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靜靜走入長夜：大藝術家如何面對死亡，在死亡之中度過日常

一本 倒敘的傳記
從死亡開始書寫人物的一生

這本書以出乎意料的寫作方式，探問死亡此一無人能倖免的人生結局，從死亡開始書寫人物的一生。

作者凱蒂．洛菲爬梳了大量文獻，訪談這五位創作者的家人、朋友和看護，呈現這幾位作家、思想家、藝術家如何面對迫近的死亡。
這五位創作者是：蘇珊．桑塔格(作家)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心理學家)
約翰．厄普代克(小說家)
狄倫．湯瑪斯 (詩人)
莫里斯．桑達克 (插畫家)

首先來到蘇珊．桑塔格的病房。這位享有聲望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她第三次檢查出癌症的時候，終於發現她素來以理性自許的態度受到了重大考驗。
接著，心理學家佛洛依德，從納粹控管之下的維也納出逃到了倫敦，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煙斗，儘管他明知抽菸會使已罹癌的他更快死亡。
然後作者帶我們來到療養院病房。七十六歲的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聽到醫生說出最壞的診斷結果。然後他還是提起筆，開始寫詩。
我們看到英國詩人狄倫．湯瑪斯在寄宿飯店裡摔倒，在此後出現了自殺傾向。
我們最後看見，插畫作家莫里斯．桑達克畫給孩子的故事書裡面，隱藏著他對於死亡課題的迷戀和恐懼。

透過這位作者的強大感知力和事實細節的呈現，我們看到這些創作天才在人生落幕之際的勇氣、病痛的磨難、深刻的洞察，也看到自我欺瞞和自我安慰。讀了這幾位創作者面對死亡的經歷，對於他們作為一個「人」的特質有了完整而立體的認識，並且加深對於他們的思想或作品的理解。

此書以不帶感傷的書寫方式，帶領讀者走入這幾位藝術創作者的心靈，從他們的最後時光開始描述，回溯他們人生裡的重要時刻、他們與至親所愛的情感糾結，並且對照他們的思想和藝術創作裡的內涵如何與死亡相關。從中我們看見每一位藝術家對死亡的認知、恐懼或執迷如何在日常之中舒展開來，滲入生活細節，佔領他們的心思，爬滿他們的書寫字句，藏入他們的思想與圖畫裡。這些獨特的心靈，各以獨特的方式同時展現出對死亡的理性與執迷，以及他們對抗死亡此一人類終極命運的脆弱與頑強。

凱蒂‧洛菲(Katie Roiphe, 1968- )

作家，文化評論家。普林斯頓大學文學博士。現在紐約大學主持文化報導與評論研究室。
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紐約客、巴黎評論、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以及各大雜誌。紐約時報稱她的寫作為「簡潔有力、飽滿的文學性，並且具有扭轉觀點的力道」。

著有《事後：性、恐懼與女性主義》( 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不尋常的安排；七場婚姻》(Seven Marriages)、《讚美混亂》(In Praise of Messy Lives)、小說《她還沒有消散》(Still She Haunts Me).

譯者簡介
吳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畢業。
專長領域為心理學、社會科學。喜愛語文與藝術，求知若渴。現為兼職譯者。

「在這本優雅而美麗的輓歌文集裡，凱蒂‧洛菲直視死亡的面目，描述人如何腐朽，近親好友如何一點一滴失去他們，以及他們如何失去自己。這書讓我們看見，寫作成為一項與永生協商的工具。這部作品勇敢、慷慨而親密，充滿情感，因此即使這本書的主題是人必一死的寂寞，這寂寞之中也有安慰。」——安德魯‧索羅門（Andrew Solomon），《背離親緣》作者

「這本書是一場文學性的擁抱。它既是一次報導寫作的壯舉，也是一項全新的發明。——More

「這是凱蒂‧洛菲迄今最棒的作品。她知道，我們對死亡感興趣的並不只是那個結局，不是誰死了之後怎麼了；我們感興趣的是，在這走向死亡的過程裡，我們彼此之間如何相處，親情與友情如何發揮作用，簡單說，也就是我們在死亡之中如何過日子。」——《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

