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限量精裝版】

◎首開將「西南」帶入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具有學術前瞻性的難得之作。
◎「西南」作為方法，意義不僅在於史地實證研究，更能捕捉書寫者面對西南複雜的經驗和反應。

在明清文學中，「西南」正是文化、政治、戰爭、美學、地理、民族、性別等諸多問題的輻輳交點。從外地到此的文人，以不同的方式處理自然與人文景觀所帶來的陌生感，他們的作品深切結合文化的衝擊與交流，表現出複雜的美學、情感與思想特色，亦關乎近代中國的地理學熱度、思想的發展與新世界觀的形成。因此，在文學審美、情感深度、歷史意識、文化體認乃至對世界的認知等等方面，明清文人的西南敘事提供了一個因其邊緣性而益顯鋒利的切入點。

全書共分為三編，第一編〈情感與世界〉描述明清文人面向西南、所展現的幽微心事以及世界觀。第二編〈戰爭與統治〉聚焦明清官員的戍守西南的紀實，包括明代田汝成《炎徼紀實》和清初田雯《黔書》等。第三編《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則偏向傳統說部逸史，思考西南敍事——不論是人物列傳或是野史傳奇——衍生的過程。

作者胡曉真帶領讀者從志╱治書中，窺見文人的情感張力和教化美俗的淑世理想；對少數民族的描述在「獵奇」中，也同時領略出明清時人的「好奇」之心：既是對「蠻荒闢土」的探索，也是一種「神秘仙境」的想像；既是自我開放，也是面向外在的世界觀。本書以「文學感知」揭櫫，精彩呈現「西南」在明清敘事中的政治性（戰亂、治理）、文化性（教化）、社會性（禮儀、性別），乃至人文性（情感、詩意和美感），堪稱具有學術前瞻性的難得之作。

序文──寫在華夏邊緣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胡曉真博士新著《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以晚期中華帝國為範疇，介紹西南地區的漢語文學書寫。所謂西南，泛指滇、黔、湘、桂交會處，並旁及川、藏一帶。這一地區山川地勢多變，民族文化複雜，相對於中原，一向被視為蠻夷之鄉。漢代《史記》首見對西南夷的記述，清代則以「改土歸流」政策將西南納入行政體系。千百年來，西南是被討伐、懷柔、教化的對象，也是被探勘、記錄、想像的目標。尤其明清兩代，來往西南的官吏過客商旅頻繁，留下大量文字紀錄，成為研究中央與邊陲關係的重要資料。

以往的西南研究多半著重在歷史輿地或邊政采風等方面，對於文學中的西南描述鮮少做出觀察，更不論作品中所透露的想像境界和情懷。《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應是近年首開先例之作。胡曉真開宗明義，指出「西南」作為方法，意義不僅在於史地實證研究，更攸關一種喻意系統和感覺結構的呈現。文學未必總能提出信而有徵的議論，但卻更能捕捉一代又一代書寫者面對西南複雜的經驗和反應。更何況胡曉真所定義的文學，並不局限於二十世紀以來的狹義解釋。她認為文學不僅是詩歌、小說、戲曲、筆記；文學也涵蓋文字書帛所構成的龐大銘記書寫脈絡。從這樣的角度觀之，史傳、志書、奏議等文章之學，也一樣透露層層興觀群怨的軌跡。同理，胡曉真將她的研究重點置於敘事，著眼的不僅是稗官野史，也更是種種文類所構成的意義脈絡。甚或是以西南為坐標，審時觀世、銘刻人我關係的文化邏輯。

《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共分為三編，充分顯示以上胡曉真對於「西南」、「文學」、「敘事」的觀點。第一編〈情感與世界〉描述明清文人面向西南所展現的幽微心事以及世界觀。胡以清初文人陸次雲《峒溪纖志》和陳鼎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為例，探討這些中原文人涉足苗疆後情感經驗的解放或重組。不論跳月狂歡或嫁娶婚儀，苗寨風情讓這些文人或興世外桃源的嚮往，或有禮失求諸野的感嘆。但在搜奇志異的描述之下，陸、陳也企圖做出認識論層次的辯證。兩人作品一以「志」、一以「記」為名，暗示史傳敘事的向度。在中華帝國晚期疆域與視野不斷擴大的時刻，他們筆下的西南一方面從異鄉延伸出異域、異族、與異國的想像，一方面也成為個人心靈圖像虛實交織的倒影。兩者都透露了文學早期現代性的線索。

