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張愛玲美國四十年

張愛玲：「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
孤寂的異鄉人——張愛玲的下半生

張愛玲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上海的張愛玲（1920—1952）
關鍵字：顯赫家世、問題少女、背叛家族、香港求學、公寓女作家、瞬間繁華、亂世姻緣、黯然離場。

第二階段為美國的張愛玲（1955—1995）
關鍵字：文藝營閃婚、紐約墮胎、重訪邊城、詞語事件、垃圾事件、人蟲大戰、中秋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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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就是一種滿足。然而自踏上美國的那一刻起，張愛玲在上海的輝煌，就此宣布過期作廢。

四十年輾轉於舊金山、紐約、波士頓、洛杉磯，此期間遇見賴雅，再婚，墮胎，喪偶，創作，纏身的疾病與蟲子……

每當命運發生變化，張愛玲的第一反應便是空間移動——搬家，上海如斯，美國四十年，張愛玲更是瘋狂逃逸，搬家一百多次，搬得家徒四壁。這本張愛玲傳記，便是循著張愛玲的形跡，循著她的平金繡花鞋展開去的。

當代知名海派作家淳子女士，跨海親自走訪張愛玲赴美四十年生活與工作的足跡：學校、同事、鄰居和街道，從東岸到西岸，以張愛玲的各個停駐之所，串連起她的人生故事：與丈夫的親情、和夏志清等友人的友情，及她在英語世界跌撞的文學夢等。

在這本書中，淳子以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輔以歷史照片、踏訪紀錄，再現了一個獨特而生動的張愛玲，展示了她最人性、最真實、最隱祕的一面，以及，張愛玲的氣息。

淳子
上海女作家，張愛玲研究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上海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文藝編輯、復旦大學特約研究員、復旦大學海派文化研究社副社長、上海社科院國際文化交流學會理事、原上海東方廣播電台主持人、美國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頓魯治榮譽市長、澳大利亞雪梨旗袍協會榮譽會長等。
出版作品有《花開：張愛玲上海三十年》、《花落：張愛玲美國四十年》、《民國瑣事》（以上皆立緒文化）、《旗袍》、《口紅》、《民國風雅》、《白天睡覺的女人》、《上海閒女》、《上海老房子裡，點點胭脂紅》、《前天》、《與名人約會》、《名人訪談》等共計500萬字。曾獲廣電部優秀編輯獎、中國廣播電視協會金筆獎、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優秀節目獎、上海作家協會優秀作品獎以及省市級、行業協會各類獎項二十多種。

推薦序
旗袍，張愛玲，格調／王嵐（上海女作家）
多年前，讀到一本《白天睡覺的女人》，作者淳子就此在心中盤桓。彼時，她是紅透半邊天的電臺女主播，在《相伴到黎明》等節目中，掂著一顆細膩的心，盡灑才智。
認識淳子，是因為她的父母。她的長輩，在亂世裡，曾有過驚險、坎坷的經歷。
一個冬日，我去採訪她母親，淳子戴著黑呢帽陪坐在旁，剝橘子，偶爾插一兩句。
因為都願意親近文字，所以時不時地約個咖啡，談談詩文；也去聽她的講座。
淳子講張愛玲，講老房子，講上海人的格調，講上海的前世今生……她穿著旗袍，筆直的腰脊，那些即將逝去或者已經逝去的美好，從她嘴裡說出來，竟是那般地契合。許多人預約不到，便一早去排隊，站在，或者坐在地上……
那天，在東方藝術中心，淳子主持一檔評彈節目。開場前，阿姨爺叔一個個比分貝，劇場鬧猛如市井。當淳子一襲旗袍，在一暈燈光中緩緩出場、坐定，啟唇，場子暫態靜謐下來，她有她的氣場。旗袍，是淳子的標誌。
從小在洋房裡享受供給制長大的淳子，愛上海的方式，也獨特。她左手拿著地圖，右手捧著照相機，尋著張愛玲從小到大的足跡，一一拍照記錄。為核實相關資料，甚至託人去警察局翻檢老檔案。淳子幾近成了私家偵探。
眼看著許多有故事的房子一夜間消失，淳子甚心痛。她常常坐在租界沿街的咖啡館，或張愛玲舊居附近的館子，點一碟二面黃，一盅溫熱的紹酒，吃吃、想想、寫寫，一如面對即將逝去的情人。
溫州，張愛玲放下身段去探望逃亡中的胡蘭成，然後自己的男人和別的女人已然夫妻，她忍痛離開那間小屋，至此揮淚情斷。淳子一路尋去，說通屋主進到小屋裡，寫出了張愛玲的痛。
香港的幽深山道上，淳子捧著近十公斤的《小團圓》等手稿影本，喜悅瀰漫全身，那是她從張愛玲遺產繼承人宋淇兒子宋以朗處得來的。
常年的深耕積累，淳子把「張學」做成了「顯學」，著作演講遍及中國及東南亞、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悉數收藏了她的關於張愛玲的作品。那年在臺灣誠品書店，想找淳子立緒版的《她的城．張愛玲地圖》（新版書名為《花開：張愛玲上海三十年》），被告知售空，甚覺驚訝。
淳子在《上海格調》裡寫：生活的品味與錢無關，與格調有關。淳子的格調，打動無數老少文青。在海納百川包容並蓄的上海灘，她堅持優雅精緻的路數，絕不向粗鄙流俗俯首。不管是吃枚本土生煎包抑或芝士肉醬麵，也要碟是碟，盅是盅，儀式感十足。她有足夠的資本成全自己，滿足內心的需求和物質的欲望。
淳子不是明星，是作家，而且，她還把自己弄成坐冷板凳的作家，一味地往考據路上走。也正是這樣，她以一己之力，一個人的激情和行動，為民國文化留下點點印痕。不計較名利的人，便是不著急的。她總是慢慢地，像喝一杯長咖啡那般，望望野眼，說說白話，忽地，就推出一篇美文，或者，一部著作。

