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秩序中的中國與世界

隨着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世界秩序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其中，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越來越成為這個世紀全球格局中的焦點問題之一，它不僅與中國對自身在全球格局中地位的認知有關，也同世界對中國崛起的適應密不可分。中國的自我認知與世界對中國崛起的感知，這兩端之任何一端如果發生偏差，都可能影響到中國與世界之關係的協調。

十多年前，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未來列強》一書中斷言：中國必將成為「明日世界的贏家」。在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來，中國人民是有信仰的人民。這有助於增進和豐富中國人的自我認知，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對美國漢學家列文森所謂中國人「理智上疏遠」但「情感上認同」自身歷史文化傳統的著名論斷有所糾偏。而今，「中國夢」這一宏大敍事和願景目標的提出，極大拓展了中國人民的信仰之內涵，為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注入了全新的精神動力。作為全球化發展到世界歷史全新階段的重要成果，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源遠流長的獨特文化傳統為理解中國崛起提供了歷史理據，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績效為說明中國崛起提供了合法性辯護。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崛起抱有這樣那樣的懷疑、誤判和「羨慕妒忌恨」，但是凡此種種情緒和心理，只是國際社會複雜面相的淺表反映，卻無法從根本上否認中國崛起的事實。中國是作為國際秩序和規則的遵從者而得以崛起的，中國的崛起也必將進一步推動國際秩序和規則的完善。這就是中國與世界之關係的基本面。

收錄在本書中的文章，是創辦100期以來的「文匯講堂」特邀中外嘉賓所作精彩講演的彙編，分跨政治、哲學、歷史、社會、文化、國際關係等多個領域，基本圍繞中國與世界之關係這一主題集中展開。其中，12篇為最新收錄，8篇曾出版過的講演中，趙啟正、杜維明、季衞東部分增加了2016年4月的最新訪談。這些精彩講演，如果能有助於深化讀者對中國與世界之關係的認識，則是編者之幸矣。

2016年5月7日，「文匯講堂」舉辦了盛大的第100期活動—科學精神對話人文精神。這是「文匯講堂」的第三本精選集，也是眾嘉賓和聽眾們送給我們的最好禮物。在此，謹感念指導我們走過100期的《文匯報》所有總編：何建華、徐炯、陳振平、黃強；感懷所有在編和不在編的團隊成員，相信在你們的成長中，講堂永遠是最重要的陪伴之一。

另外，要多說一句，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講堂有幸作更多的嘗試：主流價值觀的社會責任承擔；公共討論空間的說理文化培育；多元受眾借着不同載體的共享文化探索。因此，能提供時代進步所需要的「公共文化產品」，亦是團隊之幸！

李 念

「文匯講堂」主編

國之縱橫

趙啟正

作為世界公民的跨文化交流 3

蘇 格

新型大國關係：始於足下 25

陳 兼

當代中美關係：正在改寫歷史 45

馬丁．雅克

2030年：中美如何相互適應 63

曹衞東

近海確立主導地位 遠海爭取合作共贏 83

傅崐成

尋找中國在海洋中的定位 101

吳思科

勸和促談 創造性介入全球事務 119

蘇長和

中國海外利益的發展與保護 141

文之治道

姜義華

中華文明樞軸：四次空間大擴展提升了再生力 161

錢復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179

俞吾金

站在更高的境界理解中國人正在追求的現代化 197

杜維明

「仁」的民族認同和世界意義 215

葛劍雄

人口變化是社會現狀的「晴雨錶」 245

謝宇

中國社會的特色到底在哪裏 261

行之有常

弗朗西斯．福山

變動秩序中的中國與世界 283

季衞東

怎樣保障司法公正 305

邱震海

國力上升期需要精神成熟 329

李向陽

「一帶一路」：新型的區域合作安排 347

饒毅

海歸要帶頭營造好科研環境 367

蘇理達

國之縱橫

趙啟正

作為世界公民的跨文化交流

2009年3月的中國「兩會」期間，作為十一屆中國政協二次會議的新聞發言人，趙啟正因其睿智、謙和、幽默、真誠的「趙氏風格」，被媒體稱為迄今最成功的「兩會」新聞發言人。更有香港媒體稱他為：嚴肅的新聞發言人、微笑的公關大使、愛挑戰的新聞官、誨人不倦的學者與善解人意的長者。

