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煉金術的終結：貨幣、銀行體系與全球經濟的未來

「經濟衰退停滯、市場失靈、全球性金融崩潰、民粹興起……
原來這些問題，都從你錢包裡的那張紙鈔開始。」

★季辛吉、葛林斯潘、沃克爾、桑默斯……全球經濟、金融界領袖一致重量級推薦★

「這本書很可能會拯救世界。」
－－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魔球》、《大賣空》作者

「莫文．金恩的這本書，可能是關於金融危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不論你是否同意書中觀點，金充滿遠見的觀點值得各方注意，從經濟系學生到國家元首都應該一讀。」
——勞倫斯．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前校長

劍橋大學榮譽學者、前英國央行行長及首席經濟學家莫文．金恩（Mervyn King）
深度剖析當代貨幣銀行體系的形成、運作方式與病灶
找出世界經濟失衡、長期停滯、金融風暴的成因及解方，為全球金融體系的未來尋找出路

▲全球金融與銀行體系總體檢

「我真心希望五十年後，我們的孫子不會質疑為何我們缺乏大刀闊斧推動改革以阻止危機再次發生的勇氣。」

過去的二十年，全球經濟先經歷了十年的穩定成長，改變了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的面貌；爾後在二〇〇七至〇八年（第二個十年），遭遇了自一九三〇年大蕭條以來的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和衰退，至今仍未完全恢復元氣。本書主要探討為什麼這樣的金融與銀行系統會遭遇危機和衰退？為什麼會對生產力與就業造成如此大的傷害？應該怎麼去預防它再次發生？並提出與檢視未來可能可以有的解決方案，嘗試為全球金融與銀行體系的健康找到方向與答案。

▲當撙節、量化寬鬆等貨幣政策都失效……深度解密金融為何大衰退、大停滯，以及如何解套

我們的金融體系已經出現問題。我們都感覺到，但莫文．金恩率先看出其中因果關係；他執掌英格蘭銀行的十年之間，經歷過金融危機的最高峰，這些經驗助他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機制的深層真相。在這本《金融煉金術的終結》中，他提供了關於銀行產業的過去與未來，以及現代財政的關鍵解套之方。

工業革命是現代資本主義時代的基石。然而在這兩百年間，科技創新的繁盛實則來自於人類執行了兩種更為古老的發明：紙幣和銀行信貸。今日我們視這兩種工具如空氣和水，但它們的核心概念其實非常具有顛覆性質，近乎魔法。普通的紙張變得如黃金般具有價值，而高風險的長期借貸被轉化成短期的銀行存款。正如金在書中提出的，這便是金融的煉金術——人類創造出不尋常的金融力量，足以違抗現實和常識。對這些力量的信仰帶來龐大的利潤；它們引發的金流使得兩個世紀以來的經濟成長更加繁茂。然而，它們也帶來一連串的經濟災難，從通貨膨脹到銀行倒閉，到最近的全球性經濟衰退。

在本書中，作者提出了四個造成資本主義金融與經濟體系失敗的概念：

■　失衡：政府作為調整市場機制和經濟體系之間的關鍵力量缺席了。

■　極度不確定性：經濟學家認為的「理性」所建構的資本主義體系，因為低估了「理性」的不確定性，太相信「經濟學原理」而對現實世界的危機和未來發展造成了誤判。

■　囚犯困境：因為自利心理和資訊的不完整，囚犯困境未能如理論般促成最好的經濟效應，反而造成了現實中以自利心態行事，錯過了合作所能帶來的更好的的結果。

■信任：管理者因為無法提出並實行完善的法規造成體系中行為者之間，甚至人民對管理者的不信任，造成整個金融與銀行體系失去控制。

▲剖析過去與未來，指出讓經濟永續昌盛的改革之道

「幾個世紀以來，貨幣與銀行金融煉金術都被視為實力的泉源，但其實這兩者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最脆弱的環節。唯有仰賴知識革命，才足以驅動改革貨幣與銀行體系以及全球經濟制度的長程計畫，而那多半將是下一個世代的任務。儘管如此，我們不能以之作為暫緩改革的藉口，畢竟未來將會因下一場危機而受苦的是當今的年輕人──如果未能推動改革，未來危機所造成的經濟與人類代價，絕對會比上一場危機更龐大。」

