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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07: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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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思想史7: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規畫「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收入5篇論著,1篇研究紀要,以及3篇書評。
這5篇論著涵蓋了3篇關於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1869)的翻譯與研究。例如通過譯詞的對比,梳理了三種辭典之間的傳承借鑒關係,並由此透視19、20世紀之交,中外出版印刷方面的文化交流及中國通過日本獲得西方新知識的歷史場景。同時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置的「英華字典資料庫」,並旁及相關的辭典,探究「啟蒙運動」如何成為“Enlightenment”的譯法,以及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此外,汪榮祖教授〈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討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羅志田教授〈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討論全盤西化思路的先驅,卻又想要復興中國文化,實現中國文化的「翻身」的梁漱溟。

汪榮祖
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61),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1971)。美國維琴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1971-2003),其間曾獲維琴尼亞州社會科學院傑出學者榮譽、全美研究型圖書館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2001)。2003年回臺灣長住,現任中央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主要學術著作有英文專書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等4種,中文專書有《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詩情史意》等16種,中英文論文百篇、書評40篇。

羅志田
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近著有《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近代中國史學述論》等。

沈國威
男,遼寧人
日本關西大學外語學部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
1981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班畢業後,任職北京語言學院。1985年作為日本文部省獎學金留學生來日,1991年大阪大學博士課程修了,1993年2月,以論文《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獲博士學位。1991年起在日本大學任教職至今。
研究方向為:詞彙學、中日詞彙比較研究、漢語詞彙教學法、中日近代詞彙交流史。近十年來,在「漢字文化圈近代新詞的誕生:創造、交流與共用」的框架下審視現代漢語詞彙體系的形成問題,近期對近代民族國家的成立與國語的形成、兩者之間互動關係多有探索。

陳建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研究興趣在於探究詞彙與概念如何透過翻譯的方式,進入近代中國的歷史情境當中。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Albert Hoffstädt)
博睿學術出版社資深策畫編輯(Senior Acquisitions Editor)

張哲嘉譯
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曾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維康醫學史研究中心(Wellcome Trust Center)、哈佛燕京學社、紐倫堡—埃爾朗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中心等地訪問研究。主要研究興趣為東亞醫藥文化交流史,於2008年以〈大黃迷思〉一文獲得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療學會頒贈竺可楨「論文獎」。

傅揚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史、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比較歷史等。近期研究主題包括先秦經濟論述、漢代社會思想、南北朝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文化等,在《中國哲學與文化》、《史原》、《早期中國史研究》、《新史學》、《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臺大東亞文化研究》、《臺大歷史學報》和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等刊物發表論文、書評、學術翻譯數篇。

盧華(1988-)
湖北洪湖人,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國近現代史方向博士生。本科畢業於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與行政學,碩士就讀於美國萊斯大學歷史系。主要研究領域是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政治,尤其是清中期以來的政治-社會轉型與中國革命史。

曾國祥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博士,現為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與比較政治思想。著有The Sceptical Idealist: Michael Oakeshott as a Cri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03)以及《主體危機與理性批判:自由主義的保守詮釋》(臺北:巨流,2009)兩本專書,並有論文發表於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Chicago-Kent Law Review,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Collingwood and British Idealism Studies、《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歐美研究》、《臺灣民主季刊》、《思想史》、《哲學與文化》等中外專業期刊。

理查‧柏克(Richard Bourke)
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政治思想史講座教授

