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中文學交流史

這是一本全面狀寫中澳文學交流史的著作，從澳大利亞1788年建國以來，一直寫到2013年為止。本來簽約在中國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但因本書忠實地敘述了1989年六四事件對兩國文學交流的影響，終因政治原因而導致被退稿。

歐陽昱

武漢大學英美文學學士，上海華東師大英澳文學碩士，墨爾本拉特布羅（La Trobe）大學英文系澳洲文學博士，現為澳大利亞作協會員。

歐陽昱曾任武漢大學英文系講座教授，現為上海對外貿易大學「思源」學者兼講座教授，為研究生和本科生講授中英文學翻譯和英文創意寫作。

截至2016年3月，已出版中英文著譯80種（含譯著40部、5部英文長篇小說、14本英文詩集和9本中文詩集）。英文詩集《異物》獲悉尼2003年快書詩歌獎。中文詩歌兩度入選中國最佳詩歌選。英文詩歌連續9次入選澳大利亞最佳詩歌選。

英文長篇處女作The Eastern Slope Chronicle（《東坡紀事》）獲2004年阿德雷得文學節文學創新獎，出版之後被列為悉尼大學英文系教材。

第二部英文長篇小說The English Class（《英語班》）由墨爾本的Transit Lounge出版社於2010年8月在墨爾本出版，於2011年獲得新南威爾士總督獎。

2014年，60多萬字的譯著《致命的海灘：澳大利亞流犯流放史》，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獲得2014年澳中理事會翻譯獎。

2011年，歐陽昱被評為Top 100 Melbournians（2011年度百名頂級墨爾本人）並被紐約的中文雜誌《明鏡》月刊評選為十大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人作家之一。

2016年即將出版的書有，譯著《絕對批評》（南京大學出版）、中文詩集《永居異鄉》（磨鐵出版社）和英文長篇小說Billy Sing（Transit Lounge）。