第二編〈戰爭與統治〉聚焦明清官員的戍守西南的紀實，包括明代田汝成《炎徼紀聞》和清初田雯《黔書》等。在這裡，征戰與羈縻，鎮壓與收編成為敘事主軸，明清之際帝國中樞與邊疆的緊張狀態，由此得見一斑。但胡曉真指出，這些戍邊官員不僅沿用了傳統史論形式注記他們的征伐、治理經驗，行有餘力，他們也觀察山川風物、俚俗民情。他們是戍邊官吏，但也是征人過客，也因此他們筆下的情與景形成微妙張力。甚至在約定俗成的政治論述裡，他們的文采陡然綻放，仿佛寫在國境邊緣，他們的思維和修辭也有了流變餘地。在此之上，胡曉真又介紹兩人的故鄉書寫。兩相對照，文本記實與地緣想像你來我往，形成奇妙互動。異鄉與故鄉何者更為「真實」，其實有待辨證。

第三編〈性別、歷史與文化多音〉則偏向傳統說部逸史，思考西南敘事—不論是人物列傳或是野史傳奇—衍生的過程。這是胡曉真的本行所在，看得出來更為得心應手。她處理西南傳奇女英雄奢香形象的崛起與轉化，同時觀察這一奇女子傳說與國族寓言的消長關係。論性別與地方及帝國歷史相互對話，這是絕佳範例。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兩部小說，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和屠紳的《蟫史》。前者在儒家沙文主義大纛下引入怪力亂神因素；男女嚴防甚至以奇詭的性（別）幻想為前提。後者則以蟲螝作為隱喻，既貶抑蠻夷非我族類，卻又不乏自我嘲諷的意圖，所形成的「倮蟲」世界觀為中國敘事所僅見。西南位在華與夷、正統與玄怪折衝的焦點，也因此占據了發聲位置。

本書另有第七章〈征、流、寓〉，以近年所發現明代《大理古佚書鈔》三書為起點，思考「雲南無史」現象，以及邊疆文明面對中原正朔的慘烈歷史。此三冊佚書的失而復得如此傳奇，當然引起真偽之辨。但胡曉真更要強調的是，真偽與否，有關西南敘事的流失或再現本身，已經點出歷史或考古論述所隱藏的種種被改寫、禁毀、重刊、甚至偽造的動機和欲望。不論追本溯源或是節外生枝，帝國末期西南敘事的隱與顯都足以說明過去六百年來，這一地區作為政治、族群、文化衝突的書寫與權力關係。

序文 寫在華夏邊緣╱王德威
自序
導論
第一編 情感與世界──西南敘事的內向與外向詮釋
第一章 從峒中跳月到天下輿圖
第二章 旅行、獵奇與禮學考古
第二編 戰爭與統治──官員視野的政治暴力與個人美感
第三章 炎徼與我鄉
第四章 治理之書與審美經驗
第三編 性別與歷史──明清與當代的交錯視域
第五章 前有奢香後良玉
第六章 華夏忠臣遭遇邊域倮蟲
第七章 代結論：征、流、寓
徵引書目
索引

第三章 炎徼與我鄉（摘錄）

如何將近代中國放在東亞乃至世界的脈絡中重新思考，乃是近年來文史學者致力的重點。在此一學術思潮中，「中國與周邊」以及「中央與邊陲」的觀念都不再不證自明，多元視角以及互為主體則成為觀察與思考的主線。相對於中心，才有了周邊或邊陲的概念，其間不但必然存在我他的緊張關係，甚至牽涉集體或個人的，以及實質或象徵的衝突與暴力。以此思考為背景，可由兩個關懷點出發來進行討論，一是派任或貶謫帝國邊緣地區的中華官員，如何以征服者、統治者、旅遊者的多重眼光，理解並表現他的聞見經歷；一是卸任官員或地方文人，如何出於地域認同與鄉土意識，重新感知並記錄他的人文情懷。離鄉與歸鄉的眼光，看似背道而馳，其實乃一體兩面，都是在莽蒼中尋找自我、安定感情的努力。在第二章中，我們曾借用「自我書寫的民族志」這個概念，討論清初文人陳鼎以回憶錄形式撰寫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發掘其中敘事者私人經驗與邊疆社會文化的交錯，以及敘事者如何透過這一書寫過程回眸其自我以及自身文化背景。本章將繼續藉此概念，探索應屬「紀實」的文類，是否仍可能是一種自我書寫。換言之，「故實」的考論，不無可能盡是「故事」的講述。本章所論，擇定一個兼有以上兩種身分、經驗與視野的個案，以期由此輻輳點為中心，對中心與邊緣、離鄉與歸鄉的敘事做較全面的思考。