我們該如何調和煉金術帶來的力量和它的內在弱點？莫文．金恩根據個人的研究和從業經驗，提萃出對這些經濟驅力的鮮活解釋，並指出全球經濟的未來方向。他大膽的解決方案一刀剖開目前過於龐雜的法規，指出一條清晰的路徑，通往充滿彈性的經濟繁榮，並將終結我們對於祖先創造出的煉金術的過度依賴。

◇國內各界專家學者共同力薦◇

王文靜　商周集團執行長
王泓仁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林建甫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陳冲　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
馮勃瀚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黃朝熙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中央銀行理事

◇全球經濟、金融界領袖一致重量級推薦◇

「如果《金融煉金術的終結》能夠獲得它應得的關注，這本書很可能會拯救世界。」
－－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魔球》、《大賣空》作者

「一份精妙複雜卻又高度平易近人的研究，為我們解答當代金融如何迷失方向。幾乎無人能比莫文．金恩先生更有資格去想像未來的銀行業務。這本書所有人都應該讀一讀。」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前美國國務卿、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莫文．金恩問道：為什麼幾乎每個工業化國家都難以克服二〇〇七至〇八年金融海嘯後的停滯？為什麼貨幣與銀行這個『市場經濟的煉金術』，反倒成為了致命的弱點？他提出了這些疑問，以及更多建言。這本高度挑釁的著作，力圖理解這場當代最大金融危機以及金融的未來，是本必讀之書。」
──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前美國聯準會主席

「莫文．金恩憑藉對銀行業歷史的多年學術研究，以及他迎戰金融恐慌的真實經驗，為貨幣及金融改革奠定了新的框架。概念上看似簡單，但它挑戰了現行主流的銀行與市場實務。《金融煉金術的終結》需要讀者們的辯論和有憑有據的反饋。」
──保羅．伏克爾（Paul A. Volcker），前美國聯準會主席、歐巴馬政府經濟顧問

「莫文．金恩的這本書，可能是關於金融危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不論你是否同意書中觀點，金充滿遠見的觀點值得各方注意，從經濟系學生到國家元首都應該一讀。」
——勞倫斯．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前校長

「我曾讀過大量和二〇〇七至〇八年金融海嘯及其教訓有關的書籍，而本書是其中最為聰慧的一本，處處充滿新的洞見。在其他『金融領袖』出版回憶錄的同時，金恩孕育出了這本著作，不只告訴我們國際金融體系出了什麼問題，更告訴我們經濟學本身的缺陷所在。」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與商學院經濟史學家，著有《貨幣崛起》、《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落》等

「對戰後的經濟決策和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困境，做了非常清晰的描述……很難得能遇見一本像《金融煉金術的終結》一般在理智上如此令人振奮的著作，著實是一場炫目迷人的演出。」
－－約翰‧普倫德（John Plender），英國《金融時報》資深社論與專欄作家

「一如往常，（金恩）於本書中對經濟學提出了奠基於深刻考據之上的批判，並同時對政策提出了實際且銳利的觀點。這是一個罕見的成就。」
──克利夫‧克魯克（Clive Crook），《彭博觀點》（Bloomberg View)

劍橋大學榮譽學者，曾任英格蘭中央銀行總裁（2003-2013），現為紐約大學經濟學與法律學教授及倫敦政經學院經濟學教授。2013年獲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冊封為終身貴族，以表揚其「在公共服務領域的貢獻」，並於2014年獲頒英國最高榮譽嘉德騎士勳章。

他對於學術研究、經濟模型以及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實務操作十分了解。在經濟領域上，他是權威中的權威，菁英中的菁英；橫跨幾個不同金融體系變革的時代，讓他對於經濟事物的本質與歷史成因了然於胸，而本書即是這些理解的精華。

謝詞
平裝版序
引言

▍第一章　三項經濟實驗的結果：好、壞與醜惡
經濟成長的根源／經濟實驗／危機的內情／三個疑問／世界經濟體系的失衡

▍第二章　美好與醜惡：我們相信貨幣
無論時機好壞的接受性／貨幣價值的穩定性／黃金和紙，哪一個適合作為貨幣？／經濟學家與貨幣／信任的重要性／貨幣與極端不確定性

▍第三章　失去清白：煉金術與銀行業務
白芝浩時代以來的銀行業務變化／銀行是什麼？／銀行體系與交叉關連性的風險／銀行部門的規模

▍第四章　極端不確定性：金融市場的目的
確定性的錯覺／兩種類型的不確定性／應變策略：不確定性環伺下的理性行為／金融市場與衍生性金融商品／荒島上的金融市場寓言／流動性的錯覺

