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經濟史：從喧囂到沉寂的70年（簡體書）

著作等身的日本知名經濟學家
深挖增長與停滯之謎的集大成之作
日本究竟錯在了哪裡？中國會重蹈日本覆轍嗎？

日本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中迅速實現了經濟復興？是什麼力量推動日本經濟走上了高速發展之路？曾經喧囂一時的“泡沫經濟”到底是如何產生，又終究歸於破滅？將近30年的沉寂之後，日本的未來，路在何方？

在日本舉國上下都沉浸在輝煌盛世的狂熱氣氛中時，野口悠紀雄率先對“房地產泡沫”提出了公開警告。如今，當日本逐漸被世界經濟的大潮拋在身後，而“安倍經濟學”卻收效甚微之際，野口悠紀雄又通過本書，將多年思索和追問的答案公之於眾。

野口悠紀雄在書中追憶，其人生的最初影像始於1945年東京大空襲中的恐怖經歷，他這一代人親歷和參與了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整個過程。他們曾為高速發展的無限風光而豪情滿懷，也曾因經濟失速後的衰落蕭條而五味雜陳。他們中有很多人因時代的變幻而飽受命運的捉弄，或者被無情地湮沒在時代的洪流之中。

本書論述經濟發展歷程及其深層機制的同時，還穿插介紹了野口悠紀雄本人及其好友、同事的大量真實經歷，為讀者還原出一幅幅生動、立體的戰後日本社會經濟圖景。相信無論是野口悠紀雄對經濟問題冷峻犀利的剖析，還是他對往昔經歷滿含深情的回望，都會為讀者帶來不同凡響的閱讀體驗。

野口悠紀雄

1940 年出生于東京。東京大學工學部畢業後，進入大藏省工作。1972 年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先後在一橋大學、東京大學、斯坦福大學及早稻田大學等任教授，于 2017 年 9 月起任早稻田大學商業及金融研究中心顧問。專業為金融理論、日本經濟論。著有《資訊經濟理論》《財政危機的結構》《土地經濟學》《泡沫經濟學》《經濟危機的途徑》《金融政策之死》《製造業毀滅日本》等。

 

譯者
張玲
現就職於日本愛知大學。有《對中國中央政府教育政策動向的考察》《從央視春晚看中國的文化政策戰略》等多篇論文。

◎犀利剖析深層機制，揭示日本經濟增長和停滯背後的奧秘
作為率先對“房地產泡沫”提出公開警告的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以對日本經濟的冷峻洞察和不懈思索而著稱。針對戰後日本經濟的基本結構，他在本書中提出了與以往觀點截然不同的“1940年體制史觀”，為我們理解日本經濟的崛起和發展、泡沫的形成和崩潰，以及後來長期停滯的根本原因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啟發。

 ◎回顧70年境遇變遷，生動描繪時代大潮中的社會眾生相
除了從全域視角“鳥瞰”日本經濟的整體格局，野口悠紀雄還在本書中記錄了自己和家人、朋友所經歷的經濟和社會變遷。他們曾經在高速增長時期意氣風發，也曾經為經濟衰落蕭條而黯然神傷，現在仍有很多人在為未知的明天而焦慮和迷茫。作者飽含深情的回顧和敘述，使戰後日本經濟史不再是冰冷枯燥的數據和圖表，而是化作一幕幕立體、生動的人生場景展現在我們面前。

◎借鑒日本經濟的起起落落，思考如何走好自己的路
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過程可以為我們提供極為重要的參考和借鑒。特別是泡沫經濟時期人們對股票和房地產的狂熱和癡迷，泡沫經濟崩潰給人們帶來的巨大衝擊和慘痛損失。這些都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中國經濟會重蹈日本覆轍嗎？會如當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樣，在“爆買全球”之後經歷“失去的三十年”嗎？

