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離散」已成常態；
家，反而成為不斷改變、不斷建構與解構的發展過程。

本書以1970至2005年之間的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為對象，包括《英倫情人》、《妾的兒女》、《阿巴桑》、《鹹魚女》、《殘月樓》等，探究這些作品如何透過跨界筆法、反異國風混雜、疆界空間化等文本策略，從不同角度訴說都市裡弱勢、邊緣的離散人物的故事，以及他們在離散中如何建構樣貌不一、本質不同的「家」。

《離散為家》分兩部分，共七章。全書不僅以分析小說文本見長，也在理論與文學批評間達到平衡。更重要的是，作者以其對後殖民主義與後代主義的深厚理解，並以歷史意識貫穿全書，賦予這些離散文學作品多重且深廣的意涵。本書最後的「非結語」，則藉用三篇TED演講，闡釋「家」處於「流動」與「不動」之間，並寄望「家」的概念更寬廣地被想像、建立與延伸。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李有成──專文推薦

劉紀雯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文學博士，曾任輔仁大學英文系系主任，現任輔仁大學英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當代加拿大與台灣後現代都市電影、當代加拿大後殖民文學、網路語言與文學教學、文學理論、後現代主義。著有《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合著），及〈不再無禮：克萊蒙．維哥影片中的情感第三空間〉、〈國家符號的消失？：當代加拿大電影的商業導向與全球化〉、“Hybridization as the Postcolonial Anti-Exotic: Larissa Lai’s Salt Fish Girl”、〈台北的流動、溝通與再脈絡化︰以《台北四非》、《徵婚啟事》和《愛情來了》為例〉等論文。

推薦序　尋找家的意義

李有成（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幾年前，我曾經半開玩笑地問一位加拿大朋友：「你會如何描述或界定加拿大？」這位朋友研究美加的亞裔文學且在同行中很受敬重；他想了想，也半帶玩笑地回答：「非屬美國的就是加拿大。」語雖戲謔，卻也暗示加拿大與超級強權為鄰的尷尬：加拿大很像美國，但絕不是美國，只不過它又必須藉由這個強鄰來界定自己。這一點容或就是加拿大的焦慮。讀劉紀雯的新著《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我不時想起幾年前與朋友的這段對話。我隱約覺得，劉紀雯這本新書彷彿是對這段對話的闡釋。

在台灣的外國文學研究中，加拿大文學研究是新開拓的領域，談不上有什麼傳統。二、三十年前，台灣並沒有加拿大文學研究，學院裡也缺少這樣的課程，甚至遠赴加拿大唸文學的學生也絕無僅有。記得1970年代我在唸書的時候，讀過的加拿大作者大概就是傅萊（Northrop Frye）與泰勒（Charles Taylor）——前者是文學理論家，後者則是哲學家。大約二十年前，周英雄老師在當時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支持下，規劃了一個以「新興英文文學研究」為名的大型研究計畫，希望在英、美主流文學之外，也關注若干以英文作為創作媒介的國家、族裔或區域文學。我們經過多次討論，衡量當時的人力與研究資源，最後選定將愛爾蘭文學、亞裔美國文學、加拿大文學、南亞與東南亞英文文學等含納在這個計畫下。經過了二十年，這些學術領域不僅各自建立起小型的研究團隊，研究成果也日漸受到重視。劉紀雯很早就參與加拿大文學的研究團隊，這些年來，她在教學與行政工作之餘，始終勤於研究，其論文的質和量均很可觀。《離散為家》只是她多年累積的研究成果之一，另一本以都會電影為研究對象的新書《都市流動——蒙特婁、多倫多、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也將在最近出版。

加拿大位在北疆，國土遼闊，氣候與地理環境不甚友善；其文化多元，人種複雜，旣有原住民，更有先來後到的白人與有色人種。同樣是加拿大住民，歷史經驗與文化記憶非但不同，還很可能天差地別。我的朋友說，「非屬美國的就是加拿大」，答案看似簡單，其實充滿弔詭，這樣的答案游移而難有定論。反映在文學方面，情形更是如此。在《離散為家》中，劉紀雯特別引證加拿大學者或作家如傅萊、愛特伍（Margaret Atwood）、丹尼斯李（Dennis Lee）、克羅埃其（Robert Kroetsch）、赫哲仁（Linda Hutcheon）等企圖為加拿大建構國家文學主體所做的努力，結果一如所料，用她的話說，答案不免仍是「一個不斷修正的論述場域」。此外，還有來自區域文學或弱勢族裔文學的挑戰，尋找國家文學主體的計畫自然變得治絲益棼，難上加難。劉紀雯在《離散為家》的導論中舉倪友（W. H. New）所撰與所編的文學史為例，說明加拿大文學史的建構如何逐步走向多元、包容與開放，譬如將原住民文學與其他弱勢族裔文學納入典律當中，這或許是建立加拿大文學的多元主體的一個可能性。