這裡所選擇的個案是明代中葉的田汝成。田汝成，字叔禾、號藥洲先生，錢塘人。生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左右。嘉靖五年（1526）進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尋改禮部，後擢祠祭郎中。曾因勸諫嘉靖皇帝不應大興齋醮的「祈嗣」事件而獲罪，後於嘉靖十三年（1534）出任廣東僉事，此後數年都在邊境地區為官。後知滁洲，遷貴州僉事。嘉靖十七年（1538），升任廣西右參議，分守左江（一說右江），處理了很多西南邊患問題。當時斷藤峽為黔江一帶地區交通樞紐，受到當地土酋勢力的控制，田汝成成功鎮壓了叛亂，並制訂後續的安撫政策。此一時期，他也參與了協助安南黎氏政權平定莫登庸內亂的戰爭。嘉靖十九年（1540），遷福建提學副使，不久因故罷官，歸居杭州，而問學者紛至。田汝成為官廣西、貴州時期，私下仍撰述不斷，之後將其在邊境的見聞與對邊政的見解，整理為《炎徼紀聞》一書。退居家鄉後，他又編纂了《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兩部廣為後人徵引的杭州歷史與文化紀錄。

田汝成的傳世著作中，《田叔禾小集》由其子田藝蘅編輯，收錄了他的詩作、議論、遊記等各體文字；《炎徼紀聞》專收田汝成個人有關西南地區的觀察、紀錄與意見；而《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則代表一種述而不作但情志自見的努力。《明史．田汝成傳》說田汝成「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這裡大致說的是田汝成熟悉先朝遺事及典故，又在多年遊宦生涯中，養成蒐集各地風土人情與奇聞怪談的習慣，而且精於文章之法。這是從作品表現的特色而言的。田家友人蔣灼為《田叔禾小集》寫序，則稱：「夫先生年始逾六旬，身不滿六尺，官不過四品，聽其言若不能出諸口，而海內之愛慕悅服之者，咸觀其衰壯以為欣戚，豈非以豪傑之所蘊，自有不可泯者存焉？」這是從私人的接觸而言的。這兩則紀錄一公一私，透露一個有趣的訊息，亦即在口頭表達上，田汝成是不善言詞的，近乎失語的；但形諸文字，他卻是善於敘述的。考察《炎徼紀聞》、《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三種著作的選材與文字，甚至《田叔禾小集》中部分敘事成分高的作品，也確實可見作者對「敘述」的講究。以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田汝成不論是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傳述軼聞雜史，都表現了多敘細節、以對話營造實境感，注重情節高潮，以及好以個人經驗支持議論等特色。事實上，田汝成所「敘」，核心內容未必具有獨占性，借用各種筆記資料的情況亦所在多有，但他往往能以其敘述之法，加以轉化與再創造，使其所敘的版本在細節與完整性上超越其他類似紀錄。考慮田汝成諸多「善敘述」的書寫特色，不得不說他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他對炎徼絕域的理解，對錢塘家鄉的勾勒，都透過講述一個接一個的故事構建而成。因此，本章的討論重點，便在考察田汝成如何以文字扮演說書人的角色，重新講述遐方與故土的故事。同時，西南地方與杭州在田汝成生命史上分別代表離鄉與歸鄉的階段，而在認同敘事上則分別象徵他人與自我，然而兩者皆發生複雜的互動與緊張關係，我亦將對此進行探索。