前 言
對日本的社會和經濟，我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仿佛我過去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的那些問題，經過之後各種各樣的事情，它們才逐漸具備了讓人無法否認的清晰輪廓。
本書關於戰後日本經濟基本結構的觀點，是我以前就有的。但是，在如何評價它的問題上，我之前還沒有形成確定的看法。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 周年的1995 年，面對“我們應該肯定日本迄今為止的經濟結構，還是應該否定它”這個問題，我可能還無法做出不自相矛盾的回答。
但是現在，我則可以做出明確的回答。因為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問題的核心所在。所以我現在需要把它表述出來。
這就是我寫作本書的理由。
我們1940 年前後出生的這一代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親身經歷了日本經濟的潮起潮落。我們從學校走向社會時，日本經濟剛剛開始高速增長，其速度在世界上也屬罕見。在各自工作領域的最前線，我們每個人都曾經擔負了發展經濟的重任。同時，我們也目睹了日本產品橫掃世界市場的情景。但是，當我們臨近退休時，卻又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日本經濟走向衰
落，前途未蔔。換句話說，我們這代人見證了戰後日本經濟漲落起伏的整個週期。因此只要把我們的經歷彙集到一起，大概就能寫成一部日本戰後經濟史。
不過本書並不打算像流水帳一樣記錄過去發生的各種事情，也不打算寫成我的私人回憶錄。我希望在這本書裡，展現一個連貫的過程，對過去發生的事情加以定位，根據從中得出的認識，來正確面對“我們現在身處何方”的問題。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將開篇提到的觀點作為本書的核心。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提煉出一個日本經濟結構的模式，由此來評價日本戰後70 年的經濟發展。
然後，我還將通過這個模式來抓住日本構築未來的線索。不過我想預先提醒大家，我們由此展望到的並非五彩繽紛的未來。希望這本書能夠剝開多年以來一直被灌輸給人們，讓人們充滿期待的那些假像，為日本的未來敲響警鐘。
本書在附錄“戰後七十年回顧年表”中專門設了“個人歷史記錄欄”，讀者也可以記錄下您自己的戰後史。如果將個人的生活和工作經歷與表格前一欄中的世界和日本大事加以對照，您的回憶將會變得更加鮮明。
本書出版得到了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局長山崎豪敏先生、週刊東洋經濟編輯委員長谷川隆先生以及該社出版局伊東桃子女士的大力幫助，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衷心感謝。

野口悠紀雄

後 記
擺脫“頭腦中的1940 年體制”
在一次演講當中，有位聽眾向我提問：“日本企業不繼續堅持終身雇用制，日本經濟就不可能復蘇吧？”
這個問題讓我從心底感到震驚。因為日本企業，特別是製造業的大型企業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無法調整其過剩雇用的問題。它們正因為這個原因無法轉換商業模式，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保障勞動者的生活當然是重要課題，但這不是民間企業的義務。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構建社會安全網，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方便人們更換工作，這些都是政府的職責。
的確，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日本的企業（尤其是大企業）為員工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員工們也對此寄予期待。但是正如本書論述的，這是在20 世紀80 年代之前的特殊經濟環境下才能夠實現的。
而且重要的是，那時員工也為了公司竭盡全力，可以說是無私奉獻。他們為公司成長貢獻了力量，因此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也符合前文說的“勤勞致富”的原則。
但是這位向我提問的聽眾的想法大概是，“就算我什麼都不做，也總有別人在努力，所以還是讓公司來照顧我吧。”換言之他是想“依靠組織”。說得更正式一點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通過終身雇用制來保障員工的生活。”但遺憾的是，這同樣與“勤勞致富”原則背道而馳。
也就是說，1940 年體制本來是符合“不勞不得”的原則的，但不知從何時起，卻變成“依靠組織”的形式，並在日本人的頭腦裡紮下了根。
沒有人批評安倍內閣幹預民間經濟活動的做法，大概也是因為日本人的頭腦裡已經刻上了“依靠組織”的觀念吧。
這種“頭腦裡的1940 年體制”才是現如今諸多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不能擺脫這種禁錮，日本將無法創造出美好的未來。
201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 周年。70 年的漫長歲月，幾乎相當於個人的一生。想要在如此漫長的歲月中無視外部環境的變化，維持同一個體制不變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因此需要能夠適應新環境的制度。例如在經濟增長戰略方面，現在政府所制定的計劃與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制定的計劃在本質上源於同樣的觀點。即由政府描繪出將來的藍圖，然後把全國資源集中到這個方向。
但是在新的經濟環境中，這樣的增長戰略毫無作用。正如前文提出的，新興的成長產業是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的產業。因此政府的職能在於完善市場的競爭環境。事實上在美國，根本沒有所謂的政府的“增長戰略”。從這一點來說，日本需要從根本上反思增長戰略的思維方式。而且前文還提到，“實施金融緩和政策，促進日元貶值，就可以抬高股價，不辛勤勞動也能獲得財富”的觀點也是謬誤。
從個人能力上看，我認為日本人具有很強的能力。或者說，其實我認為每個國家的國民在能力上都沒有太大差別。差別只在於制度或組織是否滿足了人們“想努力工作”的需求。
只用了不到10 年的時間，日本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片焦土中實現了復蘇。在接下來的歲月又實現了高速增長，戰勝了石油危機，使日本的製造業屹立在世界最前列。不過這些都是日本人付出了辛勤努力才得以實現的成果。
我衷心期望，戰後70 周年能夠成為日本人從根本上轉換思維方式的里程碑。