當然，文學史不是《離散為家》的主要關懷，我認為劉紀雯在整個論證過程中，不時透露的是她的文學史意識——甚至是歷史意識。她把書中析論的眾多作品歸類為後殖民小說，在〈自序〉開章明義指出，《離散為家》的目的在探討自1970 年代到本世紀初所出版的「日裔、華裔、南亞裔和加勒比海裔加拿大英語後殖民小說，檢視這些作品如何透過回顧歷史和建構都市來建立後殖民主體、家或離散社群」。她進一步表示：「在這些作品中，離散不只是角色的歷史經歷，也是足資參考借鏡的行動與文本策略。這些角色遭受創傷、面對隱私、流離四處或寄居都市，但作品所關注的並非是故鄉，而是在行動與對話中重新定義身分認同和重新定義介於此地與彼方的家。」

在這樣的規劃下，劉紀雯在書中分別討論了小川樂（Joy Kogawa）的《阿巴桑》（Obasan）和《終有一日》（Itsuka）、坂本凱莉（Kerri Sakamoto）的《電場》（The Electrical Field）、李群英（SKY Lee）的《殘月樓》（Disappearing Moon Café）、鄭靄齡（Denise Chong）的《妾的兒女》（Concubine’s Children）、黎熹年（Larissa Lai）的《鹹魚女》（Salt Fish Girl）、翁達吉（Michael Ondaatje）的《以獅為皮》（In the Skin of a Lion）和《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克拉克（Austin Clarke）的《較大的光明》（The Bigger Light）、《身處都市》（In This City）和《首相》（The Prime Minister）、布松達（Neil Bissoondath）的〈掘山〉（“Digging Up the Mountains”）和《不確定明天的前夕》（On the Eve of Uncertain Tomorrows）、布蘭德（Dionne Brand）的《我們之所渴望》（What We All Long For）等長篇或短篇小說，以及沈小艾（Mina Shum）的電影《雙喜》（Double Happiness）等。

《離散為家》除了展現劉紀雯廣泛的閱讀興趣外，全書很重要的長處是她的文本分析。讀者未必全都熟悉她所討論的作品，但透過她的文本分析，我們並不難進入這些作品的世界。這幾年我常聽學界的朋友說，學生普遍對文學失去興趣。我猜想原因一定很多，不過回想自己讀書的年代，我仍然相信，引人入勝、有可信度的文本分析應該是有助於激發學生對文學的興趣與想像的。劉紀雯的文本分析具有這樣的特色。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理論與批評實踐之間的平衡。理論與文本的關係其實也並非那麼神祕與複雜。簡單言之，這個關係可以是雙向的，理論是了解文本的基礎，什麼樣的理論就會產生什麼樣的了解；反之，文本的詮釋也可能豐富理論或充實理論之不足。兩者可以相因相成，互為表裡，沒有孰重孰輕的問題。劉紀雯善用她對「後」學——特別是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理解，為析論的作品增添多層繁複的意義。

此外，她的文本分析還注意到脈絡化或歷史化的問題，處處扣緊文學與歷史現實或社會生產的關係，使文學研究不致於淪為不著邊際或自言自語的活動，文學文本也免於掉入社會或政治的真空中，表面上看似自身俱足，其實是被抽離了歷史或現實指涉。舉例言之，在本書第一和第二章討論小川樂與坂本凱莉的小說時，劉紀雯不時提到二戰期間日本移民被留置拘留營的歷史創傷；在第三和第四章檢視李群英、鄭靄齡及黎熹年等華裔作家的作品時，她注意到後排華法案時代加拿大社會所面臨的新情勢；在第五章析論翁達吉的小說時，她嘗試勾勒加拿大都市建構的戰時背景；甚至在第六與第七章論及克拉克、布松達及布蘭德等加勒比海裔作家時，她不忘提醒加拿大都會空間如多倫多的後殖民與離散變易。也許這只是劉紀雯的詮釋策略，並非她的本意，不過脈絡化或歷史化卻讓《離散為家》在文本細讀之外增添了不少歷史的縱深。這正是我之所以在前面要強調歷史意識的重要原因。脈絡化或歷史化可能不是劉紀雯的論述重心，只是我隱然覺得，她在選擇與解讀這些文本時意外地清理了部分與移民有關的加拿大歷史。

