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

1986年，《唐山大地震》出版不久，我在北京收到來自香港教育署的一封信。在這封筆跡娟秀、文辭優雅的信裏，寫信者，一位公務員女士說，教育署正在籌備編撰將沿用到1997年後的香港中學語文課教材，有意將《唐山大地震》的引言《我和我的唐山》收入其中，希望得到授權。

《唐山大地震》的香港之緣就是這樣開始的。「九七」前我曾兩度來港。第一次是在1992年，北京三聯書店和香港媒體合作創辦《三聯生活週刊》，聘我任執行主編，我帶着編輯團隊來訪問學習。1996年那次，逢唐山地震20週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了《唐山大地震》紀念版，我應中華書局總經理陳國輝先生之邀參加香港書展，並第一次和香港的學生見面。

那以後的幾年中，我從北京來到鄰近香港的廣州，出任《南方週末》報常務副主編。2001年卸任後不久，我即應香港中文大學熊景明女士邀請，到大學研究服務中心訪問。2002年，我結識了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教授，2003年，在她的安排下，我先作為訪問學者來到港大，後來受聘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這決定了我50歲之後的道路：我將由一名記者和媒體負責人，轉向傳媒研究和教育，由一個內地人，變成香港人。

一個內地人要認識香港，融入香港，不太容易。我很幸運，有前面提到的諸位香港朋友的舉薦和引領。而《唐山大地震》，則使我有緣與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成為朋友。

香港的朋友告訴我，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的那篇引言《我和我的唐山》一直是香港中學語文課的課文；學生課文的作者，古人、前人居多，所以2003年我來香港大學時，有聽到消息的同學問：咦？錢鋼還活着？

多數中學的同學，在會考時要寫《唐山大地震》的讀書筆記。港大一位研究生告訴我，她在巴士上曾看見一位學生在唸唸有詞看習題，湊近看，上面寫着「錢鋼先生如何看待死？如何看待生？」。

2003年，在香港的網頁上，我看到有個同學模仿《我和我的唐山》，寫了篇搞笑文章《我和我的高考》：

無疑，高考是屬於我的。

如果說，開學前，那個腳蹬學生皮鞋，肩揹單肩式大書包，身穿新學校的白色校服，整日奔波在那堆苦了學生的書本中的十七歲年輕人，還沒有意識到，命運已經把一個可悲可憐的考試交給了他，今天，當我真的面對高考，並第一次挑戰它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和我的高考已經無法逃避了。

是的，那是一個注定要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

三月二十八日

二零零三年，高級程度會考第一份卷開考。

我又看到了我的高考。我的災難深重的高考。我的傷痕累累的高考。我的那大毀滅的九死無生的高考。

2003年沙士事件後，我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發表演講《從唐山大地震到「沙士」的天災報道》，熱情的同學坐滿了演講廳和臨時另開的兩間錄影觀看室。我到港大後，受邀造訪的第一間中學是英華女學校，此後，曾到大埔三育中學、佛教大雄中學、九龍華仁書院、保良局蔡繼有學校和老師同學們見面。在東涌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有七間離島學校的同學匯集一堂，聽我講在軍中自學寫作的經歷，和《唐山大地震》的寫作。香港教育局還幾次安排我為師生作關於報告文學的講座，其中一次在伊麗莎白體育館，有數十間中學的上千名師生前來。

香港人對天災、對救災和賑災，歷來關注。我來香港工作後，2004年底，發生了南亞地震海嘯；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2010年，又發生了青海玉樹地震。每次地震發生後，我都會接到香港媒體打來的採訪電話。趕赴災區的有的港媒記者和我保持着聯絡，其中有人去災區時帶着《唐山大地震》。

我明白我的責任。這些年，我曾三次在香港電台發表「香港家書」。前兩次和地震有關，後一次談2011年「7．23溫州動車事故」。我多年居住的香港大學聖約翰學院，素有關心內地、扶貧濟困的傳統。前院長湯顯森牧師在汶川地震後發起對災區重建的支援，我和他及一眾香港朋友到茂縣實地勘察，商討籌款援助項目和港大師生到現場親身參與重建勞動的計劃。一路上經歷了許多事，有熱情的幫助，也看到「剛性維穩」思維下，一些官員對境外人士的不信任態度。

