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

自絢爛歸於平淡 從國史寫到家傳
張岱的深邃虛幻 史景遷妙筆重塑

只要有人追憶，往事就不必如煙
史景遷細數張岱心靈點滴
窺探亡國知識分子的內心轉折
同時瞥見晚明的精緻生活美學

張岱是明代散文大家，傳世名著《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堪稱晚明小品文代表。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衣食無憂，品茗、製茶、賞月、彈琴、鬥雞、蹴踘、觀雪、狩獵、聽戲、吟詩、遊湖、收藏、鑑賞，樣樣精通，生活圍繞在讀書與享樂間，光鮮快意。清兵入關後，年過五十的張岱遭逢人生重大轉折，位於杭州的別墅、紹興的家園、豐富的書畫古玩收藏，悉數毀於戰火。「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他帶著倖存的家人逸隱於紹興龍山，餘生力修明史，八十八歲方成《石匱書》，書成後不久亡故。

個人歷史與家國歷史相互映照、無法切割。不論是懷志一生纂修的明史《石匱書》，還是《陶庵夢憶》裡一幅幅簡約、多情善感的前朝舊事，都鑲框著家族軼事與大時代的層層跌宕與悲喜交錯。張岱一生的浮華與蒼涼，在夢與憶的交錯擺盪間，隱隱浮現。如何透過回憶與書寫，紮實一個捉不回的夢？史景遷說：「他生於、長於龍山山麓，中年歸返龍山，只為將心中了然之事理個清楚。……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憶，往事就不必如煙，於是他決心盡其所能一點一滴挽回對明朝的回憶。」

張岱對曩昔紈褲生活的點滴追憶，召喚的終究是國破家亡的蒼涼與悲憤，以及知識分子在歷史巨變下，以書寫對抗遺忘的自覺。史景遷書寫張岱的一生、內心轉折及過往追憶的同時，更探討張岱身為知識分子，是如何藉由回憶以及修史確立自身的存在價值。在得失之間，唯有捕捉消逝的回憶，以書寫對抗遺忘，才能坦然面對、甚或抵抗世事的變遷與生命的無常；這一點，無疑反映了歷史與書寫的本質與關係。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譯者簡介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前朝夢憶》等，校譯《太平天國》。

