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十五講

從清末民初舊文學，到中共延安新文學路線，
數十年精彩變化一氣呵成。

「孫郁的研究，從魯迅、胡適等人出發，觀察舊時代的文人氣象，審度當下的寫作風向。他儒雅溫潤的文辭，體察靈魂的苦痛，傳遞生命的悲喜，經他講述的思想和人生，沉重、真實，倍感親切……」
── 第十二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授獎詞

本書為孫郁在大學教授現代文學課的講稿整理而成。話題的時間跨度為清末民初至1949年，內容涵蓋了清末民初文學生態、新文學運動、舊派小說、舊詩詞、魯迅、新詩、老舍、曹禺、沈從文、學人筆記、戲曲、左派小說、蕭紅、張愛玲、草根及政治與文學等十五個專門主題。其中有民國文學個別領域的論述，也有對作家的專門研究。作者獨到的個人趣味、視角，與精專的議論和發現，讓本書兼具閱讀趣味與學術價值。

我在大學教書已近十年，講的最多的是文學史。這本書是多年的一點心得，枝枝葉葉中，卻沒有甚麼系統。在文學院教書，自然要對文學史有一個表述框架，但突破流行的模式，並不容易。我只是以自己的趣味，做了一點嘗試。講稿本來要好好打磨一下，一些參考資料、註釋等工作還沒有來及做，便被病魔困住了。

兩個月來，躺在病床上，心裡惦記著舊事，籌劃著還能做一點甚麼。但彷彿夢者多多，餘力寥寥，難免帶有堂．吉訶德的傻相。而細想一下，如果沒有這傻相，自己會更為空虛。所以，有時候也深深感謝那幻影的到來，而自己多年的工作，也恰在這種幻影裡。遠去的文學是隱蔽在幽暗裡的微光，一旦召回，我們便被沐浴在神奇的色澤裡。文學史不都是知識的羅列，還有精神的對話。教師的任務之一，是與學生一起體驗過往的精神，發現我們生命裡缺失的存在。文明的延續，離不開對有詩意的靈魂的凝視。較之於前人的書寫，我們現在喪失的精神元素，真的太多了。

本書的出版，是尚紅科兄催促的結果。四年前他派人課堂錄音，便有了大致的輪廓。後稍加修改，略見規模，擲筆望之，終覺粗淺。書中涉及的人與事頗多，有的是並不熟悉的門類的遺存，比如舊體詩詞、梨園筆意等部分，都是外行的觀感，妄議也是有的。將這本不成熟的講稿拿出來，也確實是倉促、草率，然而現在也不能多去顧及了。

末了，要感謝文學院這個溫暖的集體，在以往的日子裡，朋友們的鼓勵，給了我工作的勇氣。這一本書，獻給你們。

孫郁

清末民初的文學生態

晚清的文學生態今人已不太易理解。主要是今天的話語方式比過去簡單，反而把複雜的存在簡單化了。我們看後來白話文學的出現，包括政黨政治文化和各個文化生態的出現，跟晚清的文化格局的流變有很大的關係。這個過程流失了許多存在，也增加了新的東西。曾經有學者形容它是中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覺得是對的。我們從文章學、從文學的角度進入那段歷史，審視那一代中國文人的生活狀況，發現那時候人們的漢語表達，能夠確實折射中國在悄悄地變化，這給後來的人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首先是文章觀念發生了變化。大家知道，西學東漸後，新觀念進入中國，文人的文章風格就開始發生變化了。在中國社會，八股取士限制了人們的自由表達。千百年來，中國的讀書人寫文章都是一個套路，就是要頌聖，或引經據典，自己的內心隱秘被藏起來。人的心需要自由，可是卻被甚麼力量抑制住了。只是在一些旁門左道的文章裡，在一些私密的辭章裡有心性的自由在。值得一提的是，民間流傳的一些小說裡有有趣的東西，是鮮活和生動的存在。這和士大夫的文章形成一種差別。

到了晚清，桐城派的古文，在整個學界，在文壇，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桐城派的古文很有特點，今天看來，這學派學者們的文章都很講究，延續著古風。他們的文章注重義理、辭章和考據，所有的文章裡要有學理、辭章，要有分寸，還要帶上考據之趣。如果這三個元素佔據了，文章應當是好文章。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提到桐城派的姚鼐時說：「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這個流派的文章，掌握了文學的一種規律，應當說很不簡單。古文的表達在這裡有了理論的自覺。