陳禹仲
牛津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博士論文研究研究喬治‧柏克萊(George Berkeley)與早期啟蒙對個人、社會、自然世界與神聖秩序的辯論,並透過分析當時自然哲學、醫學、政治神學與社會進程等論述,檢視柏克萊和啟蒙運動的關係。學術興趣為近代早期歐洲史、歐洲思想文化史、近代早期歐洲科學與醫學史、歐美史學史、政治思想史與歷史哲學。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 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 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章太炎與孫中山兩人因反滿革命而結合,但因出身與思想背景迥異,雖是革命同道,實屬不同淵源,終因思想上的差異,爭執與齟齬不斷,甚至導致革命陣營的分裂,雖同道而終不相為謀。章氏的後裔言及分歧的責任說:「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各應承擔多少個人責任,我認為沒有必要去劃分。如果一定要分的話,我以為先祖父太炎先生應承擔多一些」。兩人之間的分歧與衝突若能從思想上的差異來評價,也許更能超越意氣,看清是非而非對錯,明白兩人如何走到一起,又因何而分道揚鑣。
孫中山及其同志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首創革命組織;但此一革命淵源來自海外,興中會的成員,包括孫中山在內,大多是海外華僑,且多秘密社會人馬,除了他們都來自廣東外,其中幾無出身國內的知識份子。難怪當時國人,包括高級知識份子在內,誤以為孫中山是江洋大盜。後來追隨孫中山的吳稚暉就這樣認為過,章太炎在梁啟超的日本家裡,初見孫中山時,亦以為孫是張角、王仙芝一流人物。孫中山的形象逐漸改善,漸受國內知識界的支持,是庚子義和團事變與八國聯軍入侵以後的事。國內的知識界有鑒於國家危亡無日,以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才有人走向革命,章太炎就是國內知識界走向革命的第一人。他之所以倡言種族革命,以滿族為敵者,乃因清政府無能救中國之危亡,所謂:「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之後留日學生漸增,參加革命的人愈來愈多。這批知識份子走向革命,也是因為認知到清政府無法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從他們積極從事抗俄、反美等活動,足見反帝乃是他們最大的關切。換言之,推翻清政府是手段,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此一來自國內的革命源流,在意識形態上,明顯有異於來自海外的革命源流。
一批開明進步的知識份子於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簽訂後,聚集上海,召開「中國議會」以應因變局,但與會者舉棋不定,首鼠兩端。章太炎不以為然,乃毅然割辮示絕,並散發〈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與〈解辮髮說〉兩文,表示與清廷決裂。這兩篇文章都寄給了孫中山,並在香港陳少白編的《中國旬報》上全文刊載,為海外革命黨增添了國內知識界的革命吼聲,孫中山曾在這兩篇文章後,特加一則後記來回應,這是孫、章合作因緣的開始:

章君炳麟,餘杭人也,蘊結孤憤,發為罪言,霹靂半天,壯者失色,長槍大戟,一往無前。有清以來,士氣之壯,文字之痛,當推此次為第一。

章太炎割掉辮子後,雖尚未正式加入革命陣營,但已被清政府通緝,不得不與親友隔絕,於1902年2月22日避居日本,遂與孫中山相見並正式結為同志。孫中山以上賓相待,大擺筵席,奏樂痛飲。此時孫中山旅居橫濱,追隨者不多,章太炎抵達後與秦力山幫助孫結識留日中國知識份子。太炎自道:「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遊學生疑孫公驍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會余亦至。孫公十日率一至東京,陳義斬斬,相與語,歡甚!知其非(唐)才常輩人也。諸生聞孫公無佗獷狀,亦漸與親,種族大義始震播黌舍間」。後來章太炎致函王揖唐時,再次提到孫中山居日本時「本無人提挈,介紹中山,令與學人相合者,實自弟始」。太炎確實是介紹孫中山給來自國內知識份子的主要人物。章、孫定交之後,留日中國學生去拜訪孫中山的,才愈來愈多,打開國內外革命志士合流的契機,弘揚民族大義的陣容日益壯大。太炎曾試圖撮合孫與康梁共組反滿聯盟,更加張大聲勢,終因理念不合,以及缺乏互信而無法合作。
章太炎成為革命黨人後,不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於1902年4月準備在東京與秦力山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此一紀念會雖遭日本員警禁止,但章、秦等人移師橫濱,與孫中山聚餐行儀,讓孫中山主持會議,章太炎即席朗讀了親手撰寫的宣言,「文詞悲壯動人,留學生多為感奮,孫中山、梁啟超均署名為贊成人」。這篇宣言的確慷慨激昂,是一篇有力的排滿文獻,發揮民族大義,傳閱四方,受到廣大的響應。孫中山在橫濱與香港的機關報為之大敲邊鼓,廣收宣傳之效,激發留日中國學生的歷史記憶。太炎認為明朝覆亡是漢人亡於異族,重新點燃反清復明的志向。香港的《中國日報》發表了太炎的宣言,並傳達到港澳與廣州地區的讀者。
孫中山在海外活動,受到康有為保皇會的挑戰,募款每下愈況。章太炎發表了一篇致康有為論革命書,有力打擊康的理念以及保皇會的正當性。當時康已名滿天下,然而仍然籍籍無名的章太炎,毅然呼籲年長的對手改絃易轍,放棄保皇,追隨革命。章駁康文之博雅足以匹敵康氏,無論在思想上或文采上,毫不遜色。此文部份刊載於1903年6月29日在上海租借發行的《蘇報》上,其中罵光緒皇帝的話,促使清政府官員要求上海公共租借捉拿章太炎與《革命軍》作者鄒容歸案。蘇報案不僅凸出章鄒兩人的英勇形象,使得清政府名譽大受損傷外,將革命與維新的兩個選擇明確地區分出來,對革命運動更具推波助瀾之功。蘇報案轟動一時,孫中山在海外呼應,印發了鄒容的《革命軍》一書數萬冊。所以蘇報案以後高漲的排滿情勢,凸顯革命思想的主旨,使更多的人從維新運動走向革命之路,使革命不但另開新機,而且更上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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