作者序
關於張愛玲，關於此書／淳子
劍魂簫韻。
即使去世，傳奇依舊延續。哪怕是一封信、一張紙片、一件旗袍，都在文壇掀起波瀾或漣漪。
張愛玲的豪華家世背景和人生姿態，也以「兀自燃燒」的方式，演變成消費至上時代的摩登影像。
淳子的文字也許是在「圍觀」和「摩登影像」之間的一條走廊。

張愛玲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上下兩部分：
第一部分為上海的張愛玲（一九二○—一九五二年）
關鍵字：顯赫家世，問題少女，背叛家族，香港求學，公寓女作家，瞬間繁華，亂世姻緣，最難將息《十八春》，黯然離場。
第二部分為美國的張愛玲（一九五五—一九九五年）
關鍵字：文藝營閃婚，紐約墮胎，重訪邊城，詞語事件，錦瑟哀樂，十年一覺《紅樓夢》，《海上花》譯本遺失，重歸中文文壇，垃圾事件，人蟲大戰，中秋辭世。

上海，張愛玲不見人；美國，更是洞穴裡的老鼠，嚴加防範，自我埋沒。
她是忍者，她的人生亦如一部隱之書；又由於，每當人生發生變化，她必定搬家，因此，《花開》與《花落》這兩部書的線索是一串串的地址和門牌號碼勾連的。
淳子追逐、研究、探訪張愛玲歷經二十多年，以考據＋體悟的風格差遣文字，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不棄不離，掘地三尺，只要有張愛玲蛛絲馬跡的地方，她必定出現在現場。上海自不必說了。香港，張愛玲文學遺囑執行人宋以朗的客廳，她便造訪了四次；美國，她獨自一人，歷時六十多天，訪問了張愛玲的學校、同事、鄰居和街道，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用嚴謹的治學態度、精緻的文字、纖細的筆法，向讀者展示了張愛玲最人性、最真實、最隱祕的一面，以及，張愛玲的詭麗氣息。
這是一個寫實的過程，考據的過程，痛苦與狂喜的過程，也是去魅的過程。
花開蓮現，花落蓮成。
張愛玲，文壇的青花瓷，沒有任何一位女作家比她更符合視覺盛宴的尺度。

推薦序 旗袍，張愛玲，上海格調／王嵐（上海女作家）
作者序 關於張愛玲，關於此書／淳子

剪輯錯亂的記憶
羅湖橋，是一個關卡，關乎命運。
張愛玲排在長長的隊伍裡，等待過關。
那條地界，從此，把她的生命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紐約，拜碼頭
一九五五年，張愛玲抵達紐約，這是她喜歡的城市，
這裡充滿活力和機會，也和上海更相近。
她要去拜碼頭——胡適先生。
她希望胡適是一座橋梁，幫助她抵達文學的彼岸。

奉子成婚，拒絕母親身分
金門大橋在雲霧之下，橋塔高擎著鋼索，如一尊巨型的紅色臥佛。
那一刻，她在上海的輝煌被宣布過期作廢。
但是她心裡是有夢的。她要在英語世界，做一個女版的林語堂。