在南開大學校園裏長大的趙啟正，父母都是物理系教授。他1963年從中國科技大學核物理學專業畢業，在中國核工業部第二設計院、航天部等部門工作近二十年後才轉入政界。核物理研究者、上海浦東新區籌委會主任、上海市副市長、國務院新聞辦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人生的角色大跨度地變換，趙啟正的深度也日夜激增。「我只想告訴大家，要掌握一個本事，即使你掌握了某種外語，也要注意文化差異，信仰、價值觀、思維方式、表達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差異到處都是。」

在2009年初《北京日報》上發表的署名文章中，趙啟正針對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文化誤解說，如果你是一個善於觀察差異的人，你就能夠很好地和外國人溝通，很好地表達中國，能夠讓外國人很好地理解你。不管是政治交流還是經濟交流，一定是通過語言文字來表達的，而語言文字本身不僅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更是文化的載體。所以，如果文化上不注意差異，政治談判、經濟談判、軍事談判都會出現問題。

被稱作「浦東趙」時期是趙啟正的溝通藝術為人矚目的開始。在浦東工作時，他每年都要接待國外代表團兩三百個，在當時可能是地方幹部會見外賓的最高紀錄之一。他結交了世界上數十位著名人士，與希拉克、阿拉法特、葉利欽等幾十個國家的首腦都有過接觸。

從1998年起，趙啟正擔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在任上，他倡導國家各部委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並於2004年12月28日舉行的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佈會上公開了62個部委75名新聞發言人的聯繫方式，這一事件成為第二天各大媒體的重要新聞。在國新辦主任的位置上，趙啟正被譽為「中國政府的公關總領」，其親切熱情、智慧幽默的風採為世界所熟悉。

作為無神論者，趙啟正與美國著名的神學家、基督教福音傳道者路易．帕羅有過三次對話，被收錄在《江邊對話──一位無神論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這本書中。帕羅說：「和他這樣有智慧的思想家、哲學家的談話是一種難得的享受。他的談話促使我思考過去30年當中從來都沒有想過的一些問題。」

由於冷戰思維的影響，也由於我們對外表達的種種欠缺，西方輿論有關中國的報道中有很多誤解、失真乃至攻擊的成分。為了改善中國的對外表達，講好中國故事，趙啟正在這幾年間不斷給普通公眾、政府官員等做各種講座，推動公共外交。他「希望能請大家一起向世界說明真實的中國」。

（蔡慧撰稿，原文題目《表達中國》，有刪節）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健康快速發展，已從世界舞臺的邊緣走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和改革開放前相比，世界對中國的影響密切了，中國發生的事情往往就是世界的事情。要認識到中國的發展不只決定於中國內因，也需更多地研究和改善國際環境。

我們當然希望有一個有利於中國的國際環境，這包括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和軍事環境等等。近年來，傳媒業高度發展，文化環境中的輿論環境的影響更加凸顯。跟蹤各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評價就會發現，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不解的、曲解的甚至攻擊的，比例不少。國際輿論環境中的中國與中國的實際相差甚遠。如果要改善中國在國際輿論中的地位，就需要加強國人的國際話語能力──我們的表達要能說服或感動大多數外國人，至少要能促進他們對中國的理解，從中我們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的課題。這本來是屬於學者圈內的學術題目，今天，我認為它應該走到大眾中來。

任何國際交流都可歸結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跨語言的，我們一定要注意到跨語言的背後是跨文化。有時語言的翻譯雖正確，卻會因文化的差異而引發歧義。

