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聽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戰爭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

龍應台二十年演講精粹
用溫柔傾聽穿透高牆
從泥土的根到世界的我
從心靈座標到開啟對話
門一開，聽見整個華文世界

龍應台

高雄大寮的自來水廠裡出生，南部的漁村農村長大。留學美國九年，旅居歐洲十三年，生活在香港九年；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中華民國首任文化部長。是一支獨立的筆——在壓抑靜默的時代，她高舉野火；在眾聲喧譁的時代，她寧守沉靜。
二○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辭官，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

序
牽動
對於演講，我很「龜毛」。
有一次是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演講。一千多人的大廳，晚上七點鐘開講。回家後接到一個讀者來信，告訴我：「為了聽你演講，我先搭船，然後開車，從出家門到站在演講廳的門口，路程總共花了八小時。」
他站在那個厚重的大門前，大門已經關上，而且不准許他進去。他晚到了五分鐘。
在另一場海外的演講，講後有簽名的安排。排隊的人龍很長，在街角轉好幾個彎。雖然是低頭簽名，我還是聽見了人龍中突然的騷動——有人排隊太久，暈倒了。是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家。
邀請我演講的人都會知道我的「龜毛」要求：請盡量讓到場的讀者，不管他有沒有事先報名，或是否晚到幾分鐘，都可以進去，席地而坐也可以。請特別照顧身障者，請不要讓老人排隊……
演講就是面對面的溝通，雙向的傾聽和傾訴。聽眾知道我是誰，因為他們在來到之前早就做了很多功課－－讀我寫的書，那是最親密的默契和理解。我也必須做功課，了解聽眾是誰，聽眾的歷史脈絡和集體記憶不同，他的立場、他的成見、他的痛點就會非常不同，我就得思考，一件事情要怎麼說才不會被他錯置、誤解？我要舉什麼例子才能勾起他的記憶、翻動他的情感，挑戰他的舊有思維，打動他的心？
我對來聽演講的人表達尊重的方式，就是對每一次的演講做大規模的準備功課。題目選定了之後，從哪裡切入，在哪裡結束。有什麼影片能讓他頓時明白？放什麼歌曲或者錄音可以讓他感同身受？有什麼故事是他一定親身經歷過的？歷史上的、國際上的什麼事件他很容易作為參照？
因為這樣的自我要求，準備一場演講的負擔可能遠超過一篇文章的寫作，所以我很少答應演講。三十年來，也從不曾整理過演講的文字記錄。這本書是三十年的累積。
演講的魅力在於當下。如同演唱會，演唱者出現，她的聲音，她的神情，她的眉眼靈動之間與轉身飄袂之際，無處不是情感的含蓄或奔放。演講時，作者活生生站出來，她本來隱藏在文字後面的性格無所逃遁，就在眼前。聲音、語調、表情、視線相對時的瞬間微波，全部飽滿流動在一個廳堂的空間裡。
我記得在香港大學的一次演講，開放問答時，一個大學生舉手說：「對一個每天一醒來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值得活的年輕人，你會說什麼？」
我心裡一驚，但是發現我用淡淡的聲音在問全場的人：「誰可以馬上上網找到香港的生命線電話號碼？」
上千的人群像一陣微風稻浪，一陣窸窣動作後馬上此起彼落地喊出一個號碼。
「你聽見了嗎？」我對那個舉手發問的學生說，「請你幫你剛剛說的那個人——不管他是誰——記下這個號碼，而且請你務必告訴他：他一個人的命運其實牽動我們所有的人。」
演講化為文字，其實就少了現場的音色流動，但是流動凝固為文字，可深思可慢讀。三十年的演講，終於放在一個素白清淨的瓷盤裡端了出來；化繁為簡二月花，我刪掉了幾乎百分之九十的文字。在爬梳文理、修剪蕪雜的過程中，印刻的同仁汗流浹背地跟我一起工作，園丁的辛苦歷歷在目。我想送他們一人一支白玉色的玫瑰花。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序：牽動

