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波埃西所處的十六世紀法國，正值歐洲文藝復興風起雲湧之時，同時也是一連串宗教改革，教權、君權以及國家主權的討論逐漸展開的時代。不管是面對教會或君主的權力，拉．波埃西相信自由是人的天性，臣服於暴政的壓迫與奴役，只有可能是因為習慣，以及不自覺於被奴役。除此之外，愚民、造神與利益，也都是統治者悄悄播下的奴役的種子。

對拉．波埃西而言，改變無須流血，只要人民收回賦予統治者的權力，只要想起自由的美好，只要有恢復自由的意願，以非暴力與不服從的方式反對暴政，你我就脫離了奴役。而拉．波埃西召喚著人與生俱來的自由天性，也將持續為台灣的公民社會發出「生而為人」的吶喊，開啟一場思想的革新與意志的革命。

挺身推薦
沈清楷（輔仁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哲學星期五」策劃人）
人渣文本（網路人氣部落客）
難攻大士（中華科幻學會會長）

本書特色
• 原典翻譯：由法文直譯、校訂，選錄三大版本重要箋注，另加入譯者針對原文用典、重要哲學概念之詳細譯註與說明。
• 經典導讀：收錄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洪世謙老師專文導讀。
抗爭手冊：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黃厚銘老師有關「非暴力抗爭」的深入分析與教戰守則。

作者簡介

作者

艾蒂安．德．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

拉．波埃西出身於富裕且學養豐富的環境，自幼學習法律、古典文學以及神學。他的父親是法國佩里格地方行政長官的副手，但在拉．波埃西十歲時就英年早逝。因此，拉．波埃西在受到歐洲文藝復興思潮影響甚多的叔父撫養、教育之下，不但對於古希臘、羅馬文學有深入的學習與研究，也沉浸、活躍於當時文藝復興的浪潮中。

擁有豐富學識的拉．波埃西，進入奧爾良大學修讀法律，〈自願為奴〉（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便是在這個時候所寫下的作品。他畢業後進入波爾多議會工作，正巧法國人文主義作家蒙田也來到波爾多議會擔任地方法官，蒙田早已拜讀過〈自願為奴〉並讚賞不已，也就此與拉．波埃西相識並成為摯友。

這篇法國近現代政治哲學的重要文獻，反映了拉．波埃西所處的文藝復興時代，正值新教與天主教分裂，宗教改革與戰爭紛起之時。無論是宗教或政治，在混亂緊張的時代中，拉．波埃西援引古代歷史進行批判，一方面捍衛宗教自由、對抗宗教霸權，另一方面則提出了對權力的質疑，探討人為何屈從於暴君的威權並自願被奴役。他認為自由是人的天性，企圖以此喚醒民眾拒絕服從、反對暴政並奪回自由，本文也因而流傳後世，成為廣被引用的反抗運動文宣。

導讀

洪世謙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當代法國哲學、政治哲學、全球化研究、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主要關注議題為「去政治與再政治」、「倫理主體、他者與暴力」、「全球民主與正義」、「去疆界與跨國移動」。

翻譯

孫有蓉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大學期間創辦台大意識報，探討社會時事。於二○一一年前往法國巴黎繼續研讀哲學，分別於索邦巴黎第一大學以及高等師範學院修習雙哲學碩士，現為法國索邦巴黎第一大學哲學博士生，主修哲學史以及當代哲學，研究範圍包含柏拉圖、笛卡兒以及海德格哲學等。

跋

黃厚銘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曾任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訪問學人、Georgetown大學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學理論、資訊社會學、文化社會學。長期關注社會學本土化、學術評鑑制度等議題。

校訂

梁家瑜
高雄人，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文學與電影碩士，譯著有《邊境國》、《再見非洲》、《論特權》，現任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秘書長。

序

譯者序

孫有蓉
法國索邦巴黎第一大學哲學博士生

▍作者生平簡介

艾蒂安．拉．波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生於一五三○年，於一五六三年辭世，享年三十三歲。他的生命就如同此書所收錄的〈自願為奴〉一文，短而深刻，也因為英年早逝，拉．波埃西的著作並不是因為他本人而受到後人重視，甚至就連拉．波埃西這個名字，都是由於其他人側筆的紀錄而享譽後世，其中最重要的傳播者，也是拉．波埃西情同手足的朋友，正是文藝復興的法國大文豪：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拉．波埃西在一個富裕且學養豐富的環境中成長，自幼學習法律、古典文學以及神學，特別是從十歲開始，他在對古希臘、羅馬文學的一片熱愛中被拉拔長大。由於文藝復興運動興起了對於古希臘、羅馬典籍的重新學習與研究，拉．波埃西從小所受的古典文學訓練，讓他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享有優勢，也因為他從小對古希臘、羅馬經典的熟稔，在這篇著作中，俯拾皆是古希臘、羅馬的歷史、神話與哲學觀。但這篇論文大多只援引、針砭古希臘、羅馬事件，對作者自己所處的時代幾乎隻字不提，這也反映出文藝復興時期政治批判寫作的風格：舉古代事件為例，讓作者能夠用他的博學來掩飾對於當代政治、掌權者的批判，如此便能夠間接但自如地批評時政。