序言

張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此時明朝國祚已賡續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號是張岱唯一知道的時間度量──直到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隨著明朝覆亡， 一切皆歸灰飛煙滅。我們或許會認為，到張岱這一代，離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遠的時間距離，造成幾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維幅度；但是對張岱來說，要胸懷如此浩瀚歷史，非但沒有嚴重的斷層感，只有歲月悠悠的心滿意足。目前大部分歸結出來的晚明日常生活，於他肯定皆平淡無奇。
長期以來，家庭生活注重錯綜的尊卑關係。晚輩與長輩同堂，必得順其意。婚姻大事由長輩安排，雖然富有人家的男性還可以另納個三妻四妾，但庶出之子在家裡的地位便次人一等。男性長輩形式上雖擁有無上權威，但實際掌握家庭財政瑣細，負責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親或其他女性親人也會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過之後漸漸由男性長輩接手，承擔教導年輕人參加科舉考試的責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競爭激烈的考試科目以儒家典籍為主。由於女性不得出仕或參加科考，所以能識文斷字的女性多是名門閨秀，這些人也成為通俗白話小說和史書的讀者，愛好吟詩作對。
舉凡攸關家道興衰的兆頭和預言，一般家庭都不會等閒視之，多半會成為家族軼事流傳下來。宗教信仰鼎盛，但能兼容並蓄；虔心向佛與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衝突。孩童夭觴、女人難產身亡是常有的事，不過男人也一樣活不久，年過半百還能生龍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就工藝技術而言，中國自進入明朝就無特別出色的轉向。
絲織和瓷器製造技術早已久負盛名，且水準之高，獨步全世界。能工巧匠輩出，除擅長冶金、玉雕、製造燈籠和漆器，亦專精茶、鹽、棉、陶器、家具等日常用品技術。水利工程占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運河大量淤積，必須時常疏濬、築堤和排水。此外，天文與地理之學十分發達，除曆書精準關乎朝廷威望和天文曆算的正確度；同時，各省及邊疆有司丈量土地、繪製稅冊、糧冊的作業， 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圖。中國在這些方面雖仍不斷尋求突破，國家的基本發展並沒有根本性的變革。
即便許多方面擺脫不掉歷史的承襲，但明代的文化領域可就不是如此停滯不前。張岱成長的年代，明代政經雖積弱不振，社會風氣卻活潑奔放，逸樂和標榜流行的氣氛，瀰漫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文化活動。
這是一個宗教和哲學上折衷主義（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得到佛教改革派別及慈善事業大為興盛，女性受教育者日眾，同時一方面深究個人主義為何，卻也在擴大檢驗道德行為的基礎；有大膽創新的山水畫，最知名的戲曲、最有影響力的章回小說，細膩非凡的治國方略和政治理論，以及植物、醫藥、語言事典的編纂，這一切都構成了張岱的童年世界。正因為對知識和個人可能性的狂熱感，連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也被社會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義和道德哲學的作品，連同天文、算術書籍翻譯成中文，結交來自北京與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這些跨文化的衝擊體驗，張岱或多或少都瞭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他寫過很多當時流行的東西，除了小說和短篇故事以外。
不過雖說是一切照舊，有些變遷已在悄悄衝擊張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擴張。雖然沒有精準的數據，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種紀錄顯示，明朝肇建時（一三六八年）的人口數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到張岱出生時，人數已攀升至一億八千萬，或許還不止。
這無疑給土地和農耕帶來新的重擔，於是改良稻種使田地能一年收成兩次甚至三次，針對沼澤、沿海平地進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時將人口刻意朝西南和東北地區遷徙，以能減輕部分負擔。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陸和加勒比海地區，連帶把各式各樣的新奇作物橫渡太平洋帶到中國，只是當時少有人能感覺到它們對未來的深遠影響。這些包括有地瓜、玉米和花生，被發現能有效醫治瘧疾的奎寧等藥用植物，以及菸草等其他適合中國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貿易船隻帶來的是美洲大陸的白銀，用來購買中國的精美商品； 當然也不乏有船隻運載著香料和稀有的藥用植物，如主要用於醫治痢疾的鴉片。