一 中國進入公共外交時代

1976年以前，中國每年出國約1萬人次；2008年上升到1200萬人次，境外來客是2400萬人次（和港、澳、臺的往來另有統計），這樣廣泛的交流遠遠超出了專業外交人員和外貿人員的小範圍。如今中國人已經是世界公民，足跡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中國人的國際意識增強，關心每天發生的國際大事。中國的報紙上，國際新聞、國際評論大多要佔到兩個版面。央視和地方臺的國際新聞專題也在日益增加。

所以說，我們已進入「公共外交時代」。「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個外來詞，也可譯成「公眾外交」，是一種面對外國公眾，以文化的交往或日常的往來為主的交往，在交往中表達本國文化、國情和政策。它與政府外交構成國家的整體外交。

公共外交的主體包括政府部門，如外交部，而更多的是非政府組織，如民間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媒體及個人。只要兩邊的交往至少有一邊是民間的，就屬於「公共外交」。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用幾十種語言對外廣播，接收廣播的是外國公眾，也是公共外交的一例。在這種公共外交中，個體不代表國家主權。但是，在雙邊交流中，個體間可以有深度的溝通。這種公共外交對增進國家、民眾間的相互理解的貢獻很大。例如，被譽為中國十大智庫之一的上海國際關係研究院就曾對中國外交發展提出過及時的建議，並得到採納。

在公共外交過程中，在任何場合和外國人交往時，只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意識，就會使交流取得更大的成效。

1.文化多樣性永遠存在

當前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2500多個民族，共有6000多種文字，《聖經》是世界上翻譯文本最多的書，有2197種。即使在經濟全球化的前提下，文化的多樣性仍是當今世界的一個基本特徵，並將是人類繼續存在和發展的不變方式。

什麼是文化或文明？據統計，有200多種定義。比較典型的是英國人類學學者泰勒的說法：「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則、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和習慣的複雜整體。就對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義上說，在不同社會條件中的文化是一個對人類思想和活動法則進行研究的主題。」德國社會學家艾爾夫雷德．韋伯的說法則把文化和文明作了區分：「文化與文明的分別，便是文明是『發明』出來的，而文化是『創造』出來的。發明的東西可以傳授，可以從一個民族傳授到另一個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從這一代傳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學及物質的工具等等，都可視為文明。」比如蒸汽機時代、電氣時代、電視時代和互聯網時代等等，基於技術發明而形成的文明很容易傳播，幾年內就傳遍世界。文化則不同，包含語言文字、繪畫、戲劇等文化沒有個體發明人，其創造者是民族集體。屬於民族的秉性和固有性的文化不易喪失，也不像文明那樣容易傳播。因為文明和文化的此種區分，對外交流時我們說「跨文化」，而不說「跨文明」。

簡單來說，文化可以分為「看不見的文化和看得見、聽得見的文化」。看不見的文化是指價值觀、信仰和與語言文字有關的思維方式等等。通過言行，通過「文化的表現形式」或「載體」（這裏不是指紙張、膠片或無線電波等意義上的載體）才看得見、聽得見的文化是指語言文字、文學、知識、音樂、舞蹈、戲劇、繪畫等等。

價值觀、信仰和與語言有關的思維方式，通過言行、文化的載體才能表達出來。如果沒有接觸過文學、音樂、舞蹈、戲劇等看得見、聽得見的藝術形式，你不會知道一個陌生的民族是什麼信仰，有什麼價值觀。比如，看京劇可以看出中國人的價值觀，「包公戲」說明中國古人痛恨腐敗，《穆桂英掛帥》表現中國人很愛國。《羅密歐與朱麗葉》表現的是西方的價值觀，你不愛我就不讓你活了；而梁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是「化蝶」，這就是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區別。文化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民歌、民謠，中國代代相傳的對聯也是民族價值觀的表現。

2.文化傳播全球化≠文化全球化

文化有沒有全球化的問題？德國人定義「某一個規則或某一種習慣，它不是在一個地方有效而是在全世界有效，那它就是全球化了的」。雖然由於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也可以認為有關經濟的某些管理方法、質量標準和貿易規則（有人稱此為「經濟文化」）確有趨向全球化的現實，但不能由此推論就有文化全球化的前景。