▲ 穿透有歌
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一九一二那一年
用歌聲穿透
文化是一把鑰匙
開啟時代的大傾聽
一隻木頭書包
▲ 星斗有望
在迷宮中仰望星斗――政治人的人文素養
葉子不離樹
文學有用嗎？
期待人文港大
我們的村落
心靈的X光――對醫學院的畢業演講
醫生懂得比喇嘛多嗎？

▲ 泥土有根
鄉村幸福了，國家才幸福――我的私房文化照片
我的現代，誰來解釋？──以台北寶藏巖為例
附：寶藏巖歷史訪談
香港，你往哪裡去──對香港文化政策與公民社會一點偏頗的觀察
誰的添馬艦──我看香港文化主體性

▲ 世界有我
他們是怎麼上公民課的
大學生，你的配備夠嗎？
多走三里，你就會看見

開啟時代的大傾聽

二○一五年七月十八日，在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上，龍應台分享「我有記憶，所以我在」。容納一千六百人的演講廳一下就坐滿，主辦單位另開放兩個演講廳以影音轉播。近三千人的聽講者有香港本地人，以及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讀者。大陸讀者占四分之三，很多人特別從深圳過境聽講。

如果讓每一個個人都站出來說故事，我們很多原來得理不饒人的正義凜然，會不會多了一點謙卑，柔軟一些？

二○○一年中國大陸的樣板戲《紅燈記》首度在台北演出，我帶了父母去觀賞。《紅燈記》的主題是共產黨游擊隊如何勇敢地愛國抗日。父親和母親分坐我的兩旁。那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紅色」宣傳作品「明目張膽」地在台北上演。
我以為曾經在南京保衛戰中從雨花台一路奮戰到挹江門一身是血差點犧牲的父親看戲會勃然大怒，當場飆罵「抗戰哪是你打的！」我以為母親可能會為戲裡的生離死別流淚，一九四九年的被迫離鄉是她一輩子難以言說的痛。
結果讓我萬分意外。八十歲的老父親拿著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淚，簡直就是老淚縱橫，母親則鐵青著臉，僵直坐著，一句話不說。
事後追問才知道，對於父親，他只記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惡可恨和愛國的崇高神聖，沒真去想抗戰是誰的功勞苦勞。對於母親，也很簡單：「你共產黨殺了我哥哥，不要到我面前耀武揚威。」這是她的記憶痛點。
記憶，是一組埋藏得很深的基因密碼。帶著不同的基因密碼，我們可以想像，這兩個人，在民主制度的運作裡，他們的投票行為很可能大不相同。如果在台灣要舉辦憲法問題的公投或經濟方案與兩岸關係公投，或者歷史課本要怎麼寫，他們的抉擇可能都不一樣。
莫斯塔的李小龍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香港人興高采烈地為「香港之子」李小龍的雕像揭幕。觀光客、影星和影迷擠在星光大道上慶祝。電視談話節目則順勢討論為什麼香港電影沒落了。這是重大娛樂新聞。
非常巧的是就在前一天，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另外一個李小龍雕像也揭幕了，在一個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國的莫斯塔城。
莫斯塔是個古城，居民主要分三個族群：穆斯林的波士尼亞人、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和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一座一五六六年建的古橋是聯合國指定的文化遺產，串聯起族群之間的交流。在一九九二至九五的波士尼亞戰爭中，鄰居反目，村民互砍，一個村的八千人被祕密槍決，種族大屠殺造成萬人塚。戰爭結束時，大概有二十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離失所。莫士塔的古橋被炸斷，但真正被炸斷的，是記憶。
不是沒有了記憶，而是，從此以後，以往尋常日子裡在市場和學校點頭微笑、擦身而過的和平記憶中斷了，被恐怖的、血淋淋的仇恨記憶所取代。雖然停戰了，可是往後每天仍然要擦身而過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莫斯塔的一群年輕人於是苦苦思索，究竟這三個心中充滿傷害記憶的族群，有沒有一個共同的甜美記憶？