張岱的祖先或許是在一世紀前，也許更早，從與西藏交界的四川往東海遷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紹興城。當時上海市鎮雖繁榮，但還稱不上商業中心，而紹興已是一個文化與經濟的重鎮。張家遷往紹興時，正巧遇上十六世紀農耕和土地所有權在地方的重大變革：有鑑於人口迅速攀升，同時挖溝疏濬以開墾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農業所得下降。
許多在家鄉屬經營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 ）的大戶人家，開始往城市移動。這個階層原先在農村還能扮演領袖，成為小農和貪得無饜的朝廷之間社會和經濟衝突的緩衝；遷居城市後，漸漸脫離農業經營上的現實與挑戰，反而一頭栽進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種愜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產交給專門管理人與管家這批新的中間人管理。張家可能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因此張岱從小生活錦衣玉食，但社會責任感也相對薄弱。
結果農業稅收大幅帶動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風氣，市鎮的文化多元，以及促進紹興等城市的規模與繁榮。龐大的財源幾乎沒有回流農村，去投資改善農耕技術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雖然毫無疑問，像紹興長期依靠河道與運河運輸民生物資，部分農家也因此能將農產品銷往這些新興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鄉在經濟和生活型態的差異日擴，已成社會的發展基調。
往昔的讀書人，特別是張岱大力推崇的讀書人，早已看出社會弊病所在，經常冒著丟官甚至喪命的危險，也要大聲疾呼。當然對張岱或歷代的有志之士來說，中央朝廷的集權，與在朝為官從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們要面臨的現實。也因拜這些所賜，張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瞭解暗藏的積弱不振，這確實很像他小時候愛看燈籠，彷彿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種種曖昧不明。 因當時朝廷修史與京城邸報每週新聞的傳播，明朝多位皇帝驚人的荒唐行徑也為市井小民所知。
張岱出生時，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萬曆，整個萬曆年間至一六二○年（萬曆四十八年）為止，國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許是這位皇帝種種怪異的行為舉止，激發張岱鑽研歷史，特別閱讀人物傳記更成為他終生的嗜好。張岱弱冠之時，因神宗深居內廷，宮裡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見聖上的男性，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權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學、交相撻伐，惹惱萬曆皇帝，讓他難以忍受，往往好幾個月拒絕到外殿接見官員。為表反彈，文人和遭罷黜者開始結社倡議改革，雖議論酣熱，但對聖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嚴厲整肅的下場，於是朝政日敗，如命在旦夕。
張岱對明史有很透徹的理解。上溯至十四世紀中葉，開國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村，貧無立錐之地，一度還出家為僧，遊方四海。後來，朱元璋展現運籌帷幄的軍事長才、果敢的決斷能力，歷過經年征戰，驅逐蒙元的異族政權，一統天下。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強大的官僚體系，透過組織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農村的社會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極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幹練、眼界開闊聞名。太祖把皇位傳給皇孫惠帝，新君學問淵博，對理想的中央集權方式有其見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弒君，隨即踐阼，是為成祖。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遠航至非洲東岸和波斯灣，宣揚天朝國威與成就。