入籍，靜好歲月
一九六一年，張愛玲踏上臺灣島，打算採訪軟禁中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雄心勃勃地啟程，但是命運卻很吝嗇。這個行程，成為了傷心之旅。
也許，她在上海，已經用完了她所有的運氣。

波士頓寡婦，《紅樓夢》，華爾騰湖
一九六七年，賴雅死了。
那一年，張愛玲四十七歲，急景凋年，一連串的蒙太奇。
歲月如殺豬刀，刀刀見痕，毫不手軟。
但她用一抿嘴的微笑，挽住了荒蕪。

學院裡的夜蟬，詞語事件
造物主讓她成為文學天才，也讓她在人世間受苦。
曾經，張愛玲的文學才華，拯救不了她的婚姻，
如今，也拯救不了她的學術生涯。
一個不世出的貴族女子，活在堅硬的現實裡，是何其不易！

重回中文文壇，人蟲大戰，病態搬家
張愛玲是亂世佳人，世不亂，人亦不佳。
從一九八三年開始，張愛玲進入一個自設的亂世。
住了十年的公寓發現了蟲子和跳蚤，日常生活被疾患的重量壓迫變形，
她選擇搬家——開始了離奇的逃亡生涯。人蟲大戰就此開始。

最後的渡口，遺囑
一九九五年，張愛玲放棄了再次搬家的計畫。
她太累了。獨居，不再是歡愉，而是沒有期限的囚禁。
在最後的居所，張愛玲把自己形容成老鼠洞裡的人，不見光。
她決定撒手。她說，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

探尋遺失的《海上花》英譯本
胡蘭成說：「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
盧梭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淒厲的，
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的，明淨。」
張愛玲的人生，如斯。

千瘡百孔，依賴陌生人的慈悲
張愛玲的情感，充滿了懸疑，構成了一部文學史的懸案，
雖然《小團圓》已經夠徹底，徹底得一個也不放過，
但是沒能說出來的、無法說出來的，
還是超出了張愛玲的勇氣，超出了張愛玲的尺牘文本。

附錄1 朱天文和胡蘭成　
附錄2 孤島——張愛玲美國四十年文學臺本　
附錄3 張愛玲離開上海後的時間表　

入籍，靜好歲月

一九六一年，張愛玲踏上臺灣島，打算採訪軟禁中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雄心勃勃地啟程，但是命運卻很吝嗇。這個行程，成為了傷心之旅。
也許，她在上海，已經用完了她所有的運氣。

整部《詩經》，張愛玲獨鍾愛這幾句：「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在網上預定了這家酒店，因為張愛玲的舊居就在附近——布希街（Bush Street）六四五號公寓。一棟二戰前的紅磚房子。
一九五九年春天，張愛玲和賴雅搬入這套公寓。
張愛玲漫天歡喜，繫上圍裙，用細細的胳膊，爬上爬下，奮力打掃，她不能忍受前任房客留下的些微痕跡。
為了給張愛玲一個安靜的寫作環境，賴雅在附近租了一個小辦公室，開始了停頓許久的劇本寫作。
張愛玲接受了委託，把《荻村笨伯》（Fools in the Read）改寫成電影，每本一千五百美金；透過宋淇夫婦和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的幫助，繼續為美國新聞處做翻譯。
張愛玲的作息晨昏顛倒。
賴雅憐香惜玉，每天一早出門去自己的小辦公室坐一坐，整理以前的文稿。
中午時分，他在麵包店裡買了食物回到公寓，煮咖啡，做義大利麵，然後喚張愛玲起床。下午，他們或去散步，或去看電影。晚上，張愛玲伏案寫作。賴雅便是她的第一個讀者。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第三個結婚紀念日。
他們決定慶祝。
下午，他們步行至唐人街，選購中國點心，又在義大利區買了乳酪和咖啡。
回家，他們細細地品嘗中外食品，品嘗婚姻生活的溫馨平和。
隨後，他們穿上正規的服裝，去看電影《桃色凶案》（Anatomy of a Murder）。
電影散場後，他們在 Tony’s 咖啡館以咖啡和蛋糕結束了這個紀念日。
執子之手，喚起了彼此人生的親切和安穩。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張愛玲收到了入籍通知。
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個過程耗費了八個月。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張愛玲收到經紀人的來信。信中告知張愛玲，《粉淚》未被出版商接受。
讀此信，張愛玲當場淚崩。她的表現，如同一隻雨夜被人拋棄的小貓。
如此沮喪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了耶誕節。
一九六○年七月，張愛玲取得了美國公民身分。
這是這個婚姻給她的福利。
他們外出，享用了一頓豐盛的午餐，還買了鮮花，插在客廳的花瓶裡。
在賴雅的說服下，這一年，張愛玲投了甘迺迪一票。
這一年，在張愛玲生日的那天，張愛玲要求賴雅陪她去看脫衣舞。她看得津津有味。賴雅揣測，她是為寫作在尋找靈感。
在這棟公寓裡，他們還招待了德國著名的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張愛玲在《重訪邊城》一書中提及在舊金山的日子。文章中說，公寓樓下就是布希街，走兩個街區就是唐人街。她經常與賴雅去唐人街買豆腐、醬油，約了美國女友在小花園聊天吃甜品。有時，一個人，在廣東人的館子裡喝茶發呆。
二○一四年九月，我在唐人街閒逛，滿街都是廣東話和穿著拖鞋的老華僑，
中秋了，有人在老字號糕餅店門前排隊買月餅。
我加入了買月餅的隊伍；我一再回頭，在熙熙攘攘的俗世裡尋找張愛玲的舊影。
九月的舊金山，夜裡，也還是冷。
酒店臥房的壁爐前，地毯上，喝 Napa 的紅酒，奶油黃的壁紙上，倒映著我的剪影，鮑威爾街（Powell Street）上的有軌電車，叮叮噹噹，從我的窗下、從張愛玲的窗下駛過，身後的鐵軌，如兩條冰冷的銀蛇彎彎曲曲—
賴雅的女兒回憶說，賴雅狂熱地愛著張愛玲。
這是張愛玲最溫暖的一段日子。