出版後記
從1945 年到2015 年的70 年裡，日本經歷了多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中既有從戰後的一片焦土中迅速崛起的戰後復興時期，也有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的高速發展時期，更有走向輝煌頂峰的泡沫經濟時期，以及之後看不到盡頭的長期蕭條時期。
對戰後日本經濟的發展過程，我們除了願意瞭解其大致經過和表面現象之外，更希望能夠洞悉其背後的機制和原理，並且從中獲得有益的經驗和教訓。
從這一角度來看，本書無疑會對我們有所幫助。野口悠紀雄是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也是全日本第一個針對泡沫經濟的存在及其危害提出公開警告的人。他在本書中不僅回顧了戰後日本經濟的整個發展過程，還就各種經濟現象背後的深層機制及最根本原因提出了獨到見解。
對於應該如何評價日本迄今為止的經濟結構，野口悠紀雄坦言，“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50 周年之際的1995 年問我這個問題，我可能還無法做出不自相矛盾的回答。”長達20年的進一步思索和反復追問之後，他才終於把自己所領悟到的核心問題呈現在世人面前。
作為戰後日本經濟的親歷者以及參與者，野口悠紀雄在論述經濟問題的同時，還回憶了自己作為兒童、學生、大藏省官員以及經濟學家的很多親身經歷，從另一個視角生動地描繪出日本各個經濟發展階段的社會眾生相。
可以說，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將對普通人的生活和命運產生重大影響。野口悠紀雄在提及泡沫經濟時寫道，“只有泡沫崩潰了之後，人們才能知道它是泡沫。”如果能夠啟發我們對自身的經濟發展多一些思索，相信本書就實現了它的最大價值。

後浪出版公司
2017年10月

前　言

序　章

第 1 章　戰時體制延續到戰後　1945年 - 1959年

第 2 章　高速增長是如何實現的？　1960年 - 1970年

第 3 章　企業大家庭戰勝了石油危機　1971年 - 1979年

第 4 章　金光閃閃的 80 年代　1980年 - 1989年

第 5 章　泡沫與 1940 年體制同時消亡　1990年 - 1999年

第 6 章　前進中的世界把日本拋在了身後　1980年 -

終　章　我們應該何去何從

後　記　擺脫“頭腦中的 1940 年體制”