儘管這類遠洋航行因耗費不貲而作罷，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後繼者，還是師法開國君主們酷愛誇耀，展露軍威的習性。幾任皇帝斥資重建北方殘缺不全的邊防城牆，成為後世所知的「長城」，卻完全抵擋不住北方蒙古鐵騎虎視眈眈的侵擾。十五世紀中葉，明英宗自認神武，結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虜圈禁，付了贖金才獲釋。英宗最後又從繼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奪回皇位，不過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難以磨滅。十六世紀初，明武宗與宦官在皇城中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與宮女全在帳篷生活，此荒誕之行又耗費不知幾百萬兩。
十六世紀中葉，眼見東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荒蕪，明朝皇帝也只能束手無策。所謂倭寇，除了海賊，還有對朝廷不滿的地方領袖和沿海居民，當政者統稱「倭寇」，容易理解但不無誤導之嫌。至於東北邊防，在張岱出世前不久，萬曆皇帝曾有大膽之舉，他調遣兵馬、水師馳援朝鮮，成功協助朝鮮國王逐退興兵來犯的倭軍。這次出征雖大有斬獲，但到十七世紀初，靠近朝鮮邊界的部落開始結盟，在中國北邊集結成新興的潛在敵國。這股勢力與歸順的漢人通力合作，並以「旗」制編納混雜而成的新軍隊，自稱「滿洲」，宣布締建國號為「清」，於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攻陷北京，終結明朝國祚。
這些事情與北京明廷官僚龐然複雜的體系，張岱的理解或是透過閱讀，或是從家人口中得知。事實上，從一五四○年代至一六四○年代這長達百年的期間，張家有幾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層級任職於六部，並與朝廷首輔大學士還頗有淵源，家族也有多人在省級官衙當差。中國的行政體系層層節制，下起縣，中經像紹興這樣的城市，迄至省城，上達京師。張岱很清楚整個指揮系統的錯綜複雜，以及在朝為官伴隨而來的吉凶禍福。許多族人在京城等各地的親身經歷，他自孩提時代聽過後就深埋心底，也讓他立意要試著描繪官場的欺詐虛矯本質。為了求真，張岱認為毋須美化自家人的經歷。事實上，張岱的著述令人驚愕之處，就在於他坦言親人的苦難，甚至對父親和直系親人也沒有例外。
四十歲前，張岱的生活周旋在讀書與享樂兩端之間，但對張岱而言，這樣說也許不算恰當，因為做學問一樣是其樂無窮。的確，縱然鎮日苦讀卻多年不成，然而實實在在的讀書、反覆思索與記憶，卻讓他不得不認為能與歷代宗師為伍，本身就是無上榮耀。對張岱來說，歷代偉大的史家、詩人、文論家從不曾逝去，他們立下的標準經常是無人能及，光是要追上他們，就令人思之振奮了。
明朝滅亡時，張岱四十八歲，爾後他得去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讓他活得多姿多采的輝煌明朝，被各種競逐的殘暴、野心、絕望、貪婪力量所撕裂，土崩瓦解，蒙羞以終。他反覆追思回想，事情愈是清晰：如迷霧籠罩的路徑，於眼前重現，諸多遺忘的嘈嘈低語，也咆哮四起。張岱喪失了家園與安逸的生活，書卷與親朋好友也已四散，如今他後半輩子的任務， 就是要重塑、撐起毀壞前的世界。面對滿洲異族的統治，他已垂垂老矣，無力起而反抗，也無法再長年流離，於是他選擇賃居在名噪一時的名園「快園」，日子必須重新開始。
張岱的一生，就在崇禎十七年發生驚天動地的轉折：他早年撰述明史的夢想不得不面對冷酷現實，轉為闡釋王朝敗因。滿清問鼎中原，隨之兵禍不斷、烽煙四起，張岱在山僧的掩護下，輾轉避居南方山廟之間。張岱自言在那段浮萍飄零的歲月，還是隨身攜帶卷帙浩繁的明史手稿。這或許是實情，總之張岱約在一六七○年代完成了這部巨製。現存的手稿影本顯示，當時這部書已可刊刻印行，不過整部著述到一九九○年代才在中國問世，這使張岱並非以史書留名，反倒因簡短、警句式散文這種迥別的文體享有盛譽。
散文是晚明主要文體之一。散文講究文體雅致，竭盡所能雕章琢句，以彰顯作者的多才多藝，筆觸要敏捷、不拖泥帶水，以捕捉飄忽情緒或瞬間剎那，同時利用語氣上的對比或急轉直下，勾引且震驚讀者。張岱的成長過程中，這樣的文體一直很受歡迎，他自己後來也成為散文大家。從許多例子來看，馳名的散文大家同時也是遊記作家（travel writer）。他們以浪跡天涯、遊山玩水聞名，寄居名士之家，不斷四處流浪，敏於音調、悖論，能看他人所不能看，感他人所不能感，行文走筆雖扼要洗鍊，但也處處旁徵博引。
不過明亡後，到順治二、三（一六四五、四六年）年間，張岱逐步體認到，這類文體特別適合追憶夙昔，把已淪喪的世界一點一滴從滅絕中搶救回來。北方農民叛軍和清兵入關並作，是明亡的兩大力量，然而張岱個人生命的巨大災厄，終究化為開啟他心房的鎖鑰，讓堆累蓄積的記憶釋放出來。張岱流離失所時撰寫的《陶庵夢憶》手稿，篇幅雖短但感情豐沛，多虧受其友人保存，我們才有幸在日後分享他心靈永無休止的探索。
無論如何，張岱其人仍難以盡述。他曾享盡富貴卻也嘗盡磨難，不過從其現存著作卻透露，他甘於寓居在自己的內心世界。他不僅為自家子弟、忘年之交而寫，也為同為明朝遺民的同志而寫；張岱將鄉愁置於對當下的關懷之上，好壞自由後人評斷。他生於、長於龍山山麓，中年歸返龍山，只為將心中了然之事理個清楚。我們不能說張岱是尋常百姓，但他的確比較像是尋常百姓，而非聞人。他既嗜癖歷史， 也是史家，在旁觀的同時也付諸行動，既是流亡者也是鬥士，是兒子也是人父。他就像我們一般，鍾情於形形色色的人事物，不過他更是個挖掘者，試圖探索深邃幽暗之境。他理解到只要有人追憶，往事就不必如煙，於是他決心盡其所能一點一滴挽回對明朝的回憶。我們無法確信他訴說的每件事都真實無誤，但可以肯定，這些事他都想留給後世。