這些作者之所以仍然需要使用「以古論今」的方式來批評時政，不可忽略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文藝復興儘管被認為是人文主義興起的關鍵，後期又發生宗教改革、新教革命、宗教寬容等一系列的社會變革，看似社會逐漸開放，然而這一連串的宗教變革，都是天主教高壓統治、肅清異己、選擇特定經典確立為正統，並且將他者貶為「異教」的宗教戰爭。在這個時代，天主教大量屠殺「非正統」教徒，其中也包括新教徒，這種肅清行動的目的就在於壓制其他思想、甚至對天主教教義的不同詮釋，企圖獨尊一版「正統」的經典、詮釋與儀式。也因此，拉．波埃西議論時政的寫法，以及在文中對於「獨主」的批評，所呼應的時代脈絡便顯而易見。

拉・波埃西進入奧爾良大學就讀法律期間，寫下了這篇永傳後世的〈自願為奴〉。這篇文章當時在文人間流傳，輾轉來到蒙田手上，蒙田讀後極為讚賞，因而他進入波爾多議會後，便積極想結識同在議會工作的拉・波埃西，兩人就此結為摯友。於波爾多議會期間，拉．波埃西在米歇爾．德．洛皮塔爾（Michel de l'Hôpital）手下工作，洛皮塔爾是宗教改革時期致力於推行寬容政策（Tolérance）的其中一位法國政治家，希望將國家利益置於宗教利益之上，但他的政策遭到教會反對，並被迫辭職。而拉．波埃西在洛皮塔爾手下工作時，主要負責溝通、協調宗教戰爭中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矛盾。所以，拉．波埃西這篇文章，可以說與宗教戰爭、宗教革命的背景息息相關。

▍手稿之謎與版本選擇

拉．波埃西這篇探討自由的論說文，看似是一篇簡單的小品文，但著作背景卻充滿謎團。首先，拉．波埃西本人並不曾正式將這篇論文出版成冊，而原稿在十六世紀作者過世之後就不幸丟失，只剩下眾多手抄稿收錄於不同的書冊之中。在不同版本的手稿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可忽視的差異，甚至從標點到用句都有不同，連文章的標題也有從「自願為奴」改為「反尊獨」（Contr’Un）的版本，不過，蒐錄的手稿中多以「自願為奴」為題。

這篇論文的身世之謎不僅於此，直至今日，我們尚無法確認論文真正的寫作時間。後世有學者根據《蒙田隨筆集》的內容推斷〈自願為奴〉一文的寫作時間，在蒙田一五五○年與一五五八年版本的隨筆集中，他如此寫到拉．波埃西：「在其青年時期間，他用論文形式寫作，當時甚至尚未滿十八歲」，在一五五八年的版本中，他修正道：「說到這個青年十六歲之時……」。因此，後世多認為〈自願為奴〉一文是拉．波埃西寫於十六或十八歲時，成文時間則為一五四六或一五四八年，也就是他尚在奧爾良大學唸書時所寫下的作品。可以確定的是，拉．波埃西寫成之後，有和蒙田分享這篇文章，但蒙田在拉．波埃西過世後所著的第一版隨筆集內，卻只提到了拉．波埃西的名字與這篇文章的存在，並沒有直接收錄這篇論文全文。這可能是由於拉．波埃西死後，法國王權受到動搖，其政治情勢讓蒙田拒絕出版其友人的這篇致力於「以自由之榮反抗暴君」的文章。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記載來證成蒙田的考量：一五七○年代，法國王權身處不安的氣氛中，蒙田如此寫道：「因為我認為，這篇作品，從它面世開始，可能被那些想要挑撥我們政治情勢的人利用來達成他們邪惡的目的，且不惜竄改文章，混淆視聽，所以我在此獻題給這篇文章。」

