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心路歷程：一代文宗的作品、行誼與相關史實

蘇軾是宋朝有名的賢臣，才華橫溢，在文學上有宏偉的成就，在政治上有極其崇高的聲譽，他一生的思想行跡反映出宋朝的興衰成敗，闡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善惡優劣之特徵，足以發人深省。
本書綜合運用包括文學批評、傳記、歷史與哲學在內的各種研究方法與理論，解析蘇軾多彩多姿的作品，並透過其作品，參酌當代史料及筆記，深入描述他一生的行誼及思維，重新建構北宋一朝相關重大史事的真相，進而以蘇軾為典範，探討他所代表的傳統特有的性質。

楊東聲
臺大中文系學士與臺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臺大畢業後，赴美深造，專攻西方比較文學，在新澤西州州立羅格思大學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完成博士學位前，曾在維吉尼亞州威廉瑪麗學院任中文講師。畢業後，轉赴賓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任比較文學及中國文學助理教授。後返臺，任國立中正大學外文系教授，兼外文系系主任及語言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任職期間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現任教於美國德克薩斯州貝勒大學，致力於中西文學、歷史與哲學之教學與研究。

自序：
宋朝在中國歷史上不算是一個特別強盛的時代，版圖也不是特別的遼闊，從它建國開始，便得跟四周的強敵競爭生存的空間，經過一百六十七年，金人結束了它在北方的統治；它在南方的政權更不必說，勉強支撐了一百五十二年，便亡在蒙古人的手中。宋朝滅亡的原因很多，但是奸臣當國而賢臣受到迫害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其實中國歷史上不論哪個朝代，最後滅亡都跟這一個原因脫不了關係。蘇軾是宋朝有名的賢臣，才華橫溢，但終其一身不但不能全力施展他的政治抱負，而且不時受到嚴厲的政治迫害，他一生的思想行跡反映出宋朝的興衰成敗，闡釋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善惡優劣之特徵，足以發人深省，可做一般人接物處世的良鑑。中國有一句成語：「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鼓勵中國人汲取歷史教訓，希望大家從往日的失誤中領悟到成功致勝的道理，從而能避免重蹈覆轍不再受到類似的傷害。研究蘇軾一生的行誼與思想不僅使一個學者對蘇軾的個人能夠有全盤性深入及正確的了解，而且有助於一個人洞悉宋朝長期積弱不振的原因，同時也能加深大家對中國文化特質的領悟。
在中國歷史上，大概再沒有第二個人是像蘇軾一樣在文學上有那麼宏偉的成就，詩詞散文樣樣精嫻。特别難得的是他在政治上有極其崇高的聲譽，備受百姓的愛戴；在門生中也非常受到推崇，去世後受到幾乎如神一般的敬拜。宋孝宗對他讚不絕口：「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朕萬機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捨，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為矜式。」宋史對他的評價也是無以復加：「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從這些角度來看，蘇軾應該算是中國文人中最了不起的人物了。
中國現代因為受到蘇聯列寧的影響，一般都推崇宋朝的新黨，貶抑舊黨，身為舊黨要員之一的蘇軾自然不像往日一般受到特別的推崇。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聲譽備受抨擊。文化大革命之後，大陸政策部分改變，往日的蘇聯已不再存在，她對中國也不再像昔日一般具有那種無比的影響力，蘇軾的聲譽因此再度恢復。二十幾年前朱靖華不但把蘇軾推尊為中國的頂尖人物，也把他褒揚為世上「曠世無雙的全能文士」：「蘇軾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驕傲。」八年多以前，黃玉峰也同樣說：「蘇軾是中國文人完美個性和品格的化身。蘇軾是人類的驕傲。」趙志偉更進一步就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明蘇軾所以特别值得國人推崇的地方：
 
一般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多的是專制、等級、仇恨、奴性，不錯，大量充斥的是這些，但是從以蘇軾為代表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人們的詩文以及所作所為中，我們似乎能看到它的對立面：對獨立、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雖然他們也許並不自覺，雖然它的力量是那樣微弱。──但「蘇軾們」的存在，證明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並非全是黑夜而沒有光明！她證明中國的傳統文化並非一無是處，並非全是吃人！她也有美好的東西。
 
