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07：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

汪榮祖
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1961），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1971）。美國維琴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1971-2003），其間曾獲維琴尼亞州社會科學院傑出學者榮譽、全美研究型圖書館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2001）。2003年回臺灣長住，現任中央大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主要學術著作有英文專書A Paradise Lost,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等4種，中文專書有《史傳通說》、《史學九章》、《詩情史意》等16種，中英文論文百篇、書評40篇。

羅志田
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現任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近著有《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道出於二：過渡時代的新舊之爭》、《近代中國史學述論》等。

沈國威
男，遼寧人
日本關西大學外語學部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
1981年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班畢業後，任職北京語言學院。1985年作為日本文部省獎學金留學生來日，1991年大阪大學博士課程修了，1993年2月，以論文《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獲博士學位。1991年起在日本大學任教職至今。
研究方向為：詞彙學、中日詞彙比較研究、漢語詞彙教學法、中日近代詞彙交流史。近十年來，在「漢字文化圈近代新詞的誕生：創造、交流與共用」的框架下審視現代漢語詞彙體系的形成問題，近期對近代民族國家的成立與國語的形成、兩者之間互動關係多有探索。

陳建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研究興趣在於探究詞彙與概念如何透過翻譯的方式，進入近代中國的歷史情境當中。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Albert Hoffstädt）
博睿學術出版社資深策畫編輯（Senior Acquisitions Editor）

張哲嘉譯
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曾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維康醫學史研究中心（Wellcome Trust Center）、哈佛燕京學社、紐倫堡—埃爾朗根大學國際人文研究中心等地訪問研究。主要研究興趣為東亞醫藥文化交流史，於2008年以〈大黃迷思〉一文獲得國際東亞科學、技術、與醫療學會頒贈竺可楨「論文獎」。

傅揚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博士，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史、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比較歷史等。近期研究主題包括先秦經濟論述、漢代社會思想、南北朝的歷史記憶與政治文化等，在《中國哲學與文化》、《史原》、《早期中國史研究》、《新史學》、《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訊》、《臺大東亞文化研究》、《臺大歷史學報》和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等刊物發表論文、書評、學術翻譯數篇。

盧華（1988-）
湖北洪湖人，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國近現代史方向博士生。本科畢業於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與行政學，碩士就讀於美國萊斯大學歷史系。主要研究領域是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政治，尤其是清中期以來的政治-社會轉型與中國革命史。

曾國祥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博士，現為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與比較政治思想。著有The Sceptical Idealist: Michael Oakeshott as a Cri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03)以及《主體危機與理性批判：自由主義的保守詮釋》（臺北：巨流，2009）兩本專書，並有論文發表於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Chicago-Kent Law Review,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Collingwood and British Idealism Studies、《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歐美研究》、《臺灣民主季刊》、《思想史》、《哲學與文化》等中外專業期刊。

理查‧柏克（Richard Bourke）
倫敦大學瑪莉皇后學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政治思想史講座教授

陳禹仲
牛津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博士論文研究研究喬治‧柏克萊（George Berkeley）與早期啟蒙對個人、社會、自然世界與神聖秩序的辯論，並透過分析當時自然哲學、醫學、政治神學與社會進程等論述，檢視柏克萊和啟蒙運動的關係。學術興趣為近代早期歐洲史、歐洲思想文化史、近代早期歐洲科學與醫學史、歐美史學史、政治思想史與歷史哲學。

【論文】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羅志田　曲線救文化：梁漱溟代中國「舊化」出頭辨析

【英華字典與思想史研究專號】
沈國威　近代英華字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
陳建守　雙語辭典與詞源考索：以「啟蒙運動」為例的討論
阿爾伯特‧霍夫斯塔特著、張哲嘉譯　從出版社的角度談辭典出版

【書評及書評論文】
傅　揚　評介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盧　華　孫中山的第三條道路：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
曾國祥　開明的柏克