張岱家族族譜
張岱時代的中國地圖
繁體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人生之樂樂無窮
第二章　科舉功名一場空
第三章　書香門第說從頭
第四章　浪跡天涯絕塵寰
第五章　亂世熱血獨愴然
第六章　王朝傾頹亂象生
第七章　散盡家產留忠心
第八章　繁華靡麗皆成空
第九章　寄諸石匱傳後世
參考書目

第一章
人生之樂樂無窮

張岱的三叔張炳芳飽歷世故，品味精純。叔姪兩人切磋品鑑，百般調配，以各處名泉煮各地名茶，找出最能相配的茶與泉。這對叔姪的結論是：取斑竹庵泉水，放置三宿，最能帶出上等茶葉的香氣，再注入細白瓷杯，茶色如籜方解，綠粉初勻，舉世無雙。至於茶葉應否雜入一兩片茉莉，叔姪兩人對此意見不一，但是兩人都認為最好是先將沸水注入壺中少許，待其稍涼，再以沸水注之：看著茶葉舒展，「有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也」，叔姪兩人遂將此茶戲稱為「蘭雪」。
張岱總是想嘗試各種新奇口味，還鑽研各種蘭雪茶的飲法。張岱曾養過一頭牛，研製做乳酪的方法。張岱取乳之後，靜置一夜，等到乳脂分離。以乳汁一斤、蘭雪茶四甌，攙和置於銅壺，久煮至既黏且稠，如「玉液珠膠」。待其涼後，張岱認為其吹氣勝蘭如「雪腴」，沁入肺腑似「霜膩」。張岱還拿它做更多的嘗試：以當地佳釀同入陶甑蒸之，或攙入豆粉發酵，或煎酥，或縛餅，或酒凝，或鹽醃。也可用蔗漿霜溫火熬之、濾之、鑽之、
掇之、印模成帶骨鮑螺狀。無論何種料理妙方，張岱都將烹調祕訣鎖密房，「以紙封固，雖父子不輕傳之。」
不出五年，也就是約當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年），張岱和三叔張炳芳命名的蘭雪茶已經甚受名家青睞。但是卻有不肖商賈以蘭雪之名，在市場上哄售劣質茶，而飲者似乎並不知道。後來，就連斑竹庵禊泉的水源也不保。前有紹興商人以此泉釀酒，或在泉水旁開茶館，後又有地方貪官一度封泉，想將泉水據為私有。這反倒讓斑竹庵禊泉的聲名更大，引來無賴之徒，向庵內僧人討食物、柴薪，若是不從便咆哮動粗。最後，僧人為了恢復昔日寧靜，就把芻穢、腐竹投入泉水，決庵內溝渠以毀泉水。張岱三度攜家僕淘洗，僧人也三度在張岱離去又毀泉。張岱最後只好作罷，但說來諷刺，一般人還是難擋「禊泉」的昔日名氣，繼續以斑竹庵不潔的水來煮茶，還盛讚水質甘冽。
但是，這種事情張岱也看開了，而且他也深諳水源流通之理。他寫到另一處清泉時說：「惠水涓涓，繇井之澗，繇澗之谿，繇谿之池、之廚、之湢，以滌、以濯、以灌園、以沐浴、以淨溺器，無不惠山泉者。」所以，張岱認為，「福德與罪孽正等。」
張岱愈是發展某種感官，品味也愈是因而改變。張岱既然求好燈，自然也會尋訪造燈的巧匠。張岱找到一位福建的雕佛師傅。這位師傅雕工極細，撫台曾請他造燈十架，耗時兩年才完成。可惜燈還沒造成，撫台就已辭世；當地一名李姓官員也是紹興人，將燈藏在木櫝中，帶回紹興。李某知張岱好燈，便把燈送給張岱。張岱不願無端受禮，當場就以五十兩白銀酬謝李某。五十兩不是個小數目，但是張岱認為這還不及真正價值的十分之一。在張岱心中，這十座燈成為他收藏的壓箱寶。
其他巧匠的作品也充實了張岱的收藏。紹興匠人夏耳金擅長剪綵為花，再罩以冰紗；張岱大歎巧奪天工，「有煙籠芍藥之致」。夏耳金還會用粗鐵絲界畫規矩，畫出各種奇絕圖案，再罩以四川錦幔。每年酬神，夏耳金一定會造燈一盞，等到慶典結束之後，常常以張岱所出的「善價」賣給他。張岱還辦了龍山燈展，為此向南京巧匠趙士元購燈。趙士元精於造夾紗屏與燈帶，當地匠人無人能及。張岱的收藏品日豐，他也發現家中有一小廝很
會保養燈，「雖紙燈亦十年不得壞，故燈日富。」
張岱的癖好常常變來變去，難以持久，但是他寫到這些癖好時，卻彷彿是入迷極深，足以為安身立命的依託。張岱開始嘗試各種泡製蘭雪茶之後過了兩年，他又迷上了琴。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時年十九的張岱說動了六個心性相投、年紀相近的親友跟他一同學琴。張岱的說法是，紹興難求好琴師，如果不常練琴的話，琴藝就無法精進。張岱寫了一篇雅致的小檄文，說締結「絲社」的目的是要社員立約每月三會，這比他們「寧虛芳月」要好得多。若能定期操琴，便能兼顧紹興琴歌、澗響、松風三者；一旦操練得法，「自令眾山皆響」。這些念頭常放在心裡，便能「斜暢風神」，而「雅羨心生於手」。
張岱的陳義高蹈，並不是人人能及，張岱的堂弟燕客曾參加絲社，但仍是不通音律。范與蘭雖然有興趣，但是進步仍然有限。范與蘭有一陣跟某琴師學琴甚勤，努力得其神韻，後來改投另一琴師門下。沒過多久，范與蘭盡棄所學，又拜師從頭學起，如此復始數次。張岱寫道：「舊所學又銳意去之，不復能記憶，究竟終無一字，終日撫琴，但和弦而已。」
張岱認為自己比較高明，拜各家名師學藝，勤加練習而至「練熟還生」，能刻意奏出古拙之音。張岱有時會同琴師一位、琴藝最精的同學兩位，四人常在眾人前合奏，「如出一手，聽者皆服。」
到了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年），二十五歲的張岱又迷上鬥雞，與一干同好創鬥雞社。鬥雞的風氣在中國至少盛行兩千年，早有一套磨練鬥狠的祕技。鬥雞通常進行三回合，鬥到雞死方休。據說鬥雞名師能把鬥雞調教得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對聲響、陰影無動於衷，臨陣對敵不露情緒。上品鬥雞應如機械，教對手望之喪膽卻走。文獻記載，訓練有素的鬥雞「羽豎、翼鼓、嘴尖、爪利、沉著、冷靜克敵」。上品鬥雞一看外觀便知：羽毛疏目短，頭壯且小，眼窩深凹而皮厚。