歷史上這些對蘇軾的讚辭，筆者認為應是公允之論。
在蘇軾的一生中，對他及當代人影響最大的一樁政治事件應該算是新法了。中國大陸現在雖然不再像往日一般欣然接受蘇聯的旨意，但是大陸官方的政策基本上仍不貶抑新法；一般學者遵行政府的決策，因此對新法還是持相當肯定的看法。其實就史實來看，新法對神宗朝及其以後北宋的政治造成極端不良的影響，並間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在元豐三年即已做到參知政事的章惇，先後在神宗及哲宗朝為相，推行新法甚久，但他對新法也不完全贊同，他在哲宗祖母攝政期間就坦白地承認新法的一些弊害：「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蘇軾與章惇同一年中進士，在新法實施以後，歷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及湖州知州，執行新法，走遍多處鄉村，深知民間疾苦，因批評新法對老百姓造成的傷害而被判入獄，幾乎為此喪生；在新法結束後再為杭州知州、潁州知州及揚州知州，他在揚州任上為民請願，對新法在民間所造成的遺害有深入的認識與描述：「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為篳門圭竇矣。」在元朝政府主持之下集體修撰的《宋史》中，所有參與修撰的作者根據史料都一致表示除了少數的法則以外，新法對當時的平民的確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元朝消滅南宋與北宋的施政無關，沒有理由故意歪曲北宋的政治措施，它對北宋推行新法的評斷因此應當客觀可信。此外，歷史上反對新法的官員，除了偶爾意氣用事之外，一般人品都相當正直，他們常常為了堅持原則而鄙棄美官。例如舊黨的主要領導人物司馬光，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他因反對新法就是不接受，神宗說在大臣中也只有司馬光一人能夠拒絕那麼高的官位：「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相反的，支持新法的官吏卻往往不顧原則，只求高位。例如新黨極其重要的領導人物蔡京，在司馬光為相的時候，為了逢迎，當舊黨很多官員都覺得在五日之內廢棄雇役法有困難的時候，他卻獨卻眾意，在幾天之內就廢掉此一新法；而在章惇為相的時候，他又能在幾天之內廢棄舊法，再用新法：
 
元祐初，光復差役，惇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講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為然……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改畿縣雇役之法。至是惇入相，置司講議，出京為戶部尚書兼提舉。於是京欲掩蓋元祐迎合之跡，乃白惇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惇信之，遂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法。
 
一個人做事沒有原則，為了利祿，朝夕反覆如此，令人不免有嘆為觀止之感，因此舊黨在歷史上的證詞一般應比新黨可靠得多。
大陸學者所以推崇新法貶抑舊黨，主要是因為政府沿承列寧的思想，他們的立論自然不能違反政府的決策。西方民主國家的學者支持此一論點，卻不能引列寧或中國大陸的政府做為他們論點的基礎。因此他們別出心裁，採用經濟的觀點來支持他們的看法，說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是貧民出身，代表中、下農及小商人階級。例如耶伯哈（Wolfram Eberhard）就說：「王安石來自一個貧窮的家庭，擁護他的人也都是貧窮人家出身，他迅疾地把他們安插到各個崗位。他們代表小地主和小商人階級。」這種說法與史實抵觸，值得商榷。首先，不論王安石是貧賤或者富有的家庭出身，反對新法的或支持新法的人絕對不能以家庭出身為區分的標準，像他弟弟王安國就反對新法。當神宗問他王安石的新法時：「卿兄秉政，外論謂何？」他就回答說：「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另外，王安石的父親王益身為都官員外郎，不是貧民。再者，絕大多數新法的支持者都是富人而不是貧民。例如支持王安石的參知政事韓絳（1012-1088），他的父親韓億官至尚書左丞，是殷富之家，並非貧民出身。王安石的左右手呂惠卿，父親做到光祿卿的高位。當然，在眾多的支持者中，最富有的人還是神宗，如果沒有他的支持，新法是絕對不可能實施的。神宗的兒子哲宗和徽宗也全力支持新法，當徽宗任命禍國殃民的蔡京為相的時候，就說得很清楚他支持新法的立場：「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相對的，反對新法的官員並不一定都是大地主或富商的家庭出身。例如激烈反對新法的吳奎「少時甚貧」。蘇軾的師友張方平（1007-1091）在別人都還不清楚王安石的為人之前就已經預知王安石日後執政所可能帶來的禍害，小時候家裡也很貧窮：「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王安石的學生陸佃不贊同新法，也是貧苦家庭的出身：「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反對新法而出身不是特別富有的人實在多得不可勝數，本書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舉。王安石所代表的，應該不是像西方那些學者所說的貧賤階級，而是宋朝皇室的利益；而王安石的支持者，等而下之，他們不但跟他一樣忽視平民，而且往往以自身的利益為出發點，把個人的利益看得比皇家的利益重要得多。就如新黨的要員之一鄧綰所說：「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新法不能獲得正直官員及大多數平民的支持，最後的受害者當然還是整個國家。
有的西方學者不以經濟而以革新守舊的觀點來說明新舊黨的異同，例如羅金斯基（Witold Rodzinski）就說：
 
第一個是保守派，全面反對所有關於政府或政策的改革措施。這個團體代表大多數的官員，他們都是大地主的家庭出身。這一派以很多傑出的學者為首，例如歐陽修及司馬光，並包括了所有的理學家。第二個是改革派，主要以王安石為首。它尋求新法及新的途徑來解決日形嚴重的社會危機所造成的各種問題。它的目的是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和國家。在這兩個團體中，保守派佔絕大的優勢。他們有傳統做他們的後台，同時政府官僚體系無可避免所產生的阻力也對他們有利，潛在地阻撓任何的改革和進步。
 