可是在一些有想法人的思想裡面，文章是有多種可能的。作文應當是自己心靈發出的一種聲音，它不是為了外在功名，不是為了虛榮來寫作的。當西方傳教士把西洋的文明帶來以後，中國的一些文人突然發現，西洋人在表達自己生命感覺的時候，常常能夠抓住自己生命的鮮活的覺態，比如《浮士德》《復活》。可是前人留下的文章，常常是比較溫吞的、節制的、含蓄的，那種放蕩的韻致卻被遮掩了。

清代後期，文壇與官場被偽飾的文字所包圍，能夠抵抗這種世風者不是很多。大家知道龔自珍這個人是很有學問的，他的詩和文章都很好，也在北京做過小官。他是在整個文學史裡比較獨特的一個人。通常詩詞寫得好的人字寫得也好，龔自珍字卻不好，文章卻很不凡。他到北京當官後，漸漸厭惡起官場。在回到南方的時候，曾經寫過一首詩，這首詩寫道：「詩格摹唐字有棱，梅花官閣夜鎪冰，一門鼎盛親風雅，不似蒼茫杜少陵。」他說當時滿朝文武都在附庸風雅，但是與杜甫比遠甚。有人間情懷，有個人理想的人的文字是好的，很多附庸風雅的人沒有這樣的情懷，表達出現問題。龔自珍的憂患，是文學危機的一種反映。這種反映，在後來的黃遵憲、陳三立的詩文裡都有一些，不過無奈的是，他們的作品還不足以抗拒這股潮流。

晚清人寫文章，尤其是寫詩，是老八股，那狀態永遠超不出唐宋。比如同治和光緒兩帝的老師翁同龢，算是大學問家，但他的作品實在沒有多少新意。有一年我去他的老家，買了一冊他的詩文集，閱讀前特別期待，帝師的文章怎麼樣？看完以後就很失望，那些詩實在無味，文章沒有甚麼毛病，可它是非常規矩的，缺乏奇思。比如他有一首詩，叫《壽陽道中》：「一雨動秋潦，客程亦許遲。野花開五色，天氣備三時。走卒慣乘險，征夫常苦飢。太行天下脊，未敢輒題詩。」態度很隨順，人的厚道一看即知。他的詩歌裡感覺到古人套路的連續，自我內心獨特的感受與前人的一些詩歌是重疊的。他是在一種模式裡來寫作，所以這類詩文在晚清，已經被一些有世界眼光的人所厭惡了。

最早擺脫這個套路的，是那些有出國經歷的文人。1840年後，讀書人改良的觀念開始出現了。文章的理念也隨之不同於過去。我們發現魏源在《海國圖志》裡所表達的對於世界的理解，黃遵憲《日本國志》的思維方式，王韜的《淞隱漫錄》《淞濱瑣話》的意象，以及所運用的辭章已經跟前人不太一樣了。像郭嵩燾、薛福成、梁啟超、章太炎、章士釗、陳獨秀這些人的文章，已經偏離了明清文人的傳統，有了個性的張力。

黃遵憲是清代末期不能不提的大詩人。梁啟超、胡適、周作人都對他的成就頗為肯定。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創辦《時務報》，將梁啟超、汪康年召集於麾下，提倡維新。他與陳寶箴、譚嗣同都有很深的交往，思想是極為活躍的。年輕的時候對詩歌創作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我手寫吾口」，要創意新路。他在《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裡表現的境界，與前人不同。王韜在《〈日本雜事詩〉序》中則說：「殊方異俗，咸入風謠。舉凡勝跡之顯湮，人事之變易，物類之美惡，歲時之送迎，亦並纖悉靡遺焉，洵足為鉅觀矣。」道出其間不俗的氣象。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的序言中說：

僕嘗以為，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群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註，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煉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為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

這個思路，早於五四那代改良家的思路，胡適後來的白話詩理念，實在也是黃氏思想的變異，可見其影響之大。胡適說他的平易、簡樸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響，由域外的經驗而發現了民歌的價值，遂在詩中多見口語，且民俗意味濃厚。高旭在《願無盡廬詩話》中說：「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黃公度詩獨闢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間無第二人。」這個評價，係覺悟的知識人的感慨，希望文章與詩詞泛出新意，是那時候有眼光的人的共識。