顧名思義，《離散為家》處理的主要是離散的議題。本書於結尾處，引述迦納小說家賽拉席（Taiye Selasi）的話：「我母親在阿克拉（Accra，迦納首都），我孿生姊妹在波士頓，我最好的朋友在紐約。這些關係〔和頻繁溝通〕是我的家。」賽拉席的話很精確地傳達了《離散為家》的主題。尤其在跨國流動頻繁的時代，離散成為常態，是許多人的生存現狀，「家」的意義終究開始產生新的面向。劉紀雯自認為她的方法學屬於離散研究，刻意透過各個章節所考察的作品論證離散與家之間的「張力與交匯」。在她所參酌的幾本有關離散的著作中，還包括我的《離散》一書。我很高興她注意到我在書中如何調整離散的傳統意義，將離散翻轉為具有批判性的公共領域，我的目的其實是有意調動離散的創造性與生產性。劉紀雯在〈自序〉中說得好：「離散未必失所，混雜也非不能安身。了解離散的現實面，可促使我們正視不平等的流動、審慎處理不穩定的溝通與接受不可知的他者。」這也正是我的根本關懷。

劉紀雯絕對有能力以英文撰寫這樣的一本書，在英語世界出版，她很可能因此獲得更多的迴響。不過我認為台灣乃至於更大的華文世界也很需要這樣的書。劉紀雯在〈導論〉中分析加拿大後殖民論述的轉折時，特別關心跨學科與全球想像的計畫要如何開展「跨國對談與接連台灣的可能性」。這是個大題目，不過也可以有簡單的答案。每一個國家或社會都會有自己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記憶，除開氣候與土地不說，台灣與加拿大的人口與社會情境當然有同有異，反映在文學生產上也就難免各有千秋。這並不妨礙《離散為家》對台灣文學或其他語種文學研究可能提供的啟發意義。不僅劉紀雯所關懷的議題具有跨國與跨文化的面向，她所徵引的理論與介入討論的策略和路徑同樣值得參考。這些年來我念茲在茲的是優秀學術的淑世意義，我非常高興《離散為家》正是具有淑世意義的一本著作。回到本文開頭時我朋友說的那句話：「非屬美國的就是加拿大。」當美國白宮右翼政權日趨排外、反動與法西斯時，加拿大政府與人民卻反其道而行，張開雙臂歡迎饑寒困頓的難民與移民，兩相對比，高下立判。此時出版劉紀雯這本以加拿大離散文學為研究主體的學術著作，可以說正是時候。

自序ˉ離散與流動、家與溝通（摘錄）

浮雲一樣的遊子，行囊裝滿了鄉愁；
雖然努力往前走，鄉愁一樣入夢中。──蘇來〈浮雲游子〉
遷徙是不歸路，無家可歸。──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

「鄉愁」和「家」這兩個主題扣人心弦，但其定義卻是模糊分歧，難以完全掌握。1970年代校園民歌流行時，我雖也常唱著以流浪為主題的歌，但卻從未到過自己身分證上記載的祖籍地，從未離過「家」，也從來不知道歌曲與課本所傳頌的鄉愁究竟是何物。我在美國攻讀博士時，第一次讀到文化研究學者史都華．霍爾的話：「遷徙是不歸路，無家可歸。」那時深有同感，覺得自己雖然學成後終歸要返「鄉」，但遠在彼岸的「家」和「鄉」的涵義卻是不斷被重新定義和建構。

