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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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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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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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退休榮譽教授 茱蒂絲.赫曼 開啟現代創傷研究的經典之作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作者范德寇讚譽:「驚人的成就……我們這一代的經典之作。」


如今我們熟知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最早源自十九世紀佛洛伊德與賈內對歇斯底里症的研究,那是學界第一次開始傾聽女性與孩童的家庭故事。過了一百多年,茱蒂絲.赫曼博士對比集中營倖存者、作戰士兵與政治犯的心理歷程與症狀,才發現,經歷家暴與性侵的受害者,其身心創傷等同於人際關係中的傷兵。1980 年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被列入正式診斷,背後的推手,正是那群被政府遺忘的越戰退伍軍人。

在創傷領域,赫曼博士有兩大重要貢獻。第一,她精確地掌握到施虐者與受虐者的情感依附關係。人一定要有互動對象,施虐者理解這一點,所以會企圖隔離受虐者、保持神祕、恩威並施,受虐者自然就在心理上產生恐懼與依賴。對受虐者而言,這些祕密公諸於世之後的汙名與社會歧視比起虐待本身更加傷人,所以往往不願意當下就揭露或擺脫受虐關係。

此外,赫曼博士最重要的創見,就是提出「復原三階段」論:建立安全感、回顧與哀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人際連結,不論是哪種創傷的倖存者,首要任務就是在受保護的環境下恢復一般作息,接下來才可以進行煎熬的創傷回顧治療。最後,倖存者走入團體,發現自己的苦痛有人懂,自己的經歷可以啟發別人。她開始覺得自己是個普通人,能過平凡的生活,從前的苦惱只是海水裡的一顆雨滴。她總算走到復原的目的地了,接下來要面對的,就只有當下與未來的人生。

作者簡介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1942-),哈佛大學醫學院退休榮譽教授,美國心理創傷研究先驅,曾獲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協會終身成就獎(1996)、美國醫學婦女協會傑出女科學家獎(2000),也是美國心理學會的傑出會員(2003)。

目次

目錄

導讀
致謝

第一篇 創傷
第一章 被遺忘的歷史
第二章 恐怖經歷
第三章 失去連結
第四章 囚禁
第五章 受虐兒童
第六章 全新的診斷

第二篇 復原
第七章 治療關係
第八章 安全感
第九章 回顧與哀悼
第十章 重建連結
第十一章 共同性

後記 創傷的矛盾衝突仍未休
2015年新版後記

書摘/試閱

第十一章 共同性
創傷事件毀壞了個人和群體之間聯繫的恆久基礎。倖存者領會到,自我感、價值觀和人性,都取決於與他人所產生的連結。群體的團結是對抗恐怖和絕望最有力的防衛機制,也最能減輕創傷經驗的毒害。創傷使人產生疏離感,群體則使人重獲歸屬感;創傷為人帶來羞辱和污名,群體則能作見證和給予肯定;創傷貶低受害者,群體則提昇她;創傷摧毀受害者的人性,群體則可以恢復她的人性。
在倖存者的證詞裡,總是一再談到某個重要時刻:受到他人無私寬厚的對待時,連結感都會再度出現。受害者以為已永遠被摧毀一些德行,如信心、正直和勇氣,都會被利他的無私行為再次喚醒。倖存者以他人的行動為典範,開始理解並尋回一部分自我。從那一刻起,倖存者開始與人類的共同性再度產生連結。普里莫.李維提到,盟軍解放納粹集中營後,他如何遇上那個時刻:

殘破的窗戶修理完畢,爐台上燃燒的火開始傳出熱度。每個人似乎都鬆了一口氣。有個囚犯當下提議,每個人都貢獻一小片麵包給我們這三個工作者。大家都同意了。在一天前,絕對沒人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因為集中營的法則是:「吃你自己的麵包,如果有辦法,把鄰座的麵包也吃掉。」而且絕不感激言謝。這件事意味著集中營已滅亡,第一次,我們有人開始展現人性。我相信,那個時刻是一個改變的開端,從此,還未死透的我們漸漸由囚犯變回人類。