▍第五章　英雄與惡棍：中央銀行的角色
追求價格穩定性的應變策略：通貨膨脹目標制／老問題與新工具／預期心理與溝通／新問題，老工具／中央銀行的未來

▍第六章　結婚與離婚：貨幣與國家的關係
歐洲貨幣聯盟／兩場波斯灣戰爭之間的伊拉克／獨立的蘇格蘭

▍第七章　恢復清白：改革貨幣與銀行業務
官方部門改革／更激進的改革／新方法──全年無休的四季當鋪老闆／貨幣的未來

▍第八章　癒合與傲慢：今日的經濟世界
換個方法：模糊的預算限制、敘事與失衡／二〇〇八年危機之前因與後果／危機爆發前的另一種可能發展

▍第九章　無畏的悲觀主義：囚犯兩難與一步步逼近的危機
一步步逼近的危機：主權債務寬免──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跳脫囚犯兩難：更廣泛的國際性改革／無畏的悲觀主義

附註
參考書目

引言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任的紀元，也是懷疑的紀元。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過去二十年的現代世界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糟糕的時代。這二十年的故事是一段述說兩個不同紀元的故事────第一個是成長與穩定的紀元，緊接而來的第二個紀元則和工業世界有史以來最糟糕的銀行危機有關。短短一年多（即二〇〇七年八月至二〇〇八年十月），原本眾人眼中的智慧年代竟瞬間變成了愚蠢的年代，信任也變成了懷疑。先進國家各主要金融中心的最大型銀行相繼倒閉，導致世界各地信心崩潰，並引發一九三〇年代以來最深沉的經濟衰退。

這一切怎麼會發生？這是個人、制度還是觀念的失敗？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八年的一連串事件，催生了許許多多和這場危機有關的文章和書籍，甚至還有以此為主題的戲劇和電影。如果這場危機過後的經濟成長率能比得上以危機為主題之書籍的出版速度，那我們應該早就回到充分就業的狀態。但那類報導性的內容──例如當時的媒體報導和公開辯論──多數聚焦在症狀，而非根本導因。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當今的貨幣及銀行體系便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基石，但從那時開始，世界上也陸續爆發一系列的金融危機；所以，儘管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的諸多事件迄今仍生動地烙印在市場參與者及投機者的腦海裡，那些事件也不過是構成最近這一場危機的要素而已。換言之，債務的成長、銀行的破產以及接踵而至的經濟衰退，都只是金融與經濟體系諸多沉痾的表面訊號罷了。除非我們回頭追溯根本導因，否則永遠也無法了解究竟危機是怎麼形成的，不僅未來無法防範問題的重複發生，也無力幫助經濟體系真正的復原。本書審視人類的貨幣與銀行體系，探討它為何會週期性地爆發令人沮喪的危機。為什麼危機會發生？為什麼這些危機令我們的就業與生產活動付出那麼大的代價？要如何防範危機的發生？而為了解答這些疑問，我們也將檢視一些有助於提出答覆的新概念。

二〇一一年春天，我到北京和一位資深的中國央行官員見面。在釣魚台國賓館設宴的晚餐開始前，我們先在那裡打了一場網球友誼賽，過程中，我們談到整個世界可從過去的歷史吸收到哪些教誨，並用以因應眼前的挑戰──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挑戰是：如何在二〇〇八年西方銀行體系崩潰後，再次振興世界經濟。談著談著，我突然想到，據說有一次某人請教中國前總理周恩來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並且詢問他這場革命的重大意義（他回答：「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於是我便問那個中國同儕，此刻的他認為十八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工業革命有何重要的意義。他沉吟了一會兒後，慎重地回答我：「我們中國人從西方人身上學到很多，你們讓我們了解到競爭和市場經濟是支持工業化發展的力量，並且能夠創造更高的生活水準。那是我們想要仿效的。」但接著他話鋒一轉，說：「但我不認為你們已經真的學會要怎麼搞好貨幣與銀行業務。」1這本書的發想就是來自他的這一番評論。