附　錄　戰後七十年回顧年表

出版後記

序 章
3 月10 日，僥倖活了下來
我的記憶始於1945 年3 月10 日深夜。
空襲引發的大火映紅了天空，空中的美軍B-29 轟炸機編隊正朝著我們飛過來。強大的敵人殺過來了！我們對此卻束手無策。那種極度恐懼的感覺，我至今記得清清楚楚。
奶奶、媽媽、姐姐和我戴著防空頭巾，用嬰兒車推著年幼的妹妹，一家五口跌跌撞撞地路過了地藏菩薩，沖向附近小學的地下防空洞。我現在還記著那時連滾帶爬的狼狽景象。然後，我們幸運而偶然地活了下來。
和我們一同躲在防空洞裡的人大部分都窒息而死。人太多，空間太小，長時間缺乏氧氣，從最裡面的位置開始，很多人依次因窒息死亡。我們一家只是偶然待在入口附近，還能呼吸到從門縫進來的稀薄空氣，才倖免於難。
第二天早晨，被警防團的人們拖出防空洞時，全家人都已經失去了意識。醒來之後，我們看到燒焦的屍體在操場上堆成了小山。那一刻，東京的天空晴得沒有一絲雲彩。
這就是“東京大空襲”。那一夜的經歷如此強烈地震撼了剛過4 歲的我，甚至抹去了之前所有的記憶。
從空襲開始的深夜到大火被撲滅的短短8 個小時裡，約有10 萬人失去了生命。如此之短的時間之內，如此之多的人們在同一地區死亡，這在人類的歷史上也屬罕見（關東大地震的遇難者在兩天之內達到10 萬。廣島原子彈爆炸導致到1945 年12 月為止累計約14 萬人遇難）。
造成死亡人數如此巨大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日軍根本無法抵禦美軍的轟炸。日軍沒有戰鬥機在空中應戰，高射炮部隊僅僅打出大約500 發炮彈便被轟炸得潰不成軍。所以334架（也有人說279 架）B-29 轟炸機，在1 500 ～3 000 米的低空，大搖大擺地飛進東京上空。東京市民就這樣在毫無防備的狀態下，赤裸裸地被暴露在美軍面前。
百姓當時並不瞭解這一事實，而美軍卻是知道的。他們的轟炸機為了防止相互碰撞，都亮著尾燈。很多人誤以為這些毫不掩飾地低空飛行的是友軍飛機。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看見了B-29 轟炸機，可是既然B-29是在1 萬米高空飛行，肉眼怎麼可能看得到呢？一直以來，我都懷疑那是自己的幻覺。而現在我的記憶終於得到證實，因為肉眼的確可以看見在1 500 米的高度飛行的飛機。
造成死亡人數眾多的第二個原因是，美軍周到、科學且高效的空襲計劃。美軍首先劃定了東西5公里、南北6公里的長方形區域，在邊界投下燃燒彈形成火牆。這樣後邊的飛隊就可以根據這個標誌準確地進行轟炸。而在地面上，百姓卻被火牆堵住了逃路。我家的位置靠近這個長方形的西北角，如果朝著西北方向跑，或許可以逃脫。然而當時在地面上根本不可能知道這個情況。很多人以為跑到水邊就可以活命，都朝隅田川跑去。對岸的人也出於同樣的理由跑過來，人們在橋上擠成一團，動彈不得。這時美軍拋下燃燒彈，造成了一場人間慘劇。我很長時間都不敢接近這座言問橋，直到現在，大橋兩端的橋柱上還殘留著黑黢黢的印跡，那是當時火中喪生的人們留下的無法磨滅的痕跡。
據說逃到防空洞時，母親曾經絕望地說：“我們逃不到隅田川了，就死在這兒吧。”姐姐聽了非常難過，不甘心就那麼死掉。而從結果看來，母親誤打誤撞地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指揮這次空襲的美軍司令是柯蒂斯•李梅少將，他在幾個月前剛剛將德國的歷史名城德累斯頓夷為平地。而日本政府後來竟然為他頒發了勳章。
從此不再信任“國家”
防空洞裡那麼多因窒息而死去的人們，他們一定以為越靠裡面越安全。我們一家之所以停留在入口附近，也不過是因為來得晚，已經擠不進去了。當時老百姓對於防空洞可能導致窒息的危險實在是一無所知。
後來我才知道，在德國，政府早就教育民眾在防空洞避難時，要警惕窒息危險。進入防空洞後，應該在相當於地板、人的腰部和頭部的這三個高度分別點燃燈火，如果最高處的燈火熄滅，就要立即開啟換氣裝置。或者如果地板上的燈火熄滅，要立即站起來；如果位於腰部高度的燈火熄滅，要將孩子抱起來；如果位於頭部高度的燈火熄滅，則即便外面的炮火再猛烈也要立即逃離防空洞。
