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國運：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

如果人們有機會在中國作一次穿越南北、橫貫東西的旅行，將會發現，在這四個方位之間，存在著如此巨大的不同。

歷史學家在談論嶺南人的家世時，往往忽略了一點，那些從中原遷徙而來的人，幾乎沒有人是自願的，不是被朝廷貶謫、發配，就是因戰亂而逃出家園，他們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人人心境都是陰鬱的、悲涼的、怨忿的。

經過千百年的沉澱，形成了南方人倔強、堅忍、充滿生命力、具有叛逆精神、敢為天下先的性格。南方人有一種不肯認命的性格，對命運有一種天然的反抗，他們把自身的反叛性帶到了南方，很自然地，他們所信奉的「異端邪說」也在南方傳播和滋長開來，一旦從海洋汲取到外來的養分，馬上會膨脹發酵起來，直接挑戰北方正統。這種情形，已被太平天國、同盟會革命、國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發動的政治運動所一再印證。

南北文化的差異，造成相互間的歧視和排斥，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北方整天高喊「南征」，南方也整天高喊「北伐」，一個要「武力統一南方」，一個要「飲馬長江，掃蕩黃河」。在20世紀20年代的南北大決戰中，東部地區時而支援南方，時而支持北方，最終倒向南方，成就了國民革命的北伐勝利。

正當東部像一顆新星冉冉升起時，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入侵東北，隨之而來的一連串事件：淞滬抗戰，國民政府遷往洛陽，西安事變，有如急風驟雨，令中國整個政治地理格局，突然間完全改觀了。
東部這顆明星一夜隕落，而西部則像太陽從黃土高原的背後升起，河漢倒流，天地翻覆，那一年，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這是一部角度獨特的中國近代史，始於太平天國運動，止於西安事變，生動地再現了晚清至民國的變遷。作者把社會政治文化形成及演變的原因，與地理環境、自然氣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聯系起來考查，系統地從地域政治與文化的視角，重新解讀了近百年中國社會激盪與轉型的軌跡，令人耳目一新。

廣東作家。1980年起開始寫作，並從事圖書編輯出版工作，曾任職於花城出版社、廣東省出版總公司、廣東《瀟灑》雜誌社、廣東教育出版社。創作以歷史、散文、小說為主，出版了《軍閥》、《草莽中國》、《百年激蕩：20世紀廣東實錄》（三卷）、《共和將軍》、《大國的迷失》、《廣州舊事》、《其實你不懂廣東人》、《重返辛亥現場》、《國會現場：1911―1928》、《中國1927：誰主沉浮》等十幾部著作。

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 馬勇/文
很久以來，總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國的政治選擇，以為幾乎在所有關鍵時刻，中國人都作了不太正確的選擇：洋務新政失敗後選擇了維新，維新失敗後選擇了憲政，憲政失敗後選擇了共和，共和失敗後重選了帝制……分析過往一百多年，中國人幾乎將世界上所有主義都嘗試了一遍。
現實的中國，我們無意在這裡討論。歷史的中國，似乎並不如此簡單。每一次歷史選擇並不一定是必然，但其內在的邏輯一定還會或隱或顯地呈現。
中國從農業文明認同並走向工業文明，用了很長時間，19世紀60年代開啟的中國現代化運動，不管怎樣評估，那都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一個與傳統不一樣的中國由此開始，「四民社會」漸漸解體，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一個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發生。
洋務新政自以為聰明地將「體用」分為兩段，以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模仿西方現代化。洋務新政確實將「後發優勢」發揮到了極致，中國在三十年左右，在工業化、現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績。
但是，「後發優勢」同時也是「後發劣勢」。後發國家在利用模仿先發的時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進，那麼所有的模仿不是導致後發國家的制度創造，而是為落後的制度背書，證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動工業化、現代化的模仿。於是，中國在洋務新政幾十年的進步下，遇到同樣的後發國家日本時，卻不堪一擊，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戰敗是近代中國歷史的新起點，從那之後至1928年北洋政府結束，應是中國歷史上最難得的時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創造、現代文明的興起與發展，都是中國在1860年走向現代之後最健康的一段時期，彷彿百家爭鳴在現代中國的重現。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體制缺乏效率一樣，1895年之後的維新、新政、憲政，直至共和，確實在效率上無法讓人滿意，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竟然在關涉自身利益的參戰問題上長期爭執，久議不決，錯過了參戰的最佳時機，極大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病，科學技術的發展既造福於人類，也是殘殺同類的利器。一直引領中國學習西方的梁啟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懷疑資本主義對中國未來的意義。中國在學習西方六十年之後，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假如不發生山東問題，或者說中國的山東權益能夠在巴黎和會收回，中國人對於公理戰勝強權應該不會失去信心。無奈，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見識太淺，在對外交涉上留下了許多硬傷。巴黎和會沒有讓中國人如願，中國人也就對公理漸漸失去信任。
當時，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向中國拋出橄欖枝，而且蘇聯新體制在列寧「新經濟政策」主導下，確實具有與資本主義不一樣的魔力，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活力在新經濟體制下獲得了充分發展。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融合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優點，這是當年一度讓中國人嚮往的原因之一。
列寧、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深刻影響了中國政治發展，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並不一定認同蘇維埃體制，但對列寧拋給中國的橄欖枝，對列寧構建的政黨、政體的紀律、效率印象深刻。而那時的蘇聯，延續馬克思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廣普世價值一樣，狂熱地推廣共產主義。中國處在十字路口，共產主義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中國，並從一種理論上的研討進入實際的政治運動。
共產主義進入中國和亞洲以後，特別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實踐中的政治運動進入之後，「反赤化運動」在中國在亞洲一度崛起。但是，稍後資本主義世界又不幸發生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社會主義蘇聯由於實行政府管控的經濟制度，一枝獨秀，這也是中國急劇「北向」的一個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這標誌著中國轉向蘇聯已由一種可能變為現實。
由此反觀近代中國在十字路口的選擇，應該看到這都是中國人面對現實所作出的最具功利的思考。李澤厚對中國文明有一個「實用理性」的評估。如果用這個觀點回望明代中期以來，中國面對西方所作出的每一個重要選擇，我們能感到中國人常常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系統討論近代中國政治選擇當然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事情，這一點感想只是在拜讀了葉曙明先生的新著《山河國運》之後的一點感想，以供葉先生及各位同好批評指教。