這種說法也不合史實。舊黨的官員幾乎全都見到宋朝政治的積弊，主張革新；蘇軾本身身體力行，從從政開始就立言改革，只是舊黨的主張跟新黨不同。新黨注重皇家的利益，而舊黨重視平民的利益。新法對平民造成的戕害，就連斷送北宋國運那麼腐化的徽宗也很清楚：
 
帝之初政，銳欲損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為然，已乃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為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今日乃聞佳言。」……蔡京自錢塘召還，過宋見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易之哉？」京慚不能對，勣亦終不復用……勣挺挺持正，尤為帝所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徽宗知道新法對人民所造成的戕害，他並不像現代那些學者刻意去粉飾新法的弊端，只是主要因新法可以提高國家的歲入，「以用度不足故也」，所以即使新法對民間不利，他還是繼續實施，最後慘遭亡國的噩運。
宋朝的政爭對中國現代的政治有特殊的啟發作用。自清末開始，西方列強東進，對清朝的生存構成威脅，形勢如同宋朝與遼金蒙古對峙一般，清朝的改革呼聲也如同宋朝一般應運而起，開始實施自強運動。日本在明治維新成功以後，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覬覦中國，成了清朝最大的威脅。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夕，主政多年當時高齡七十二歲的李鴻章看到清朝薄弱的軍力，「自知實力不足」，力主和議，希望爭取時間積極備戰；二十七歲的光緒皇帝年輕氣盛，主張立即開戰，如同宋朝年輕激進的神宗希望瞬間取得勝利戰果一般，結果清朝戰敗。中日第二次戰爭爆發前夕，執政多年的蔣中正主張和議，強調爭取時間，從容備戰，處處避免與日軍發生全面衝突，當時主戰之聲甚囂塵上，張學良在中共的煽動之下發動西安事變，夥同中共迫使蔣中正對日宣戰，結果中國損失慘重，戰事發生四年多以後，主要因日本與美國發生衝突，中日戰爭發展成為世界二戰的一部分，美國大規模援華，八年抗戰方得以勝利結束，但戰爭期間中國損失的人力物力龐大到驚人的程度，而且蔣中正也因中日戰爭而讓當時蘇共支持的中共勢力坐大，最終被中共擊潰，失去大陸。中共建政，有意與世界列強一爭長短，毛澤東在眾人的反對聲中，執意發動大躍進，希望「十幾二十年就可以趕上世界上一切國家」，26 因為草率行事，導致大饑荒，據學者估計，餓死約四千萬人。
當中國勢力衰弱，受到鄰國威脅之際，失去理智的盲目的愛國情緒往往會主導中國的政治，在富國強兵動人的口號之下，採取輕率急躁的行動與政策，導致誤國殃民的後果，結果葬送了許多中國的精英，塗炭了廣大的生民，反而使中國陷入更加黑暗的淵藪之中。蘇軾坎坷的一生，宋朝滅亡的命運，中日兩次戰爭與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給中國所帶來悲慘的影響，這些重大的史實之間有甚多甚深的遙相呼應之處，值得深入研究。
在人類歷史上，最有政治耐心與毅力的民族，就筆者所知，應該是猶太人。當他們依賴著耶華神，在摩西的領導之下，邁向他們理想家園的征途時，因為他們在征途上缺乏紀律，表現不符合理想，摩西讓他們在沙漠中歷練了整整四十年的時間，才開始他們對敵的征戰，最後建立了以色列王國：「你會記得在這四十年中耶華你的神在沙漠中一路上帶領著你，為了使你謙下、試探你、了解你心中有什麼，你是否遵行他的誡命。」（申命記 8: 2）宋朝的老臣富弼勸神宗說：「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要神宗在發動戰爭以前，先耐心準備二十年，神宗不從，摩西準備了四十年的做法，對神宗來說應該就更不可思議了。以色列人讓人驚異的事不僅是全民準備了四十年再向敵人發動全面的戰爭，他們更讓人驚服的是，在公元前五八二年猶太亡國之後，經歷了兩千五百多年不斷的努力，又能在他們失去二十多個世紀的國土上重建以色列國，連續擊潰他們四周的敵國，而一躍成為中東一個超級強國，他們的耐心與毅力為人間罕見，可做中國歷史的借鑑。

