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

台灣獨立、阿拉伯之春、庫德族獨立、伊斯蘭國問題……
一切的理論和歷史，都從1919年、無可迴避的「威爾遜時刻」開始。

威爾遜式國際性主義，共產黨式國際主義，在1919年就展開對決，
直到今天。
不想要達爾文的殘酷競爭，
就接受威爾遜世界的理想平等。

加泰隆尼亞、庫德族人、台灣、蘇格蘭、北愛爾蘭、威尼斯（意大利北部聯盟）獨立運動，近期這些遍布全球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在國際關係領域，它們共同的理論根基是什麼？歷史起點又在哪裡？

答案是1919年――國際關係領域中無法迴避的「威爾遜時刻」。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14點和平原則，主張殖民地有權追求獨立、自由和權利，而從帝國手中解放出來。

關於1919年國際社會的西方書寫中，焦點全部是在巴黎和會，也全部側重於強權之間的交易、歐美諸國（談判主角）的各自優先事項，並藉此重建以西方為中心的一戰之後的國際秩序。然而，本書力圖去掉歐洲中心論的濾鏡，給1919年的國際世界重新打上燈光。在1919年，從埃及、印度、中國和韓國等殖民地世界中所浮現的歷史，存在一個「威爾遜時刻」。也就是威爾遜總統的主張，強調無論大小，人民都有權利以自決的方式建立民族國家。

威爾遜因此代表了一個正面的、理想化了的美國形象。而1919年，意味著一種國際關係的轉換，從「舊世界」過渡到「新世界」，從帝國的時代過渡到民族國家的時代。當他發表「十四點和平原則」並決定親自前往歐洲時，他似乎已經準備好要把世界帶往國際事務的新時代。

本書講述了四個新崛起的國家對「威爾遜時刻」的回應。印度、埃及、中國、韓國，這四個國家的精英，以新興的民族認同的概念去推動自己的主張，尋求自決。一九一九年春，幾乎在這四個社會中同時爆發了反帝抗爭：中國是五四運動，印度是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埃及是一九一九年革命，韓國是三一運動。

1919年，甘地還堅定地支持印度留在大英帝國內，為什麼到了1920年便發對，並發起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背後，列寧和威爾遜誰的影響比較大？為什麼在追求民族自決的道路上，列寧取代了威爾遜的位置？中國的五四運動實際受了韓國的三一運動的影響，你知道嗎？本書講述了李承晚、胡適、顧維鈞、甘地、札格廬勒的故事，這些精彩的反殖民民族主義分子的故事，穿插在1919年春天爆發的這些大型抗議運動之間，並在觀念和歷史的國際脈絡中演進。

以往中國近代史對五四運動的解釋，只是簡單提及它由巴黎和會的失敗所引發，迅速把矛頭指向反帝。卻很少討論它的意識形態來源（恰恰也是帝國主義），更不大提及它是全球大潮在遠東礁岸的餘浪，內部讀者幾乎不知道五四運動有如此廣深遠泛的國際脈絡。

然而，「威爾遜時刻」最終以羞辱性的崩解告終，其承諾逐漸消退，帶來痛苦的幻滅。但，即便如此，1919年開啟了國際關係中「威爾遜世界」之門，組建的國聯演化成後來的聯合國，達爾文式的國際秩序逐漸讓步給以法律、條約所維繫的世界新秩序，大量民族國家從帝國中解放，逐漸獨立自主，而這波民族國家誕生的潮流一直延續到今天還沒有終結。

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
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成員。2003年從耶魯大學歷史系獲得博士學位（導師為傑出的冷戰史學家約翰·加迪斯）。在國際史與美國世界史領域有較高的造詣。研究領域是美國歷史、亞洲史、中東與非洲歷史、20世紀世界歷史研究、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研究、非政府組織（NGO）歷史研究等。著有本書及 Shock of the Global: The 1970s in Perspective（《全球化的衝擊》）。