 

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
引言 地域文化決定中國歷史 

南方卷：異端與革命
1. 反抗大清：一場民族革命 
一、洪秀全與曾國藩：南方的崛起
二、依靠會黨的反抗運動
三、會黨革命，能創造美好的世界嗎？
2. 反抗北洋：髒水與孩子一起倒掉
一、把政權交給袁世凱對不對？
二、重蹈秘密幫會的老路
三、南方治運動的興與敗
3. 贏了軍事，輸了政治
一、向北方伸出橄欖枝
二、與商人決裂：意味著放棄南方
三、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斬不斷的龍脈 
4. 帝都面孔：凝固與陰沉
一、北方草莽與官僚
二、恢復帝制的死胡同
三、北洋實業的台前幕後
5. 還政於清，輸得更慘
一、參戰問題：北方亂象紛呈
二、帝國的叫魂：1917年7月1日 
三、再造共和，還是膺品
6. 民族主義與道德主義的標本
一、吳佩孚：是華盛頓還是岳武穆
二、沒完沒了的戰亂
三、內聖外王幻覺的破滅

西方卷：固守著黃土高原
7.土圍子裡的皇帝們
一、與文明的時差
二、閻錫山：山西土老財
三、馮玉祥：大鬧天宮的農民
8.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曹錕賄選：北洋潰敗的關鍵
三、成則問鼎中原，敗則退回西北
9. 南北相爭中的「漁翁」
一、西北農夫如何謀取利益最大化
二、南方、西北和東部鼎足而立
三、東部擊退了西南

東方卷：在高原與海洋之間
10. 夾縫中的奮鬥
一、東部幫會的特點
二、農民大聯合：西北與西南合作反蔣
三、更廣泛的農民革命起來了
11. 儒家與基督
一、在國際上試圖強硬起來
二、白山黑水的淪喪
三、輪到上海：東部財團的崩塌
12. 日落西方
一、一個低效政府的艱難運作
二、以空間換時間：東部的空間換完了
三、又回到了西北原點