「一本美麗的書……內容濃烈，研究的深度，對於關鍵時刻的敏銳感性，令人讀到忘我。」——《紐約時報》書評

「有正常人想要誤入這個會把人驅趕出去的神聖空間嗎？有。我們都想進入。洛菲這本書以優雅姿態把我們帶進那塊神聖之地。」——《紐約時報》

「跳脫傳統，引人入勝，既有學術的深度，飽含文學，又飽滿多汁。」——《洛杉磯時報》

「一場溫柔卻深刻的對人生暮年所做的觀看。……作者洛菲融合冷凜的直視與博學的徵引，展現了她的書寫特色。」——《華爾街日報》

「令人沉醉的敘事……凱蒂‧洛菲(對這些人物)的描寫指出一項道理：人人以自己的方式面對死亡。」——《出版人週刊》

「深刻，詩意，同時帶來安慰。」——《時人雜誌》

「本書對生死的沉思提出了挑釁的質問。」——《明尼亞波利論壇報》

前言

我忘了該怎麼呼吸。我正被拉進水深之處。計程車司機把我抱進急診室，因為我在計程車裡昏了過去，而我母親抱不動一個十二歲的孩子。

在《死亡的臉》（How We Die） 一書中，許爾文‧努蘭（Sherwin Nuland）如此描述肺炎帶來的生理效應：「名為肺泡（alveoli）的微小氣囊，因發炎而腫脹並遭破壞，導致正常的氣體交換受到阻礙，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增加，血氧濃度持續下降，直到無法維持關鍵功能的運作。當血液中的氧氣含量跌破標準值，腦部則會出現腦細胞死亡的現象。」

有人幫我戴上氧氣面罩。我嚐到氧氣的美妙滋味，有如品嚐天空。

我發燒到華氏一百零七度 。先前在家時，我母親讓我泡在放了冰塊的浴缸裡。進了加護病房，輸液針管像蛇一樣纏繞我的手，有好護士，也有壞護士。一位實習護士扎針在我的動脈上來測量血氧含量。隔壁病床上，一個嬰兒的心跳停止。

這就是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刻。

前言
第一章 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第二章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第三章 約翰‧厄普戴克 John Updike
第四章 狄倫‧湯瑪斯 Dylan Thomas
第五章 莫里斯‧桑達克 Maurice Sendak
尾聲

第一章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二00四年十二月

如果世界上真有誰可以決定不要死，那個人必定是蘇珊‧桑塔格；她的意志那麼強悍、那麼堅韌，那麼不願意接受普通的命運或結局──而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掙脫普通的命運或結局。一般人認為每個人應該做什麼、應該經歷些什麼的這種觀念，並不能擺布她或太過影響她，因為她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能有所超越。不過，就在聖誕節前，她躺在紐約曼哈頓上東區斯隆─凱特琳紀念癌症中心（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床上，在圍繞著她的人眼裡，她非常像是即將死去的樣子。

有一天晚上，在醫院病房裡，她和朋友莎朗‧德拉諾（Sharon DeLano）徹夜聆聽貝多芬晚期的弦樂四重奏。桑塔格由於藥物作用而昏沉。她的心情不錯，可以到跟莎朗講她最愛的一個笑話：「將軍把他的軍隊安置在哪裡？」莎朗回答：「我不知道。」「在他的袖子 裡。」桑塔格微笑著說。

隔天，她正經多了。莎朗抵達時，蘇珊正在讀德國導演法斯賓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年輕時的作品，她們一起看了兩部電影。莎朗必須常常按暫停，因為蘇珊在電影播放過程中一直講話，不斷對電影評論和下註解。

蘇珊認識莎朗‧德拉諾很久了。她們在七0年代中期相識，那時莎朗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擔任編輯。蘇珊在第一次罹患癌症並康復以後，每當她不想獨處時，就打電話給莎朗，而莎朗就會來到她位於河濱大道上的公寓陪伴她。

莎朗曾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藍燈書屋出版公司（Random House）和《紐約客》（The New Yorker）等雜誌和出版社擔任編輯，負責編輯蘇珊的作品。表面上莎朗看起來強悍，但對朋友來說，她溫暖又幽默，而且忠誠無比。

管家淑姬‧金漢（Sookhee Chinkhan）為蘇珊放洗澡水時，看到她背上的瘀青。於是，她第三度罹癌的事實浮現了。淑姬已在她身邊待了超過十年，每週為蘇珊工作五天，幫忙打掃煮飯；她們之間總是喋喋不休說著旁人摸不著頭緒的話。

二00四年三月，桑塔格被診斷出罹患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myelodysplastic syndrome），這種病變會導致一種存活率極低的血癌。桑塔格的兒子大衛‧里夫（David Rieff）這時年紀五十出頭，從事報導與撰稿的工作，在她的初步檢查之後陪著去醫院複診。