後言：
在中國歷史上，蘇軾是數一數二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更難得的是他有光風霽月似高尚的人品，對國家社會有著深摯無比的熱愛，對人民大眾的苦難抱著人溺己溺的態度，處處為民喉舌，言他人所不敢言，行他人所不敢行，全力實施他濟世助人的抱負。可惜宋朝的四個皇帝英宗、神宗、哲宗及徽宗都不能賦予他治國的重任，使他一生都沒機會全力施展他的才華與抱負。蘇軾不僅沒機會實施他的政治理想，在神宗、哲宗及徽宗三朝他因反映民間疾苦反而受到極其嚴厲的迫害，幾乎因此喪失了性命，即使在他死後徽宗對他仍不放過，繼續對他死後的名聲進行長期無情的打擊。他的不遇，尤其是他的不幸曝露出中國傳統社會一個極大的缺點，即是君子常常失意，而小人往往得志。孔子如是，孟子如是，屈原如是，蘇軾也如是，中國史上諸如此類的人物可說不可勝數。老子所說的柔弱勝剛強，「柔勝剛，弱勝強」，在西方社會未必一定如此，但在中國社會可說一般確是如此。中國的民族性有很濃厚的道家氣習，道家的教導也深受一般人的歡迎，這在至少表面上處處尊孔的中國傳統社會中，自然造成了很大的問題，蘇軾說：「晉以老莊亡」，有甚深的見地，值得吾人警惕。
蘇軾的思維中有相當強烈的公天下的思想，他不認為中國的國土全部是趙家的私有財產，「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就他看來帝王只不過是一個經理人，代天管理大地，照顧百姓。在精神上，蘇軾懷有探究永恆世界的意願，但是無論蘇軾對佛道兩教所陳述的永恆世界有多大的好奇心，他總覺得佛道兩教逃離塵世，對現世缺乏執著的熱愛，對民生疾苦採取超然或漠然的態度，對國家社會造成負面的影響，「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所以終其一生他對佛教及道教保持著懷疑批評的態度。在他的認知上，他對人類大地的關懷遠遠超過他捨棄人世進入永恆世界的慾望。佛教和道教拋棄人世追求超越世間之境界的想法，跟他對人世執著的熱愛及獻身追求社會公義的理念在本質上自然有根本的抵觸，再加上他們所說的超越世間的理想世界是否真實，「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這些都是促使他一生對佛道兩教不能完全認同的原因。倒過來說，也正因為蘇軾不信佛教空幻的宇宙觀，他對這個世界才有執著無比的熱愛，正因為他不信老莊逍遙虛無的哲學，他才會鍥而不捨的為社會公義百姓福祉而向邪惡挑戰。
現代中國對王安石的評價非常高，有過譽之嫌。本書顯示王安石固然有他的才華，做人的原則，但他的心胸狹窄，度量不大，不能採納别人不同的意見，而且常有報復的心理，這不是一個做宰相應有的風範。神宗對他寵信，任用他所引薦的小人，造成了持續甚久的新舊黨爭，埋下了日後宋朝滅亡的遠因。王安石對蘇軾的敵意是導致蘇軾下獄的主因，日後王安石在被擠出朝廷，看出呂惠卿的小人面目之後，雖盡釋前嫌，主動跟蘇軾和好，但為時已晚，那時宋朝政局大體的趨向早已確立，新舊黨此後便成了政壇上勢不兩立的兩大壁壘，直到北宋滅亡為止。
新政的施行幾乎左右了神宗一朝及其以後北宋的政局，它對北宋朝政的影響可說利少弊多。宋朝立國原本先天不足，趙氏的天下並不是趙家全憑自己的才能一手建立起來的，而是因著後周王室孤兒寡婦勢單力薄篡奪得來的。宋太祖、太宗兩個能征善戰歷經沙場的驍將與遼國作戰依然不時敗北，無法取得最後的勝利，宋、遼兩國軍事力量的強弱由此可見。其後從小在深宮中長大而毫無戰場經驗的神宗坐鎮宮中，通過宦官的節制，希望宋軍能在他遙控之下征服遼國，這似乎是不太切合實際的想法：「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特別是他沒有知人之明，排除眾多大臣的意見，而獨信王安石，重用一批王安石引薦的自私自利的官員，草率制定新法，强行推行新政，並鼓勵御史臺懲治批評新法的代表人物蘇軾，新政的失敗可以預見。
神宗重用王安石引薦的人，如果不是日後王安石與呂惠卿起了權力衝突，神宗決心要把呂惠卿逐出朝廷，由御史出面全面抨擊呂惠卿貪污瀆職的內情，後人大概很難那麼清楚的了解呂惠卿卑下的人品。即使像呂惠卿如此貪瀆的官員，神宗也只是把他貶出朝廷，仍讓他出任地方的首長，對比之下，蘇軾人品才氣遠在呂惠卿之上，只因替窮苦的老百姓說話，神宗便心狠手辣地對他進行無情的迫害，神宗的昏庸由此可窺一斑。