惘惘中，張愛玲並不篤信白頭偕老。她在《傾城之戀》裡說：「死生契闊，我們自己哪兒做得了主？」
《粉淚》被出版社退稿後，她意識到了她的題材不符合美國人的口味。她希望尋找新的寫作資源。在她的心裡，有一個故事漸露分明：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她決定去臺灣採訪軟禁中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然後去香港，創作《紅樓夢》電影劇本。
瞞著賴雅，她預訂了機票。
一九六○年七月十二日，張愛玲在美國舊金山宣誓成為美國公民。
拿到美國公民身分之後，她宣布了她的行程。
賴雅是一個單純的人。張愛玲的舉動對賴雅的打擊，遠遠超出了張愛玲的預料。賴雅覺得被拋棄了。
賴雅決定搬到女兒的城市。
搬家途中，賴雅中風。
賴雅的身體狀況至此走下坡路。
管不了許多了。文學成功是要務，除此，她別無所長。
一九六一年秋天，張愛玲踏上臺灣島。
她在臺灣的擁躉者無數。
採訪張學良未果。但並不影響張愛玲的興致。
在臺灣花蓮采風途中，張愛玲接到賴雅中風的消息，心中不免慌亂。待知道賴雅病情平穩，便仍按原計劃去香港寫電影劇本。香港的劇本創作並不順利，甚至差點葬送了她和宋淇夫婦的友情。
雄心勃勃的啟程，但是命運卻很吝嗇。這個行程，成了傷心之旅。
也許，她在上海，已經用完了她所有的運氣。
一九六三年三月，張愛玲根據訪問臺灣、香港的經歷寫了英文遊記〈A Return to The Frontierer〉，發表於美國雜誌《記者》（The Reporter），在臺灣文學界引起了極大的迴響。但是她準備拿來重新進軍美國文壇的《少帥》（The Young Marshal），卻不如願。她越瞭解張學良，便越是不喜歡這個人，連同趙四小姐，她亦是不喜。筆澀，如同上海的黃梅天氣，她不得不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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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寡婦，《紅樓夢》，華爾騰湖

一九六七年，賴雅死了。
那一年，張愛玲四十七歲，急景凋年，一連串的蒙太奇。
歲月如殺豬刀，刀刀見痕，毫不手軟。
但她用一抿嘴的微笑，挽住了荒蕪。

張愛玲和賴雅，結婚後維持著最低限度的生活。
張愛玲對左翼思想毫無興趣，賴雅卻是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兩人的共同點只有一個：都沒有固定收入。他們經濟拮据到連買床單窗簾都成了奢望。但他們卻始終相依為命，一直持續到一九六七年賴雅去世。賴雅癱瘓在床時，各種生理失禁，張愛玲努力伺候。那個患有嚴重潔癖的貴族小姐已經去向不明。
困頓沉重的日子，磨損了天才的生命和激情，張愛玲的創作銳減。英文作品無處發表。

