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思想第9輯：作為人間事件的社會主義改造（簡體版）

《人間思想》第九輯的論題核心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造（1953-1956）的社會、思想、文化、生活意涵」。
 1953年到1956年，歷史上稱為「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53年「總路線」的提出一方面標誌工作重心的全面調整，歷史重心的重新組織和安置，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計畫開始被不斷加速進入社會主義的方針所取代。工業、農業、商業、手工業、法律、政治、文化、思想觀念等領域在社會主義改造的浪潮中被不斷再造。這一階段同時也是新中國開始突破政治封鎖在國際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的時期。
在後來的歷史叙述中，這一歷史階段也被叙述為中國社會向集體化的全面收攏。無論在工業、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在生產關係、所有制以及社會組織形式和機制方面，集體化和國有化都成為重組社會的基本構想、構造方式。之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所得以展開的基本國家機制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奠定。集體化甚至成為我們今天理解社會主義、理解中國革命的代名詞（也是當下社會主義被詬病的原因之一）。不過，「集體」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構成方式及其歷史內涵到底如何變化？我們是否只有一種構成或構想集體的可能？如果「集體」是我們在歷史中必須選擇的構造社會和構造自我的方式之一，那可供我們選擇的歷史思想資源有哪些？或者說，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集體化對其時中國人到底意味著什麽？其對應的社會日常生活文化等層面又是如何展開並落實到每個人對待他人和世界的感受、意識和心情之中？又在此時的中國人心中激蕩出怎樣的道德情感倫理精神並將之轉化為特定的歷史實踐？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集體」如何不同於後來的「集體」？在一個無可懷疑地奔向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內涵到底如何發生著來不及整理的變化？——這些當年被迅速推進的問題正是我們今天考察這段歷史時需要仔細檢討、審視的方面。
因此，本輯《人間思想》，試圖重新打開歷史、撬動和校正我們今天思考歷史時所使用的「集體」或「社會主義」等觀念，以開掘有助於我們重新構想理解中國現實和未來的資源。

賀照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美術學院當代社會與思想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並先後在台灣東海大學（2007）、清華大學（2008）、成功大學（2009）、日本東京大學（2013）、台灣交通大學（2018）等校客座任教。主要研究中國十八世紀中葉以降政治史、思想史和中國現當代文學。著有論文集《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上海、台北，2006）、《當中國開始深入世界》（東京，2013）、《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台北，2016）、《當代中國的思想無意識》（首爾，2018）；主編的論文集有《西方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東亞現代性的曲折與展開》、《後發展國家的現代性問題》等十多種。