他們找到的是李小龍。七○年代，他的電影風靡整個南歐，不管是穆斯林還是東正教還是天主教，李小龍代表了一個大家嚮往的價值：對弱者的慈悲，對強權的反抗，對正義的勇敢捍衛。他們把李小龍的雕像放在莫斯塔中間的一個公園，公園分隔不同族群的人。也許李小龍可以喚醒人們心底最純潔、最美好的共同記憶，讓人們可以重新帶著微笑走進市場，走過學校，走進公園。
這個雕像，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被搗毀。
戰敗，或是解放？
記憶，是情感的水庫。它可以把最惡劣的荒地灌溉成萬畝良田，也可以沖破道德的水壩毀山滅地，把良田變成萬人塚。在佛教裡，「功課」指的是必須靜思課誦的一種努力，我認為記憶是一門非常、非常困難的功課，需要深刻地思索，智慧地抉擇，需要我們竭盡努力地去面對，去處理。
二○一五年是越戰結束四十週年。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北越的坦克車堂堂開進了西貢的總統府。一場戰爭造成幾百萬人死亡，幾百萬人流亡，四十年後，勝利者以盛大的閱兵和武器展示來慶祝這個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的官印威風凜凜地打印在記憶的出生證明紙上。對勝利者固然是一種自我肯定自我表揚，可是對那三百萬被迫永別鄉土，記憶中永遠是殺戮和強暴的人而言，這個割得很深的傷口，沒有療癒的機會。而那已經慘死的、終生流亡的，和那勝利閱兵的人，其實彼此是同胞。
對記憶這門功課也有人選擇了不同的解題方法。今年（二○一五）是二戰結束七十週年。對歐美戰勝國這個日子容易，到戰士紀念碑前獻花致敬，帶小學生到古戰場巡禮。但是戰敗國呢？或者說，始作俑的侵略國怎麼面對呢？對於德國，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究竟是「戰敗日」還是「解放日」？蘇聯的坦克車轟轟駛進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淪陷了，還是解放了？
說是「戰敗淪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陣線了？但是你也許根本就不認同納粹，很多人自己就是納粹的受害者。說是「勝利解放」，又怎麼解釋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兒姊妹被勝利者拖出去強暴、平民被嬉笑的士兵射殺，百萬同胞的死亡、流離，整個城市的轟炸毀滅，以及其後的飢寒交迫和羞辱？
德國人在戰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失語」，太難堪的記憶不忍、不敢拿到陽光下去看。但是「功課」逐步地做──一九七○年總理布蘭德在華沙的犧牲者紀念碑前下跪，一九八五年終戰四十週年時，魏茲則格以德國總統的身分公開說，一九四五是德國的「解放」。
在二○○五年的普查中，百分之三十五的德國人認為一九四五年是德國「戰敗」，十年後的今天，只有百分之九有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人認為是「解放」。在做了七十年的功課後，對於這痛苦記憶的處理方式是，德國總理梅克爾飛到莫斯科去俄國人的無名戰士墓前獻花。
金瓜石隱藏的傷
面對記憶，台灣也是左右為難的。對於日本相關的戰爭，台灣人主要由兩股記憶繩索組成，一股是在日本統治下被送到東南亞的叢林中協助日軍作戰的艱辛經驗，一股是在日軍侵略的砲火下家破人亡、出生入死的浩劫感受，這兩股激烈牴觸的繩索要緊緊纏在一起變成一根不會斷裂的粗繩，你說容易嗎？
我想起兩年前的一次視察行程。我到礦區金瓜石去看文史遺跡和社區發展。金瓜石小山村裡最顯著的地標，就是「國際戰俘紀念碑」，一個圓錐形的碑，建在村內，紀念四千多名來自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的戰俘。一面黑色的石牆，刻著四千多個名字。這裡已經成了金瓜石的觀光景點。
一路陪著我的兩位村民耆老，在解說礦坑的歷史時滔滔不絕，興致高昂，到了這裡卻突然有一種不尋常的安靜，一種欲言又止。我察覺了追問，老人家有點靦腆，問：「真的可以說嗎？」
我說當然。
他們試圖告訴我一九四二年金瓜石發生的事情。老人家的敘述絮絮叨叨，忽前忽後，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當這些盟軍戰俘被關在俘虜營裡時，金瓜石的村民是日本國民，俘虜營的監視員也往往用的是台灣兵。現在政府大張旗鼓地紀念這些盟軍士兵，把一個宏大的紀念碑放在村子中間──說穿了，它難道不是一個每天指著你的「提醒」？這或許是應該承受的，但是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了的，也不只是這些外國人。金瓜石有自己的悲傷記憶。一九四二年日人鎮壓礦區，逮捕士紳菁英百多人，或監禁或酷刑，多人死亡，那麼「我們的碑」在哪裡呢？