大衛長得高而優雅，相貌英俊，像是羅馬帝國硬幣上的頭像，而他帶有皇室的王子莫名其妙變成民主體制國家的王子的那種神情。

醫師宣告了最糟的可能性：病情完全沒有治療或緩解的機會。他建議桑塔格什麼都別做，接受事實，並好好把握剩下半年左右的生命。

在蘇珊確診後的幾週，淑姬注意到她有時候會說：「哇，哇。」然後閉上眼。蘇珊告訴她，是因為痛。

最近這次生病無可避免地讓桑塔格回想起一九七五年第一次悲慘的癌症診斷。她四十出頭時，發現得到第四期乳癌。最先去諮詢的幾位醫生都不認為她的病情有任何希望，但她尋求積極的治療而後存活了下來。從那時開始，超越普通疾病與平凡結局，就與她這個人是怎樣的人糾纏在一起了──她是個尋求治癒的人，她解決疾病就像解開一道數學題目，一道最高階的邏輯謎題。「我的身上微微閃爍著倖存的光芒。」她在八零年代寫下這樣的句子。死亡的筆觸融入了她的黑暗魅力、她的作家姿態。在一篇關於攝影的散文中，她寫到了「死亡的性吸引力」，她接受了這股性感的吸引力，靠近死亡的危險與刺激，吸入它，再反擊。

她的乳癌發展到絕境又從中康復的經驗，融入她腦中一個長久以來的意念──她是例外的。還有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此事：「自己是例外」這個存在已久的意念，融入了她面對癌症的方式。莎朗‧德拉諾說：「因為她這麼強悍，因為她勇於對抗權威，所以她的直覺是要面對面與癌症抗衡。她立即下定論，認為醫生錯了。當時大家還沒有去尋求第二意見的觀念，但她是如此堅毅，她去找其他醫生來提供意見並存活下來。我覺得這證明了她是個怎樣的人，以及她如何思考。她不依循常規，她為自己思考，因而活了下來。而這有一點強化了她所代表的一切，以及她屬於哪一種思想家。意思是說，當她再次生病，她會認為她可以再做同樣的事。」確實，當她一九九八年又診斷出子宮癌，她熱四處尋求積極而艱難的治療，進行化療與手術，然後，活了下來。

在她的筆記中，你可以看到她總是將自己當作一則神話，看到她為此付出的努力，看到她不斷擷取人生中的原始素材來塑造「自己是例外」的想法。當然，每個人都這麼做，但桑塔格比其他人更用力，做法也更激烈、結果更成功一百萬倍。她的神話是全方位的，是深具魅惑力的。她一個朋友描述她具有「明星的特質」，這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想受到關注的欲望，以及她有自覺地塑造自己的神話。她在日記裡自責：「不要這麼常微笑。」「軟弱是種傳染病。強壯的人能適當地避免軟弱。」而最驚人的是她企圖成為某種存在的意志力，她持續提升自己，反覆琢磨，就像在編修一篇文章。她二十四歲時寫下：「在這本日記裡，我不但比在面對任何人時都更開放地表達自己；我是在創造自己。」
她總是有強大的想要讓自己轉變的意圖。她十六歲進入柏克萊大學就讀，一個學期之後，她轉學到學術要求更加嚴格的芝加哥大學。在那裡，她認識了一位大她許多歲的教授，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十天之後，她決定和他結婚。桑塔格後來在哈佛大學取得哲學碩士，然後離開里夫和他們的小孩──四歲的大衛，前往英國牛津和法國索邦大學讀書，因為當時她感覺需要這麼做。

桑塔格自少女時期便開始建構自我的神話，展現出她對於平凡的輕蔑並對其保持距離。她曾經嘲笑好友史蒂芬‧柯霍（Stephen Koch）有存款帳戶和醫療保險，因為那是普通中產階級大眾才有的東西。知識份子和藝術家沒有存款帳戶和醫療保險。

她剛從乳癌康復後不久接受了一次採訪，從中可看出她似乎陶醉在這場曾經臨近死亡的經驗。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次《紐約時報》的專訪中暈陶陶地說：「接近死亡為我的生命添加了很高的強度，而那是令人愉悅的……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的感覺很奇妙，這使得為人生各種事情排出優先順序並依序加以完成變得非常真實。現在，那種感覺稍微褪去了一些，事情已經過去兩年多了，我不再感受到同樣的張力。從某方面來說我覺得很遺憾，我希望保留一部分那種危機感……我想，保持和生死之間的聯繫是好的。許多人花費一生來抵抗『生命就是一齣通俗劇』的觀點。我覺得不要去淡化這些衝突是好的……經由主動且有意識地面對這些衝突，你會獲得很強的能量。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讓我盡可能專注的方法。」

她在接受乳癌治療時並沒有停止工作或思考，也沒有掙扎於是否要工作和思考。化療期間，她為日後將會出版的著述《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做筆記。在這部優雅而富影響力的作品中，她反駁各種圍繞著疾病的幻想。她論述，病人需要的不是充滿詩意而感性的意念，而是清晰、理性的思維和醫療資訊，好為治療所需的努力作準備。在病房裡，她在日記裡寫下：「我開始害怕自己的想像。」而她這種恐懼，正是她在《疾病的隱喻》中高明地探討並加以否定的。她寫道，這種想像、這種我們賦予疾病的浪漫色彩，是暴力而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