高士明
策展人，中國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已出版的學術書籍包括：《視覺的思想》（2002）、《地之緣：亞洲當代藝術與地緣政治視覺報告》（2003）、《與後殖民說再見》（2009）、《巡迴排演》（2010）、《胡志明小道》（2010）、《一切致命的事物都難以言說》（2011）、《行動的書：關於策展寫作》（2012）、《後殖民知識狀况：亞洲現代思想讀本》（2012）、《進程》（2013）、《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2014）、《三個藝術世界：中國現代史中的一百件藝術物》（2015）等。

專題：中國社會主義改造（1953-1956）的社會、思想、文化、生活意涵
賀照田：編者小引
莫 艾：「要生活在時代裡」
——從《論〈保衛延安〉》追溯馮雪峰的「人民」理解
符 鵬：體制改造、意識重構與工會的再定位
——1956年天津私營工業改造的歷史實踐及其精神意涵
程凱：「社會主義高潮」之前
——「穩步發展」階段的王莽村農業生產合作社
石世豪：學與用之間——1950年代的中學教育與生物實驗園地經驗
鈴木將久：路翎的朝鮮戰爭
何浩：什麽是青年的幸福？——接管天下之四
回應：東亞視野中的中國社會主義改造
張慧鵬：農業集體化的分工效應
孫軍悅：超越時空邊界的呼應
姜亞筑：分斷下的歷史困境
許國惠：資本主義的營銷策略與社會主義祖國
李娜：「老同學」和「年輕人」眼裡的「社會主義改造」
李南周：如何才能使人民成為歷史主體？
王智明：理論、方法與時間
——與北京•當代中國史讀書會一起思考
在人間思想
李孝智：澳門一二•三事件——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下）
為人間思想
陳越：「勸君少罵秦始皇」
——毛澤東與中國革命中的「傳統知識分子」難題
孫軍悅：安放情感的場所（二）
——石母田正《歷史與民族的發現》讀書筆記之二
人間現場
任強：香城故事（八）

「要生活在時代裡」
——從《論〈保衛延安〉》追溯馮雪峰的「人民」理解
莫艾
在馮雪峰針對現當代文學為數不多的評論中，1954年的《論〈保衛延安〉》占據了重要位置。馮贊譽這是「從紅軍時代一直到最近的抗美援朝戰爭的一切革命戰爭」題材中首部「真正稱得上英雄史詩」的作品，「可以代表我們這五年中所達到的現實主義的成就」。與《保衛延安》的相遇，該使他從中看到所執念的「人民」的面貌。馮雪峰對作品面貌的最終凝結發揮了重要的引導作用。他飽含熱情地參與、推動了作品最後階段的修改與問世；小說特別具歷史意義與精神光彩的部分，也是在評論者與作者的相互激蕩中催生的。《論〈保衛延安〉》立足於馮雪峰多年貫注的歷史認識與現實理解，這使得評論超越了作品的表現層次而推進到更深、更具歷史意義與現實引導性的思考層面。評論出現的「人民」、「史詩的精神」、「歷史」、「現實主義的精神」等詞語，在馮雪峰的思考脉絡與思想表述中有著關鍵性的意義。
如何從馮雪峰自身的思考脉絡出發，探究這篇評論所包孕的意涵與評價得以形成的原因？我想嘗試從他的歷史觀與歷史理解入手，進而認識由此歷史觀催生的他思想批判工作的狀況、「現實主義」理解與他對於文藝的寄予、要求；在此基礎上，由與《論〈保衛延安〉》具貫穿問題意識的系列評論入手，思考這篇評論所蘊含的歷史認識與人民理解。
一
馮雪峰的歷史、社會、文學理解難於被回收到同時代相關討論的思路、架構中。有關文藝的歷史功能（思想鬥爭）、現實主義、文藝與政治關係、知識分子改造等問題，他的切入、把握視角與方式，討論層面與拉開的問題層次，乃至表述方式、語詞及用法，都與同時代論述間存在不小的差距。這些理解和把握所由以生成的內核是什麽？我想首先從他的歷史觀及連帶的歷史感、現實感談起。