不久後，後殖民與後現代文學中所處理的「家」「國」衝突、主體建構與「離散」敘述，成為我的研究主題。我的博士論文研究四本美國後現代與後殖民小說，檢視它們如何建構與解構國家。1993年我回台灣任教，1995年加入台灣第一個新興英文文學研究團隊，選擇加拿大英語後殖民文學作為研究主題。我原本以為這只是暫時造訪美國的「鄰居」，沒想到我這一腳就跨進了加拿大後殖民與後現代文化的論述領域，自此在其主流文學邊緣遊走。這些年來，我依序選取加拿大日裔、華裔、南亞裔和加勒比海裔作家的小說，研究它們如何面對主體聚合離散過程中產生的家、國、都市與全球化議題。為了舖設加拿大後殖民文學研究之文化與社會脈絡，我同時關注加拿大後殖民與後現代電影，觀察它們如何處理相關主題。透過比較分析多倫多、蒙特婁與台北三地電影作品的後現代都市議題，我同時也回顧自己所安身立命的「家」（台北）。

因此，透過與加拿大英語後殖民文學、後現代電影、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以及相關論述對話，我將自己年輕時對「鄉愁」和「家」的探問，「翻譯」為離散與都市主題的研究。《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研究》探究1970年至2005年出版的日裔、華裔、南亞裔和加勒比海裔加拿大英語後殖民小說，檢視這些作品如何透過回顧歷史和建構都市來建立後殖民主體、家或離散社群。在這些作品中，離散不只是角色的歷史經歷，也是足資參考借鏡的行動與文本策略。這些角色遭受創傷、面對隱私、流離四處或寄居都市，但作品所關注的並非是故鄉，而是在行動與對話中重新定義身分認同和重新定義介於此地與彼方的家。

都市是多數移民集聚之地。《離散為家》分析的文學作品中，都市多半是一個疏離空間，或是「缺席的存在」（absent presence）。不同世代的離散角色，或被驅離而邊緣化，或自我放逐，因此他們離「家」出走，獨居於都市邊緣、加入個人的社群或作品所刻劃的後國家空間。另一方面，布蘭德（Dionne Brand）的《我們之所渴望》（What We All Long For 2005）所呈現的多倫多，則有活潑熱鬧的都市景觀，以及多元族裔角色彼此對話和渴望所交織的都市空間。

在我今年將出版的另一本論文集《都市流動──蒙特婁、多倫多、台北後現代都會電影》中，都市在我所處理的電影作品中，是個多元又流動的視覺存在。都市像是有個性的主體，與不同族裔、階級的角色產生互動；或像是個承載著不同的流動、溝通與衝撞的空間。本書所處理的華裔、加勒比海裔和南亞裔的議題，也延伸到《都市流動》這本電影研究著述中，並拓展至都市中的其他弱勢族群，如漫遊者（flâneur）、遊民和移工，以及他／她們的流動空間（如「非地方」和「第三空間」）、流動符號和訊息，探討不同類型流動對國家符號和人際關係的影響。讀者若感興趣，可以參考閱讀。

在全球化的趨勢中，離散和流動是必然產生的一體兩面現象。由都市流動的角度觀之，離散未必失所，混雜也非不能安身。了解離散的現實面，可促使我們正視不平等的流動、審慎處理不穩定的溝通與接受不可知的他者。總而言之，離散和都市流動的現象在在提醒我們：家是不斷改變、建構與解構的溝通過程，既沒有固定的定義，也不可能產生一成不變的結果。鄉愁呢？在眾聲諠譁、多方流動的環境中，鄉愁只能是缺無（lack）的想像，但只要溝通存在，「家」就會持續地被建立與延伸。

推薦序　尋找家的意義／李有成
自序　離散與流動、家與溝通
導論　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的認同協商與離散空間

第一部　失所混雜溫哥華
第一章　流離的主體，失所的語言：小川樂的《阿巴桑》與《終有一日》
第二章　敘述空間化與創傷消解：坂本凱莉的《電場》
第三章　家庭隱私與認同策略：〈李琳達醫生〉、《殘月樓》、《妾的兒女》與《雙喜》
第四章　反異國風之混雜策略：黎熹年的《鹹魚女》

第二部　離散多倫多
第五章　城市－國家－愛人：翁達吉的《以獅為皮》和《英倫情人》的疆界空間
第六章　多重孤獨，多重空間：加勒比海－加拿大作家的多倫多空間想像
第七章　多倫多的離散與對話：布蘭德的《我們之所渴望》
非結語　離散與家