蒙田並非唯一擁有〈自願為奴〉手稿抄本的人，也並不是唯一看過拉．波埃西這篇論文的人。從一五七四年開始，許多反對天主教、反對法國王權的短篇對話式的文章，都有援引到〈自願為奴〉的內容，只是未曾提及作者的名字。例如一五七六年時，新教牧師Simon Goulart編輯了一整套的《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在第三冊中，我們就可以找到完整版的〈自願為奴〉，但文中並沒有提到作者是誰。就這樣，拉．波埃西的〈自願為奴〉成為對抗宗教霸權的反抗運動文宣，但拉．波埃西的名字卻被隱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拉．波埃西這篇自願為奴完整的文獻目前存在三個主要版本：

第一份是蒙田的朋友，亨利．德．梅斯梅（Henri de Mesmes）所收藏的手抄本，這個版本的手稿沒有標題，手稿則收錄在他自己回應〈自願為奴〉的文章〈反拉．波埃西〉一文前，由此可知，這篇手稿是為了回應拉．波埃西而抄寫出版的，但此書封面卻是以「荷馬節選」為名。

第二份手抄稿也是蒙田請求謄寫，後來被他的朋友Claude Dupuy所收藏，且在Dupuy家族中流傳，最後收錄在國家圖書館Dupuy收藏品之手稿238-239中。Dupuy所收藏的手稿標題為〈自願為奴，拉．波埃西先生〉。

第三份手稿出現於十六世紀，來源無人知曉，手稿上既沒有日期，沒有名字，也沒有任何標示。這份手稿被收藏在國家圖書館，法國收藏品，手稿20157，裡面沒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但文獻的主體主要來自《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所蒐錄的版本。

由於各個版本的手稿之間存在相當顯著的差異，謄稿者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增修內文，版本問題也因此在後世的研究中引發許多爭論，直到約十九世紀時，大多數的研究者才不特別著重或注意版本的問題。一開始，研究者克服版本問題所參考的主要是《查理九世統治下之法蘭西記憶》版本，一直到一八五三年J. – F. Payen重新找到Henri de Mesmes版本的手稿，並以「自願為奴」為題重新編輯出版，此後對拉．波埃西這篇文章的編輯與出版就都以Mesmes手稿為準。而本書所收錄的譯文是依據GF Flammarion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由Simone Goyard-Fabre所編輯、註解、介紹的版本為主，此版本同樣以Mesmes的手稿為本。除此之外，另參考Galimard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編輯的版本，名為「論自願為奴或反尊獨」，其中包含對文獻逐字逐句，甚至對語法結構和標點符號也進行討論的分析，在最後還附加Henri de Mesmes批評拉．波埃西的文章〈反拉波埃西〉；以及國家印書出版社於一九九二年由Françoise Bayard所編著的版本，此版本對於拉．波埃西在文章內所援引的歷史事件與思想概念多有註解，提供一些歷史細節幫助讀者閱讀與理解。本書譯文也將在同樣原則下，參考上述三個版本的編輯註解與其他資料，將文獻中所涵蓋的哲學思想、歷史事件、人物、神話等加以補充，也藉以展現拉．波埃西的博學。

▍寫作背景

〈自願為奴〉一文看似反對「君主」，但若我們回到拉．波埃西寫作的歷史背景，〈自願為奴〉文中的「暴君」是誰？這個問題就變得複雜許多。拉．波埃西身處的時代，剛好是新教與傳統天主教分裂、視彼此為異端邪說，教派間相互屠殺的時代，不管是天主教或是新教，各教派之間都忙著排除異己，獨尊自己的經典。此時，「教權」跟「君權」在尋求一統、獨尊一主的問題上，立場完全一致，甚至當時教權的集中程度已遠遠超越侷限於國家領土的君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之間，許多關於國家主權以人民為基礎的論述開始出現，將權力的重心從「教權」轉移到「君權」、再由「君權」轉移到「主權」的討論上。如十六世紀馬基維利的《君王論》，十七世紀霍布斯的《利維坦》，到十八世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就是這個時代演變的最好例證。我們沒有辦法證明拉．波埃西的文章是批評教會還是批評君主，而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他也未曾明確以行動挑釁過教權，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拉．波埃西在波爾多議會工作時，他的工作內容就是協助訂定保護宗教自由的寬容政策，讓教會與法國君主簽訂宗教保護協議。

儘管拉．波埃西捍衛宗教自由，但他的理由卻不是當下我們所想像的如此理所當然。事實上，拉．波埃西以及與他同一時代的作者們，面對宗教改革都同樣必須回應一個問題：「真理只有一個，還是可以多元？」而要釐清這個問題的答案，勢必要將「多元、宗教寬容、宗教屬於私人領域」這些在當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想法追本溯源。「捍衛宗教自由」聽起來再正確不過了，然而在拉．波埃西所處的時代，「捍衛擁有對宗教經典、教義、信仰有不同詮釋的自由」，就讓這個問題剩下兩個選項：一是「真理多元且可以內部矛盾」，二是「所有詮釋都不是真理」，蘊含著人類根本沒有能力接觸真理。