二百多年前，當歐洲人的足跡尚未踏上澳大利亞這座島嶼大陸，土著人已經在這兒生活了五萬多年。根據最新資料，他們也許很久以前來自東南亞，更可能來自中國。土著文化中，彩虹蛇與象徵生殖和豐饒的儀式相關。據說這一象徵物與中國人所崇拜的龍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表明中國文化和澳大利亞土著文化之間有著某種實質上的暗合。迄今為止，關於澳大利亞的英文和中文史書極少觸及中文和土著語言之間的聯繫，但在疊詞的運用上，兩者似乎有著某種相似之處。中文普遍而大量使用疊詞，這在土著人的動物名和地名上反映尤為明顯，如指蝴蝶的Bulla Bulla，指羊的Burra Burra，指很多袋鼠的Eurie Eurie，以及諸如Bet Bet，Gol Gol，Wagga Wagga，Woy Woy等地名。有人指出，這種疊詞現象與印尼語和南非語很相近，但從來沒人發現，它其實與漢語疊詞極為切近，其中有些地名如Bong Bong，Doon Doon，Elong Elong，Gan Gan，Gin Gin，Lang Lang，Wal Wal等，簡直就是漢語的再造。而且，這種疊詞現象在以美國印第安人文字為基的地名中極為少見。
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到來，打破了這座大陸的沉寂和與世隔絕狀態，使土著文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1788年前，澳大利亞大陸的土著總人口為30多萬，塔斯瑪尼亞島約為四至七千之間。由於澳大利亞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政策，土著人口兩百年來並無太大增長，2001年土著人口為42萬7千人，約為全澳總人口的2.2%，而塔斯瑪尼亞島的土著截至1876年已被英國人悉數剿滅，成為全世界「成功滅絕種族」之絕無僅有的例證。
據澳大利亞正史稱，中國人第一次大批來澳約為1855-1856年，但據澳大利亞的英文野史和大眾史書記載，單個中國人抵澳時間早於1829和1830年。出自漢人之手的野史則把這一時間大大提前。香港學者衛聚賢在其專著《中國人發現澳大利亞》中指出，根據歷史文獻，中國人早于西元前592年和西元1492年就往返於澳大利亞大陸和亞洲大陸之間。中國學者所著數種澳大利亞史書基本都持中國人發現澳大利亞論或最早到達澳大利亞論，但多屬推測、推斷或英文材料之援引，並無定論。2002年，英國人加文‧孟席斯發表的《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以極為詳盡的史料，披露了中國人早于庫克船長350年發現澳大利亞，從而改寫了這段歷史，似乎已在中國成為不爭的史實，但在西方史學界尚不為人接受。
中國文化在澳大利亞的傳播最早並非雙向，她是以中國人為載體而進入並作為一個被貶為他者和異類群體的附著物而在主流文化壓迫、曲解、醜化、遮蔽和排斥下潛伏、蔓延、生發和嬗變的。前面這一過程在1901年澳大利亞立國，把以驅遣華人為核心的「白澳政策」作為國策時達到白熱，又在其後60多年中，隨著「白澳」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自滅而逐漸消解。中澳1972年建交和澳大利亞70年代初進入多元文化時期之後，兩國文化交流日趨繁榮，更因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澳大利亞從中國吸納文藝新血而因「禍」得福，為該國在文學、藝術、音樂、體育、教育等方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改觀。據研究，2006年在澳學習的中國學生有90287人，占所有來澳學習的國際學生的23.5%。這個人數在接下去的五年中，已超過十萬。2008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國。截至2011年，中國已超過英國，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移民資源國。
相比較而言，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地大人少歷史短的國家，並無指向中國的相同規模的人文交流。這個國家尚處雛形之時，流放犯中曾廣泛流傳一句成語：Beyond the hills lies China（青山那邊是中國）。據澳大利亞作家戈德福雷‧查理斯‧曼迪（1804-1860）寫於1852年的《我們的對蹠地》一書稱，1781年，悉尼有20名流犯「通過陸路」向中國逃跑，其中僅有數名生還。目前網上敘述則更加具體。一篇題為《愛爾蘭國內：愛爾蘭指南大全》的文章說，1791年11月，二十個男性和一個女性流犯試圖逃往中國。根據另一篇文章介紹，其中那位女性當時懷有身孕，他們逃跑時都以為中國就在悉尼北面某條河的另一邊，他們都想逃到中國去「建立新生活」。
某種意義上，流犯對中國這樣一種幼稚無知的認識，為澳大利亞其後200多年的文學藝術奠定了一種不易察覺的以中國文化為其源泉的烏托邦想像，以致澳大利亞作家阿列克斯‧米勒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說過一句很奇特的話，讚美「澳大利亞人所具有的中國特性」。中澳建交前的150多年中，澳大利亞文化向中國的流入基本上呈單向性和個人化，包括澳共的交流，在中國文化版圖上並未留下像當年八國聯軍的八國那樣顯著而持續的影響，也從未產生過中日文化那樣強烈而深刻的互動。更多的情況下，它表現為一種潛移默化，一種移花接木，一種跨時空的單向神交。中國和中國人在大量澳大利亞小說、詩歌和戲劇作品中的繁密出現，澳大利亞地名中嵌入的無數「Chinaman」字樣，澳大利亞英語中廣泛運用的中文譯名等，就是一個個明證。
兩國建交後，文化交流開始在政府行為下呈多樣性地雙向互動起來。繼澳大利亞政府1985年在中國上海資助成立第一家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截至2012年1月，中國全國已有二十五家以大學為基礎的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並有多所中國大學開設澳大利亞文學、文化課，授予澳大利亞文學博士和碩士學位，相比較而言，澳大利亞的首家中國研究中心卻遲至2005年才在墨爾本的拉特羅布（La Trobe）大學建立。當然，中國的孔子學院現已在澳遍地開花，計有十四所大學建立了孔子學院。
文學交流中有一個悖論，即作為一國文化載體的人，移民到另一國之後，往往成為母國文化的傳承者，而到另一國學習該國文化的人回到母國後，則往往成為該國文化的傳承者。澳大利亞方面的例子有19世紀的梅光達，二十世紀後期的布萊恩‧卡斯楚（Brian Castro，其不大為人所知的中文名字是「高博文」），以及來自大陸的畫家關偉、作曲家于京君（Julian Yu）、作家桑曄、詩人歐陽昱等。中國方面有黃源深、【插圖24：歐陽昱當年4月在上海松江與黃源深教授、王光林教授等人合影。】胡文仲、王國富等。當然也有不屬此例的，如澳大利亞的莫理循（G. E. Morrison）、尼古拉斯‧周斯、白傑明（Gereme Barme）、費約翰（John Fitzgerald）、陳順妍（Mabel Lee），中國的錢超英等。
中澳文學交流還有一個特徵，即許多較有成就的作家和藝術家並非來自大陸，而是來自港臺、越柬和東南亞一帶的華人或華人後代，如來自香港的電影導演羅卓瑤（Clara Law），來自新加坡的女作家黃貞才（Lilian Ng）和廖秀美（Lau Siew Mei），來自馬來西亞的小說家貝思‧葉（Beth Yahp）和小說家兼學者張思敏（Hsu-Ming Teo），來自印尼、後經由荷蘭轉道澳大利亞的學者洪宜安（Ien Ang，又譯英昂）等。通過他／她們熟練掌握的英文和西方文化知識，把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化不露形跡地移入「收養國」，起到了比翻譯事半功倍的效果和影響。
本書擬從下面幾個方面來揭示兩國文學、文化交流的諸多方面。