各章論文原始出處
引用書目
索引

導論　離散為家：當代加拿大後殖民小說的認同協商與離散空間（摘錄）

「這裡是哪裡？」──傅萊（Northrop Frye）
「這裡是什麼，哪裡？為什麼這裡？」──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加拿大後殖民嗎？」──摩斯（Laura Moss）

一、加拿大文學的三度後殖民轉向

加拿大學者和作家對自己國家主體的質疑其來有自。在殖民歷史中，加拿大居於「侵略─墾殖」的雙重歷史位置，既是殖民者也是被殖民者。隨著時代變遷，它的主體總是分裂──不論是在15世紀末至18世紀之間英法殖民者競逐原住民的土地並強取其資源，18世紀末起主要受英國統治，20世紀以來長期處於美國老大哥的陰影之下，或是自1960年代起逐漸開放移民政策，接納大量有色人種移民。因此，「什麼是加拿大？」這個問題經常浮現。1971年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對全國聽眾推出一個競賽，要大家填寫「像∼一樣加拿大」（As Canadian as），然後就填寫的答案進行票選。如果是美國，答案可能很簡單，譬如「像蘋果派一樣美國」（As American as apple pie）。沒想到這次競賽獲得最多觀眾認同的答案，竟然是完全不具體的「視情況決定，儘可能加拿大」（As Canadian as possi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不僅加拿大民眾在1970年代對於「什麼是加拿大」沒有明確答案，學術界在千禧年對於這個根本的問題也仍無定論。例如，加拿大是否為後殖民國家？2003年學者摩斯（Laura Moss）在提出了許多加拿大後殖民研究的議題和方法學後，她最後的答案仍是：「是，不是，可能。或還要看情況。」即使到了2012年，達璃阿絲．布黛（Eva Darias-Beautell）依舊指出，加拿大文學和評論就像是佩涅羅珀（Penelope）一樣，不斷同時在拆解與建構加拿大傳統。所以，「什麼是加拿大？」

加拿大「後殖民」的定義也很分歧，既是其國家建立過程中的「侵略─墾殖」主體，被譬喻為莎士比亞劇作《暴風雨》（The Tempest）中，介於普洛斯彼羅（Prospero）和卡利班（Caliban）之間的米蘭達（Miranda），也透過「後」國家論點和全球化想像自我解構。其實，我們可以把加拿大的「後殖民」視為一種因反各種殖民霸權（包括自身）而不斷建構與質疑自我的觀點。這種自我建／解構觀點在加拿大後殖民論述中常以提問出發，引發熱烈討論；本導論開頭的三段引文即是例子。本書研究加拿大弱勢離散族群作家，核心的問題則是：「何處是家？」為了解加拿大弱勢離散族群作家如何處理此問題，我選擇日裔小說家小川樂（Joy Kogawa）與坂本凱莉（Kerri Sakamoto）、華裔小說家李群英（SKY Lee）與黎熹年（Larissa Lai）等出版以溫哥華（和多倫多）為背景的作品，以及南亞裔作家翁達吉（Michael Ondaatje）與加勒比海裔作家布蘭德（Dionne Brand）等作家所著的多倫多小說。將這些移民或離散族群作家的作品視為後殖民文學的前提，在於把資本主義視為推動19與20世紀殖民與移民的主要動因。資本擴充不但同時促成殖民與移民，而且助長兩股殖民力量：與文化、國家威權共謀的外部殖民和向內壓迫原住民與弱勢族裔的內部殖民。因此，在不斷自我質疑的英語加拿大後殖民論述脈絡之中，本書所選取的有色弱勢族裔作家的小說展現其對於認同議題與離散空間不同的認知與建構方式。這些自我定位與家的想像提供了討論與協商的空間，逐漸使認同成為一種協商過程，視離散空間為對話、交流與成家的空間。

