海期間，《芝加哥論壇報》的印刷工人已在罷工。上校一把年紀，不想和激進的工會領袖公開衝突，但他也不願勞資糾紛影響到他在中國旅遊的好興致。他的「秘密武器」是用新型的多種字體打字機來取代舊式排字，編排機的功能，節省了許多人力，照樣能夠出報。

比起上海市長面臨的問題，上校的麻煩可說是小巫見大巫。那時候，調停國共紛爭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早已宣佈任務失敗，內戰已經開打。龐大的軍費開支使得通貨膨脹益形猖獗，內戰期間的上海，各行業的罷工事件層出不窮，無日無之。據上海市政局統計，單是1947年，罷工和勞工糾紛次數就達到創紀錄的2537次。臨危受命的吳國楨，幾乎每天都要和他的社會局長吳開先商量對策，與各方周旋。物價飛漲，工人改善生活的期望很快落空，工資不足以維持生活，所以，雖然南京政府在 1947 年 7 月頒佈「總動員令」，禁止罷工，工人還是紛紛採取罷工怠工的手段來為自己爭權益。

吳國楨原是南京中央的宣傳部部長，蔣介石身邊的紅人。派他來接替上海市長的職位，也是由於罷工因素。他的前任錢大鈞將軍對 1946 年 5 月的三千名清道夫罷工竟然束手無策，與人同高的垃圾堆在街頭，不但影響市容，而且危害健康。吳國楨到任後，召集工人談話，查明他們不滿的原委，保證為他們解決問題，結果工人結束了罷工，三兩天就清理好全市堆積的垃圾。然而，比起日後他要處理的繁雜問題，清道夫罷工算是單純的。

當時的上海是個彩色大拼盤，有豪華夜總會的聲色犬馬，也有暗夜小巷中因饑寒凍死的行乞兒童，當清潔隊員清晨撿拾屍體時，在煙霧繚繞的街頭停置的推車，給人一種世紀末的陰森氣氛。當然，市長的燃眉之急並不在這些例行公事，而在如何解決工人罷工停產的問題。單是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大型紡織業，就有八萬七千工人，他們要求增加年終獎金，否則就以罷工威脅。英商法商電車司機若對加薪的談判進展不滿意，他們就用不收車票的手法來怠工，對資方施壓力。消防隊員以集體辭職的方式來威脅市府，報復外界關於他們必須收賄才去救火的指控。當然，大學生的罷課示威也是令吳國楨頭痛的問題。在物價飛漲下，他們的公費和生活津貼縮水，他們就喊出「反饑餓」的響亮口號。教授學生因言論被捕，他們就走上街頭「反迫害」。

工人工資結算的方式，按中央政府在1947年2月16日宣佈的緊急經濟改革方案，是將所有工資都固定在1月份的水準上，最高工資依據大米、麵粉、棉紗、布、燃料、鹽、糖、食用油等基本商品的價格來確定。中央政府還計畫將基本商品直接發放到工廠，以固定價格分發給工人。政府公教人員也能得到這些基本商品。但問題是，由這些民生必需品構成的生活成本指數，隨著通貨膨脹而不斷升高，所以工資水準是不可能「固定」的。要求調整工資，增發食用品補貼和年終獎金，自然成為勞工抗爭的主調。若有工會成員被捕，往往會引起同業工人的罷工抗議，連鎖反應造成事態擴大。

吳國楨的長處是當機立斷，處事明快。上海市社會局按他的指示，時常能在勞資對立的情況下，迅速打破僵局，達成仲裁協定。問題是上海這個600萬人的大城市，又是全國工業生產中心，糧食原料燃料不可能自給自足。在戰亂環境，周邊農村若不能維持主副食品的供應，價格立刻飛漲。吳國楨本人覺悟到，在上海，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得到徹底的解決。無法控制的因素帶來的限制，使得上海市長特別難當。但即使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他仍能靠發行公債和徵收市政建設捐來平衡城市預算。對上海來說，能夠不靠中央補貼而生存，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國《生活》（Life）雜誌在1947年7月21日的一篇報導說，吳國楨自稱上海市長一職是「世界最糟的工作」，但吳國楨以勤勞幹練及靈活的辦事手腕，贏得了這個國際城市的中外人士的尊敬。

上校在《芝加哥論壇報》（1947-11-25）刊出的一篇旅途通訊中，也認為吳國楨市長「在教育與能力及操守上都比得過任何一位美國市長。」

在上海，上校既是遊客，也是客串記者。他對上海黃浦灘的印象深刻，認為那是上海這個大城市的獨特魅力所在。兩夫婦也飛到北平遊覽名勝古跡。當他們的座機飛越北平與上海之間的一片遊擊隊佔據的領土時，上校似乎預見了某種無可避免的宿命。不錯，至少在長城以南，政府沒有受到任何有組織的抵抗，但受共產黨領導或鼓勵的一幫幫遊擊隊，卻在摧毀國家的經濟。上校忍不住建議，需要小型而組織良好並有紀律的機動化軍隊，有吉普車卡車和輕型坦克，由一位美國將軍和參謀部人員來指揮。中國人顯然有所有必要的軍隊，但他們確實缺乏裝備以及使美國兵主宰全世界的方法。（ 大美國主義？）

「我沒時間去瞭解中國的財政情況，」上校說，如果向他們提供財政援助，也不應由那班「新政份子」（指當年羅斯福推行的 New Deal（新政））來指手畫腳，他們已經給中國經濟帶來太多傷害性障礙，或是由堪薩斯市的「偷票賊」來管理，而是由能夠補償中國的信貸結構和商業的美國銀行家來管理。當然， 上校也許沒想到， 問題不是出在什麼「偷票賊」，而是南京政府的「偷錢賊」。

上校也忍不住要對中國和日本的民主前景下指導棋。他指出，州政府的存在是防止國家政府走向獨裁的要件。由於有州政府，「即使那裡是民主黨的州長和立法機關，都能幫助抵擋羅斯福在美國的獨裁嘗試，也同樣能抵擋杜魯門機器。」對白宮主人沒好話，這是典型的上校論政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