序 言

第一章　命名
第二章　混血
第三章　淘金
第四章　全書佈局

上 編 澳大利亞文學在中國
第一章　澳大利亞文學在中國100年的歷史
第二章　澳華文學與中澳文學關係
第三章 澳大利亞華文文學的緣起、發展及其與當代中國文學的互動關係
第四章　澳大利亞英語文學中的華人寫作
第五章　澳大利亞文學的內與外
第六章　澳大利亞文學中的中國女性文化身分

中 編 中國文學在澳大利亞
第一章　澳大利亞的中國文學研究
第二章　中國文學在澳大利亞的起源、生發、流布和影響
第三章　打破新天：當代中國詩歌的英譯
第四章　澳大利亞文學節中的中國
第五章　澳大利亞出版的中國文學英譯作品
第六章　澳大利亞英文文學史對中國文學和華人作家的評價
第七章　澳大利亞雜誌中的中國文學

下 編 華裔澳大利亞作家專論
第一章　華裔澳大利亞作家布萊恩‧卡斯楚的思想與創作
第二章　華裔澳大利亞作家張思敏的小說創作
第三章　尼古拉斯‧周思，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
第四章　克莉絲蒂娜‧斯台德和中國
第五章　流放即歸家：論阿列克斯‧米勒的《祖先遊戲》
第六章　三部澳華長篇小說的後多元文化解讀385

附 錄
附錄I　訪談錄
附錄II　中國與澳大利亞文學交流史大事記
附錄III　參考書目
附錄IV 澳大利亞華人作家中英文姓名對照表（含有中文姓名的澳大利亞作家和澳大利亞的重要華人歷史人物）
附錄V　插圖

後記

第一章　澳大利亞文學在中國100年的歷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文學第一次來到中國，起先和英美文學不加區分地混在一起，後來又被看作「弱小民族文學」的一部分；五六十年代，共產主義與無產階級文學日益受到關注，澳大利亞文學也隨之興起；從1976年文化革命結束開始，各種體裁的澳大利亞文學都得以廣泛傳播，一直持續至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本文通過介紹以上各個時期的歷史背景，試圖探討1906至2008年間澳大利亞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接受和理解情況。