奇絕與核實的古典辯證

中國小說傳統既與史部同源，故始終虛實纏繞，即便好異述奇之作，也往往堅稱以崇實存真為原則。此一虛實辯證的精神，也表現於田汝成對「史」與「志」的態度上，而且又參雜了宗教與教化的意識。這種態度貫穿《炎徼紀聞》與《西湖遊覽志》及《志餘》，更是田汝成書寫特色構成的重要因素。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田汝成自己善於敘述，同時他也對出入於歷史與傳說邊緣的著述特別有興趣。在退官回鄉之後，田汝成介入了不少出版工作，其中尤著者包括《越絕書》、《路史》與《夷堅志》，這三種書雖成書於不同時代，敘述的也是不同時代，但三者有明顯的共通性。《越絕書》大約為漢代作品，主要講述春秋戰國間吳越爭霸故事，涉及早期吳越地區的史地文化。《路史》為宋代羅泌作品，所記是上古三皇五帝以至夏代的事跡。《夷堅志》是宋代洪邁所編寫，廣泛記載宋代的各種奇聞軼事，幾可謂無所不包。這三種書於杭州梓行，田汝成都作了序。據田汝成的說法，當時的兩浙督學相信「入其疆應習其故」，感於《越絕書》有助於了解吳越地區的歷史，故校訂後付梓，且委託「吳越之遺黎」田汝成寫序。田汝成在序中對「越絕」二字之義提出說法，認為有「奇絕」與「斷絕」二解，而他傾向前者。田汝成所謂奇絕，並非指神仙靈異之事，而說的是吳越長期爭霸過程中，雙方勢力消長不因大小而定，而取決於領導人的態度，最後
造成吳廢越興的結果。田汝成如是描述敗吳之後的越國形勢：

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吳以強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

原本占有優勢的強大吳國，因為夫差不能守成，竟使國運猶如懸絲的越國重新興起，不但敗了吳國，還成就了比跡桓文的霸業。這近乎奇蹟的越國興起史，便是田汝成所謂「越絕」。此一定義，當然表現了杭州人田汝成的地域認同，同時，也顯示他對不同意義之「奇」有高度興趣。所以，雖然他認為《越絕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所敘也多可疑之處，但仍「可以苴埤史氏之闕脫」，而有出版、閱讀的價值。《路史》所記的是遠古時代，內容龐雜且具高度神話性，不被認為是信史。田汝成也指出「泌之名不登宋史，路史亦不載藝文志」，不過他卻肯定此書的價值，為之序曰：

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大史也。⋯⋯道莫大于三皇，德莫大於五帝，功莫大於作者，是皆諸史所，而是書獨詳焉。故曰路史者，大史也。⋯⋯談史事于邃古者，病其，談史事於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則寡原。

「諸史所畧」的資訊，田汝成認為有特別的重要性，所以《路史》能談邃古之史事而不病其畧，便受到他的重視。《夷堅志》是著名的宋代筆記小說集，也成為後來諸多小說與戲曲取材的資料庫，所謂「小說之淵海」，這其中包含大量的志怪故事。於此書，田汝成不再以史書的標準讀之，也不批評其荒誕不經，而轉以教化的觀點處理書中的奇詭敘事。他在序中說：

雜採古今陰冥報、可喜可愕之事⋯⋯予則謂宇宙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往往有之。⋯⋯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沈汩，不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覬覦者何觀焉。⋯⋯可以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補焉，未可置為冗籍也。

雖然田汝成在此強調報應觀念對人心世教的正面作用，以說明此書不是冗籍，但他也一再提點出「可喜可愕」、「出於億（意）料之外」等特質，恐怕這才是他念茲在茲的敘事特色。綜觀田汝成為序的三種圖書，至少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共通特點，其一，三者都是敘事作品；其二，三者都具有很高的傳奇成分，亦即所謂在歷史與傳說邊緣的書寫。古人寫序，固然常是受邀而作，未必出於自發，但田汝成的這三篇序，偏偏都為雜史、筆記類作品而寫，應非偶然，而與他個人的閱讀與書寫興趣有關。我以為，田汝成的敘事特色與上述幾篇序文中表現的看法確實有契合之處。首先，他喜好奇特的效果，但同樣重視詳實；其次，他樂道他人未見、他書所略之事；其三，他留心某種意義的實用性，但未必是懲惡揚善的教化作用。同時，我們可由田汝成為《越絕書》所寫的序，看出他的地域意識，這也直接表現於他對遠道與鄉邦的敘寫上。以下，我們便可直接閱讀田汝成如何表述西南與西湖，也就是他心目中的邊緣與中心，以及他如何安排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再讀紀行─田汝成的自我重掘
 