這兩個選項不管哪一個，對於當時的時代思想而言都是難以接受的說法，前者必須駁斥邏輯真理，後者直接屏除真理被認知的可能性。我們從拉．波埃西在波爾多議會工作時留下的文稿，就可以看到他對「多元主義」的憂慮，以及他根深蒂固地認為所有多元都只是無知所導致的表象，但人只能在自由的條件下破除自己的無知，因此，他捍衛宗教自由與宗教寬容政策。然而，他反對將多元教派公共且制度化，因為制度化使得多元被確立，而無法透過私底下的思辨而讓多元達成統一，在這個問題上，宗教也從公共領域主導社會共同價值觀與規範的範疇中被排除，被推到了私人領域而不受檢視。如此意義下的「多元」並非多元融合，反而是「多個一元」相互對立、平行、真空地存在。

當我們談到文藝復興時，多半聯想到藝術創作的人文主義轉向，而忽略了政治思想同樣也有著人文主義的傾向。就如同前文提及的，關於教權、君權與主權三者的問題意識轉換，其實緊緊扣合著文藝復興末期人文主義所掀起的一連串宗教戰爭、宗教改革，以及現代國家的興起潮流。但是在東亞的歷史上，從來不曾出現宗教如此集中且成為規範社會的主要力量，因此，對於東亞讀者來說，宗教上獨尊一個教會的正當性消失之後，歐洲社會當時所面對無所憑依的焦慮，如今變得難以理解。前文討論到這種「多元」與「統一」之間的爭執，不只在宗教寬容的問題上突顯出來，當問題轉移到主權的形成時，若要脫離「君權神授」，主權的討論必定會如拉．波埃西在〈自願為奴〉中所述，由「意志共同體」形成主權。

然而，就如同宗教自由一般，個別而雜多的個體意志和意見，如何形成單一的共同體？拉．波埃西在他青年時代簡短的著作中並沒有多加解釋、論述「意志共同體」如何形成，但在他之後的契約論作者如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就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將「公共意見」（或輿論）抬舉到「共同體的意見」的地位，「輿論」的角色瞬間從古希臘時代之謬誤、無知，轉變成今日正當性的重要來源。

書摘/試閱

我現在只想試著理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這麼多村落、這麼多城市、這麼多國家，有時竟會容忍一個暴君。暴君所擁有的，也只是臣民交予他的權勢、只能在臣民願意容忍他的範圍內為害；除非臣民樂於忍受他更甚於反對他所造成的苦難，否則他無法向臣民作惡。但我們仍然隨處可見千萬人悲慘地活在奴役之下、身受枷鎖，他們不是受制於一股無量之力，反而只像是為一個人的名字所著迷、蠱惑。然而，他們其實無須懼怕這個人的權勢，因為僭主形單影孤；也無須愛戴他的品格，由於暴君對臣民殘酷且毫無人性。這就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弱點：經常被迫服從、被迫等待時機，因為我們不能夠永遠保持為最強悍的那個人。因此，若一個國家受迫於軍事力量而服從單一權力，就像受到三十僭主統治的雅典城邦，我們不應該為該國人民的臣服感到驚訝，反而應該因為這樣的不幸而叫屈。或者，無須驚訝或者抱怨，而應該耐心地承受這些不幸，並等待機運，再創未來。

人生來如此，生命大半都被友愛所佔據，因為友誼被視為某種共同的義務。喜愛德行、尊崇善行、感激他人恩澤，為了所愛與值得被愛的人減少自己的逸樂、保護他們的榮譽與利益，這些行為都十分合理。

因此，一個國家的居民若在他們當中找到一位罕見的出眾人物，有先見之明得以維護大眾、有膽識得以捍衛眾人、有明鑑得以治理眾人，而居民也習慣於服從他，信賴他，甚至最後賦予他某些特權。我也不知道這樣是否明智，因為這樣會將這個人從行善之處推入可能為惡之淵，如果他能夠持續展現他的良善，那人們就不會擔心這個對他們只表示善意的人會傷害他們。