自從這場危機爆發後，很多人都試圖找出那個災難結果的罪魁禍首。然而，歸咎個人不僅無濟於事，還會造成反效果，因為試圖歸咎某些人的作法，只會讓你誤以為只要少數人（其實是很多人）接受懲罰，這個世界就會從此長治久安，不再發生危機。真希望事情有這麼簡單。由於銀行業的工作極為挑戰智慧，也隨之創造了優渥的報酬，當時整整一個世代最聰明且最優秀的人才都前仆後繼地投入這個行業，尤其是交易（trading）活動中。可惜的是，這些人才都被嚴重的誤導了。雖然某些個別政策制定者或銀行家顯然不適任或過於貪婪，但引爆這場危機的並非個人的失敗，而是整個體系以及支撐著這個體系的基礎理念的失敗。一切後果皆導因於世人對於世界經濟運作模式的普遍誤解。由於目前銀行部門的規模與政治影響力極為強大，現在才開始著手限制與壓抑，會不會為時過晚？答案是──不會，只要有心對症下藥，永遠也不嫌晚，而我將試著透過本書，尋找正確的問題與解答。

如果不歸咎演員，那是不是該怪罪編劇？很多人將經濟學家打造為惡棍之類的反派角色。經濟學是一門抽象且愈來愈數學化的學科，很多人認為，由於經濟學家未能預測到這場危機，故經濟學已然失靈。這樣的想法就好像把偶發的天然災難歸咎給科學家一樣。不過，如果錯誤的科學理論真的導致災難發生的可能性上升，或製造出「災難永遠不會發生」的認知時，我們確實會怪罪科學家，而本書的論點之一是，經濟學所激發的許多思考方法已導致危機發生的機率提高。經濟學家假裝自己具備預測的能力，等於是自找麻煩。沒有人能輕易預測不可知的未來，經濟學家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儘管外界批判不斷，現代經濟學終究提供了一種獨特且有用的思考方法，讓我們得以思考這個世界的一切。只是，沒有任何一個科目是一成不變的，面對這場危機的慘痛經驗，經濟學必須隨之改變，而且可能是激烈的改變。我們必須為自己著想，以史為鑑，以得出一套適用於今日的理論，而非屈服於歷史巨輪之下。

以全球幾個先進的經濟體來說，有能力把人類送上月球，還能生產與提供複雜且創新的產品及勞務，目前卻似乎因金錢與銀行業務等較世俗的挑戰而陷入困獸之鬥。危機爆發的頻率與嚴重程度一次比一次更驚人。二〇〇八年十月，危機正熾之際，眼見全球銀行體系所存在的債務問題，許多主權政府出面承擔責任。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來說，當時的銀行體系在實質上已被國有化，問題是，國家卻未因此取得對銀行業營運的集體控制權。我們不能輕易遺忘當時的政府拯救行動，因為當情勢急轉直下，歌頌市場紀律不遺餘力的銀行部門，竟是靠著納稅人的支持才得以苟延殘喘。到後來，連國家的信用度都岌岌可危，某些國家如冰島和愛爾蘭甚至信用盡失。上帝或許創造了宇宙，但我們這些凡人卻製造了紙製貨幣和高風險的銀行。銀行是人類一手打造的機構，是創新、繁榮與物質進步的重要泉源，但也是貪婪、腐敗和危機的主要禍端。無論如何，銀行對人類福祉的影響至為重大。

綜觀現代史，貨幣和銀行業務多半被視為將人類從停滯的封建制度中解放出來的神奇要素，這兩項要素使得活力十足的市場得以興起，而市場的興起則讓支持經濟成長的必要元素──長期投資──得以進行。

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使得「紙鈔能取代具內含價值的黃金與貴金屬、銀行能收受安全的短期存款，並將之轉化為長期的高風險投資」等概念獲得認同，甚而取得主導地位。這是一個極具誘惑力的革命性概念。事實上，這就是金融煉金術──一股藐視事實與常識的非凡金融力量就此誕生。從那時迄今，人類將貨幣視作靈丹妙藥的追求，便引爆了一系列經濟災難──包括超級通貨膨脹與銀行崩潰事件等。為何貨幣與銀行業務──也就是市場經濟的煉金術──會變成市場經濟體系的致命弱點呢？