由於電影、衞星電視、互聯網和大型噴氣式客機的普及以及手機、個人電腦、DC、MP3之類用品的廉價化，文化傳播成本減低了，也只能說這屬於「文化傳播的全球化」，仍不能說文化全球化。

有人說，中國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傳說有小提琴協奏曲的表現形式，這是不是文化被全球化的一例？我覺得這只是用一個國際認可的方式來表達中國文化，載體是小提琴協奏曲，內核仍是中國人的精神。

二 要正確對待文化差異

世界上存在多種多樣的文化，我着重強調的是對待文化差異的態度。不管你是否喜歡，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是一種現實，至於如何認識和對待文化的多樣性，卻是能夠選擇的。

互相尊重，文化可以互補，並創新本民族文化。中國文化傳到日本、韓國，幫助他們創造了本國的文字。同樣，日韓文化對中國也有反饋。1910年，中國派的大批留日學生回國，把日本新創造的用漢字組成的詞彙帶到中國，有人統計有980個。如一些科技名詞和政治名詞：「物理」「化學」「憲法」「民法」「共產主義」「共產黨」；還有「穩定性」「可靠性」「先進性」這類名詞，以及「綠化」「城市化」「自動化」等等。

1.中國的「平天下」會讓鄰國擔心嗎？

如果毫不在意，文化差異就會形成交流的障礙，就會形成一種阻力。韓國一所著名大學的一位漢學家說，你們現在還在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會讓鄰國很擔心。他的這種擔心就是因文化的差異而引起的。實際上，「平天下」是指春秋戰國時，中國有戰國七雄和八百諸侯。現今沿用這句名言，只是強調修身的重要性。既然會引起誤會，在國際交流中也就沒必要一定要引用這句話。

因文化差異而互相歧視就會導致衝突，近年這種情況多次發生。比如，2007年，歐洲某報紙刊登了一幅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穆斯林世界提出嚴正抗議。因此，我認為不能只尊重自己的文化，不尊重別人的文化。

政治家利用文化差異可能會導致戰爭。最明顯的例子是1096—1291年的十字軍東征，當時那裏政教不分離，百年的動亂征戰和屠殺造成的負面影響至今仍未徹底消除。

2.如果1793年乾隆不趕走英國特使

對待文化差異看上去是小事，最後可能變成大事。最有名的例子是1793年，英國派特使馬戛爾尼來華為乾隆83歲祝壽，帶了包括科學家、畫家、天文學家等數十人，還有幾百箱禮品。乾隆允許他們參加在承德避暑山莊舉行的祝壽儀式，但要求英國人與全體祝壽者一樣雙膝下跪。後來英國人只單腿下跪，比其他人高出一頭。乾隆對此非常生氣，於是對英國人跟中國進行商務談判、謀求建立使館的要求一口回絕，並限期離國。英國人在海上漂泊9個月才到中國，甚為艱苦，但最後沒談成合作，反而造成兩國的嚴重隔閡。馬戛爾尼在日記裏寫道，這個國家沒有辦法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看來將來只有戰爭了。那麼，三艘軍艦就可能征服中國！到47年後的1840年，發生了鴉片戰爭。於是，有人問，如果乾隆不趕走英國特使會怎麼樣？在19世紀歐洲列強足以用「堅船利炮」和「聲光化電」武力侵略中國的時候，由於晚清王朝的腐敗落後，戰敗也是不可避免的。這是英國的帝國主義侵略性使然。但是，雙方不容忍對方文化，造成了嚴重隔閡也是個事實。

3.吉祥龍為何變成怪物dragon

不同的語言可以通過掌握這種語言或別人的幫助來達到溝通的目的，但是從來不存在完美的翻譯。兩種語言在兩種文化背景下產生，不可能完全一一對應，只有物質名字可以一對一。但凡有點感情因素、信仰因素，就不一定能完全對應上，甚至有的時候不能翻譯。我們一定要留心這種差異。