梁啟超是在文章學層面最早顛覆桐城派文章觀念的人。他最早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號。1896年，他任上海《時務報》總撰述，文風已變；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大量作品，思維方式都有些出格，和桐城派的文章在章法上已經大不相同了。有人因之譏其為野狐禪。他自己的思路既有韓愈的遺緒，也有報紙新聞的味道，理論與詩情都有，精神的亮度多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浩浩然有江海氣魄。他的語體，把日常的口語和中國古文章那種氣勢給表達出來了，更具有了現代的新意。比如在《過渡時代論》裡面，他就用很有力量的語句來描述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他說：「其現在之勢力圈，矢貫七札，氣吞萬牛，誰能御之？其將來之目的地，黃金世界，荼錦生涯，誰能限之？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復、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過渡時代乎！」他當時用這樣的一種文體來表達對世界的認識。這與桐城派的文人有別了。他在講到桐城派時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以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梁啟超在文體上的這種變化，是中國文人精神狀態的折射，這影響了當時的許多讀書人。夏曉虹在《晚清文學改良運動》一文，談及梁氏的影響力，正反兩方面的聲音都在文壇中出現。儘管爭議很大，但是梁啟超的文風也輻射到科舉考試中。「作慣八股文的讀書人驟然失去依徬，梁啟超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便成為應試考者的枕中之秘」（《燕園學文錄》，110頁）。梁啟超對文學影響最大的，是他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國家新道德、新風尚、新人格、新學藝，都必「新小說」。1902年，《新小說》創刊，他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貫穿了自己的思想，用小說表達自己的政治觀、文化觀，文風與寓意帶有革新的面貌，一時被讀者所喜愛。

梁啟超對文學和歷史的思考，有很大的格局。他從社會政治、宗教、國民性等幾個角度思考問題。語錄多「新」字，文章就有《新史學》《新民說》等，有一絲除舊佈新的意味。而背後的理論根據則是進化論。在《變法通議》中說，「變者，天下公理也」。他後來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說，中國人因接觸西學，便發生精神的變化。一是從器物上感到自己的不足，第二是發現自己的制度存在瑕疵，第三呢，是意識到文化出現了問題。而改變這些，只有改良。這個思路，在那時候很有代表性，他的文章，也明顯帶有過渡時期的痕跡。

那個時候，魯迅剛去日本留學，受流亡海外的民族主義文化影響，對官樣文章不太喜歡。他受到梁啟超的影響，閱讀興趣在悄悄變化。留學生崇尚漢唐氣魄的文體，陽剛之氣的文字頗受歡迎。魯迅曾經說，當時留學生最喜歡的幾句話，叫「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這樣一種狂士之風，在那時候已經興起。當時流亡到海外的一些人都放開了手腳，思想活躍起來。康有為和梁啟超跑到日本辦報、寫文章，染有一絲新風。還有章太炎這類人，文體是周秦漢時期的樣子，一洗明清的舊氣。中國不買他的賬，就到國外去，思想的革命與文章的革命就都來了。

日本是中國新文化的搖籃。1905年的時候，在東京的中國文人創辦了一個雜誌叫《民報》。當時孫中山這些同人們出力頗多，像胡漢民、汪精衛均在其列。1906年，雜誌的社長、主編變成了章太炎。《民報》是比較有意思的一本雜誌，是後來國民黨的一個黨刊，算是一本機關雜誌。這本雜誌當時刊登了很多帶有「排滿興漢」思想的文章。而文章絕沒有晚清以後中國文人的那種氣脈，是非常狂妄的。在章太炎看來，中國最好的文章應該是明代之前。到了明代晚期的時候，中國的文化已經達到相當高的高度。明代知識分子的文字是非常有個性的，可是到了清代，文章出現了變化，人們只是去搞考據，做純粹的版本思考，而不是關心生命哲學，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在《民報》裡面，好多人發表了有趣的文章。這些文章的風格、行文的方法都跟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涉獵面開始廣闊起來，也有一種狂傲之氣。就是前面所說的「大風滅燭」那樣的一種陽剛之力的美。