張岱創絲社寫檄文，創鬥雞社也是如此；不過張岱此舉已有先例，八世紀的唐代詩人王勃寫過鬥雞檄文。張岱的二叔張聯芳在古玩、藝術品的收藏很有名，他也是鬥雞社的基本成員。叔姪兩人下重注鬥雞，賭金有「古董、書畫、文錦、川扇」。根據張岱的記述，張聯芳十賭九輸，愈輸愈惱。最後，張聯芳竟然把鐵刺綁在鬥雞的爪上，還在翅膀下灑芥末粉――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訓練方法，也為鬥雞所容許。樊噲是漢代鬥雞名家，張聯芳還派人暗中尋訪他的後代，但是並無收穫。後來，張岱知道自己與唐玄宗命盤相同，而唐玄宗好鬥雞又亡其國，於是張岱便以鬥雞不祥為由，結束了鬥雞社，叔姪倆才又和好。
天啟三年初，張岱才剛戒了鬥雞，又與弟弟、友人迷上看「蹴踘」（類似足球）。所謂的蹴踘並不是一般的運動比賽，而是一種動作靈巧、身形優雅的技藝形式，玩蹴踘的人必須盡可能讓球近身。蹴踘這門技藝也是歷史悠久，男女、廷臣、常民都可參與，有時還結合了其他的運動與賭博。張岱這麼描寫一位善蹴踘的人，「球著足，渾身旋滾，一似黏疐有膠，提掇有線，穿插有孔者。」
有些技藝非凡的蹴踘玩家，本身也是梨園弟子，張岱家中戲班裡就有幾個人是如此，因為張岱也迷上看戲，精研唱腔、身段、扮相。張岱與親友結成的詩社歷時最長。他們定期聚會，就題吟詩，共賞購得的珍稀古玩，想出有典故又妥切的名稱。等到這群人對吟詩失了興味之後，便碰面「合采牌」，但用的不是一般骨牌，而是張岱自己設計的紙牌。紙牌各有名目，是明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娛樂，文人武將都很熱中。張岱的堂弟燕客學琴雖然不成，但這人卻很有想像力，很會設計新牌戲，取類似之牌，從中推陳出各種色彩名目的牌子。
張岱還提到親友的其他結社：祖父張汝霖立「讀史社」，有個叔叔成立「噱社」，張岱的父親張耀芳喜歡和三五好友，考據舊地名辭源，以地名來想謎題。而張岱自己最喜歡的是「蟹會」，不過他沒說是什麼時候創會的。陰曆十月正是河蟹當令，蟹螯色紫且肥，蟹會只在十月的午後聚會。蟹會吃蟹，不加鹽醋，只嘗其原味。每個人分到六只蟹，迭番煮之，使蟹的每個部位皆獨具風味：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紫螯巨如拳，小腳油油且肉出。但是為了不使烹煮過度而傷了風味，所以每只蟹都是個別蒸煮，再依序分食。
張岱也盛讚雪景絕妙幻化的魅力。紹興少雪，若逢落雪紛飛，張岱總是欣喜若狂。張岱既愛初雪中的山水，也愛觀察人對初雪的反應。賞雪者有孓然一人，有群聚而觀者。在他筆下，從一小撮人到孑然一人，再從孑然一人自在地處在一小撮人之中，只見他的敘述隨著這視野的轉變而變化，透露他自己的賞雪心境。
張岱關於雪景的紀錄，最早載有日期的是在天啟六年十二月。當時雪蓋紹興城，深近三尺，夜空霽霽，張岱從自家戲班裡找了五個伶人，同他一起上城隍廟山門，坐觀雪景。「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蒼頭送酒至，余勉強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欱之，竟不得醉。馬小卿唱曲，李岕生吹洞簫和之，聲為寒威所懾，咽澀不得出。三鼓歸寢。馬小卿、潘小妃相抱從百步街旋滾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頭車，拖冰凌而歸。」
六年後，也是在臘月，又下了一場大雪，紛飛三日不止。這回張岱自紹興渡河過杭州，張家和一些親友在西湖畔都有房舍。天色漸暗，張岱著毳衣、舉火爐，登小舟，要船家往湖心亭划去。此時人聲鳥鳴俱絕。霜降罩湖，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應俱白，此番變貌令張岱欣喜：「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了亭上，居然已有兩人鋪氈而坐，奴僕正在溫酒。這兩人是從兩百多里外的金陵而來，張岱跟他們喝了三碗酒才告辭。船家駛離湖心亭時，張岱聽到他喃喃嘀咕：「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出遊時，主要是張岱與親友之間在交談，向來沒有僕侍與船家開口的份。但有時雖然僕役船家在一旁張羅，並不言語，但也是此情此景所不可少的。張岱少時曾在紹興城內龐公池附近讀書，總會在池中留一小舟，興致一來便可外出。池水入溪流，縱橫交錯，穿越城鎮，旁有屋舍巷弄。無論月圓月缺，也不論什麼時辰，張岱總會招舟人載他盤旋水道稍遊一番，舒展身心，慵懶欣賞夜色在幽冥中流逝。
有次出遊，張岱是這麼寫的：「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悽惻。余設涼簟臥中看月，小傒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歌終忽寤，含糊讚之，尋復鼾齁。小傒亦呵欠歪斜，互相枕藉。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丁丁，促起就寢。此時胸中浩浩落落，並無芥蒂，一枕黑甜，高舂始起，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節錄）