結束語 歷史的餘音

一、 洪秀全與曾國藩：南方的崛起
廣東，對於近代中國來說，是一個風雷激蕩的名字。中國自秦漢以降，江山定於一尊，「君臨天下，統馭萬方」，四夷皆為化外之民。然而鴉片戰爭之後，「未經開化」的南方，卻突然平地崛起，以乘風振奮出六合之勢，十幾年間，便登上了舞臺的中心位置，其崛起之速，影響之大，令天下為之瞠目，歷史為之震驚。
兩千多年來，究竟誰是中國的統治者？這是一個疑問。雖說「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但龐大臃腫的官僚體制，並不能完全控制到廣土眾民的社會底層。朝廷權力只到達「縣」級，下面存在大片的斷層，是官府鞭長莫及的，必須運用父權、夫權、紳權、神權等，以及依靠大批豪強、吏役，來填補空白。
農村裡的實際情況是，紳權往往比治權強大，祠堂的作用比衙門大。農村的祠堂有著維繫宗族的作用，補政權之不足。「中國家族之穩固，恆視其全族勢力之大小與人丁之多少為衡。」對農村生活有深入了解的太平天國領袖洪仁玕曾說：「中國村鄉隔縣城或最近之官衙有遠至六七十里路者；每有訟事發生，官吏胥役，重重剝削，所費不貲；故鄉人遇有爭執，恆由族中父老判斷是非曲直，甚或與鄰村鄰族械鬥以武力解決。」[參見：洪仁玕述，韓山文著《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當小姓、小族受到大姓、大族欺壓時，如果他們不聯合起來，就無法與之抗衡，亦無法生存。因此，異姓結拜，互助互濟，攻守同盟，成為宗族爭鬥中常用的手段。
這種結盟，便是秘密會社的最早形式。
自古以來，廟堂與江湖是支配著中國社會的兩大系統。以文化而言，一為「儒」，一為「俠」，在歷朝歷代治亂相替的循環中，有著相生相剋的作用，缺一不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兩種人備受尊崇，一為聖君、賢相、儒將、忠臣、清官，這是廟堂系統的；一為高僧、隱逸、俠士、豪客，這是江湖系統的。
以忠誠孝悌、仁義禮智為其核心價值觀的江湖英雄，在民間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亦為人們頂禮膜拜的偶像。及至後世，追隨者日眾，慢慢演變成一種秘密會社組織。《三國演義》裡的劉、關、張，《水滸傳》裡的忠義堂，成為他們熱衷模仿的對象。
這些江湖秘密組織，大致分成兩種，一為會黨，一為教門。迨至清嘉、道年間，福建、江西、兩廣、湖南、貴州、雲南、河南遍地皆然，有天地會、添弟會、三合會、三點會、仁義會、雙刀會、百子會、洪蓮會、老瓜（卦子）、嚕、青幫、小刀會、牛頭會、收元教、黃天道、羅教、天理教、弘陽教、清茶門之類的教門，不一而足，實繁有徒。
中國的秘密會社，在近代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政治變革中，扮演著非常特殊的重要角色，它們擁有巨大的能量，即使在朝廷的高壓政策之下，仍能迅速滲透到各行各業、各個階層。招徒聚眾，歃血盟誓，焚表結拜，請菩薩的請菩薩，拜彌勒的拜彌勒。幫規戒律多如牛毛，連普通人家的兄弟不睦、婦姑勃谿、床笫之私也要管。別說官府，就連祠堂，也沒它管得深入細微。
在歷史上，一般的秘密會社，雖有民間正義維護者的一面，然而流弊亦大。每當歷朝衰亂之秋、亡國之際，或遇到天災人禍的時候，這些江湖秘密組織便乘時而起，攻城池，做流寇，搶官倉，殺官紳，抗官軍，無所不為。人民置身於滄海橫流的亂世，上枉下曲，上亂下逆，兵來匪去，暴亂不止，沒有一個安身立命之所，而當其身陷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極逆之境，無可奈何之時，亦唯有隨波逐流，跟著赤眉、黃巾鬧革命去了。
儘管歷史上對中國禍害最烈的力量，往往來自北方，但南方興起與北方「正統」相抗衡的「異端」，卻並不一定代表著進步，有時甚至是比北方「正統」更糟糕的東西。1844年，洪秀全在廣西創拜上帝教，設立拜上帝教機關，親手拆毀神像，以誦咒治病為名，持劍焚符，裝神弄鬼，有時竟然治癒了，於是轟動一時。鄉人以為他真有驅魔逐鬼的本事。一傳十，十傳百，變得神乎其神，彷彿真是天上的聖子下凡。從四方趕來加入拜上帝會的人，絡繹不絕。
為何拜上帝會有如此大的魔力？人們甚至冒殺頭危險，扯旗造反也義無反顧呢？
以前人們常說廣西在1848〜1849年發生災荒，饑民遍地，貧苦農民成了革命的主力軍。中國幾乎年年有災，非澇即旱，非霜即雹，但不是年年都有太平天國。查閱《清史稿》，那兩年廣西並無嚴重災荒的記錄，充其量，也就是洪仁玕所說的：「道光帝崩（1850年）後，廣西果有數縣發生瘟疫，於是秀全之信徒加增愈多，因人盛傳入拜上帝會者，可免疫癘傳染也。」[參見：洪仁玕述，韓山文著《太平天國起義記》。]人們加入拜上帝會的初衷，並非想造反，只是害怕瘟疫，相信洪秀全醫術高明而已。但一朝入了會，想不跟著走，就很困難了。