章太炎在《民報》期間也搞講學活動，當時很多人跟他在東京讀書，學生中有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朱希祖、魯迅（那時候用周樹人這個名字）。我們現在看朱希祖的日記，能夠感受那時候的講課氛圍，很是有趣。章太炎當時在講《說文解字》，言外也有時局、政治。他講課時流露出一種情緒，中國過去的文化是很燦爛的，可是現在不行了。漢代的時候，人的骨骼非常強大，有一種甚麼樣的精神呢？那是一種尚武的精神，可是元代以後，少數民族入中原，此類精神弱化，遂日落西山了。章太炎是民族主義者，有今不如昔的意識。他的研究發現，近代以來中國的男人已經沒有偉岸的骨骼和高大的身軀了，男人都變成小男人。所以文化也隨之萎靡。他說清代文章裡的陰柔之氣遠遠超過了陽剛之氣，有很大的問題。這是一種媚態的文化，或者說我們的文字表達出現了甚麼問題。我們的表達是一種奴性的表達，它成了專制統治下的一個工具，所有讀書人都知道稱頌，都是要在皇權下面書寫對世界、對人生、對自我的看法，個人的那種遊歷於宇宙之內的自由的暢想東西完全被抑制住。這個思路，在《民報》的文章裡都能夠看到。它表現出了一種文風的變化。

章太炎在文章學上是一個復古主義者。他自己喜歡魏晉文章，對清代文學的看法不好，以為梁啟超等人的文章不過一點小的聰明。梁啟超的文章是新式的，然而章太炎卻發現它們不過是明末小品的氾濫，言外不足為道。而他認為，中國的古語很有生命力，現在人們把它忘記了。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演說辭》中有這樣一段話：

像他們希臘、梨俱的詩，不知較我國的屈原、杜工部優劣如何？但由我們看去，自然本種的文辭，方為優美。可惜小學日衰，文辭也不成個樣子，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

章太炎的文章，是自覺走復古的路的，可是那時候能夠讀懂其文章者甚為寥落。他所使用的詞語多是老的、死去的古語，能識其妙意者不多。胡適就以為這樣文章的方向是大有問題的。說他：

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民報》曾刊登過長篇小說《獅子吼》，作者叫陳天華。他是寫過一些政論文的，像《猛回頭》等即是。不僅政論文有特點，小說也很好看。這個小說基本還是從中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孽海花》《鏡花緣》等的邏輯下延伸出來的。可是這個小說利用舊形式，思想卻是新的。陳天華在小說裡邊，已經把中國傳統的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作為一個毒瘤來看待。小說裡邊寫了中國有出息的孩子，從鄉村走出來，走出來不是八股取士，而是留洋。回來以後他們在一個村莊搞試驗，來建造自己的一種樂園，有一種精神夢想在裡邊。《民報》上有這樣的小說，是個大事情，說明審美與精神哲學都有了變化。可是《民報》主要發表的是一種政論文章，這些文章，比小說的影響更大。魯迅就回憶說，看到章太炎與康有為等人論戰的時候，那血氣的文字，令人神往。

章太炎最有影響的書是《訄書》，他的文風古奧，試圖挽救晚清頹敗的文風。在他的文字裡，幾乎看不到明清文人的那種散淡之風，多的是峻急之氣。他欣賞古體詩，對近體詩則多有不屑。文章則推崇六朝之前者。章太炎覺得，文章與學識有關，但學識又會成為詩文之累。這一點，魏晉文人，頗多可取處。他在《論式》中說：「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回到六朝尋找資源，可以說是一種文章學的新夢。他對於問題有所警覺，卻未深談，留下了許多探討的空間。

受到章太炎影響的魯迅，在1907年就寫了一篇文章《摩羅詩力說》，介紹西洋的這種個性主義的詩人，還有《人之歷史》《文化偏至論》等。在這裡，明顯可以看出章太炎的某些片影，尼采、克爾凱郭爾和施蒂納的個人主義思想也是有的。魯迅看出了我們的文化的問題，流行的文章之道、詩文之道、文化之道都出現了問題。他認為，未來的文化，「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我們的文化主要的內容是甚麼？就是立人，人立了以後，每個人都成為自己，而不要成為別人，如是，我們的文化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