天災，災禍，援救，重建，是香港朋友了解內地的一個窗口。我十分感激陳婉瑩教授，她讓我在主持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的同時，和她一起參與中心的教學，給研究生開課，從講《唐山大地震》、災難報道、個人的傳媒經歷，逐步擴大到講當代中國新聞史、向香港各方人士開「通傳媒，識中國」公開課。

認識久經磨難的中國傳媒，認識多災多難的中國，了解過去，看清現在，是許多香港朋友的願望。我願意做一個溝通者。我堅信溝通的必要，也堅信溝通的可能。對「人」的同情，對人性的尊重，是彼此理解的最重要基礎。擺脫意識形態左右，不造誇辭，不務諂媚，誠實，求真，是溝通的核心。

喬治．奧維爾在《一九八四》中曾藉主人公的口說：「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說，二加二等於四」。我跟許多同學談起，1976年我到唐山參加救災，在災區生活兩個多月；但在思想僵化、虛假宣傳充斥報章的那時，決無可能寫一部《唐山大地震》。只有到了告別神話、告別假話的80年代中期，這本以大劫難中的人為中心的書才能問世（詳見本書附錄《〈唐山大地震〉和那個十年》）。有感於自己的親身經歷，我在許多場合對香港的同學們說過，空話誤國，假話禍國，講真話才是真愛國。

《唐山大地震》把我和香港連在一起。我珍惜這段特殊的緣分，對所有在這裏接納過、幫助過我的人，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我珍惜香港，願繼續為她盡力。

2016年5月7日寫於香港大學

序

我和我的唐山——一九八六年版引言

第一章 蒙難日「7．28」

3時42分53.8秒……

大自然警告過

目擊者言

瀕死的拂曉

第二章 唐山──廣島

紅色救護車

陡河！陡河！

開灤！開灤！

目標──唐山

劇痛中的城

天上地下

搶奪生命

第三章 渴生者

三天：一對新婚夫妻和一把菜刀

八天：「小女孩」王子蘭

十三天：大大超越生命極限的人

十五天：最後的五個男子漢

第四章 在另一世界

賓館

看守所

精神病院

盲人居住區

40次列車

第五章 非常的八月

罪惡能的釋放

推開瘟疫

「方舟」軼事

政治的一九七六

第六章 孤兒們

3000：不幸的幸存者

我和我的小拖拉機手

張家五姐弟

第七章 大震前後的國家地震局

「餓死他們！」「疼死他們！」「槍斃他們！」

「7．28」在國家地震局

備忘錄（一）

備忘錄（二）

歷史記着他們

我的結束語

附錄

從唐山大地震到「沙士」的天災報導

《唐山大地震》和那個十年

我和我的唐山——一九八六年版引言

無疑，唐山是屬於我的。

如果說，十年前那個腳蹬翻毛皮鞋、肩揹手壓式噴霧器、身穿防疫隊的白色大褂、整日奔波在那片震驚世界的廢墟上的二十三歲年輕人還沒有意識到，生活已經把一片可歌可泣的土地交給了他，那麼，今天當我再次奔赴唐山，並又一次揮別它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和我的唐山已經無法分開了。

不久前，我和朋友們在新華書店看見了一本《世界歷史上的今天》。出於什麼呢？我立刻把它取下書架，幾乎是下意識地，隨手翻到了那一頁。

是的，那是一個注定要用黑色筆填寫的日子──

七月二十八日

……

一七九四年 法國革命家羅伯斯庇爾和聖．朱斯特被處死

一九一四年 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此開始

一九三七年 日本佔領中國北平

一九七三年 法國在穆魯羅瓦珊瑚礁進行第二次原子彈爆炸

一九七六年 中國唐山市發生大地震

我又看到了我的唐山。我的災難深重的唐山。我的傷痕累累的唐山。我的在大毀滅中九死一生的唐山。唐山大地震，它理所當然地要和世界歷史、人類發展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同被人類所銘記。