恢復社會聯繫的起點,就是發現自己並不孤單。除了在群體裡,沒有別處可以體驗到比這個更直接、更有力或更具說服力的經歷。團體心理療法的權威歐文.亞隆稱它為「普同感」(universality)經驗。普同感在心理治療上有深刻的效果,特別是對那些有不堪祕密、覺得自己與他人格格不入的倖存者。受創者因為自己的經驗而感到疏離,因此在復原過程中,倖存者團體所擔任的角色特別重要。受創者在一般社會環境中很難獲得關照,但這類團體可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與了解。遇見與自己有類似遭遇的人,就能解消倖存者疏離、羞愧和被污名的感覺。
對於曾經陷入極端情境的倖存者而言,團體確實有無價的意義,那些情境包括戰爭、強暴、政治迫害、家暴和童年受虐。參與者一再提到,僅僅是和經歷相似苦難的人同在一起,就覺得很安慰。在參與越戰退伍軍人聯誼團體後,肯.史密斯如此描述他第一個反應:「從越戰歸來後,我再也沒有朋友。我認識很多人,也結交很多異性,但從未擁有真正的朋友。那種朋友是我可以在清晨四點打電話告訴他,一想到在春祿(Xuan Loc)發生的那件事,我就想飲彈自盡,或是今天是什麼週年紀念之類的……越戰老兵受到的誤解,只有其他的越戰老兵才能了解。當我開始談論某些事情,這些人完全都懂,當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解脫感。彷彿我從未告訴任何人這些深刻又黑暗的祕密。」
有位亂倫倖存者也是以差不多的口吻,談到自己如何經由參與團體重拾人際的連結感:「我終於衝破那層糾纏了我一輩子的樊籬。我參加一個由六名婦女組成的團體,在她們之間,我沒有任何的祕密。我第一次在人生中真正享有歸屬感。我感到她們接納的是真實的我,而不是戴了假面具的我。」
當團體產生凝聚力和親密感時,接下來上場的就是複雜的相互映照過程。當成員打開心房、把自己伸向他人時,就變得更能接收到他人給予的幫助。她對他人展現的寬容、憐憫和愛心開始產生作用,反射到她自己身上。雖然這類彼此提升的互動關係可以發生在任何關係中,但在團體脈絡下更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亞隆稱這個過程為「適應性循環」(adaptive spiral)。團體的接納提升了成員的自尊,所以彼此變得更能接納他人。三位亂倫倖存者團體的成員如此描述這個適應性循環的過程:

在我看來,參與此團體的種種經驗,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在受過侵害的女性中,我們很常看到一股力量。發現自身也有那股力量時,我非常震驚。我永遠記得覺醒的那一刻。
我變得更能保護自己,我似乎更「柔軟」了,也允許自己偶爾快樂一下。團體是一面鏡子,我看到自己的鏡像才有這些改變。
我更能接受別人的愛,這是一種良性循環,我因此更能愛自己,然後愛別人。

有位作戰退伍軍人在榮民團體中也體驗到類似的互動:「這是互惠的,我有付出,也有收穫。這感覺真好。這麼久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太棒了!』。我開始對自己有良好的感覺。」
團體不僅提供機會,讓成員建立互惠的人際關係,還能全體一起賦權增能。成員把彼此當成地位平等的同儕。雖然每個人都遭遇過苦難並需要幫助,但也都對團體有某些貢獻。團體徵用每個成員的力量,用來充實彼此的生命。結果是,團體比個別成員更有力量擔負和整合創傷經驗,成員可利用團體的共享資源,促進個人經驗的整合。
不管是哪一種背景的倖存者團體,我們都能看到其中的治療潛力。有份社區調查顯示,訪談過逃離受暴關係的婦女後,她們皆一致評價,婦女團體是最有效、提供最多協助的管道。精神科醫師約翰.渥克(John Walker)和詹姆斯.納許(James Nash)在作戰退伍軍人的心理治療中發現,許多個人治療效果不彰的患者,在團體治療後卻有極佳的成果。老兵心中強烈的不信任和疏離感,被「同志情誼」和「團隊精神」化解了。德奈理也證實,當主要的治療形式是團體而不是個人時,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預後情況比較好。同樣地,輔導東南亞難民後,莫里克也發現,把倖存者團體納入治療計畫,復原的希望即從悲觀轉向樂觀。
原則上,為倖存者設立團體是極佳的提議,但我們很快會發現,組織成功的團體並非易事。一開始成員充滿期待和希望,也有可能產生衝突、不歡而散,反倒帶來痛苦和失望。團體所帶來的破壞力和治癒力不相上下,領導者也有可能濫用職權、不負責任。在爆發衝突的過程中,成員很容易再次創造原來創傷事件中的各種動力,分別扮演加害者、共犯、旁觀者、受害者和救助者的角色。這種衝突不但會傷害各個成員,還可能導致團體解散。要成功完成團體治療,成員必須找到重心、清楚治療的核心任務,團體也要有完善的結構以保護成員,避免創傷事件重現。雖然不同團體的組成和結構大有不同,但一定要具備以上基本條件,不能有例外。
準備組織團體時,我們很快會發現,沒有適用於所有倖存者的「一般性」團體。每個團體有各自的規模與樣貌,沒有任何團體可以完全照顧每個人的不同需求。不同復原階段的患者也需要不同類型的團體。此外,團體與個人的主要治療任務必須相符合。患者在復原某個階段中適合某團體,帶到另一個階段或許就無效,甚至有害。
治療團體有各種特性,一開始令人眼花撩亂,但只要對照復原過程三大階段的治療任務,就知道作用在哪。在第一階段,團體的主要任務在於建立安全感,焦點放在基本的自我照顧,目標是過一天算一天。在第二階段的團體任務中,焦點是創傷事件本身,重心放在處理過去的創傷。到了第三階段,團體治療的目的,是讓倖存者重新融入一般社群,所以重點放在當前的人際關係。不同類型的團體有其特定的結構,以配合各自專屬的治療任務。