在加拿大後殖民論述發展中，有三個自我定位的重要轉折。第一個轉折點是愛特伍（Margaret Atwood）1972年出版的《存活：加拿大文學之主題導論》（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存活》這部作品具有多重歷史重要性：它一方面回應了當時加拿大對於國家主體定義的企求，一方面也開啟了加拿大文學的自我建構與反思。愛特伍以主題建構國家文學主體並非獨一無二。除了受休．麥克倫南（Hugh MacLenan）和丹尼斯李（Dennis Lee）同時期作品影響之外，愛特伍師承傅萊（Northrop Frye）所分析的加拿大堡壘心態（garrison mentality），討論如受害者、荒野等加拿大國家文學的主題，以建構有別於英、美的加拿大國家文學主體。在第一章，她呼應傅萊的問題「這裡是哪裡？」（Where is Here?）開宗明義地問道：「這裡是什麼，哪裡？為什麼這裡？」（What, Where, Why is Here?）然後討論了四十年內出版的文學作品（外加兩部電影）中的存活主題，指出許多作品中角色自己選擇「必得失敗，只能存活」的結局。

《存活》原本只是為了從未學過加拿大文學卻被要求授課的老師所寫的「簡易指南」（Goetsch 171），但是此書出版於激勵加拿大人國家自信的1967年蒙特婁世界博覽會之後，滿足了加拿大人對國家文學的需求。於是，它一夕成名，一年內賣了三萬本，為預估售量的十倍。愛特伍自諷地說自己也是「速成神聖怪獸」（Survival “an instant sacred monster” xv），而「加文（Canlit）〔也〕成了大夥兒的事」（xvi）。有趣的是，所謂「大夥兒的事」其實意味著相繼而起的評論，由馬克思主義、魁北克、後殖民、原住民等觀點對以愛特伍為首的文學國家主義不斷地批評與反省。愛特伍所描述的「加拿大受害者和存活」也因此展開為一個不斷修正的論述場域。

英語加拿大文學的第一個後殖民轉向企圖定義加拿大國族，以和因歷史和語言而密不可分的英美帝國霸權有所區別。第二個後殖民論述轉折則回應加拿大政府逐漸開放的種族政策，以及於1988年通過全面體制化的《多元文化法案》Multiculturalism Act）。1980年代晚期，加拿大族裔認同運動蓬勃展開，在文學出版上也企圖去除「加拿大」的白人中心，積極拓展文學典律的定義，納入有色弱勢族裔文學。這種趨勢可以由倪友（W. H. New）所著的《加拿大文學史》（A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第一版與第二版以及其主導出版的相關作品看出。1989年出版的《加拿大文學史》試圖擴充加拿大文學典律，開始討論原住民文學以及少數族裔作家，但對加勒比海裔的克拉克（Austin Clarke）與布松達（Neil Bissoondath）均僅以一句帶過（241）。第二版於2003年出書，則加入1989年之後出版的移民文學的討論章節。同時，倪友主編的《加拿大的文學歷史》第四冊（A Literary History of Canada Vol. IV 1990）也開始接納多元的文學史建構；他擔任編輯的《加拿大文學》期刊（Canadian Literature）則於1990年開始出版有
色族裔與原住民作家的專刊（參考Howells, “Rewriting Tradition” 26）。此外，比較1986版的《牛津加拿大短篇小說選》（The Oxford Book of Canadian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和1995年出版的《新牛津加拿大短篇小說選》（The New Oxford Book of Canadian Short Stories in English），也可以看到加拿大文學界日益重視有色族裔與原住民文學。1986年版本僅收錄克拉克和印裔芭拉蒂．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的作品，而1995年版則收錄了更多弱勢族裔作家的作品，例如：金恩（Thomas King）、密斯特瑞（Rohinton Mistry）、布松達和布蘭德等。

文學典律的建立總遭致批判，同樣，族裔主體的建構和我／他定義也必然充滿爭議。堅持主體的獨特性可能造成排他的批評，但如果採取較寬廣的範疇，如「後殖民」，則可能縮減有色族裔的論述和體制空間。以1994年加拿大作家協會在溫哥華舉辦的「透過種族寫作」（Writing Thru Race）會議為例，以有色族裔和原住民作家為主，拒絕白人參加，因此引起了極大的反彈。另一方面，2013年葛爾尼希（Donald Goellnicht）在台灣演講時，指出亞加文學長久以來呼之欲出卻延遲誕生，而且其學術體制的建構一直懸而未決，原因之一即在於過去它往往被歸納為「大英國協文學」，現在則被視為「後殖民文學」，失去其個別分殊性（“Outside the U.S. Frame” 90）。