比如，漢英或英漢字典中「龍」和「dragon」相互對應。在英文字典裏「dragon」是一種傳說中的怪物，有獅爪、蛇尾、翅膀及帶鱗的皮膚，或者是大蛇、蟒蛇、古代的巨大蜥蜴等等，沒有一項是正面和美好的，和中國人概念中吉祥的「龍」完全不一致。網上的「dragon」圖畫也都特別可怕。美國曾有兩本暢銷書都是把中國說成「dragon」：一本是《中國威脅論》，封面就是一條紅色的兇龍；一本書名是Red Dragon Is Rising（《紅色的Dragon在崛起》）。如果在這種翻譯中不注意文化的差異，往往就會造成極大的誤會。對中國的龍應該另外創造一個英文詞彙，但是把國內外出版的字典改過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希望中國畫家畫中國龍的時候，特別注意表現中國龍的中國文化含義，畫得和氣才對。

4.雖然文化不同，但是彼此不應「另眼相待」

在交談中必然有人的思想、情感、認知、行為等因素，對中外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差異不可忽視。據統計，世界65億人口中，81%的人自稱信仰宗教。在美國，無神論者不能當總統。美國總統在就職演說時一定會說「上帝的啟示」。美元上印着「我們相信上帝」。

我跟美國的一位神學家、佈道家帕羅博士有過三次對話，共同出了一本書叫《江邊對話》，在國外有英文、西班牙文和韓文譯本。他講的是基督教基本教義，我講的是中國人的宗教觀。我想表達我們雖是無神論者，但完全能和宗教信徒和諧相處。他則想把他講解的教義說給讀者聽。我們的結論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以及有宗教信仰的人和無宗教信仰的人，彼此不應當另眼相待，而應當彼此尊重，和諧相處。英文版《南華早報》為此登了一篇很大的文章，題目是《上帝，你怎麼能讓一個無神論者和一個基督教者擁抱？》，說明宗教隔閡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

5.中國特色的詞彙必須有準確的翻譯

文化的交流是一切交流的基礎。任何一種國際交往，不管是政治談判、經濟談判、軍事談判還是學術交流，都是靠人和人之間的接觸，靠語言文字來表達。如果沒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領，在這幾項交流中就會出現問題。

我們對世界的表達必須準確。中國實行獨特的政治體制，我們建設當代中國，必然產生中國特色的詞彙。這些詞彙在世界政治學或者哲學上看，一定是有創新性的，一定會是對人類進步的一個貢獻，比如「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但是，我們現在對外表達，要讓外國人較準確地理解，這並不容易。美國的幾位研究中國的教授跟我們說，「自主創新」翻譯成「獨立創新」，不懂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中國人自己創新，不與外國人合作？經我解釋後，他們說在中國實行的支持科技創新的政策譯成「鼓勵創新」，外國人會較容易明白。英國人也曾建議他們和中國成立一個小組，專門把中國的新的特殊政治詞彙編輯成一本準確解釋的、不斷補充的詞典。

6.對外交流的中國文化的核心當推「和」字

在跨文化交流中，我們必然要傳播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什麼？現在美國人一張口就是「民主、自由」；歐洲人一碰到問題就說人權；法國人自認為處於道德高地，可以批判一切；英國人從18世紀打出「貿易自由」，演變到今天的「布萊爾主義」，即可以以人道主義為理由，以武力干涉其他國家內政。我們中國文化的核心是什麼？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和」的文化。漢語中，「和」有着豐富的含義，如「和諧」「和為貴」「和善」「祥和」。我們提「和諧社會」的理念，還沒有一個外國媒體就此攻擊我們。「和諧世界」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提倡的「各種文化互相共存，互相包容」的理念是一致的。

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們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續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是指通過國際溝通，我們要達到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的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

「人有人緣，國有國緣」，個人有好人緣可以帶來溫暖、幫助；而國家有「國緣」，則是「得道者多助」，也容易為世界多做貢獻。我們要建設好與國際地位相當的國際輿論環境和「國緣」，就得以跨文化的本領，加強理解，減少誤解，廣交朋友。若凡是有機會與國際交往的中國人士都有公共外交意識的自覺，則國家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