她只能尋求學院研究經費。
一九六七年四月，張愛玲以翻譯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的項目獲得美國波士頓劍橋瑞德克里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駐校作家的位置。她帶著癱瘓的賴雅一同上路。
同年十月八日，賴雅去世，得年七十六歲。
時隔四十八年，也是十月，我從新奧爾良機場出發，去波士頓。
中午時分到達波士頓機場。
哈佛大學中國中心的副主任宗蔚冰小姐早已等候多時了。
草草吃了漢堡，便驅車去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關於張愛玲的檔案如斯：
「賴雅太太一九四一年在港大的教育被戰事中斷，從此譯述不斷，有兩個短篇小說集和散文等無數中文作品，《赤地之戀》及《秧歌》兩部英文小說完成於一九五五年，現致力英譯十九世紀的《海上花列傳》，她與她的作家先生賴雅（Fedinand Reyher）居於劍橋。」
一九六七年四月，張愛玲來到哈佛大學的姊妹學校瑞德克里夫學院做獨立研究。聘約一年。
住址是美國劍橋布拉圖街八三號四三室公寓，署名愛玲．張．賴雅。
不遠處是詩人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故居。
這一年，她的《怨女》英文版《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原名《粉淚》）在英國出版。
反響不佳。
從投稿、找出版商，間隔了十年。
十年一覺，張愛玲已從喧嘩歸於平淡。
張愛玲沒有大學文憑。在美國，靠寫作難以維持生計。先後在幾所大學任職，因不喜交際也不擅做研究，均以離職收場。張愛玲數度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圍同事的不融洽。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她在信中告訴夏志清教授在學院的狀況：「我又不太會做人，接觸雖少，已經是非很多，不但不給介紹什麼教授，即使有人問及也代回掉，說我忙。」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她只宣讀了一篇《中國翻譯作為文化影響的橋梁》為題的英文論文，並未交出英譯稿《海上花列傳》。
張愛玲在〈天才夢〉一文自剖：「在待人接物方面，顯露驚人的愚笨」。鹿橋教授則認為她是把握了出世和不出世的尺度和時機。
賴雅過世不久，一九六八年七月，一個有雨的夜晚，向來不輕易見人的張愛玲，接受了臺灣記者殷允芃的訪問。我猜，這是她生命的一個安排——她要有一個新的開始。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她與胡蘭成離婚之後，很少出世的她，也是四處運作，有過一番非同尋常的出世舉動。
那天晚上，雨勢稍歇。
殷允芃和同伴王青雲撐著傘，心中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
進得門，但見起居室，一個小小的書架，擺著半壁英文書，右邊一本《紅樓夢》，窗旁的書桌上，散亂著剪報，一本翻開的《紅樓夢》，一張所得稅的表格。
張愛玲說：「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淒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杳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人生，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是一種救贖。
她對兩個仰慕她的女生說，「只要我活著，就要不停地寫，我寫得很慢。寫的時候，全心全意地浸在裡面，像個懷胎的婦人，走到哪兒就帶到哪兒。即使不去想它，它也還在那裡。但是寫完後，我就不大留意了。」
她看的第一本英文小說，是蕭伯納的。那時她十三歲。從此她開始接觸到西洋文學。
她又認為世界時時刻刻在改變，人的看法也隨時會變。因而她的小說，只有在剛完成時，她才覺得滿意，過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歡了。
「以前在上海時，」她笑著回憶，「每寫完一篇小說，我總興高采烈地告訴炎櫻（她的錫蘭女友）這篇最好。其實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聽我說著，總覺得奇怪——怎麼這篇又是最好的啊？」
一個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時的作品，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說，漫畫似的，竟像是對以前的一種諷刺。
她認為最重要的，寫小說，是要對所寫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後才下筆寫。
她對一般所謂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層，較難引起作者自發的情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這也是我的膽子小，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麼寫啊？」