前言
導論：動盪之源
第一部 威爾遜時刻的浮現
第一章 誰的自決？
第二章 為人類心智而戰
第二部 民族主義的國際化
第三章 威爾遜旋風抵達開羅
第四章 擺在威爾遜醫生面前的印度微恙
第五章 中國的國際地位
第六章 首爾如何把握時機
第三部 自由派反殖民主義的挫敗
第七章 一九一九年革命
第八章 從巴黎到阿姆利則
第九章 凡爾賽的空椅
第十章 一個保障帝國的世界？
結論：朝向「國際大家庭」

出處與縮寫附註
註釋

一九一九年六月，來自印度支那的二十八歲餐廚雜役阮必成（Nguyễn Tất Thành），準備向參加巴黎和會的列強領袖們提交請願書。請願書的標題是《安南人民的主張》（The Claims of the People of Annam），其內容附和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近期言論，後者其時正以民族自決權捍衛者的身分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動盪歲月裡、在一個以正義而非「強權即公理」為國際關係核心原則的新時代中，威爾遜被視為先知而享譽全球。這名年輕人在請願書上署名阮愛國（Nguyễn Ái Quốc），他想要面見威爾遜，並為自己的民族陳情。根據部分資料，他甚至特意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但這一會面並未實現；威爾遜甚至可能從沒見過阮必成的請願書，當然也就談不上回信給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這位日後成為全球知名人物胡志明的年輕人，採用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他的新信條，在他追求民族自決的道路上，列寧取代了威爾遜的影響[1]。
 
胡志明的經驗在一戰以後的民族自決浪潮之中，絕非孤例。一戰於一九一四年八月爆發，持續四年多並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當戰爭終於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結束時，全世界同樣有數百萬人歡慶這場大屠殺的終結，並希望和平會帶來一個全新的世界。大戰導致了幾個主要帝國的崩解——羅曼諾夫王朝治下的俄羅斯帝國、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以及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s）治下的德意志帝國。而大戰對於部分的勝利國，也造成了嚴重的打擊：英國和法國在人口和經濟上都遭到巨大損失，兩國變得比戰前遠為衰弱。另一方面，美國則在一戰中崛起，成為在軍事、經濟以及政治層面上都如日中天的強權國家。它的物質基礎和財政援助支撐起了協約國的戰備，而美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參戰則更使戰爭情勢向有利協約國的方向傾斜，且最後的停戰協定也是以威爾遜著名的「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為基調。這位美國總統決定親自前往歐洲參與和會——此前的美國總統們從未在他們任內這樣做過——，威爾遜似乎已經準備好要在不久後把各國帶往國際事務的新時代。

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強領袖們在巴黎召開和會，而他們主要關切的是如何解決歐洲問題。但並非只有歐洲人對巴黎和會有著高度企盼；對於全世界各地受殖民、被邊緣化以及無國籍的民族，例如中國人和韓國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庫德人（編註10）以及其他眾多民族，這場和會似乎向人們展現了前所未有的、追尋自決目標的機會。於是他們把針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帶上了國際舞臺，且他們的代表——不論獲邀與否——也將出發前往巴黎，欲在新世界秩序中標明他們的主張。威爾遜的戰時言論獲得了大量在他本人意料之外的熱切聽眾，他們時常既把威爾遜想像成他們渴望的象徵，也把威爾遜想像成他們自決大業的潛在捍衛者，而在這個威爾遜宣示會致力於讓所有民族都擁有自決權的世界舞臺上，他本人則是主導人物。基於這些認知，渴望自決的群體挑選了代表，組成了代表團，提出了訴求，發起了運動，並動員了身後的群眾。他們針對聚首巴黎的列強領袖以及全球輿論，撰寫並發送了大量宣言、請願書與備忘錄。許多請願書採納威爾遜的自決以及國際平等（The equality of nations）等觀點，以架構請願者們的訴求並為他們的自身大業辯護。請願者之所以會這樣做，不僅是因為他們發現威爾遜的語言深具吸引力，更為重要的是請願者相信，這將有效推動他們的目標。請願者們長篇累牘地引用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演講與其他戰時演說，盛讚他對國際聯盟的藍圖，目的是吸引威爾遜本人的注意並支持他們為達成自決而做的奮鬥。