最早到達中國的澳大利亞文學（1906-1907）

尼古拉斯‧周思在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會（ASAL）會議論文中指出，早在1921年，澳大利亞文學就到達了中國。當時茅盾選譯了瑪麗‧吉爾摩（Mary Gilmore），休‧麥克雷（Hugh McCrae）和羅德里克‧奎因（Roderic Quinn）所寫的四首詩歌，發表在一家中國雜誌上。不過，本人最近的發現卻把這一時間向前推進了15年。「我們第一位成功的小說家」蓋伊‧紐厄爾‧布斯比（Guy Newell Boothby）很可能就是第一個被介紹到中國的犯罪小說家。當時偵探小說風靡中國大陸，從1906年11月1日到1907年3月28日，布斯比有五個短篇發表在《月月小說》上，總題為《巴黎五大奇案》，儘管他被錯誤地標成「美國偵探小說家」。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當時另一位成功的澳大利亞小說家、《雙輪馬車之謎》（Mystery of a Hansom Cab）的作者弗格斯福爾斯‧休姆（Fergus Hume）也被翻譯成了中文。他的小說《紫絨冠》於1907年5月12日第一次發表在了一家小說月刊《新新小說》上。同樣，他也被錯標成了「英國人」。這種情況直到1988年還有出現，如歐陽昱翻譯的澳大利亞詩人加里‧卡塔拉羅（Gary Catalano）的一首詩，《河流》（「The River」），在長春的《中外文學》發表時，該刊就把他錯誤地打上了「美國」標籤。
有趣的是，休姆的小說是由兩人合譯的，由蘭言口述，巢人筆頭整理，這也是當時的一種通行做法。在譯本中，譯者甚至還插入了對英國法律的注釋，並將其與中國法律相比較。例如，「況英國為立憲之國，在律法上犯罪者非有真實語氣，不能以疑似之間即行拘捕，不比東方老大專制帝國，可用政府之權力，將無罪平民，置之囹圄。」

澳大利亞文學：「弱小民族」文學的一部分（20年代與30年代）

除了周思論文中提及，1921年被翻譯成中文的三位澳大利亞詩人之外，另一位元作品到達中國的詩人是亞當‧琳賽‧戈登（Adam Lindsay Gordon）。郁達夫在1927年8月18日的日記中談到了這一點。
2003年在中國提交的一篇中文博士論文中提到，「弱小民族」一詞第一次出現，是在1934年的《矛盾月刊》（第三卷，合刊第三、四期，1934年6月1日）。當時，澳大利亞文學與祕魯、波蘭、丹麥、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羅馬尼亞、馬來西亞、芬蘭、保加利亞、朝鮮、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愛沙尼亞文學一起，組成了一期所謂的《弱小民族文學專號》。
該論文作者宋炳輝頗為有趣地研究了「弱小民族文學」與「強勢民族文學」的對立（即通常所稱的西方或歐洲文學），並給「弱小民族」下了定義，認為這一概念來自于陳獨秀在1921年的提議，而該提議的依據又是陳本人在1904年所作的一個區分，即把世界劃分為「被外國欺負」的國家與列強國家兩大類。這一概念表明，中國在自覺建設本民族的過程中，應該把弱小民族文學視為同類。澳大利亞在地理上與世隔絕，本質上屬於「被壓抑」和「被遮蔽」狀態，因而澳大利亞文學不知不覺就與其他弱小民族一起結為了同盟。
的確，澳大利亞本身的邊緣化，澳大利亞文學的邊緣化，這兩種邊緣化相混合，再加上大洋洲和非洲，這一主題或許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研究命題。這種邊緣化可在以下刊物和書籍中找到證據：安徽大學大洋洲文學研究所（1979年創立）主辦的《大洋洲文學叢書》，這是一家專發澳大利亞與大洋洲作品的文學刊物；《非洲澳大利亞神話故事》；《世界華人精英傳略：大洋洲與非洲卷》；《世界文學名著導讀：第二卷》，該書中澳大利亞文學與拉美文學處於同等地位；《國家地理百科》，該書把澳大利亞與非洲諸國放在相同的幾個頁面上。