在〈談士節兼論周作人〉（1943）一文中，馮雪峰討論了他所體認的「歷史」的構成：歷史基本力量為「支配者層」與「人民」兩個群體，「歷史的矛盾［……］總在支配勢力的利己意念與人民的意向之間所發生的裂痕上展開」。在同時期另一文中，馮稱「不合理的社會支配勢力［……］阻礙和摧殘著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的幸福和發展。這該是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上，在各個時代從各種形態上表現出來的最大的惡，及一切的社會的惡之根源。」他認定這「支配者層」是「歷史的空虛的一面」，根基於「廣闊深厚的土地」的人民則構成歷史堅實的基礎。他堅信「人民的生活力，意志和欲望，創造力」決定著民族文化的價值，在「我們的時代」，人民將經由革命（「歷史的偉大的叛逆」）獲得覺醒與成長、成為歷史主宰。在這對抗性的歷史之兩面中，知識群體的位置可以變動。馮指出傳統的士處在依靠支配者層的位置，士人持守的節操在根底上受限，無法轉化為積極能量，難以逃脫「空虛與悲哀」的命運；現代知識者需要自覺改變傳統士的社會位置，自覺與人民結合，加入人民的行列，與人民一道實現歷史的翻轉，邁向「歷史的真理與德行」的實現。
這才是馮雪峰的歷史認識所意指的「歷史真實」與歷史走向。他表述語境中有關「歷史」、「歷史真實」、「歷史真理」、「對於歷史的概括與透視」、「現實主義」（看到人民主宰的歷史走向的現實感與立場）、「詩的真實」、「藝術的真實」等語詞的實際意指，或許都需要從這一基本歷史觀出發來進行領會。
把複雜多樣的社會階層、群體處理為「支配者層」和「人民」兩個對立的基本力量，同時把歷史位置可上、可下的知識者群體單獨提出來討論——我們該如何把握這貌似簡單的處理方式？這歷史認識源自認識者怎樣的現實理解與現實感，又該如何理解它所指向的具整體性的社會視野並釋放其中所包孕的思想能量？要辨析、打開這一視野中潛藏的這諸多層面，無疑超出了我現下努力，本文嘗試展開的只可視為對這些極為初步的思考。
立在人民一面審視歷史與世界，以「對人民的深沉的信任」為核心而發育的現實精神、現實感，是馮雪峰理解——他所認定的中國現代最關鍵的歷史課題之一——知識分子改造問題的基點。這一認識也參與塑造著他對於革命、政治、文藝的認識、要求、審視與矯正意識。而何謂「人民」，「人民」在革命進程中如何生成、成長，不僅反映出共產革命在實踐中開展出來的社會感與社會理解的經驗積累，也關聯於馮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完成自我改造以有效承擔歷史責任這一時代課題的思索。只有在深入認識中國社會現實、民眾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與轉變才可能展開。這樣的歷史視角使得馮的文藝與現實主義理解被建構在一個獨特的結構與問題視域中，與認識中國社會、認識民眾的歷史課題密切關聯。
這樣的歷史把握不是基於社會學或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理論的分析方法，也沒有穿戴常規的「理論」外衣與系統、嚴密的邏輯論證方式。馮的歷史把握方式立足於自身真切的歷史與現實感覺，携帶著認識者的精神、情感、意識、感受內容，試圖穿透、衝出現實的橫暴、圍困而開拓伸向新的歷史可能的路徑。這不是一般意義的理論與知識的生產，而是以認識、以思想為媒介、伸向實際鬥爭的行動。這行動指向著謀求社會多數人的生活權利。正如他自己所言，五四一代「感於歷史的現實的要求是迫切的，深刻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在中國，一落地就是全身戰鬥的，賦有思想鬥爭的特性和擅長」。 這樣的方式源於認識者激烈的歷史轉變意識與責任意識：在馮的體認中，遭遇重重危機的中國現代（馮稱為「我們的時代」）是歷史的過渡期，也是需要特別用力來完成轉變的歷史關鍵時段。馮指認歷史的方式是：「我們的時代」需要匯聚「浩大的精神」，需要我們全力投注於現實的戰鬥，以使歷史走上屬於它的真理的道路。在他這裡，歷史被凝聚於當下，這當下並非直觀所見的被動現實，而是充滿激烈鬥爭意識的搏擊現場。