新法的重點是增加國家的稅收與強化國家的軍事力量，最後的目的是征服遼夏。本書證實在強國強兵的政策之下，平民的利益往往被忽視，舊黨以平民的利益為出發點因此反對新法。誠然，在新舊黨爭中，舊黨難免有意氣用事的地方，如後期司馬光當政，不顧蘇軾等人的反對，盡廢新法，這已失去原先以平民利益為出發點來反對新法的美意。蘇軾不是因為王安石而反對新法，確是以平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終其一生都能夠堅持為民謀求福利的原則。他的見解雖然不完全是十全十美，但他不以人廢事，就事論事的原則值得嘉許。蘇軾在各地擔任行政長官，執行朝廷既定的新政，有推行新法的實際經驗，他在處理政務時發現免役法利弊參半，因此主張革除免役法引起的弊端，但仍然保留新法，這不僅證實蘇軾行事不苟的原則，能夠不因人廢法，也在在說明新法確實有諸多弊端，在民間造成了不小的損害，從而導致舊黨反對新法。
宋朝政治的改革當然有其必要，舊黨與新黨在這一點上立場一致，只是舊黨持穩健徐行的作風，希望按部就班來達到改革的目的；而王安石不顧眾意，一意孤行，希望宋朝在短期之內就可變成超級強國。司馬光雖然在中國傳統歷史中被目為賢相，但他在執政期間跟王安石犯了同樣的錯誤，也是不顧眾意，一意孤行，盡廢新法，這不僅是宋室的不幸，也往往是中國傳統政治運作的致命傷。任何政治上重大的改革，絕不是一兩個政治領導人物閉門造車就可成功的，它需要廣集眾智，獲得多數人的支持，在深思熟慮之後，審慎推行之下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文字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非常顯著的位置，是專制統治者一貫用來鉗制知識份子的工具，也是知識份子在政壇上用來整肅異己的手段。文字獄的興起固然與帝王的專制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在很多方面，它也反映了知識份子在中國傳統政治中所顯現的精神上的缺失。蘇軾是文字獄的受害者，本書顯示他在神宗朝因文字入獄，固然是王安石當初對他讒毀，導致神宗對他不滿，大臣為諂事神宗，執行他的旨意，對他進行撻伐，整個事件的主要過錯在君王；但是宣仁攝政，重用蘇軾，而他的政敵為個人恩怨，仍然師法神宗朝的故技，繼續對蘇軾進行文字上無謂的迫害，這就不能再把鉗制言論的過錯推給帝王，而只能說是傳統知識份子思想上的一個缺憾。缺乏正直原則的知識份子濫用其專業知識，以文字為工具，舞文弄墨，無中生有，顛倒黑白，蓄意扭曲他人的言論，對其人身進行無理的誣蔑迫害，這是以知識份子為中堅的中國傳統政治中的一大污點，為保持政治的良性運作，知識份子有必要對此一作為進行有力的撻伐，表示絕對的鄙棄。
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受到孔子的影響，「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在遇到挫折之時便常思退路，不能堅持與政敵繼續周旋下去，不到徹底擊潰敵手，不到根本解決問題的時候，便絕不停止的原則。在王安石執政，引進了大批小人之後，當時有原則的正人君子紛紛自動離開朝廷，無形中為王安石的黨羽在朝製造了欠缺制衡的施政環境，使他們對異己份子進行迫害打擊更為熾烈而不受制約，結果給個人帶來災難，也使宋朝的政治邁向了滅亡的道路。小人在中國政治上往往得勢，跟正人君子不時自動退讓有相生相成不可分離的因果關係。當照耀舞台的光線一一撤離時，那個舞台必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舞台上的演員也不再會對一己表現的優劣特別在意，台上台下變成一片混亂的局面自然不言可喻。