本書的目的就是要解答這個問題。一開始，我們將解釋為何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失靈的罪魁禍首是貨幣與銀行業務，說明這些失靈對於整體經濟體系造成的後果，並且闡述要如何終結這項煉金術。我們對於貨幣與銀行業務的概念大致就類似於我們目前引導政治與想像過去的方法，二者皆為我們這個世代特有的產物。二十世紀經濟蕭條、超級通貨膨脹與戰爭等經驗，改變了這個世界和經濟學家對於貨幣與銀行業務的想法。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大蕭條來臨以前，各國中央銀行和政府一向認為它們的責任是穩定金融體系和平衡預算。

然而在大蕭條過後，官方焦點轉向以維持充分就業為目標的政策。戰爭結束後，原本世人信心滿滿地認定凱因斯學派的各項概念（利用公共支出來擴大經濟體系的整體需求）將防止我們重蹈覆轍，但事實證明那樣的信念太過天真。一九六〇年代各地採行的擴張性政策（而越戰又雪上加霜）引爆了一九七〇年代的超級通貨膨脹，與此同時，經濟成長趨緩，失業率更是高漲──也就是所謂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的惡性組合。這一切所引發的直接後果是，各國中央銀行再次重生，成為以物價穩定為職志的獨立機構。由於中央銀行成功達成這項任務，以致一九九〇年代的通貨膨脹率不僅降到一個世代以來未曾見過的低水準，各國央行及其官員也因開創了一個低通膨經濟成長的世代──即所謂的大穩定期（Great Stability）或大穩健期（Great Moderation）──而獲得世人的崇敬。政治人物紛紛站上金融祭壇參拜，並以寬鬆的監理規定來換取金融業的支持或甚是政治獻金。接著，那一片榮景驟然崩潰：二〇〇七年，初步的警訊浮現──先是某些銀行開始難以在市場上取得短期借款，接著，工業化世界的銀行體系在二〇〇八年崩潰，大衰退（Great Recession）隨之而來，政策制定者急如星火，企圖用各種方法來趨使經濟復甦。然而直至今日，世界經濟依舊處於消沉狀態。以政策刺激經濟的作法再次蔚為流行，風水就這麼輪流轉了。

這一次的經濟衰退傷及許多無辜者。由於他們並不是當前經濟窘境的始作俑者，當然會因無辜受傷而憤怒不已。我們有必要將那一股憤怒轉化為力量，謹慎分析問題的導因，同時痛下決心，誓言導正一切亂象。目前整個經濟體系的運作模式並不符合我們的預期，而若想防範大衰退再次發生，並且恢復經濟繁榮，我們就需要新的概念。

市面上已有很多關於這場危機的文獻和記錄。這些出版品的標題非常多元，但我們大致上都能從中揣摩到一個相同的隱形次標題：「我如何拯救了這個世界。」所以，雖然基於透明度的考量，我必須先聲明我是這場大戲裡的一角──我在二〇〇三年至二〇一三年間擔任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總裁，換言之，從大穩定時期、銀行危機爆發，到接下來的大衰退期，而後經濟開始復甦的那段期間，我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別誤會，本書絕對不是一份揭露私人對話內容與幕後衝突的危機實錄。當然，一如各行各業的狀況，很多人出版那樣的書籍。我不會揭露誰在什麼時刻對誰說了什麼，我想把那一切留給沒有偏見且公平的史學家去詳查與評斷；相信隨著時間逐漸流轉，等到他們取得必要證據和所有相關的官方與非官方報告後，自然能就手邊可用的證據做出公平的評斷。政治人物與官員的即時回憶錄通常有流於偏頗與自肥之嫌。不管我怎麼解釋，一般人橫豎都會覺得我是在自圓其說，所以我認為此刻不太有必要澄清是非曲直。等到二十年的保密規定解除，歷史學家就能取得我個人的事件記錄和附帶的英格蘭銀行研究報告，相信到時候歷史自有論斷。

本書的主軸是討論經濟概念。我在英格蘭銀行服務的經驗告訴我，概念──無論好壞──確實會影響政府與公共政策。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採納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和一九九七年允許英格蘭銀行獨立等政策就是顯例。經濟學家為經濟政策──尤其是中央銀行業務──貢獻了謹慎、透徹、理性邏輯、清晰證據、有效科學方法與數理化流程的論述，但我在英格蘭銀行的經驗也讓我體會到，經濟學家用來解釋（不論是言語描述或數學等式）總體支出與生產變化的「經濟模型」有缺陷。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類模型完全未能說明貨幣與銀行的重要性，也未闡述金融市場防護罩的重要性，但這些卻是經常占滿報紙與電視螢幕篇幅的重要議題。難道支撐著當代思想的理性經濟框架存在某種根本的缺陷嗎？