有時候，辯論歷史曲折遠不如慈悲來得重要。我看見了老人心裡隱藏的創傷。文化部馬上聯繫了地方的文史團體，撥款請他們研究一九四二金瓜石事件，並且結合地方，由鄉民自發地去進行建碑的事。這個「岩誌」，在二○一四年建立：「於一九三○年代，日本統治的末期，由於爆發二戰，為恐台人乘機謀叛，日人發起『莫須有』之鎮壓，遂於一九四二年捏造『金瓜石事件』，分批逮捕金瓜石士紳、耆老、菁英百餘人或威脅或監禁，嚴刑酷訊……」
我們真的認識自己的同胞嗎？
我不知道「愛國」是什麼意思，因為「國」是抽象的，不抽象、可以愛的，只有一個一個具體的個人；而這些個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我們一起上學、一起求職、一起投票、一起長大，看電影時在同一個點笑出聲，在同一片泥土上生、老、病而後多半死於斯土。我們為醫療保險制度和所得稅率辯論，我們為學校的教學制度和媒體的尺度問題爭吵，我們為行政和立法權的分際、為司法的公正與否斤斤計較，我們為哪個政黨該執政機關算盡、搏鬥到底，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在同一條船上」意味著波濤洶湧上只會有同一個命運—當希臘這條船觸礁時，哪一個希臘人可以倖免？在同一條船上命運同體，這叫「同胞」。
可是，我們其實對自己的同胞很不認識，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自以為是，太多的理所當然，我們很少真正地傾聽。那些既存的敘述界定了我們的想像區，使得我們習慣地而且往往極為固執地認為我們知道──其實我們不知道。很多人的記憶，因為不堪回首，因為難以啟齒，因為一言難盡，鎖進了封死的抽屜，所謂國史，通常就是有權力的人、敢大聲的人的敘述。
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同胞都打開記憶呢？如果我們讓每一個個人都站出來說故事呢？國史，會不會很不一樣？我們很多原來得理不饒人的正義凜然，會不會多了一點謙卑，柔軟一些？
二○一三年文化部推出「台灣故事島」，上山下海地毯式地蒐錄庶民口述記憶，是一個「記憶解放運動」，鼓勵所有的子女牽著父母、祖父母的手，去錄下一段自己的生命記憶。很多中年子女，坐在錄影機旁聆聽時目瞪口呆──相處一生，第一次聽見從來不曾聽過的事情。
如果談戰爭，浙江來的任世璜會告訴你他初二時怎麼被老師騙上大船玩，上了船，船竟然開往台灣，他的一輩子就變成了兵。原住民胡秀蘭最記得的是小學同學被盟軍飛機炸死，死時高喊日本「萬歲」。宋建和會用客家話細細描述身為日軍的野戰倉庫管理員，他所目睹的「投降的那一天」台灣人的心情。黃廣海用濃厚的廣東國語為你不慍不火地說，他如何在坐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監獄之後立志環遊世界。1
欠一個傾聽
二十世紀是一個倉皇的世紀，戰爭、貧窮、流離失所是那個世紀最深刻的胎記。我們在戰爭中消滅同胞凌虐同胞，在貧窮中推擠同胞踐踏同胞，在流離失所中踩掉了別人的鞋子也來不及舔自己的傷口──我們自己還痛著，哪裡有心情去多看身邊的人一眼。
但是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離戰爭結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織所種下的樹蔭中長大，現在是溫柔傾聽的時刻了。我們所欠的生命，賠不了。我們所欠的青春，回不來。可是，一個人的記憶就是他的尊嚴，我們欠他一個真誠的傾聽吧？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應該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湮滅的記憶。傾聽，是建立新的文明價值的第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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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部「台灣故事島」網頁：storytaiwan.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