新中國的革命嘗試（1953-1976）

在新中國，有些澳大利亞作品是通過俄國進入中文世界的，這類作品同時具有政治性和文學性，或本身就是政治文學。本人手中就有一本《澳大利亞聯邦》，作者是俄國作家C. A. 托卡列夫（C. A. ToKapeB），1953年在中國出版。其中有一章（65-71頁）專講澳大利亞文學，提到了許多作家，如亨利‧克拉倫斯‧肯德爾（Henry Clarence Kendall）、亞當‧琳賽‧戈登（Adam Lindsay Gordon）、馬庫斯‧安德魯‧克拉克（Marcus Andrew Clarke）、湯姆‧柯林斯（Tom Collins）、亨利‧勞森（Henry Lawson）、安德魯‧巴頓‧佩特森（Andrew Barton Paterson）、伯納德‧奧多德（Bernard O’Dowd）、克里斯多夫‧布倫南（Christopher Brennan）、巴納德‧埃爾德肖（Barnard Eldershaw）（Marjorie Barnard與Flora Eldershaw，即馬喬裡‧巴納德與芙蘿拉‧埃爾德肖合名）、路易士‧貝克（Louis Becke）、伊妮絲‧岡恩（Aeneas Gunn）、芭芭拉‧貝因頓（Barbara Baynton）、紮維爾‧赫伯特（Xavier Herbert）、布萊恩‧彭頓（Brian Penton）、萬斯‧帕爾默（Vance Palmer）、亨利‧漢德爾‧理查森（Henry Handel Richardson）、斯蒂爾‧拉德（Steele Rudd）（又名Arthur Hoe Davis，即亞瑟‧霍‧大衛斯）以及凱薩琳‧蘇珊娜‧普理恰德（Katherine Susanna Prichard）。有些評論讓人印象深刻，如「起初，澳大利亞文學只是英國文學病態的模仿」（第65頁），湯姆‧柯林斯的《如此人生》（Such is Life）「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映了澳大利亞的現實」（第66頁），「大文豪」是亨利‧勞森（第66頁），A‧B‧佩特森是「私有制的、反動澳大利亞的御用詩人」（第67頁），克里斯多夫‧布倫南是「頹廢情緒的歌詠者」（第67頁），亨利‧漢德爾‧理查森的缺點，是「自然主義者所特有的錯誤觀念：把主人公的命運歸結為遺傳性的結果」（第69頁），以及「澳大利亞現代最出色的現實主義女作家」是凱薩琳‧蘇珊娜‧普理恰德（第70頁），等。
可以說，這種最初的、由俄國而來的介紹，為之後對澳大利亞左翼進步作品的關注與興趣鋪平了道路。此外，中國本身也是一個新建立的共產主義政權，急於從全世界與其本性相似的作家那裡吸收精神原料，來塑造自己的身分。1951年到1965年間被翻譯成中文的作家名錄裡，包含了大量來自蘇聯、保加利亞、朝鮮、巴西、匈牙利、羅馬尼亞、日本、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越南、義大利、丹麥、非洲、墨西哥、洪都拉斯、加拿大、阿爾及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作家。他們作品的重要性均超過了英美以及西歐諸國。
一眼就能發現，從1953年到1976年，被翻譯過的澳大利亞作家包含了詹姆斯‧阿爾德里奇（James Aldridge）（1953年，1955年，1958年，1959年兩本）、弗蘭克‧哈代（Frank Hardy）（1954年，1957年和1962年）、威爾弗雷德‧C‧布契特（Wilfred C. Burchett）（1956年）、羅素‧布拉頓（Russell Braddon）（1956年）、丁芙娜‧庫薩克（Dymphna Cusack）（1957年）、摩納‧布蘭德（Mona Brand）（1957年）、拉爾夫‧德‧布瓦西埃（Ralph De Boissiere）（1958年和1964年）、傑克‧琳賽（Jack Lindsay）（1958年）、凱薩琳‧蘇珊娜‧普理恰德（1959年）、朱達‧沃頓（Judah Waten）（1959年）和亨利‧勞森（1960年）。
彼得‧帕格斯利（Peter Pugsley）聲稱，「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國關於澳大利亞文學的相關（評論）文本數量非常有限」。恰恰相反，「相關文本」從一開始就存在，只不過它們的存在形式非常不同，如「譯後記」這種中國文學翻譯所獨有的藝術評論形式。舉例來說，在摩納‧布蘭德的劇本《寧可拴著磨石》（Better a Millstone）的譯後記中，譯者用評論方式舉出大量事實，說明她是一個「澳大利亞進步作家」；她的劇本《世界一隅》（Here under Heaven）及其他作品都是關於「種族偏見」，「深為觀眾所推崇」；她的劇本《外來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the Land）曾在倫敦、澳大利亞、蘇聯、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印度上演；她的《寧可拴著磨石》曾在悉尼上演，「頗受觀眾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