然而，喔我的天，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要如何稱呼這種不幸？這是種怎樣的不幸？這是什麼樣的邪惡，或者該說，這是什麼樣不幸的邪惡？看著數不盡的人們不只是服從，甚至屈身為奴，不但是被統治，而且是被暴君所統治，失去了財富、雙親、妻子和兒女，甚至連生命也不再屬於自己？他們受苦於掠奪、猥褻與殘暴，這些苦難不是來自一隻軍隊或是一群蠻族（對此每個人理當不惜鮮血與性命起而抵抗），而是來自單獨的一個人！這個人不是海克力斯或者參孫，而是個卑劣的小人，還經常是整個民族中最軟弱、未曾沾染戰場煙硝或競技場上的沙塵的人，此輩既沒有能力號令眾人，更連取悅柔弱女子的能力都沒有！

我們該說這是懦弱嗎？我們該說這些奴隸是卑賤的膽小鬼嗎？若是只有兩、三個或四個人向一個人屈服，這雖然令人訝異，但不無可能，對此我們可以合理地說是缺乏膽量。但，如果是成千上百的人忍受一個人的壓迫，我們難道不會說他們不是不敢，而是絲毫不願對此人有所非議嗎？而這其實不是怯懦，而是作賤自己？最後，如果成千上百人還算不上多，那上百個國家與上千個城鎮、乃至成千上萬的人，都不會去攻擊這孤高在上的一人，儘管人們從他身上得到最好的待遇只有奴役與支配，那我們該把這叫做什麼？這能算是怯懦嗎？

然而，所有的惡都有其不可超越的極限。兩個人或十個人可能畏懼一人，但千人、萬人、甚至千萬城鎮都不起而反抗這個人，這就不再是懦弱與否的問題：因為懦弱不至於令人如此順從，而讓孤身的這一人得以攻陷堡壘、擊敗軍隊、征服王國的也不是驍勇的性格。如此說來，這猛獸般的邪惡到底是什麼？既不能以懦弱稱之，又醜陋到萬物之母對它六親不認，連語言都拒絕為它起名。

假設一邊有全副武裝的五千人，另一邊也有五千人；讓他們在戰場上對陣，準備決鬥，一邊是自由人，為了自由自主而戰，另一邊則是為了奪走對方的自由自主而戰。你認為哪一邊會戰勝？哪一邊會更勇猛地投入戰場？是那些期待以維持自由作為報償，而承受爭戰苦難的人？還是那些期待任何自己施加與承受的攻擊，都能以奴役他人作為報償的人？一方人眼前永遠看著他一直以來享有的幸福，並期望未來能繼續幸福安康，比起戰場一時的煎熬，他更在乎戰敗之後，他的子女與財產將永遠蒙受的一切。反之，另一方的勇氣僅是來自於那一點貪念，但這點貪念經常在危險之前化為烏有，在我看來也無法維持火熱，好像傷口一流出第一滴血，就足以撲滅他們的熱情。

那些歷史中赫赫有名的戰役：米太亞德、列奧尼達、地米斯托克利之役，這些戰役距今兩千多年，至今卻仍然活現於書冊與人們的記憶中，彷彿昨日才發生在希臘，作為全希臘人的財產、全世界的榜樣。為數如此稀少的希臘軍隊，到底是憑著什麼樣的勇氣（而非力量），承受連大海都無法負荷的艦隊攻勢，戰勝這麼多國家的軍隊？敵軍人數之多，連所有希臘士兵加起來都不足敵方將軍的人數！這光榮的日子，與其說希臘人戰勝了波斯人，更應該說是自由戰勝了奴役，自主戰勝了貪婪。

這些宣揚心向自由而在其捍衛者心中激起勇氣的故事，聽來令人驚奇，因為我們在所有國家、所有人的身上，都能看到一個暴君壓迫千萬人、剝奪他們自由的事情日復一日地發生，這要我們如何相信這些只聽人言而不見其實的偉大故事？如果這些事蹟只發生在遙遠的異地，那當人們講述時，我們又如何相信這些記載不是捏造的謠傳？

其實我們根本無須去跟這個單獨的暴君搏鬥，也不用扳倒他。只要國家人民對他的奴役感到不滿，他就會擊敗自己。不需要剝奪暴君任何東西，只要停止任何對他的供給即可；不需要整個國家停滯無所作為，只要他對國家本身不造成任何傷害即可。

這樣說來，是人民放任暴君橫行，甚至造成了自己被暴政壓制的結果，因為他們只要停止服從就能脫離奴役。是人民奴役了自己，割斷了自己的喉嚨，他們本來能夠在奴役和自由之間選擇，但卻推開自由，擁抱枷鎖，他們默許甚至是尋求厄運。若恢復自由需要付出沉重代價，那我絲毫不會強求他人，然而，人還有什麼是比起回復自己的自然權利──或是換句話說，從禽獸變回人──更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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