編註10：庫德人（Kurds）是一個生活在中東地區的古老游牧民族，人口約三千萬，分佈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等國境內。近年，庫德族追求獨立建國的呼聲不斷增強，至本書出版時，最近的一件大事是伊拉克庫德族公投（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舉行）。

數百份這樣的文件陸續發往「美國和平談判委員會」（American Commission to Negotiate Peace）位於巴黎克里雍大飯店的總部，其中大多是寫給威爾遜本人的，然而大多數文件都過不了總統私人秘書吉爾伯特•克羅斯（Gilbert Close）那一關。威爾遜只讀到其中一小部分，而真正讓他有所行動的更是屈指可數。在巴黎的幾個月裡，威爾遜最關心的還是解決複雜而又具爭議性的歐洲問題，以及維持與主要的帝國強權——英國、法國、日本——的關係，從美國的利益出發，這兩點要比處理殖民地社會或是弱小國家的訴求更為重要。雖然分配戰敗帝國的領土——德意志帝國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鄂圖曼帝國在阿拉伯中東地區的領地——是和會中的重要議題，但主要調停者並無意回應其他非獨立人民（Dependent peoples）的自決主張，尤其是與他們自身利益有衝突的主張。對於這樣的失策，威爾遜對自己以及別人堅稱道，和會已有太多事務要討論，國際聯盟會在之後的適當時機再接受這些要求。

早在一戰的最後幾個月裡，殖民地世界已有許多人關注威爾遜愈發引人注目的宣言，然後他們轉為期待，他們的祖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能夠得到更為迅速與激烈的改變。一九一九年春，當和約大綱開始成型，很顯然地這類期待將化為失望；而在歐洲以外，國際關係中的舊帝國主義邏輯——限制或全面抹煞大多數非歐洲民族的主權——依然佔據著主流地位。隨著「威爾遜時刻」的崩壞而來的理想幻滅，激起了整個中東地區和亞洲的一系列群眾抗議運動，預示著反殖國族主義即將在世界事務中興起為一股主要力量。雖然民族自決原則在巴黎和會在上徹底崩壞，但這原則卻被一九一九年的幾個運動重建起來，並成為國際關係合法性（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核心原則。因此，在威爾遜時刻中，開始了赫德利•布爾稱之為二十世紀「國際社會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的過程。當殖民地人民和被邊緣化的人民要求在國際社會中被認可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一員，而且他們在之後後也取得成功時，國際關係的規範與標準亦隨之而改變，人民在全球範圍內以自決方式建立民族國家，被認可為唯一的合法政治形式[2]。

本書試圖重建「威爾遜時刻」裡殖民地世界的故事。大多數的歷史學者已經由裡至外描述過巴黎和會的故事，儘管他們只聚焦在歐洲和北美的強權國家領袖的觀點與作為。本書的目標則是從外到裡，以在巴黎和會中，甚至更廣泛地來說，在國際社會中都處於邊緣地位的民族的視角來討論。這段時期正是本書的敘事核心，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參加這場大戰之際——在此之後，威爾遜將在和會談判桌上扮演要角——並隨著一九一九年六月《凡爾賽和約》正式簽訂而告終。在這段期間，威爾遜向全球愈來愈多的聽眾宣傳其戰後願景，且當和平到來之時，殖民地人民動員起來，主張基於威爾遜的宣言，這個世界應給他們一個名分。關鍵時期（即「威爾遜時刻」），從一九一八年秋（協約國勝利在望，威爾遜原則正要形塑這個即將到臨的新世界），一直持續到一九一九年春（和約條款開始成形，以及威爾遜的千禧至福承諾迅速崩解）為止。

（摘自《導論：動盪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