其中某些基本議題無須專業層次的解說也能探索出答案，何況我也不打算提出一堆專業層次的解說。當然，經濟學家總是以數學和統計方法來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而且，如果他們不這麼做，也有失職之嫌，畢竟經濟學是一門理智的學科，不僅需要表面上說得通的論述，還必須嚴謹遵守邏輯證明原則。然而本書並不會討論任何數學問問，2本書是以白話文表達（希望如此），引用的也都是現實生活中的實例。雖然我非常希望各地的同儕經濟學家能一起閱讀這本書，並進一步將我在本書提出的某些概念發揚光大，但我主要鎖定的還是沒有受過正式經濟學訓練，但是對相關議題感興趣的讀者。

我將透過本書解釋這場危機的導因以及世界經濟體系如何失去原來的平衡；貨幣如何在早期社會中誕生，以及它在今日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銀行是貨幣創造的主要來源」此一事實直接導致了我們金融體系的脆弱；為何中央銀行需要調整因應危機的方式；為何政治與貨幣息息相關；為何各國必須落實不同以往的政策，否則這個世界有可能面臨另一場危機？以及最重要的，我們要怎樣才能終結當前貨幣與銀行體系的煉金術？

我所謂的「煉金術」指的是一種信念，一種相信只要提出要求，便可將紙鈔轉化為具內含價值的原物料商品（如黃金）的信念，以及存款人隨時可提領自己存在銀行之貨幣的信念。實際上，不管是什麼形式的貨幣，其存廢都取決於使用者對貨幣發行者的信任，而世人對於紙鈔的信心，當然取決於政府能不能且會不會濫用它的貨幣印製權。銀行存款是以長期的高風險貸款作為擔保，問題是，這種貸款無法快速轉換為貨幣。這種煉金術是幾個世紀以來人類貨幣與銀行體系的基礎。3誠如本書將說明的，貨幣與銀行對資本經濟體系確實貢獻良多，但我們能在不損失這種巨大利益的情況下終結這項煉金術。

本書將大量使用四個概念：失衡（disequilibrium）、極端不確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囚犯兩難（prisoner’s dilemma）以及信任（trust）。很多人很熟悉這些概念，但不見得熟悉我使用這些概念的脈絡。隨著我逐漸提出相關闡述，這些概念的重要性將愈來愈清晰。不過，我認為最好還是先簡單定義並解釋這四個概念，會比較有幫助。

失衡是指影響一個體系的各種力量未能達到平衡狀態。運用到經濟學時，失衡是指一種無法永續維繫的狀態，意思就是，在經濟體系朝某個新均衡移動的過程中，到了某個時點，支出與生產型態勢將發生極大變化。「失衡」一詞精確描述了世界經濟自柏林圍牆倒塌（我將在第一章討論這個事件）後的發展。

極端不確定性是指巨大到不可能代表未來狀況的不確定性──我們有能力推估詳盡的可知結果的機率，卻無法推估所謂極端不確定性的發生機率。經濟學家便宜行事地假設「理性」的人類有能力建構那種機率。問題是，企業投資並非擲骰子，一個骰子只有固定的六個面，所以擲骰子的結果是已知且有限的，但企業投資活動的結果卻非如此；企業在從事投資活動時，面對的是無限多難以想像的可能性。幾乎所有決定現代生活特色的事物，以及所有被現代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如汽車、飛機、電腦和抗生素等，都曾是完全無法想像的。生活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每個人都必須面對一個根本的挑戰：沒有人有能力想像未來將會是什麼樣貌。因此，未能將極端不確定性融入經濟理論，是導致世人做出種種錯誤判斷進而引爆這場危機之的原因之一。