1927年，在一篇具自况意味的文章中，馮借一位「肺病新愈的小學教師」之口，說選擇革命，「只因這路是時代的，因為他必須發覺他自己存在在時代裡［……］要生活在時代裡」。唯有「生活在時代裡」才發覺自己的「存在」，這是馮雪峰現實認識形成初期的切身感受。在後來的成長歷程中，他愈發明確，「我們的時代」需要以激烈的鬥爭來扭轉歷史。這樣急迫的歷史—現實感催生出激烈的歷史態度。馮雪峰勸告知識分子放棄對於傳統的眷戀，全力投注於現實的改變：「一切過去時代都已過去了，一切古人——連我所愛的古人也都跟著他們的時代過去了。永遠地過去了。」「［……］只有緊緊擁抱著現在而從事著現實的戰鬥的人，才能也擁抱過去，也擁抱將來。」歷史於他不是洋洋灑灑、舒緩蜿蜒的長河，而是遭遇明島暗礁的盤曲、阻滯而起身搏擊、沖決奔騰的激流。對於馮雪峰，在「我們的時代」，歷史非如此不可，歷史與時間非要凝聚為激烈的搏擊不可。這激進的歷史—時間意識來自對現實困苦的深切體認。越是敏感於現實的慘痛與困厄，越要把思考、實踐指向衝破現實才可能通往的「歷史真實」，這富於戰鬥特性的歷史把握方式貫穿於馮1940、1950年代的思想批判與文藝批評。
二
在馮雪峰的歷史觀中，「人民」占據了核心位置，「人民」何以生成與成長，知識分子如何在歷史過渡期通過與底層民眾的結合以完成自身蛻變，並在推動人民覺醒和促發人民力量的歷史過程中發揮作用，是馮雪峰最為核心的時代思考。《保衛延安》為「英雄史詩的初稿」的稱贊，很大程度源於他從中看到覺醒的人民所煥發的精神品質與力量。1943年在家鄉被捕直至建國的多數時間，馮生活在文人聚集的大後方（桂林、重慶），缺乏深度參與根據地、解放區社會實踐的機會。故他1940年代的思想批判較少直接討論鄉村社會群體，主要集中於知識群體（也涉及城市中上層）。對知識群體的審視與批判最深地體現了他的革命意識，也構成他更深檢省現實政治、文藝思想問題的有力視角。馮雪峰四十年代中期全力展開的思想批判工作（他稱之為「思想鬥爭」）核心意圖在推動知識者獲得對自我種種精神缺陷的檢省，更深體認底層民眾的寶貴品質，獲得對現實的鬥爭意志、對歷史方向的體認與實踐動力。
馮雪峰對知識分子抱持著溫暖的同感、同情與期待。作為知識者的一員，他能夠體貼知識者在歷史變動面前的善感、脆弱、熱情、執著，但更期待他們有自我改造的意志，通過與人民的結合擔負歷史變革的責任。他對知識者的審視、批判與要求也格外嚴厲，對知識文化界隔膜於社會、民眾，囿於自身極為有限的意識範圍而發生的種種後退、墮落與混亂始終抱取毫不妥協的戰鬥態度。在馮的文字中，溫暖明亮的摯愛與期許隱藏於峻厲無情的穿透與批判之後。
抗戰初期的亢奮過後，社會矛盾加劇，權力層和中上層的腐敗墮落加劇。生存日益艱難、日常生活陷入相當的物質貧困，原本希冀借助抗戰契機而實行的社會、思想、意識、文化更新遭遇挫折，這些對知識分子構成很深的精神壓抑。思想文化界普遍為悲觀、虛無的苦痛氛圍籠罩。雖在社會暴力面前軟弱、乏力，卻仍持守著精神操守，掙扎中存有抵抗，這是當時多數知識分子的自我感受與自我意識。這種感受、意識不僅使他們難於獲得自我相對化的意識，還使他們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優越感更為穩固。難以獲得自我打開契機與更為有力的精神資源，浮泛在社會之上帶來的無力感與虛無感日益加深。在這樣的意識狀態與精神氛圍中，馮雪峰從根本顛覆知識者一貫賴以立足的道德、精神的自足與優越感。他的視點不在知識群體困苦中的被困與掙扎，以及囿於知識階層狹隘意識與情感範圍的有限表達（如茅盾《清明前後》、夏衍《芳草天涯》等作 ），而是直指知識者因不能找到堅實的現實根基而無可避免的內在「空虛」狀態，指出其中包含著「惡」、包含著「作惡」的現實可能。馮堅持在高於當時知識界普遍精神意識狀况的層面工作，他的思想批判與文藝批評始終立於對現狀展開審視、對之鬥爭、最終突破的基本意識。
（文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