《炎徼紀聞》因為其豐富有趣的敘事，成為歷來常被徵引的西南歷史材料。然而傳統文人既有如此經歷，不可能在其詩文寫作上完全不予表達。其實，在田汝成傳世的作品中，有相當多與宦邊經歷直接相關的例子。這些文字與《炎徼紀聞》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的第一人稱敘事明顯迴向自我，而後者則是史筆，除了每則結尾的議論外，即使記錄作者本人的言行，也將自我化於敘事當中。

長期宦邊對田汝成的生活發生很大影響，其中最創痛的事件便是留在杭州的妻子在他遠別家鄉時過世。此事在他多篇詩作與祭文中有所反映，流露豐富的情感。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祭亡妻徐恭人文〉，田汝成寫道：

自我別子，運命迍邅。捐我家室，絕域播遷。依依僕從，奉我周旋。歸心忉怛，以日為年。子昔別我，握手云約。我雖萬里，魂必我託。我聆爾言，升號以索。在耶否耶？邈不可度。⋯⋯爾魂如在，永託我身。無東無西，而我附因。蠻陬絕裔，箐㠋嶙峋。百怪出沒，以怵爾神。惟吾與爾，異體而親。

這篇祭文的重點不在回顧長時間離家期間亡妻操持家務之賢德作為，而在凝固夫妻執手而別的一刻。文中悼亡與播遷之苦交織，夫妻魂之相親與體之遠隔並立，而邊陲之地扭曲怪奇的地貌—箐㟧嶙峋—更成為心靈傷痛的隱喻。西南之行在田汝成生命的關鍵位置於此可見。

宦邊經驗不只與喪妻這樣的事件連結，更重要的是，田汝成曾具體而細節化的描述自己多次的旅程，成為自我形塑過程的敘寫。田汝成有兩篇代表性的散文紀行作品，分別記錄兩次起點與終點相反的旅途，都收錄於《田叔禾小集》卷八的「行」部。一篇是〈桂林行〉，寫離開杭州，赴廣西就任；一篇是〈覲賀行〉，寫平定貴州地區動亂後，奉詔回京朝覲。這兩篇文字都本於當時的旅途日誌，由出發寫到抵達，途中地理之景觀、人事之拜會，以及本人的心境感想等，無一不逐日記錄。不過，我們可以合理推想，兩個篇名都是後見之明，當是作者之後整理日誌，裁剪出特定的一段時間，並賦予其意義，然後訂定篇名。這個命名與賦予意義的過程，作者在〈桂林行〉的〈序〉中做了清楚的說明：

予世勤農圃，少隱丘樊，步武不出閭里之間，聞見不越簡編之事。⋯⋯迺今竊祿一紀，沿牒九遷，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總凡往返於京師者，一十有二，留都者四，南海夜郎者各二矣。雖踪跡未遍於埏垓，而耳目已超於圭篳，況乎瑰山水，艱苦備嘗，露宿風餐，形容漸槁，追陳踪於疇曩，永欷嘆於來茲，譬彼雪鴻，同諸石火，不有述作，曷考所由。⋯⋯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遊之可述，迺因廣右之役，載筆途次，條剌日程，雖體式不襲於前賢，而話言必核於真見。⋯⋯（予）玩愒日月，汨沒塵埃，悼往懷來，秪增侘傺爾。書藏篋笥，以諗兒曹。

田汝成深刻認知自己生命中「行」的重量，並且刻意突顯之。「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的宦旅地圖，等於他半生的人生記錄，所以撫今追昔的感嘆，須以「紀行」解之。諸次遠行不只因艱苦而對他造成身體上可見的影響（形容漸槁），更由聞見耳目的體驗而促成個人的超越。廣西之行的逐日記錄，田汝成自覺不同於一般的記遊形式，他以「話言必核於真見」來說明將這段紀錄作為獨立文本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其實，重要的不僅是其所見之真，更在藉由重理日誌而進行的再次自我書寫與自我發覺。途次中逐日的寫作或是出於此行惟艱的認識與記錄現實的衝動，但拈出、命名、收錄的工作，則在在關乎記憶泯滅的恐懼與自我形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