可是在日本，政府不但沒有告訴民眾防空洞可能發生窒息的危險，還要求民眾“遇到燃燒彈起火要立即撲滅”。美軍在東京大空襲中使用的燃燒彈具有與在越南戰爭中用來燒毀森林的凝固汽油彈同等的威力。它的燃燒性能比汽油還要強，果凍狀燃料的燃燒溫度可以高至1 000 度左右，根本不可能用水撲滅。這樣高威力的燃燒彈，當天有20 萬顆以上（也有人說是32 萬顆）被美軍從高空投下，平均每平方米就有3 顆。也有許多百姓因為忙於撲滅大火而喪失了逃生的機會。
3 月10 日的這次經歷，是我不再信任所謂“國家”的原點。因為當極端的危機降臨在老百姓頭上時，國家並沒有救助我們，而且甚至連危機的到來都沒有告訴我們。
對國家的疑問還不只這些。後來我瞭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當蘇聯攻入德國時，為了保護被波蘭從本土隔離的東普魯士地區居民免遭蘇軍淩虐，德國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派出全部海軍艦隊將當地居民盡數救出。而日本是怎樣做的呢？半藤一利在其著作中曾有這樣的記述：
對於已經做好戰敗準備的國家來說，其軍隊最緊要的任務就是保護進攻地區和被佔領地區的平民百姓的安全。翻開歐洲戰爭史，我們不難看到他們是如何拼死做到這一點的。而日本，無論國家還是軍隊對於這種戰敗國的國際常識都不瞭解……對於在決戰階段迎擊登陸美軍之際，應該如何處置前來避難的無辜百姓這個實際問題，據說日本陸軍中央參謀給出的回答竟是：“沒辦法，軋死他們繼續前進。”
此外，戰後以來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在1945 年5 月8日德國投降以後，日本為何還要繼續戰爭？即使是6 月才停戰，也將會改寫無數日本人的悲慘命運。最近我終於找到了答案。原因就是戰爭的指揮者們誰也不願意承擔責任，所以投降的決定才被一拖再拖。
6 月以後仍然持續的戰爭，使多少日本人毫無意義地丟掉了寶貴生命！ 5 月以後，為了勝利無望的戰爭而被迫賣命的士兵們又是帶著怎樣的心情，堅守在絕望的戰場！
我幸運地沒有在3 月10 日那天變成燒焦的屍體，也沒有成為在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孤兒（即使能夠倖存，如果只剩下自己一個人，我一定也會像其他戰爭孤兒一樣，不得不一直在上野的過街通道裡徘徊度日）。後來我也沒有被徵兵，活著迎來了“戰後70 年”。這些偶然的幸運一次次重合，使我有幸在命運之門開開合合的瞬間，艱難地穿過那些縫隙。回首過去，唯一的解釋就是，這是個奇跡。
1940 年前後，改革派官僚改變了日本
就在我們險些死於防空洞那年的5 年前，一群被稱作“改革派官僚”的人正在試圖改變日本。
為了確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他們建立起“國家總動員體制”，將全國所有資源都用來為戰爭服務。他們為此制定的經濟制度，在戰後幾乎原封不動地被繼承下來，成為戰後日本的基礎。
關於這個經濟制度，本書會在後文多次提及，這裡姑且簡單地介紹一下。
所謂改革派官僚，是指被派到偽滿洲國參與“國家管理”的一群官僚，其中心人物之一是岸信介。他於1939 年從偽滿洲國回到日本擔任商工省次官，1941 年又在東條內閣擔任商工大臣，積極地拉攏親信掃除異己。以岸信介為中心的“統制派”將商工省的大權緊握在手中。根據岸信介及其心腹、主導“統制派”的椎名悅三郎的姓氏，這群官僚也被稱為“岸-椎名陣線”。
其理念是對產業實行國家統制。他們認為企業必須為公共利益做奉獻，而不得追求私利。此外，也不允許不勞而獲的特權階級的存在。
事實上，岸的目標是建設日本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對此，阪急電鐵公司的創辦者、戰前日本企業家的代表人物、時任商工大臣的小林一三曾毫不客氣地批判商工省次官岸信介為“赤色分子”。
岸信介們所信奉的思想當時正在世界範圍內不斷擴張。德國是“德國社會主義勞動黨（納粹）”獲得了政權。就連資本主義大本營的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政權的新政派也接二連三地拋出了政府主導型政策。
金融財政制度大改革
岸信介們在對產業實行國家統制的同時，對金融領域也進行了大規模改革。