建立安全感的團體
在創傷事件後的初期,團體很少被優先考慮當作首要資源。近期急性精神創傷的倖存者,通常是處於極度的恐懼中,並有潮湧般記憶侵擾的症狀,譬如夢魘和記憶閃現。此時,危機介入的重點在於,如何動員倖存者周遭可以支援的人,因為此刻她寧願選擇與熟悉的人而不是陌生人相處。這不是參加團體的時機。理論上,倖存者會從團體中發現不只有自己有類似遭遇而稍感安慰,但實際上,團體經歷也會令她無法招架。聆聽別人經歷的細節,會觸發她記憶侵擾的症狀,病況會嚴重到她無法帶著同理心傾聽,也無法接受他人的情感支持。因此,對於急性精神創傷倖存者,我們的一般建議是,在創傷事件後數星期或數月才可參加團體。例如,在波士頓地區強暴危機中心(Boston Area Rape Crisis Center),危機介入的措施包括個人和家庭輔導,但不會包括參與團體。危機中心建議,倖存者在考慮參加任何團體前,最好等候六個月到一年。
針對單一創傷事件的倖存者,譬如大規模事故、自然災害或犯罪行為,團體危機介入有時可以即時提供協助。在這些情況下,成員的共同經驗是復原的重要資源。我們也可以舉辦大型團體會議,提供防治教育,提醒眾人創傷的後續效應。人們也意識到大規模創傷事件經常發生,以「危機事件會報」(critical incident debriefing)或「創傷壓力會報」(traumatic stress debriefing)為名的團體會談,已愈見普遍;在一些高風險的行業裡,更是例行舉辦這類會談。
無論如何,舉行會報時,我們也必須遵循基本原則,不可危及成員的安全。有些人認為,受創者的家庭必會支持她,這種想法非常危險。有些人則以為,遭遇同一件可怕事件的人聚集在一起,就能重新振作、團結一致,這也是相當危險的想法。事實上,倖存者檯面下的利益衝突,比較容易會因為該事件而擴大,而不是被當成小事不理。例如,職災發生後,管理階層和基層勞工對事件會出現兩極化的看法。如果事件是源於人為疏忽或蓄意的犯罪,創傷會報反而會干擾、牴觸司法程序進行。因此,辦理大型團體會報的工作者,愈來愈強調這類活動得添加若干限制。警政心理學家克麗絲汀.鄧寧(Christine Dunning)建議,舉行創傷會報時,主辦者得讓流程與形式符合教育功能。因此,在大型公開會議上,參與者應避免講述事件的過程與細節,不發洩強烈情緒,但可以選擇是否接受後續追蹤輔導。
長期、重複的精神創傷倖存者處於復原第一階段時,團體能提供強而有力支持,認可她受過的經歷。但再次強調,團體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安全感。這個條件沒有滿足的話,成員就很容易嚇到彼此,因為她們都受過恐怖經驗,現實生活也充滿危險。有位亂倫倖存者談到,其他成員的故事令她更加難受:「我原先寄望,參與團體、認識一些有類似經驗的婦女,心情就能輕鬆點。然而,在團體中,最令人痛苦難受的,是領悟到我不但沒有放鬆,恐懼還倍增。」
因此,第一階段的團體工作應該具有高度的認知意義和教育意義,而不是探索事件和個人本身。團體應該要成為討論的場域,成員可以交換創傷症候群的資訊,找出症狀的共同模式,分享自我照顧和自我保護的策略。組織團體時,基本出發點是要幫助倖存者發展力量和適應能力,我們也要提供成員適當的保護,避免她們被排山倒海的回憶和感覺淹沒。
許多不同類型的自助團體都採用匿名戒酒會的模式,以此結構來保護成員。這些團體沒有將焦點放在探索精神創傷,相反地,它們提供認知的架構,以幫助成員理解創傷的後續併發症狀,譬如物質濫用、飲食失調和其它自毀行為。團體並且提供一套指引,幫助倖存者賦權增能,恢復與他人的連結,這套指引一般稱之為「十二步驟」(twelve steps)。