第八章
繁華靡麗皆成空

我們已無法追索，張岱是否早計畫好要避開方國安與魯王的朝廷，他本人也沒有留下任何具體記述，得見他至紹興西南百里隱居的三年，到底是何景況。此地山陵崎嶇難行，多是孤村，蓊鬱山林，間或幾座寺廟錯落。張岱在一首詩裡提過，順治三年，他隱居山寺幾個月，僅帶一子、一僕為伴，隱姓埋名，又把心力放在撰寫明史上頭。經過月餘，因身分曝光，被迫避他寺再度藏身，與和尚們同住了一段時間。張岱提到他飢腸轆轆，無米可炊，甚至沒有柴薪舉火，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中國自古以來流傳忠心耿耿的隱士，寧可餓死山中，也不願侍奉二主的故事，與事實差距甚遠。張岱如今體悟到，這些品德崇隆之士，真的是活活餓死的。
張岱不願做滿人打扮，薙頭蓄髮，自知模樣十分嚇人：「披髮入山，駴駴為野人」，張岱形容自己看起來就「如毒藥猛獸」。他時常興起自殺的想法，不過撰寫明史大業未竟，又使他打消了卻殘生的念頭。
順治三年，年屆四十九歲的張岱，顛沛流離，昔日生活的點點滴滴縈繞腦海，回憶如電襲來。張岱提到，夜氣方回，雞鳴枕上，拂曉時分，往事總入夢。值此之時，張岱告訴我們，「繁華靡麗，過眼皆空。」記下昔日回憶本是無心插柳，沒想到得以為困頓生活暫時解憂：「饑餓之餘，好弄筆墨。」對張岱而言，夜間燈火星耀，琴聲悠揚，腐臭難聞的牲祭，娼妓若有所思的靜默，浪擲千金於古玩，母親喃喃的祝禱，年輕伶人的粉墨登場，舟船、轎輿之旅，與知交好友的談詩論藝，連同無數的片刻，全都值得說、值得記。
不過，張岱在《夢憶》一書的序文中強調，這些篇章不落俗套，自成一格：「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這年歲暮，張岱發覺他就這樣寫了一百二十餘篇的陳年舊事。回憶如夢片斷，雖然張岱有意不寫長，文章篇幅從一段至多兩頁不等，但編成小書也綽綽有餘了。
《夢憶》序文意象豐富，張岱一方面強調經歷、感觸的捕捉是隨性的，但他也想使人明白，他很清楚自己追尋過去是為了什麼：「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張岱心中，這毋寧變成一道贖罪的功課，誠如他在序文所表露的：如今他所捱受的種種劫難，正是往日驕奢淫逸的報應。張岱提到自己：「以笠報顱，以蕢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粻，仇甘旨也；以薦報?，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煙報目，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
不論張岱內心是否覺得，他該為昔日揮金如土的生活承受報應，他的感懷終究是超脫了時代或個人動機，不減損其感染力。某種程度上，也許張岱真是每成一段便坦白佛前，以能「一一懺悔」。然而，這些他自身與其他人生活的種種過往片刻，他又是用情至深，下筆不輟，誠如張岱在序的最後所言，「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尤其在顛沛流離的頭一年，張岱常以中國最受稱頌的隱逸詩人陶淵明7為慰藉。早在好多年前，張岱便以陶淵明的姓取別號或書齋名，且因母親娘家亦姓陶，讓他共鳴更深。張岱想效法陶淵明並非只是毫無理由的迷戀：陶淵明的詩一千二百年來深植人心，生動傳達飽學之士一心拋卻壯志、功名的性情與層層肌理，或為返歸故里，躬耕寸土之地，或專心為文，或如他寄情杜康，沉吟人生之夢幻無常。人皆知陶淵明好酒，為了有酒喝可以說是排除萬難，有時甚至拿妻子買米的錢或不顧顏面向友人乞討。順治七年（一六五○年），張岱的友人陳洪綬為表彰陶淵明嗜酒如命，還從其詩中摘錄飲酒軼事，繪成一系列情理兼具的畫作。而不好杯中物的張岱，在順治三年，留下與陶淵明作品唱和的詩作：包括陶淵明的〈詠貧士〉七首，關於弒主竄位的政治詩，〈自祭文〉，以及窮之有道的名詩〈有會而作〉。陶淵明於此詩中說：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
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