最後一點：在小人的壓力之下，君子不但常有退隱的傾向，更有甚者，有時還會盲目的尋求自盡。蘇軾在湖州被捕之時，以為自己到了窮途末路，曾試圖投江自盡。因當時官吏嚴於看管，結果無法如願。後來關在京師牢中，仍有絕食自盡的打算。在中國歷史上，包括現今的社會，自殺身亡之人，所在多有，遑論企圖自盡而無法如願的人，那更是難以估計。由蘇軾一生的行跡來看，如果蘇軾在湖州被捕或獄中監禁時就已自盡，中國會不會像現在一般如此尊崇紀念蘇軾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而答案有可能是否定的。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以自殺了結一生的知識份子應該非屈原莫屬，中國社會對遭受挫折而自殺的人，一般不但不嚴責，反而有同情或者甚至鼓勵的傾向，此由歷久不衰、至今仍然頗為風行的推崇及紀念屈原的端午節可窺一斑。就屈原來說，一時之間，不能實施一己的政治理念，結局就必須是自盡，這種看法相當武斷而任性，不但於事無補，往往反而會加速時局的惡化，較君子因一時遭到挫折而退出政壇，隱居民間，是更令人惋惜的選擇，也更讓邪惡小人趾高氣揚。筆者再以與屈原幾乎同樣家喻戶曉的項羽一事跡為例來做進一步的說明。項羽一生，如其所言，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但最後終於失敗。歷來史家對他失敗的原因有眾多不同的解釋，其實，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對一己生命與世局的看法如同屈原一般，稍嫌武斷任性。當他被劉邦為數多達五千的騎兵窮追到烏江畔之時，跟隨他的人只剩下二十六個，就數字上來看，項羽的確是走投無路，死路一條。但是從天意上來看，在項羽最危急的一刻，烏江上突然出現一隻船等著項羽，而且那個船主對項羽也特別友善，敦請他渡河：「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羽不但不把那條船適時的出現看成是老天的恩典，特意為他展現的奇蹟，反而堅持把錯誤推給老天，拒絕渡河：「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一般人逃難，碰到類似的機會，應該會感謝老天，立刻上船，先到安全之處，再徐圖未來。項羽非但不感恩，反而詛咒老天，如此自暴自棄，自然難逃可怕的厄運：「乃自刎而死」。如果項羽能抓住老天給他的機會，渡過烏江，吸取教訓，重整旗鼓，與劉邦再戰，究竟鹿死誰手，很難預料，項羽絕對有機會一統江山。
蘇軾在湖州被捕及下獄之初，企圖自盡的想法與項羽被追趕到烏江畔心灰意冷時的念頭可謂雷同。但蘇軾到了黃州以後，他的觀念開始轉變，他在黃州體驗到老天歷練他的深意，為他做的獨特的安排，「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所以他不但不把他在黃州的困境再視為無法脫逃的悲劇，做為自盡的藉口，反而能超越當時的困境，將其視為老天的「深意」，用來提升鍛煉他的心志，目的是為了使他變得更為堅強成熟。蘇軾得到這種不尋常的歷練，因此能昇華成為出類拔萃的人物。結果數年後，得以「入為侍從，出為方面」，襄贊君主，造福人群，流芳人世。當他第二次遭到貶謫時，因他先前在黃州對生命已有了更為深刻的領悟，自盡對他來說，只是一種不具太多意義的逃避行徑，已不再具有任何誘惑力，因此無論小人施加給他的壓力如何巨大，迫害如何嚴厲，他都能屹立不搖，不為所動。蘇軾在儋州寫的《書傳》中對堯試煉舜的過程有如下一段評語：「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尚書》的經文雖然沒有說天地鬼神在「烈風雷雨」危險的時刻幫助了舜，但是蘇軾根據自身的經歷以及他對天意運作的觀察，而提出了一個超乎表相，鞭辟入裡的解釋。蘇軾認為，當一個正人君子陷入危境之時，天地鬼神會在冥冥之中，給予適當的濟助。在兩次貶謫中，蘇軾鍛煉出一種堅強無比的信心，一次又一次的幫助他渡過了危機。最後，他的直覺應驗，年輕的哲宗二十五歲的時候，就得離世，而老邁的蘇軾卻如願以償，安返大陸。用蘇軾自己的話說，「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在哲宗任性懲處蘇軾這件事上，天地鬼神顯然是站在蘇軾那一邊。蘇軾在黃州及黃州之後博得後人特別稱頌的經歷與成就，絕非他在湖州及京師獄中企圖自殺時所能預料。蘇軾的心路歷程，就整體來說，就是對人生與天意的信心的成長，開花及結實的故事。
 