唐山人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忌日。這些年，每當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到來的時候，唐山街頭就有一些人影在晃動着。悄寂無聲中，亮起的是一小簇一小簇暗紅的火苗。火光裏映出的是一雙雙愴然的眼睛──老年人的、中年人的，也映出了他們手中一張張點燃着的紙錢：

我兒×××收

愛女×××收

父母大人收

……

晨曦中，淡黃色的紙錢化作的煙，由絮絮縷縷漸漸融合成一片，如白色的霧，浮動在新建的高層建築之間。紙灰在霧中飄浮着，它們是孩子眼中一隻隻神奇的黑色蝴蝶，飛得很高，又緩緩飄落，落在路旁草叢中，落在佇立街頭的老太太們的銀色鬢角上。她們沒有拍去它，她們的眼睛在癡癡地望着大地，不，是在望着地底下的那個世界；老人的嘴唇顫動着，在喃喃地訴說什麼。

我曾不止一次走過那些飄飛過紙灰的街心。我理解，在唐山，「7．28」地震的死難者們是沒有墳場的；那些高樓下的十字路口，那些窄小的老巷，那些在地震後重新堆起的小山，甚至剛剛圈定的廠房新址，都是他們無碑的墓地。十年前，他們就是在這些地方，被房樑砸倒、被樓板壓碎、被瓦礫和落土活活窒息的。十年後，廢墟已不復存在，然而我認得出一切。我走着，從路邊栽着拳頭粗的小樹的新修的幹道，走向老樹夾徑的狹窄的老街。是一個無月的夜晚，我獨自漫步在一條十年前曾去過的小路上，忽然發現，路燈下那一棵棵高大的老白楊，通體銀白，閃着奇異的光。這些在大地震中，曾像浪中船桅一樣劇烈搖盪過的老樹，這些曾目睹過當年一幕幕慘狀的老樹，它們至今還在默默地、忠實地守護着什麼呢？那一根根形狀彎曲的枝條，使人想到它細密的根鬚。十年來，老樹的根鬚一點一點地伸向死難者長眠着的大地深處，是在為地上和地下、生者與死者傳遞着什麼音訊嗎？

唐山大地震，是迄今為止四百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悲慘的一頁。中國地震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震撼》一書，向全人類公佈了這一慘絕人寰的事實：

死亡：二十四萬二千七百六十九人

重傷：十六萬四千八百五十一人

每當我看到這些數字的時候，我的心便會一陣陣發緊。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東京八點二級大地震的情景是極為可怖的，強震引起的次生災害──大火幾乎焚燬了半個東京，死亡計十萬人。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智利八點五級大地震，引起了橫掃太平洋的海嘯，巨浪直驅日本，將大漁船掀上陸地的房頂；這次地震的死亡者，總數近七千人。

還有美國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阿拉斯加八點四級大地震，冰崩、山崩、海嘯、泥噴，總共使一百七十八人喪生。這些數字意味着什麼？它們意味着：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數，是舉世震驚的東京大地震的二點四倍，智利大地震的三十五倍，阿拉斯加大地震的一千三百多倍！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數字背後，人的悲慘命運。人們盡可以用數十億美元、數百億美元來計算物質財產損失，可是又能用什麼來計算人的損失呢？活生生的人是無價的。

太難了，要想忘掉那一切是太難了。

不久前我訪問過一位唐山婦女。在她家，她給我端出水果和糖，出於禮貌，我請她也吃。她卻連連搖手：「不，不！」她說，「大地震後，我就沒吃過一點甜的東西……」她告訴我，她是在廢墟中壓了兩天兩夜之後被救出來的，出來後吃的第一樣東西，是滿滿一瓶葡萄糖水。從此，一切甜的東西都會使她產生強烈的條件反射。蘋果、橘子、元宵、年糕，甚至孩子的朱古力……這一切都會喚起她十年前在廢墟裏渴得幾乎要發瘋的感覺。「我不能沾甜的東西，我受不了！」十年了，苦澀的滋味一直沒有離開過她，一直沒有……