洪秀全的拜上帝會，能夠在短短時間內，從者如雲，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迷信，二是土客之爭，三是平均主義主張。洪秀全是客家人，最早與聞機密，策劃「立江山之事」的領導層，基本上也是客家人――包括南王馮雲山、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客家人在廣西長期遭當地人排擠，互有械鬥，關係十分緊張，石達開說：「因本縣土人趕逐客人，無家可歸，同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蕭朝貴、馮雲山共六人聚眾起事」。[參見：《石達開自述》。《太平天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
太平天國初期，在「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口號鼓舞下，人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紛紛變賣田產屋宇，將一切所有交納於公庫，踴躍加入太平軍。在歷代農民革命中，「均貧富」是萬試萬靈的動員令。這種天下大公，人人平等的支票，雖然從未兌現過，但人們卻依然狂熱迷信，好像乾柴一樣，一點就燃。
太平天國是晚清最大的一次教門暴動。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眾於廣西桂平金田村起兵造反。3月23日，在廣西武宣縣東鄉登基，稱「天王」，封立幼主，建號「太平天國」。太平軍由廣西殺向湖南，取湖北，占江西，破安徽，縱橫江浙。一時間，州縣披靡，省郡望風。1853年，順長江東下，攻克南京，改稱天京，在此建都。
拜上帝會教徒只拜「獨一真神上帝」，不得拜其他一切偶像，排他性極強。在金田起兵前後，曾有三合會的人率眾前來投效，最後都不歡而散，有些更因違反教規，被太平軍殺死；其他人則因害怕教規太嚴，先後退出；也有硬著頭皮留下來的，奮王羅大綱便是一名三合會成員，他堅持不走，最後成為太平軍的一員猛將，官拜冬官正丞相。
洪秀全對會黨十分排斥，聲稱如果他們不放棄原來的舊習，皈依上帝，則不容收納。他曾尖銳批評三合會：
「我雖未嘗加入三合會，但常聞其宗旨在『反清復明』。此種主張，在康熙年間該會初創時，果然不錯的；但如今已過去兩百多年，我們可以仍說反清，但不可再說復明瞭。無論如何，如我們可以恢復漢族山河，當開創新朝……況三合會又有數種惡習，為我所憎惡者。例如：新入會者必須拜魔鬼邪神及發三十六誓，又以刀加其頸而迫其獻財為會用。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變為下流卑污無價值了。」[參見：洪仁玕述，韓山文著《太平天國起義記》。]
但洪秀全面對的實際情況是：當時兩廣乃至江南各地，會黨遍佈城鄉，下層社會幾乎無人不是會黨，如果他不吸納會黨，根本無兵可招。因此，太平軍與會黨的彙聚，成為必然的結果。太平軍自從永安突圍後，在湖南境內縱橫馳騁，勢如破竹，全靠各地會黨的協助。湖南巡撫張亮基有一份奏摺，對這種情形有詳細記述：「湖南各州縣，盜賊會匪，在在充斥。前此粵賊一入永州，即有衡、永、郴、桂各處土匪，潛赴賊營，為之引導，以故數千里外山峒之寇，深入內地，毫無格沮。」[參見：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
當太平天國向南京挺進時，上海的天地會、小刀會、百龍黨、羅漢黨等幫會組織在劉麗川領導下，以小刀會名義舉行聯合大暴動，佔領了上海及附近地區。劉麗川為了與太平天國結盟，曾致函天王，懇求他「早命差官荏任，及頒佈賜譽黃，以順民心，以慰民望。並表示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其中天地會本來是奉少林和尚為祖師的，為了迎合洪秀全，劉麗川甚至主動宣告奉基督教為正宗，斥佛、道二教為「邪教」。[參見：《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彙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可惜妾有情郎無意，天王對劉麗川同鄉的懇求完全不理會，對被圍攻的小刀會袖手旁觀。小刀會在與天京近在咫尺的上海苦撐了18個月，結果望穿秋水，援兵不至，彈盡糧絕，只能棄城而逃。劉麗川在突圍過程中被殺，小刀會起義遂以失敗告終。
由於內訌不息，政治腐敗，太平天國迅速由盛而衰，陷入困境。清軍對南京展開夾擊，英美雇傭軍「常勝軍」也傾力助攻。1862年，忠王李秀成回援天京，苦戰月餘，無功而退，解天京之圍失敗。1864年2月，天京被合圍。其後苦苦掙扎數月，終不能挽回敗局。6月1日，天王洪秀全自殺身亡。7月，曾國藩統領的湘軍攻破天京城池，取得了鎮壓太平天國的勝利。
曾國藩不過一介書生，服膺程朱理學，一肚子道德學問，卻不是帶兵出身的。他與太平軍作戰，也不見得高明，三番四次陷於喪師辱命的險境，幾度企圖自殺。但氣勢如虹的太平天國，又的確是被湘軍打敗的。
那麼，湘軍究竟是一支怎樣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