 

序
第一章 畸形社會
第二章 家世淵源
第三章 早年志趣
第四章 名動京師
第五章 早期詩作
第六章 制科考試
第七章 宦途伊始
第八章 返鄉守喪
第九章 政壇異動
第十章 力挽狂瀾
第十一章 直言極諫
第十二章 政治迫害
第十三章 離京赴杭
第十四章 杭州通判
第十五章 新政風暴
第十六章 密州知州
第十七章 兩敗俱傷
第十八章 徐州知州
第十九章 身陷囹圄
第二十章 生死關頭
第二十一章 耐心等待
第二十二章 東山再起
第二十三章 一食三嘆
第二十四章 重返杭州
第二十五章 杭州德政
第二十六章 鍥而不捨
第二十七章 和陶〈飲酒〉
第二十八章 悉心論奏
第二十九章 許國心懷
第三十章 與世長辭
結語
參考書目

第一章　畸形社會
 
蘇軾所處的宋代可用兩句話來形容：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宋朝一開始就建立在不良的基礎上，宋朝的開國君主趙匡胤（927-976）不像漢朝的劉邦主要靠著自己在戰場上的武勇機智取得天下，而是因背叛他年甫七歲的幼主恭帝，才取得了王位。後周世宗（921-959）對他的將領一向不太信任，平日採取防範的態度，「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在去世前，大概為了鞏固他幼兒的權位，在人事上突然做了重大的調整。他的女婿張永德（928-1000），當時任後周（951-959）最精銳的部隊殿前軍的最高長官都點檢，軍權在握，周世宗顯然不信任他，但又不好殺自己的女婿，因此在病重的時候把他撤換，讓趙匡胤取而代之。他這個臨終的安排，對鞏固他兒子的王位來說，不但無益，反將他兒子送入虎口，趙匡胤因此撿了一個便宜，得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去篡奪後周的王位。
宋代的史書對趙匡胤背叛恭帝的這件事說得相當委婉，雖然表面上沒直接歸罪給趙匡胤，說是因他弟弟趙匡義及其他將領的擁戴，黃袍加身，身不由己以致取得王位，但是字裡行間卻隱隱約約非常技巧地暗示趙匡胤實為此一政變的策劃人。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建隆元年（960）春正月初一（辛丑），朝廷接到鎮、定二州告急的消息，說北漢與契丹南侵，周廷因此派趙匡胤帶兵禦敵。初二殿前司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帶領前軍先行出發。那天京師就已經盛傳趙匡胤會當皇帝，一時人心相當恐慌。初三傍晚，大軍到了陳橋驛紮營，趙的將領便開始計議：
 
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義。匡義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即與處耘同過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汝赦。」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先攘卻，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未可知也。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普顧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早為約束。」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城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敕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都指揮使浚儀石守信、殿前都虞侯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太祖醉臥，初不省。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匡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擐甲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庭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眾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眾皆下馬，曰：「惟命是聽。」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看出趙匡胤陰謀篡位而且井然有序地在史籍中揭露他的虛偽面目的史家有可能是《續資治通鑑長編》的作者李燾（1115-1184）。黃袍加身的事變是在李燾出生前五十五年發生的，李燾跟現代的學者一樣沒有實證可以確定那個政變的確是趙匡胤一手策劃的，但是他根據史料推斷出趙匡胤應該是幕後指使者。只是李燾是宋朝的臣子，他不好憑推理公開指責宋朝的開國皇帝說他背叛周室，但是他在報導趙匡胤稱帝的這件事上也不願說謊，替當事人遮掩他們不良的居心，因此他用間接暗示的手法告訴他的讀者，趙匡胤其實出賣了他年幼的皇帝。李燾的記載顯示當趙匡胤的大軍還沒離開京師的時候，就已經有消息傳出來說趙匡胤會做皇帝，這已經很清楚地表明趙匡胤業已掌握大局，準備發動政變了。此外，與趙匡胤在權勢上分庭抗禮的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韓通的兒子早已看出趙匡胤有不軌之心，他勸他父親採取行動，可是韓通沒能聽他兒子的話：
 
初，周鄭王幼弱，通與上同掌宿衛，軍政多決於通。通性剛愎，頗肆威虐，眾情不附，目為韓瞠眼。其子微有智略，幼病傴，時號韓橐駞，見上得人望，每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卒死於難。
 
韓通人雖然剛愎，但是對幼主倒是相當忠心，他因阻止趙匡胤的叛變而被殺，他的妻小也全都遇難。
《續資治通鑑長編》在記載政變的經過時持續不斷地穿插了一些重要的細節，隱約透露出政變早有預謀。表面上政變是在大軍離京以後在陳橋驛突發的事件，但是上文已經提到政變消息在大軍還沒離京以前就已經走漏的情形，同時身為大軍統帥的趙匡胤，身經百般試煉，在率軍與強敵對抗之際卻會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有怠職的傾向，這是不能不令人驚異的事。更奇怪的是，在荒郊野外政變發生的時候，恰好又有預製好非常合身的黃袍可以派上用場。妙事一直發生到大軍班師回京舉行禪位典禮需要禪位書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能忽然從袖中掏出早已預備好的詔書，「制書成矣」。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記載這件事的時候追加了一句話：「太祖由是薄其為人」，把趙匡胤說得像個聖人；按照史實，趙匡胤這時業已掌握朝廷的大局，準備登基做皇帝，需要詔書，而陶穀早已替他預備好了禪文，他高興都還來不及，怎麼可能會鄙視陶穀此一必要及時之舉，司馬光給趙匡胤臉上貼金，把趙匡胤說成聖君是站不住腳的。在黃袍加身的整個史劇中，最妙的是一等趙匡胤篡位以後，二十天之內，滿朝文武官員，慶賀的慶賀，升官的升官，竟沒有人再提契丹與北漢聯軍入侵的事，好像根本就未曾發生過那麼一回事。二十天以後，北方來報說契丹與北漢的大軍不戰而走：「鎮州言契丹與北漢兵皆遁去。」李燾在報導這條新聞的時候，很用心地把它挑出來，跟別的記載分開，讓它獨佔一個方面，有自己特殊顯著的地位，似乎是要讀者把它當做獨家的頭版新聞來看。往常傲視中原的契丹鐵騎這時連敵人大軍的面也沒見著，就突然自動消失，好像他們的入侵只是為趙匡胤的改朝換代聊做陪襯而已。李燾登錄的這些重要的線索在在顯示證明從謊報契丹的入侵到新天子的登基整個事件，都是趙匡胤跟他的手下策劃出來的。
這種經由不太光明的途徑取得的政權，有它嚴重的局限性，先天的不良不可避免的導致了後天的失調。宋太祖在取得帝位之後，恐怕他的手下如法炮製，對他構成威脅，因此要求他的重要將領全部辭職。為了能讓撤職的程序順利進行，趙匡胤以土地、金錢來脅誘他們，要求他們自動讓位：
 