《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
許多人都認為純小說已經消失了。
她說，現代的小說或是趨向於平白直述的歷史記錄，或是抽象難懂的詩。她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小說應避免過分的晦澀和抽象。作者是應該盡一份努力，使讀者明白他所要表現的。而且一個小說的故事性，也仍然需要保留。
「好的作品是深入而淺出的，」她說，「使人在有興趣地往下看時，自然而然地要停下來深思。」
她說她看書沒有一定的系統或計畫，唯一的標準，是要能把她帶入一個新的境界，見識新的事物或環境。因而她的閱讀範圍很廣，無論是勞倫斯、亨利．詹姆斯、老舍或張恨水，只要能引起她興趣的，她都一視同仁地看，沒有興趣的，即使是公認的鉅著，她也不去勉強。
她坦然說：「像一些通俗的、感傷的社會言情小說，我也喜歡看的。」她最近的長篇小說《半生緣》，就是她在看了許多張恨水的小說後的產物。像是還債似的，她說，覺得寫出來一吐為快。「但是我寫《半生緣》的時候也很認真，我寫不來遊戲文章，就算當時寫得高興，寫完後就覺得不對，又得改。」
「我是孤獨慣了的。」
她說，「以前在大學裡的時候，同學們常會說，我們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我也不在乎。我覺得如果必須要講，還是要講出來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樣，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別人一樣。」
「我常常覺得我像是一個島。」說著，習慣性地微揚著頭。斜斜地看去，額上映出的單純與平靜，彷彿使人覺得，她是在歲月之外的。她是最最自由的人。
那天，她穿一件無袖的寶藍短旗袍。她的語態，緩慢優雅，若有所思。
她自己說她的動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時，會小心地整理下襬，行動起來丰姿綽約。
那天，她很熱心地走出走進，為兩個女生張羅茶點。煮了濃咖啡，搬出核桃派、花生米，還上了兩杯白葡萄酒，可是卻找不到咖啡勺。
她抱歉道：「真對不起，湯匙都還放在箱子裡沒打開。反正也在這兒住不長久的，搬來搬去，嫌麻煩。」
那時她在劍橋已經住了快半年。《海上花列傳》已經翻譯完了二十回，約全書的三分之一。
她認為，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海上花》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國小說。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話寫成的小說，出版於一八九四年。但她也不確定，西方讀者們是否能接受這本曾經兩度被中國讀者摒棄的書。
「可是，」她加了一句，「做哪一件事不是冒險的呢？」
她也正在寫著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同時她還打算把十年前就已開始著手的一個長篇，重新整理一番，繼續寫完。
後來，這個關於《紅樓夢》文章寫成了一本書：《紅樓夢魘》，那個長篇很可能就是自傳
體小說《小團圓》。
遇到對的人，她健談，滔滔不絕，天南地北。
出得張愛玲的公寓，已是午夜。兩個女孩子激動得不行，因為見到了女神。她們一路跑著跳著地趕上了最後一班開往波士頓市中心的地下鐵。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的黃昏，我披著羊毛圍巾，穿著在聖路易斯買的跑步鞋，經過哈佛大學法學院的草地，經過百年的橡樹，越過馬路，來到瑞德克里夫學院，單只是看見矮牆上的那塊牌子，就已經狂喜不已，先就站在院門口拍照，有一種擔心失去的不安。
學院裡清一色英國建築，清水紅磚裡，鑲嵌著白色的線條。小小的院落，修了一個噴泉，四周安置著長椅，很容易令人想起《小婦人》這類書的場景。引路的宗蔚冰，長著一副小巧玲瓏的身材和五官，她順勢長椅上一靠，道：「張愛玲很幸運，她走了沒多久，女子學院就合併了，沒有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張愛玲到美國劍橋才幾個月，就在哈佛大學為賴雅送終。哈佛年薪也由五千美元再減少為三千美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底，張愛玲從四五室公寓搬到「同宅較小的」四三室公寓。所謂「一間房的公寓」，可能是為了節省開支。
無法揣度張愛玲是如何處理面對這樣悲傷、手足無措的時刻的。
張愛玲常說：「我是孤獨慣了的。」
我四下裡張望，似乎要找出賴雅和張愛玲在這個院子的蛛絲馬跡——她會把賴雅葬在橡樹下面嗎？還是把他藏在一個中國的青花瓷瓶裡了？
賴雅死後，張愛玲拍過一張照片。齊耳的短髮，光潔的額頭，一縷碎髮在頸背。
那一年，她四十七歲，急景凋年，一連串的蒙太奇。
歲月如殺豬刀，刀刀見痕，毫不手軟。
但她用一抿嘴的微笑，挽住了荒蕪。
張愛玲小說中已早有預言：「人生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有無限的慘傷。」
暮靄四合，剛下過雨，小徑上濕漉漉的。這個美麗精緻的小院子裡，滿目都是她的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