「經過地震的人，都像害過了一場病。」另一位婦女對我說，「我一到陰天，一到天黑，人就說不出的難受。胸口堵得慌，透不過氣來，只想喘，只想往外跑……」她不止一次這樣跑到屋外，哪怕屋外飄着雪花，颳着寒風，任丈夫怎樣勸也勸不回來。她害怕！她是壓在廢墟中三天後才得救的，她至今還牢牢地記着那囚禁了她三天的漆黑的地獄是什麼樣子。平時只要天氣變暗，當時那恐怖絕望的感覺又會回來，令她窒息。十年了，是什麼無形的東西還在殘忍地折磨着這羸弱的女人呢？

你，一位中年教師，語調十分平靜，平靜之中又透着說不盡的酸楚：「那些傷心的事多少年不去想它了，忘了，都忘了。」真的忘了嗎？當年，為了救出你的愛妻，你曾在廢墟上扒了整整一天，是一場大火最終將你的希望斷送。你告訴我，妻子是活活燒死在那片廢墟中的，你當場暈了過去。怎能夠忘記啊！那是一場可怕的火。採訪中，曾有人捋起衣袖，指着臂膀上的疤痕對我說，大火燒化了親人的屍體，這是滾燙的人油燙的痕跡……

還有你，老軍人劉祜，我在你那冷清清的家裏坐着，看着你竭力作出的輕鬆的笑，我真想哭。「地震前的那天晚上，我出差在天津，夜裏十來點鐘還跟家裏通了電話，是小女兒接的，她問：『爸爸，我要的涼鞋你買好了沒？』我說：『買好啦。』她又問：『是銀灰色的嗎？』我說：『是的！』她問我好看不好看，還要我快快捎回去……」你說不下去，老淚順着滿臉的皺紋往下淌。十年了，你至今還珍藏着那雙銀灰色的小涼鞋，像是珍藏着女兒那顆愛美的活潑潑的心……

二十四萬生靈彷彿就是這樣一點一點離去的。

一千二百人中有四百人遇難的陸軍二五五醫院，是我這次去唐山的住處。醫院有一個小靈堂，保存着部分遇難者的骨灰盒。當我走進那間點着昏黃小燈的屋子時，我的胸腔立刻被塞緊了。所有骨灰盒上的照片，那一雙雙眼睛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

一個紮小辮的女護士，穿着洗得發白的軍裝，戴着一頂有簷帽，胸前還有一枚碩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切都帶着那個年代的烙印，只有她那楚楚動人的笑容是超越時間的，以至於十年後的今天，當我看到這張照片，我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如果說她曾把什麼照片送給自己的戀人，那一定就是這一張。

有一個戴鴨舌帽的極可愛的大眼睛男孩，我簡直不忍心正視他。他的骨灰盒上，放着一個小小的花圈，輓帶上寫：

韓冶安息。你的爸爸媽媽

旁邊還有一個小花圈，上面是同樣的字跡：

韓松安息。你的爸爸媽媽

他的弟弟，一個更小也更討人喜歡的男孩。失去了這樣一對可愛的孩子，我很難想像他們的父母是在用什麼來支撐自己的生命和感情。

失去的是太多了。在小靈堂裏，我不僅看到了一行行淚寫的字，而且清清楚楚地聽到了那些可憐的父母們淒婉而不絕的呼喚。

一個小女孩的骨灰盒上，有一包剝開錫紙的朱古力，朱古力都化了。可憐的孩子！也許生前她並沒有盡情地吃過她所愛吃的東西，但一切都已不能再挽回。這就是大自然強加給人間的悲劇！

靈堂裏還有一個特製的大骨灰盒，由一大三小四隻骨灰盒組成。這真是一組特殊的圖案，它出自一位父親的手，象徵着人間失去了一位母親和她的三個孩子。我無法想像，孩子們的父親在親手製作這隻骨灰盒時，會是怎樣的心情。孩子們都依偎在母親的身邊去了，獨獨扔下孤寂的他；究竟是死去的人更不幸，還是活着的人更不幸呢？