囚犯兩難可定義為面臨合作障礙時達成最佳成果的困難。讓我們想像有兩個罪犯被逮捕，並被隔離囚禁。當局對這兩個人開出一個相同的條件：如果某人同意檢舉另一個人，他本人將獲得從輕發落，但他如果拒絕這麼做，而另一個囚犯又檢舉他，他將被從重量刑；如果這兩個罪犯都不檢舉另一個人，那麼，兩個人都會獲判無罪。4顯然，最好的結果就是兩個人都保持緘默。但如果他們無法合作，選擇的難度就會高很多。在這種情況下，若不想被從重量刑，唯一包準可行的方法就是檢舉另一個人。而如果兩個罪犯都這麼做，結果就是兩個人都獲得從輕發落。

這個不合作的結果終究還是比合作的結果差。所以，兩人在彼此合作上的困難，就製造了所謂的囚犯兩難。這類問題就是了解經濟體系整體行為（即所謂的總體經濟學〔macroeconomics〕領域）模式的重要關鍵，也是參透我們何以陷入這場危機，以及從今而後要如何邁向持續復甦等的核心問題。接下來的內容將提出許多囚犯兩難的實例。欲了解與改善人類未來的命運，關鍵在於找出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囚犯兩難的方案。

信任是讓市場經濟得以運轉的根本要素。如果我們不信任別人，要怎麼開車、飲食或甚是做買賣？如果沒有信任，日常生活就無法運轉，例如，我們把信用卡的詳細資料提供給陌生人，並到我們從未去過的餐廳吃飯，如果沒有了信任，這些都行不通。當然，信任必須靠法規來補強──詐騙被視為一種犯罪行為，而餐廳廚房條件也受到某些規範控管──無論如何，一個有信任的經濟體系一定會比沒有信任的經濟體系更有效率。信任是解決囚犯兩難的答案之一。它攸關貨幣與銀行業的影響力，也左右了管理人類經濟體系的制度。很久很久以前，孔子就強調了人民對權威者的信任有多麼重要：「為政者需要三樣不可或缺的事物：武器、食物和信任。如果無法同時保有這三者，應該先放棄武器，其次放棄食物。就算到最後一刻，都應該捍衛信任，因為沒有信任，便無立足之地。」5（譯注：論語的原文為：「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四個概念貫穿本書，幫助我們了解貨幣與銀行煉金術的根源，以及如何減少使用或甚至消滅那個煉金術。

我在二〇一三年離開英格蘭銀行時，便決心探討貨幣與銀行業務在理論與實務上的缺陷，以及這些缺陷和總體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在探索的過程中，我一步步陷入與經濟學有關的根本疑問中。我漸漸相信，我們必須從根本改變對總體經濟學的想法，同時修正各國中央銀行管理本國經濟體系的方法。市場經濟的關鍵功能是要連結目前和未來，以及協同支出與生產的相關決策，包括今天、明天與幾年後的決策。如果利率高到足以吸引家戶部門克服今天（而非等到明天）馬上把錢花掉的急躁感，家戶就會儲蓄。如果企業相信潛在的投資報酬超過取得融資的成本，就會把資金投入生產性資本（productive capital）。唯有透過儲蓄和投資來提高生產性資本存量，才能拉抬經濟體系的未來潛在產出，經濟也才能成長。在一個健康成長的經濟體系，儲蓄利率、投資報酬率和經濟成長率等「三率」都會遠高於零。然而，如今我們被困在極端低的利率環境裡，低利率導致家戶部門打消了儲蓄（儲蓄是未來需求的來源）的念頭，而若這樣的情況恆久不變，勢必會壓低投資報酬率，導致資源被分散到一些沒有獲利能力的專案上，最後，這兩個影響將拖累未來的經濟成長率。如今這個世界已或多或少朝那條道路前進。看起來當今的市場經濟體系似乎未能有效連結現在和未來。

我相信當今的市場經濟未能連結現在與未來的原因有兩個。首先，要連結「已知的現在」和「不可知的未來」本來就相當困難，因為極端不確定性的存在讓市場經濟體系不得不解決一個難以突破的挑戰──要如何創造我們目前還無法想像的商品與勞務市場？貨幣與銀行業務就是市場經濟體系回應那個挑戰的方法之一。第二個原因是，關於政府與中央銀行應該如何穩定經濟體系，經濟學家早有一套約定成俗的見解，問題是，這些見解低估了極端不確定性引發偶發性大型失衡的那種重大影響力。危機不會憑空發生，一般人在努力應對不可知未來的過程中，難免會犯下各種錯誤，而這些錯誤累積到最後，就會引爆危機。這兩個原因都隱含深遠的寓意，後續章節將會更深入討論。