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約，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趙匡胤顯然只希望他的王位能坐得安穩，至於國家是否強大，對他來說，並不是絕對重要的問題，所以他不要他的將領關心國是，獻身國家，而只要他們多買些擅歌擅舞的女子，每天沉迷在歌舞酒色之中，過著糜爛的生活，「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就他來看，他們的生活越糜爛，越耽於酒色，越能夠放棄宏偉的理想，越不願意參預軍國大事，他們圖謀篡位的可能性就越小，他的王位應該就越穩固。在趙匡胤的將領交出兵權以後，趙匡胤便親領禁軍，把全國最精銳的部隊集中到京師，讓老弱殘兵留守地方。這種強幹弱枝的政策對他的王位並沒產生絕對的保護作用，日後趙匡胤的王位仍然被他弟弟篡奪；更重要的是，地方上的軍力從此大為減弱，失去了抵抗外敵侵略的力量，宋朝的滅亡，實跟此一政策有密切的關係 。
為了防備軍人篡奪政權，趙匡胤除了實施強幹弱枝的方略以外，更制定了重文輕武的政策。在此一政策之下，趙匡胤一方面提倡文風，鼓勵文人仕進，一方面降低軍人的地位，將他們隸屬於文人之下。更有甚者，軍人如同犯人一般多黥面。因為軍人的地位大為降低，當時一般有志氣的男子都不願當兵，在中國流行了約千年之久的諺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就是在宋朝開始出現的。為了保持軍隊一定的數額，宋廷只好徵募流民、罪犯之類的人：「或募飢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一有征討，則以之力戰鬥，給漕輓，而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矣。」罪犯負責保衛良民，這對宋朝的社會來說是一大諷刺。
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到了真宗（968-1022）那一代受到特別的重視，真宗本人親自寫了一首詩來提倡文風：
 
富家不必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房不用架高樑，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真宗此詩的結尾說得再清楚不過，一個有志氣的男兒不必做別的事，只要讀書就可以，而且只須讀六經，別的書不值得一提。這種想法在深入一般人的腦海之後，對宋朝日後試圖培養一流的將領，組織一流的軍隊自然產生極大的阻力。宋朝早期少見的良將范仲淹就指陳過這種政策的缺失：
 
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
 
當時的宋廷平時不講究武備，遇有動亂卻希望各地官員都能搖身一變成為能征善戰的將領，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難怪在北宋一百六十七年的歷史中，宋廷必須以金錢布匹來購買和平，而最後還是滅於金人之手，南宋（1127-1276）就更不必提了，苟延殘喘了一個多世紀，最後終於被蒙古滅亡。
宋朝重文輕武的政策在中國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絕無僅有，在世界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中國古代的男子一般都須要學習武藝，孔子以六藝教人中的第三和第四項射箭和駕車就是武藝，南北朝的時候還有花木蘭一類的女子從軍，現代中國規定每一個健康的男子都有服兵役從軍的義務，沒有一個朝代是像宋朝一樣將軍人和罪犯那麼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無論古代或現代，一個軍事強國中的男子往往都有義務當兵，可說是人人皆兵，如戰國時代的秦國，宋朝的鄰國蒙古，二戰時期的英國及美國。宋朝因為開國君主趙匡胤篡奪後周恭帝的權位，為了防備別人篡奪他的權位，心懷鬼胎，建立了重文輕武一種畸形的政策，這種畸形的政策變成了促使宋朝亡國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朝提倡人文教育自然有其正面的效果，比如宋朝的士風振奮，官學及私人書院興盛，規模宏偉的叢書相繼出現，印刷事業發達，科技進步，先後發明印刷術及火藥等等。但是因重文而輕武，宋朝的社會普遍缺乏雄壯英武的氣息，再加上佛教打坐參禪的影響，宋代很多讀書人──包括蘇軾和他弟弟蘇轍─常喜歡靜坐不動：「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更糟糕的是不少士大夫確是像趙匡胤對他的將領所期望的喜歡蓄妓，養了很多的擅歌擅舞的女子，追求奢侈玩樂的生活。當時的名詞人張先（990-1078）年紀到了八十五歲，還在尋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特別是北宋最後的一個皇帝徽宗後宮佳麗成百上千，但是還滿足不了他的慾望，一定要逛妓院，這在中國歷史上委實罕見。蘇軾就是在這種畸形的社會中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