靈堂外是一座小山。那是震後清理廢墟時，用整個醫院的斷牆、殘壁、碎磚、亂瓦堆成的。「山」上有石階，有涼亭，有嬉戲的孩子──是那些未經過災難的震後出生的孩子。石縫間，偶爾伸出一截截鏽蝕的金屬，那是十年前折彎、擰斷了的水管、暖氣管；站在它們旁邊，我彷彿置身於一片死寂的黑色的洋面上，傾聽着極深極深的大地深處傳來的種種屬於人的微弱的信號。常常地，於寂靜之中，我會突然聽到自己的腳步又重新踏上昔日廢墟上的聲音，聽到那些埋在地殼深處的二十四萬活生生的靈魂的氣息，他們詛咒、叫喊、哀求和呻吟；他們在生命被撕裂的那一刻，尚未來得及去思、去想、去躲、去避，就被活活地剝離開了那個光明的世界，成了這地心深處大自然牢獄的終生禁囚。我又想起了靈堂中那些無辜的天真的孩子，也許因為他們的存在，致使我腳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在痛苦地抽搐着。

這就是我的唐山。

十年前，當我──一個未諳世事的青年，從平靜的生活中一步跨到了堆滿屍體的廢墟上時，我只是感受了什麼叫做「災難」。儘管住在災民的小棚子裏，幫他們領救濟衣、救濟糧，排長長的隊領一小桶水；儘管參加了護送數百名孤兒轉移他鄉……我只是感覺到自己像在一夜間長大了，卻還沒有理解生活的底蘊。而這次重回唐山，我忽然覺得，自己懂得些什麼了……

是的，與那二十四萬蒙難者相比，與唐山目前依然存活着的人相比，我的確是來自另一世界的人。我彷彿第一次從災難的角度觀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這是殘酷的，也是嶄新的。如此驚人的災變，如此慘重的浩劫，如此巨大的死亡和悲傷，我已經不能用正常的規範來進行思維。那些美麗得令人傷心的東西，那些親切得令人腸斷的東西，那些堅硬得令人發抖的東西，那些弱小得令人渴望挺身而出的東西，一切屬於人的品質都俱全了。

這就是我的唐山。

一九八五年的春節，我是在唐山度過的。除夕那天一早，我就聽見噼噼啪啪的爆竹聲，過午，那聲音更響，及至薄暮，滿城的爆竹聲已密得分不出點兒來，整個天空都被映得通紅！我看見高樓上、大路口，那些年輕人正一個接一個地點燃掛鞭和煙花：「閃花雷」、「菊花雷」、「銀龍吐珠」、「五獻花」……聽不見輕鬆的笑聲，只是不停地放，放。我覺得那震耳欲聾的炸響聲中，飽含着一種極為複雜的情緒。

十年前訪問過的那位在廢墟中壓了十三天的盧桂蘭大媽，邀我去她家包餃子。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愛女的孤獨老人，似乎把我當成了唯一的親人，她一口一個「孩子」，喊得叫人心痛。我要走了。拿起提包，忽然感到那麼沉。原來老人在裏面塞了半包玉田小棗！

我提着沉甸甸的包，在唐山的街道上走着。滿地是爆竹的碎紙，空氣中飄着火藥的甜香。我的心沉甸甸的。

除夕的唐山，光明和黑暗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新建區燈火輝煌，而那些尚未推倒的「防震棚」裏，只有暗暗的燈光。但那裏有着真正的人間的氣息，正如我這沉甸甸的包裏裝着的盧大媽那顆母親的心。在文化路路口，我停住了腳步，我又看到了十年前看見過的那一株株老柳樹。當年，樹下是聚集屍體的地方。老柳樹枝條仍然不動，彷彿在此起彼落的爆竹聲中沉思着歷史。我的眼睛發澀。人們對這些老柳樹的理解，也許遠不如它們對人的理解呵。

二十四萬人無疑是一個悲哀的整體，它們在十年前帶走了完整的活力、情感，使得唐山至今在外貌和精神上仍有殘缺感。一切似乎都逝去了，一切似乎又都遺留下來了。彷彿是不再痛苦的痛苦，彷彿是不再悲哀的悲哀。

正是這一切，促使我用筆寫出我的唐山。我要給今天和明天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地震學家、醫學家、心理學家……不，不光是他們，還有人──整個地球上的人們，留下關於一場大毀滅的真實記錄，留下關於天災中的人的真實記錄，留下尚未有定評的歷史事實，也留下我的思考和疑問。

這就是我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