戰前的日本，企業主要依靠發行股票或公司債券的直接金融方式來籌集資金。靠向銀行貸款來獲得資金的間接金融所占比例較小。對此，改革派官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排除股東對企業的支配，確立“銀行中心主義”，改由日本興業銀行等銀行為企業提供資金。
1942 年制定的《日本銀行法》標誌著這種統制式金融改革的完成。該法第二條“日本銀行必須以達成國家目標為使命進行運營”，明確規定了戰時經濟體制的基本理念。
1940 年，稅收財政制度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通過導入源泉徵收制度a 強化了對個人所得稅的徵收。日本是繼德國之後，世界上第二個導入源泉徵收制度的國家。同時，法人稅也被確立為一個獨立的稅種，從而改變了日本過去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系，開始直接向製造業等現代經濟部門徵稅。按照新的制度，稅收不經過地方政府直接交給國家，再由國家撥款給地方的模式初步形成。
此外，農地改革的準備工作也取得進一步進展。地主是造成戰前日本農村極端貧困的主要原因。佃農租種地主土地，用收成來繳付地租，地租平均高達收成的一半。所以農村的生活狀態一直停留在一百多年前江戶時代的水準。
中央政府的很多官僚早已深感農村改革的必要。特別是農政官僚中有些人的改革意識更為強烈。他們於1942 年制定了《糧食管理法》。該法規定，佃農將糧食繳納到國家，國家付款給農民，農民再用其中的一部分向地主繳付地租。通過這項法令，地租由實物支付變為現金支付，農村的狀況大為改觀。
由於地租為政府規定的固定金額，不隨物價變動，因此隨著戰後的通貨膨脹，農民的實際負擔大幅減少。1940 年高達農民總收成50.5% 的地租，到了1945 年已經實質上減至18.3%，租地制度成了徒有其表的存在。此外，政府還制定了“雙重米價制度”。也就是說，在收購糧食時對農民和地主採用雙重標準。政府以高價收購農民的糧食，但是對從地主手中收購的糧食卻設定低價，這個制度也降低了地主的地位。通過這一系列措施，江戶時代以來一直未見起色的日本農村在戰時體制下發生了巨大改變。
上述這些改革，均以贏得戰爭勝利為最終目的。岸信介們對企業所實行的改革，是把企業作為國家的工具，使企業的生產活動以滿足戰爭需要為重心。從直接金融向間接金融的改革，則是為了從產業資金供給方面支持和強化上述機制。而租稅改革的目的，毫無疑問就是為了籌集軍費。
推行農村改革的農政官僚們或許受到了社會主義式的扶貧思想的影響。不過，從軍事角度來看，使農村脫離貧困也大有必要。因為農村是軍隊士兵供給的源泉，沒有強大的農村就沒有強大的軍隊。所以軍部（特別是陸軍）十分贊同農村改革。
戰後的日本企業成形於戰爭時期
在戰時體制下，日本的企業發生了巨大變化。
戰前，日本的電力事業由多家民間企業經營和管理。但是1939 年，政府下令將各地的電力公司統一為國策公司，也就是日本發送電公司，繼而又重組為9 家電力輸送公司。這就是戰後9 大電力公司的基礎。
汽車產業也是同樣情況。戰前日本的汽車產業完全由美國的福特汽車、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汽車三巨頭所掌控。因此，“九一八事變”時日軍的卡車也是福特公司製造的。政府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於1936 年制定了《汽車製造事業法》。該法規定，提高汽車進口關稅，對汽車製造產業實行許可制。豐田自動織機製作所和日產汽車公司得到許可。獲得許可的公司可以免交營業稅，在融資上享受特別優惠，進口機械及零部件時免除進口稅。這些措施迫使美國三巨頭撤出日本。
戰爭時期，機電產業也得到顯著發展。1939 年芝浦製作所與東京電氣公司合併為東京芝浦電氣公司（即現在的東芝公司），與1920 年從久原礦業公司獨立出來的日立製作所一起，在軍事經濟的背景下得到發展和壯大。同樣，松下電器產業公司也因從事軍需生產而發展起來（戰後松下幸之助曾因此受到革職處分）。
鋼鐵產業從明治時期開始發展，1934 年以官營八幡制鐵所為母體，由多家鋼鐵公司合併成日本制鐵株式會社，也是半官半民性質的國策公司。