這些自助方案都具有濃厚的教化意味。會談過程中,成員也許能體驗到強烈的情感,但團體不鼓勵宣洩感覺和敘述故事細節,那不一定對他們有幫助。工作重點在於,經由各個成員的證詞去歸納出普遍原則,從同一套指引流程中成長。成員間強烈的凝聚力並非創造安全氛圍的必要條件,基本上還是得靠匿名和保密規則,以及教育方式。成員間不會正面衝突,但也無法彼此提供高度的個人情感支持。在這類團體中,倖存者分享日常經驗,有助於減低羞辱感和疏離感,加速解決實務的問題,並逐漸建立新希望。
為了保護成員的安全,以防被領導幹部剝削,這些自助團體在傳統的十二步驟中精心加入防護措施。權力屬於組織與全體成員,而不是領導者,領導工作則由成員志願輪流擔任。成員同質性要高,也就是說所有參與者都有明確的共同問題。然而,多數團體並沒有設定明確的資格或出席率;團體範圍有彈性又有包容力。它們不會指定參與者必須定期出席或發言。在這種彈性安排下,成員可以自己調整投入參與的程度。如果你只想看看其他有類似經驗的人,可以自由地只來一次,默默觀察,然後隨意離開。
傳統團體在十二步驟中所設立結構性的防護措施,至今一直運作良好,許多團體也爭相複製。然而,某些自助團體仍然容易被領導者把持剝削,或是發展出具壓迫性、怪異的會議流程。在新近設立的團體中,這些問題尤其明顯。它們缺乏豐富的實務經驗,也沒有成熟的十二步驟計畫,無法提供多樣化選擇。參與自助團體的倖存者要切記,必須採納對自己有益的指引方針,其餘不用理會。
在復原第一階段中,還有一種團體稱為「短期壓力管理團體」(short-term stress-management group),對進入早期復原階段的長期創傷倖存者有極大的幫助。再次強調,這類團體的重心也是要建立當前的安全感。團體結構也是以教化為主,重點目標是緩解症狀、解決問題,讓成員學習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照顧。至於成員的選擇上,這類團體包容性也很廣,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當期的數次會談結束後,就可以加入新成員,或是成立新的會談團體。成員不需要強烈積極投入團體,所以不會形成強烈的團體凝聚力。團體幹部採取主動、教誨式的領導風格,當前的任務也有具體的走向,所以成員都得到妥善保護。成員不會揭露過多的自我,也不會針鋒相對、正面衝突。
類似的心理教育團體可以用來處理各式各樣的社會情況。不管是哪種環境,只要當下的首要任務是基本安全感,這些團體就能派上用場,比如精神病院、戒毒、戒酒機構、受暴婦女的收容中心等等。

 

得獎作品

「自佛洛伊德以降最重要的精神醫學著作之一。」――《紐約時報》

「赫曼連結起作戰士兵、戰俘、受暴婦女和亂倫受害者的世界,對創傷和復原過程的分析令人信服。」――蘿拉.戴維斯(Laura Davis),著有《治療的勇氣》(The Courage to Heal)

「時代的里程碑。」――葛羅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

「本書論及心理創傷和治療對社會的衝擊,無疑將成為經典之作……可說是給倖存者的珍貴禮物。」――米瑞安.路因(Miriam Lewin),《女性書評》(Women’s Review of Books)

「本書解析創傷的本質和復原過程,內容豐富,充滿悲憫之情,每一頁都閃耀著赫曼的洞見。」――莉諾.渥克(Lenore Walker),著有《恐怖的愛》(Terrifying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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