以上描述的爭議，不論重點是國家主體、族裔認同或體制建立，關鍵都在於認同的定義。定義「認同」也就是回答「我是誰」，或是決定「我」屬於哪個社群。不同移民個體可能心向祖國、歸屬客國，或超越國家疆界的族裔社群，也可能因時、因地修改其歸屬。但認同也有其政治性。在當今跨國企業與組織擅場的時代，國家政府和族裔團體往往需要透過文化傳承、典禮儀式、論述執法或區域規劃治理等伸張主體，以確保其主體認同和疆界秩序。認同一旦牽涉到政治，就必得有明確甚至單一的詮釋，但國家與個人的認同其實很多元而且不斷在發展，並不需要堅持單一、不變的定義和界線。套用霍爾的話，「認同是個過程，在其中有接連、有縫合、有多重決定因素，而不被劃一統整」（“Who Needs Identity?” 3）。1990年代迄今，認同政治的討論雖然仍重要，但重點已經不再是堅持「我」的本質或我／他的不可跨越的界線，而是在差異中不斷協商接連，了解差異並尋求溝通。黎熹年對亞加認同政治有相當精闢的見解。她認為亞加文學這個概念的活力來自於其所產生的「結盟與斷裂」（Lai, Slanting I, Imagining We 1）。身處加拿大文學體制之外，我則認為任何認同政治的斷裂都是提供反省和開放他者論述的空間。對曾受美國教育、而後在台灣教學的我而言，將研究領域定義為加拿大「後殖民」文學正是為了在其結盟與斷裂處找到可以介入協商，向外接連以及反身自省的論述路線（Liu 109-10）。

加拿大後殖民論述的第三個轉折，主要是朝向跨學科與想像全球發展—開放出種種跨國對談與接連台灣的可能性。2000年以降，加拿大文學評論界出版了若干研究全球化相關議題的專書和選集。其中最為顯著的應屬2009年以來，威爾弗里德．勞雷爾大學（Wilfred Laurier University）出版社出版的「跨加拿大」系列（TransCanada Series）和布萊登（Diana Brydon）2012年主編的專書《加拿大與全球想像之對話》（Crosstalk: Canadian and Global Imaginaries in Dialogue）。
「跨加拿大」和「全球想像」論述延伸加拿大文學的後殖民論述，也同時開啟21世紀的跨國論述空間。由「跨加拿大」系列的編輯宗旨可看出其後殖民脈絡，編者指出引導加拿大文學學科跨越疆界的主因是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離散論述。同時，我也由這一系列研究中找到許多契合與接連點，例如：重視背景不一的文本之間所產生的對話、多音與流通（《加拿大與全球想像之對話》）；討論「都會全球在地性」（“urban glocality” Literature and the Glocal City），以及探討加拿大小說（如《鹹魚女》和《我們之所渴望》）所展現的跨國議題。

國家、有色他者和全球離散既是英語加拿大文學的三個後殖民轉折所展現的三個議題，也是三種觀點。國家和有色他者帶來認同協商，全球離散則開放出交錯多音的對話空間。以下我將解釋本書各章如何與加拿大後殖民論述接連，並回應其議題和觀點。

二、加拿大後殖民文學中的有色「他者」

本書企圖勾勒兩個世代加拿大英語有色族裔後殖民文學對認同與家的建構，以回應加拿大後殖民文學中的三大議題：國家、他者和全球離散。第一個時期作品出版於1970年晚期起到1995年左右。此一時期涵蓋前述的兩個後殖民論述的轉折，討論的作品主要回應或質疑加拿大文學主流的國家建構，或企圖建立後殖民主體與家。第二個時期則是1996年左右至21世紀出版的作品，將後殖民離散主體置身於全球化的現象中。在研究作品的選擇方面，本書以華加、日加、南亞與加勒比海等有色族裔作家的「兩代」作品為主。所謂兩代的區分，對日裔與華裔加拿大作家而言大致和小說作者的出身背景相關。也就是，第一代作家深受移民父母之影響，往往透過長輩口述歷史或自己親身經驗中了解早期移民的艱辛；第二代作家和移民歷史相隔較遠，但也因此有較大的想像重構空間。於是，兩代日裔作家均呈現二次大戰日加拘留營，卻寫出十分不同的創傷敘述。兩代華裔作家則均處理家庭隱私、分裂或背叛相關的認同議題，第二代作品（《鹹魚女》）則將其脈絡由華裔移民史拓展到神話中國以及未來的溫哥華。但是，翁達吉和加勒比海地區作家則不符合此定義。翁達吉本身經歷數度移民，他的兩部多倫多小說分別處理兩種離散：不同族裔背景的早期移民勞工，以及因戰爭而必須重新自我定位的國際私生子。第一時期的加勒比海裔作家作品，往往呈現移民離鄉背景後在都市中所感受的孤獨。其中布蘭德雖屬第一代移民作家，但她的近期作品刻劃了非限於單一族裔的第二代移民和較寬廣的離散視野。