【研究紀要】
理查‧柏克著、陳禹仲譯　什麼是「舊體制」？

汪榮祖　道不同終不相為謀：論章太炎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異趣
章太炎與孫中山兩人因反滿革命而結合，但因出身與思想背景迥異，雖是革命同道，實屬不同淵源，終因思想上的差異，爭執與齟齬不斷，甚至導致革命陣營的分裂，雖同道而終不相為謀。章氏的後裔言及分歧的責任說：「太炎先生和中山先生各應承擔多少個人責任，我認為沒有必要去劃分。如果一定要分的話，我以為先祖父太炎先生應承擔多一些」。兩人之間的分歧與衝突若能從思想上的差異來評價，也許更能超越意氣，看清是非而非對錯，明白兩人如何走到一起，又因何而分道揚鑣。
孫中山及其同志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首創革命組織；但此一革命淵源來自海外，興中會的成員，包括孫中山在內，大多是海外華僑，且多秘密社會人馬，除了他們都來自廣東外，其中幾無出身國內的知識份子。難怪當時國人，包括高級知識份子在內，誤以為孫中山是江洋大盜。後來追隨孫中山的吳稚暉就這樣認為過，章太炎在梁啟超的日本家裡，初見孫中山時，亦以為孫是張角、王仙芝一流人物。孫中山的形象逐漸改善，漸受國內知識界的支持，是庚子義和團事變與八國聯軍入侵以後的事。國內的知識界有鑒於國家危亡無日，以及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才有人走向革命，章太炎就是國內知識界走向革命的第一人。他之所以倡言種族革命，以滿族為敵者，乃因清政府無能救中國之危亡，所謂：「滿洲弗逐，欲士之愛國，民之敵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終為歐美之陪隸已矣」。之後留日學生漸增，參加革命的人愈來愈多。這批知識份子走向革命，也是因為認知到清政府無法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從他們積極從事抗俄、反美等活動，足見反帝乃是他們最大的關切。換言之，推翻清政府是手段，目的是反對帝國主義。此一來自國內的革命源流，在意識形態上，明顯有異於來自海外的革命源流。
一批開明進步的知識份子於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簽訂後，聚集上海，召開「中國議會」以應因變局，但與會者舉棋不定，首鼠兩端。章太炎不以為然，乃毅然割辮示絕，並散發〈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與〈解辮髮說〉兩文，表示與清廷決裂。這兩篇文章都寄給了孫中山，並在香港陳少白編的《中國旬報》上全文刊載，為海外革命黨增添了國內知識界的革命吼聲，孫中山曾在這兩篇文章後，特加一則後記來回應，這是孫、章合作因緣的開始：

章君炳麟，餘杭人也，蘊結孤憤，發為罪言，霹靂半天，壯者失色，長槍大戟，一往無前。有清以來，士氣之壯，文字之痛，當推此次為第一。

章太炎割掉辮子後，雖尚未正式加入革命陣營，但已被清政府通緝，不得不與親友隔絕，於1902年2月22日避居日本，遂與孫中山相見並正式結為同志。孫中山以上賓相待，大擺筵席，奏樂痛飲。此時孫中山旅居橫濱，追隨者不多，章太炎抵達後與秦力山幫助孫結識留日中國知識份子。太炎自道：「時香山孫公方客橫濱，中外多識其名者，而遊學生疑孫公驍桀難近，不與通。力山獨先往謁之，會余亦至。孫公十日率一至東京，陳義斬斬，相與語，歡甚！知其非（唐）才常輩人也。諸生聞孫公無佗獷狀，亦漸與親，種族大義始震播黌舍間」。後來章太炎致函王揖唐時，再次提到孫中山居日本時「本無人提挈，介紹中山，令與學人相合者，實自弟始」。太炎確實是介紹孫中山給來自國內知識份子的主要人物。章、孫定交之後，留日中國學生去拜訪孫中山的，才愈來愈多，打開國內外革命志士合流的契機，弘揚民族大義的陣容日益壯大。太炎曾試圖撮合孫與康梁共組反滿聯盟，更加張大聲勢，終因理念不合，以及缺乏互信而無法合作。
章太炎成為革命黨人後，不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於1902年4月準備在東京與秦力山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此一紀念會雖遭日本員警禁止，但章、秦等人移師橫濱，與孫中山聚餐行儀，讓孫中山主持會議，章太炎即席朗讀了親手撰寫的宣言，「文詞悲壯動人，留學生多為感奮，孫中山、梁啟超均署名為贊成人」。這篇宣言的確慷慨激昂，是一篇有力的排滿文獻，發揮民族大義，傳閱四方，受到廣大的響應。孫中山在橫濱與香港的機關報為之大敲邊鼓，廣收宣傳之效，激發留日中國學生的歷史記憶。太炎認為明朝覆亡是漢人亡於異族，重新點燃反清復明的志向。香港的《中國日報》發表了太炎的宣言，並傳達到港澳與廣州地區的讀者。
孫中山在海外活動，受到康有為保皇會的挑戰，募款每下愈況。章太炎發表了一篇致康有為論革命書，有力打擊康的理念以及保皇會的正當性。當時康已名滿天下，然而仍然籍籍無名的章太炎，毅然呼籲年長的對手改絃易轍，放棄保皇，追隨革命。章駁康文之博雅足以匹敵康氏，無論在思想上或文采上，毫不遜色。此文部份刊載於1903年6月29日在上海租借發行的《蘇報》上，其中罵光緒皇帝的話，促使清政府官員要求上海公共租借捉拿章太炎與《革命軍》作者鄒容歸案。蘇報案不僅凸出章鄒兩人的英勇形象，使得清政府名譽大受損傷外，將革命與維新的兩個選擇明確地區分出來，對革命運動更具推波助瀾之功。蘇報案轟動一時，孫中山在海外呼應，印發了鄒容的《革命軍》一書數萬冊。所以蘇報案以後高漲的排滿情勢，凸顯革命思想的主旨，使更多的人從維新運動走向革命之路，使革命不但另開新機，而且更上層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