陶淵明在詩作序文裡，對躬耕自食艱辛的梗概描述頗令人動容：「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飢乏。歲雲夕矣，慨然詠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陶淵明〈詠貧士〉七首的開篇之作最為膾炙人口。該詩旨在傳達回歸田園生活的寂聊，以及陶淵明本人的徬徨無依，「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兩句尤其佳。歷代文人雅士的品評，無不認為陶淵明這首詩不僅喻指自己，也暗喻所處朝代的崩潰。張岱亦以組詩七首唱和陶淵明，順治三年秋天，他在風雨淒然之時提筆，特別提及要跟「諸弟子」分享，張岱當時基於安全理由將之送往城東山中。
陶淵明〈詠貧士〉第一首如下：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
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張岱的唱和雖仿效陶淵明，不過換了一個重要隱喻：陶淵明的不祥之雲成了螢火蟲，在霏霏淫雨中光芒終於熄滅。張岱寫道：

秋成皆有眾，秋螢獨無依。空中自明滅，草際留微暉。
霏霏山雨濕，翼垂不能飛。山隈故盤礡，倚徙復何歸。
清當晚至，豈不寒與飢？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

無論張岱是否誇大境況的淒涼─逃離紹興後，他說，所有家當僅存「破床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 ─他始終感受到昔日世界的牽繫。張岱並未吐露一六四○年代後期的生活細節，不過到了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他已決心重返紹興。
此番還鄉，人事全非。是因方國安的手下也好，遭當地強梁打劫也罷，或新朝滿清官員要他為兩度支持魯王付出代價，總之張岱已是無家可歸。順治六年十月，張岱在紹興龍山後麓賃租一塊地，這裡曾是他卜居、讀書、賞燈、觀雪的地方，他常與祖父張汝霖偕遊的「快園」同樣在此。兒少時代的快園宛如人間天堂，其名取自在此讀書為一大快事：其間果樹茂密，池塘廣闊，花木扶疏、圍牆拱立，景致之開展，彷彿人信步在卷軸上。在明朝滅亡前的繁盛年代，擁有一座園子還能取得豐厚的投資報酬。張岱寫道，快園裡池廣十畝，養魚魚肥，鮮橘可易絲綢，甘藍、甜瓜、桃、李一天可賣一百五十錢─真可謂「閉門成市」。
不過，等張岱賃居於此，快園早已一片荒蕪。當年快意的讀書人杳然不復見，家族四散飄零。張岱說他得親自修葺這敗屋殘垣，然而造景的木石格局有何深意就無法索驥了。張岱以戲謔之說告訴老友，快園之名，證實了中國人「名不副實」的成語。這就好比「孔子何闕，乃居闕里；兄極臭，而住香橋；弟極苦，而住快園。」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