換言之，本書研究兩個時期的有色弱勢族裔的英語後殖民小說作品，一方面呈現離散族群所經歷的離散創傷、孤獨與隨之而起之認同與家的問題，一方面也與上述加拿大英語後殖民文學發展中因國家文學主義、多元文化政策和全球化三大轉折，所引發的我／他、多元文化／異國情調與文學獎等爭議息息相關。整體而言，這些作品的角色或遠離都市，或由都市邊緣進入都市，但在流離失所中總不斷建立家，文本也透過這些故事回應加拿大的後殖民議題，並逐漸將離散建構為論述場域的對話空間。

（一）國家主體建構：誰是受害者

「我們存活了嗎？如果是，存活之後呢？」愛特伍在《存活》的結論問道（246; qtd. in Howells “Rewriting Tradition” 24）。大哉問，但評論者也可以反問：「我們」是誰？是面對惡劣環境的白人、被驅離家園的原住民，還是在不同時期遭受排擠迫害的移民？如豪厄爾斯（Coral Ann Howells）指出，《存活》其實流露了1970年代對有色族裔文學存在的知覺和焦慮，而它主題式的劃一分析也引此反動，開啟了之後反主題、採多種理論角度分析的加拿大文學批評（24-25）。我在第一章「流離的主體，失所的語言」中，以《存活》為標竿，採用加拿大文學國家主義的詞彙討論日裔作家小川樂的兩篇小說《阿巴桑》（Obasan 1981）和《終有一日》（Itsuka 1992）。在這兩本作品中，權力中心顯而易見，而居於邊陲的弱勢族裔的自我建構既可強化也可解構它。《阿巴桑》敘述日裔角色在二次大戰時遭受加拿大國家主義的排擠，因而流離失所。但在邊緣的日裔兒童對中心的想像（如母雞）反而顯示其脆弱不堪。反之，《終有一日》參與政治行動的主角卻依賴中心（感情與政治活動上）的肯定，反映出1990年代初期仰賴強而有力的中心與
霸權仍是「安居」的選擇之一。

（二）創傷的收編與消解：「他者」存活之後

《阿巴桑》不但有助於後來日裔加人爭取政府賠償運動，而且也是亞裔加拿大作品中第一部被納入典律的文學。但套用愛特伍的話，「存活之後呢？」《阿巴桑》雖成功，卻也引起一些問題和非議。除了它可能被同化為美國作品外，根據柏逸嘉（Guy Beauregard）指出，論者傾向將它所呈現的拘留營歷史收編為加拿大歷史中偏離正軌的一頁，而今歷史翻頁，歷史終歸過去；或責怪小說將日裔加拿大角色的差異簡化為世代差異。柏逸嘉主張，分析《阿巴桑》必須同時檢視其論述位置，也就是文本如何建構當今以及過去的種族化主體（“After Obasan” 18）。

第二章「敘述空間化與創傷消解」則運用第二代日裔作家坂本凱莉的《電場》（The Electrical Field 1998）來回應《阿巴桑》的歷史效應。《阿巴桑》中角色與過去和解，《終有一日》的角色則參與爭取賠償的政治運動並獲得成功，好似為歷史劃下句點。在此之後，《電場》卻呈現日裔拘留營的創傷與失落無以挽回，而且其影響不限於拘留營受害者，還包括他／她們的妻小。本書表面上讓主角局限在都市邊緣的電場重演和消解創傷，但在此過程中，文本將這個小圈圈的故事放入更寬廣的社會脈絡中，建構出一個角色彼此關懷和互相肯定的網絡。此外，當文本不斷呈現如殘疾、汙點、嘔吐、排泄物等許多被賤斥的意象時，如何面對「他者」則成為重要的論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