上述企業與戰前的企業在性質上截然不同。戰前，紡織是日本製造業的中流砥柱。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營業額最高的企業是鐘淵紡織公司（Kanebo，即現在的佳麗寶公司）。這些以輕工業為核心的傳統企業，不依靠銀行來獲得資金，因此極力反對政府的幹預和統制。
美國歷史學家約翰•W. 道爾（John W. Dower）針對日本大企業曾經指出，只有索尼和本田是完全誕生於戰後的企業。他的見解完全正確，戰後日本的大企業多數都是戰爭時期在政府的扶持下，依靠軍需生產快速成長起來的。
在企業管理、工會、城市土地制度等方面，情形也大致相同。也就是說，戰爭時期形成的機制在戰後被繼續沿用，並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戰爭時期形成的“統制會”也成為戰後各行業協會的基礎。“統制會”的上級機構，即“重要產業協會”戰後則變成了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
報紙領域也不例外。戰前，日本各地都有當地的獨立報紙。但是到了1938 年，為了加強言論管制，內務省和情報局主導推行“一縣一報主義”，對各報社進行合併，只有部分實力較強的地方報社被保留了下來。
此外，只有5 種報紙獲准在全國發行，即《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和《讀賣新聞》這3 種綜合報紙，以及專門報道經濟內容的《日本經濟新聞》和《產業經濟新聞》（現改名為《產經新聞》）。這種發行量之大在全世界也屬罕見的全國性報紙體制也是在戰爭時期形成的。
戰爭時期形成的這些經濟體制與戰前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本書將之稱為“1940 年體制”。這套以舉國之力來支援戰爭的國家總動員體制，在戰後也毫髮無損地被繼承下來，構成了戰後日本經濟體制的基礎。
我們如今身處何方
本書目的並非羅列戰後70 年期間所發生的各種事件，而是要弄清楚“我們如今身處何方”的問題。專門羅列各種事件的歷史年表裡，會包含一些在發生當時驚天動地，但對現在卻沒有太大影響的事件。這類事件對我要講述的故事來說並不重要，不是本書的議論焦點。
那麼哪些是“對現在的日本社會帶來重大影響的事件”呢？我們需要從幾個視點來進行評價和判斷。
本書將從以下兩個視點來研究戰後的日本經濟。
第一是以“狗眼”看社會。所謂“狗眼”，就是從“地面的角度”，即我親身經歷的戰後日本社會和經濟的變遷。也就是自傳式的年代記。
第二是以“鳥眼”觀天下。所謂“鳥眼”，就是以“俯瞰的角度”來把握戰後日本的社會與經濟發展。
本書的“鳥眼”可以叫作“1940 年體制史觀”。它與人們普遍接受的，教科書所宣揚的歷史觀迥然相異，對“我們如今身處何方”的問題，提供了大不相同的解釋。
一般認為，戰後的民主主義改革為日本帶來了經濟復興，戰後誕生的新興企業實現了高速增長。然而1940 年體制史觀則認為，戰爭時期形成的國家總動員體制帶來了戰後經濟復興，戰時成長起來的企業實現了戰後的高速增長。
在如何劃分日本現代史的問題上，這兩種史觀也有不同見解。一般認為，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在1945 年8 月（日本宣佈戰敗）出現斷裂。而1940 年體制史觀則認為，日本社會的斷裂早在1940 年前後就已經出現。
以1940 年體制史觀這只“鳥眼”來俯瞰，不難發現，雖然1940 年體制已經不再適應日本經濟發展的需要，但它仍然企圖苟延殘喘，而這就是20 世紀80 年代日本產生泡沫經濟的原因所在。
此外，根據1940 年體制史觀，還可以發現安倍晉三內閣所實行的經濟政策，並非“擺脫戰後體制”，而是對戰爭時期及戰後體制的複歸。其基本方向是，否定市場的作用，強化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幹預。而這正是1940 年體制的特點。關於這一點，終章還會再做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