不可避免的，我的見解當然反映了我經由過去兩段經歷所累積的心得。第一段是屬於學術上的經歷──英國劍橋大學的學生、在另一個劍橋擔任哈佛大學甘迺迪學者（Kennedy scholar at Harvard），以及接下來同時在大西洋兩端從事教職等。透過這段經歷，我親身體驗了總體經濟學從文學論述逐漸轉化為數學紀律的歷程發展：以前者而言，很多論述看似表面上說得通，但卻沒有徹底的說服力，但以後者來說，相關論述雖在邏輯上具說服力，但表面上看卻不怎麼有理。直到二〇〇七至〇九年危機爆發那段期間，我才開始回顧過往，並終於領悟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殘存信徒和同一時期匯集到這個科目的眾多數學家與科學家（大量數學家與科學家匯集到這門學科，促使各大學經濟系快速擴張）之間總那麼劍拔弩張的根本原因。我所謂的凱因斯信徒主要是指我一九六〇年代的恩師理查．卡恩（Richard Kahn）與約翰．羅賓森（Joan Robinson）。外界誤以為舊「凱因斯學派」認定某個偉大人物（譯注：指凱因斯）的著作涵蓋了所有經濟學相關的智慧，這是個誤解，但這個誤解最後導致舊「凱因斯學派」的影響力逐漸式微。新一代的經濟學家將數學紀律導入這個向來以嚴謹自豪的科目，但經濟體系的失衡、極端不確定性和解決囚犯兩難的信任等非正規分析，卻因此消失在篤信「理性個人將領導經濟體系走向效率均衡」的狂熱裡。是該更嚴肅看待這些概念的時候了。

談到我的第二段經歷，其中二十二年（一九九一年至二〇一三年）是在英格蘭銀行服務，它是世界上最早開始連續運作的中央銀行。在這段期間，我分別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副總裁和總裁。那段經歷當然讓我有機會探討貨幣的可行管理方式。我學會（而且也公開表述）若想善加管理貨幣，最好不要過於仰賴個人，不要以為擁有天賦異秉的人就擁有什麼了不起的魔力，而是應該設計並建立一些能由稱職且具備專業能力的人來管理的制度。當然，人很重要，而且不同人創造出來的成果也會很不一樣，尤其是在危機爆發時。不過，無論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中央銀行官員或政治人物對自己的能力多麼有自信，都不見得有能力應付市場，因為市場代表著世界各地難以計數的投資人。誠如柯林頓總統的某個顧問曾說的：「我以前認為，如果真有來生，我想要以總統、教宗或打擊率0.400的棒球強打者身份回到這個世界。但現在我希望我的來生是債券市場，因為這樣我就擁有恫嚇每一個人的力量。」6從他在二十年前說這些話迄今，沒有任何事能改變這段評論的說服力。

我是繼蒙塔古．諾曼（Montagu Norman）之後，首度在和平時期透過收音機廣播發表演說的英格蘭銀行總裁。我是在二〇一二年透過廣播發表我的演說，而諾曼則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發表他的演說，他演說完短短幾個月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便爆發。當年諾曼結束演說並步出廣播大樓時，被一群帶著旗幟與標語牌的英國社會信用黨（British Social Credits Party）示威人士團團圍住，標語牌上寫著「先徵召銀行家！」反觀二〇一二年，群眾的反感也持續升溫。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九年各項事件的後果正持續浮現，而那些後果對一般人造成的切身影響，依舊讓人民感到憤恨不平。那一場災難並非一朝一夕形成，當然，也非一朝一夕就可解決。不過，如果我們遲遲未能善加管理貨幣與銀行業務，未能設法防範危機發生，這個世界將付出極高的產出和就業折損代價，所以，我們不能等到下一場危機爆發，才開始設法保護未來的世代子孫，而是必須即刻採取行動，防患於未然。

查爾斯．狄更斯的《雙城記》不僅有一句著名的開場白，它的結尾句也同樣有名。當席尼．卡爾頓（Sydney Carton）犧牲自己的性命，代替另一個人上斷頭臺時，他反省道：「這是公平的，我現在做的事遠比我以前做的所有事良善…」如果我們能找到一個方法來終結我們從先人傳承而來的貨幣與銀行體系煉金術，那至少就經濟領域而言，這會遠比我們以前做過的所有事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