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彭玉麟（簡體書）

《清官彭玉麟》共六章，其寫作體例為：既顧及傳論並舉，又突出論這個主線。
彭玉麟 ( (1816-1890) 是晚清政壇一位特立獨行的奇男子。本書依據豐富史料, 圍繞清廉為官這一主題, 分六個專題敘述了彭玉麟多彩傳奇的人生經歷, 並指出其歷史局限, 梳理有益成分, 為今人提供鏡鑒。

成曉軍

男，1953年8月生，湖南湘鄉人。1970年9月參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國***。19 76年7月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1976年8月至1995年7月，任教于湘潭大學歷史系。1992年6月破格晉升副教授，1994年7月破格晉升教授。1995年8月至2000年7月，任教于河北大學歷史系；2000年8月，調入惠州學院政法系，201 3年8月辦理退休手續。先後兼任過研究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及有關研究會副會長、會長等職務0 2012年獲二級教授資格，現返聘擔任惠州學院教學督導組組長。先後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江海學刊》等30多家刊物公開發表淪文160多篇，其中曾國藩及湘軍人物專題論文80多篇；先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重慶出版社、東方出版社等30餘家出版社出版獨著、合著、主編之書50餘部，其中有關曾國藩專題研究的論著、編著9部，有關中國傳統家訓和家族研究的編著、論著9部。《曾國藩的幕僚們》 《曾國藩與中國近代文化》《曾圈藩家族》等10餘部著作，獲修訂再版並發行海內外，有的在臺灣出版繁體本。

曾國藩足以服人的人格、學識和才能，深深地影響到他人數眾多的幕僚和身邊的人們。其中，彭玉麟作為曾國藩最親密的幕僚和門生之一，在為人處事，從政做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方面，留下了深受曾國藩影響的諸多痕跡，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有所發展。然而，由於以往對彭玉麟的研究不夠深入，所以人們一般只從清廷賜予他的諡號“剛直”這個角度對他加以認知，以為他只不過是一位剛烈正直的武夫式的官員罷了。隨著對史料的挖掘和現實社會對近代中國歷史經驗教訓借鑒吸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不僅彭玉麟深受曾國藩影響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而且彭玉麟在晚清時期的歷史地位等問題，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我認為，彭玉麟之所以被曾國藩、張之洞等人譽稱為“奇男子”，人們之所以把彭玉麟與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合稱為“晚清湖南四大名臣”，主要原因在於：彭玉麟的生平學術與事功、思想和言行，不僅深受曾國藩的影響，而且因其早年生活經歷和家庭境遇坎坷多舛，尤其個人修養悟道而形成的“不要官”“不要錢”並“不要命”的“三不要”人生價值取向，及其在踐履過程中產生的淡泊名利、清正廉潔、敢作敢當、秉公辦事等實際效果，使他成為晚清官僚士大夫階層中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
然而，我對於彭玉麟這樣一位特立獨行的人物的認識，卻經歷了三十餘年的學術探討的漸進過程。
我的家鄉湖南湘鄉，是曾國藩湘軍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在晚清時期具有重要的歷史影響。據1993年的新版《湘鄉縣誌》記載：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湘鄉籍人在軍中以戰功敘官見之於舊志者7890人，其中文職知府以上88人，武職副將以上1153人。所以，我從小就有機會從父祖輩的口中不僅得知有關曾國藩治家教子的事蹟，而且得知有關曾國藩最親密的幕僚和門生彭玉麟微服私訪，在我們湘鄉等地警誡或嚴懲湘軍將領及其家人的動人故事。後來，我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讀大學期間，老師給我們講授中國近代史，讓我粗略瞭解到彭玉麟和曾國藩等人，是一幫全力維護清朝封建專制王朝，而與洪秀全太平軍勢不兩立的反面人物。於是，從小在我心目中形成的對彭玉麟鋤強扶弱、懲劣除惡的朦朧而淺顯的欽慕之情，也就自然而然地淡化了。因此，我在大學畢業前後，更準確地說，在1983年之前，對於彭玉麟缺乏全面深入的瞭解，自然談不上對他進行學術研究。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後，中國學術園地開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原來被全面否定而不敢涉足研究的人和事，逐漸納入人們科學評判的視野。1983年春，我作為湘潭大學歷史系年輕教師，有幸參與全國古籍整理“八五”計劃重點項目《曾國藩全集》的整理工作。我們歷史系由韓長耕先生牽頭，彙集了廖海廷、羅鎮岳、唐兆梅、荀昌榮、唐增烈、程亞男等一批飽學之士，主要負責《曾國藩全集》中奏摺、片以及部分廷寄諭旨的整理。在長輩學者們的扶持獎掖之下，我正式開始步入曾國藩及湘軍將領的研究殿堂。當我在1983年春閱讀李瀚章所編傳忠書局光緒二年（1876）版《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目錄，以及曾國藩有關奏陳彭玉麟的功績、人品等文字之後，重新促發了我從小對於彭玉麟的欽慕之情。為此，我專題查閱了彭玉麟的有關奏摺和詩詞，撰寫了一篇題為《論中法戰爭期間的抵抗派彭玉麟》的文章，刊發于《求索》雜誌1983年第6期。此後十年間，我在已收集到的俞樾編輯的《彭剛直公奏稿》《彭公直公詩集》的基礎之上，一直注意收集有關彭玉麟的書信、文章和家書，但始終未能找尋到他的書信專集和文章專集，只找到周維立編的《清代四名人家書》中彭玉麟家書專題文字，以及有關資料專集中收入的彭玉麟的少數幾封書信。儘管這十年間，我對彭玉麟的更多第一手資料的搜集收效甚微，但在對原有資料理解深化的同時，聯繫咸豐、同治及光緒前中期客觀歷史背景進行考察後，也就對彭玉麟的生平思想言行有了進一步瞭解。

引言
一、家世和家人
二、難以忘懷的童年和少年時光
三、在家庭變故中奮勇自立
第二章 不要官 ：功成身退以遂初衷門
一、官職從屢授屢辭到屢辭屢授的經過
二、辭官不受的深層原因剖析
三、不居實官而以實心任事
第三章 不要錢 ： 以寒士始願以寒士歸
一、重義輕利： 不要錢 人生價值取向的由來
二、勤勞儉約： 不要錢 人生價值取向的基礎國
三、言行一致： 不要錢 人生價值取向的具體表現
第四章鐵腕手段：懲劣除惡以固江防海防之基
一、 務期江防與海防相表裡
……
主要參考書目
後記

一、官職從屢授屢辭到屢辭屢授的經過筆者通過悉心疏理消化現存文獻資料獲得認知，自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至1911年辛亥革命發生並清帝退位這七十年間，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晚清時期，在數以萬計的官僚士大夫群體中，雖然有過辭官辭職經歷的人並不少見，但他們中有的是因自身境遇不公憤而請辭，有的是迫於政治壓力而不得不辭，有的是以退為進向朝廷討價還價，有的則是考慮到形勢不明朗為了消除朝野猜疑，等等。他們辭官辭職的動機多種多樣，目的也各有不同。唯有彭玉麟獨具特色：他一生辭官辭職不是一次兩次，而是十數次；他一生十數次辭官辭職，卻屢辭屢授，屢授屢辭，越辭官授得越大，越辭職授得越高；他一生十數次辭官辭職，朝廷允許他可以不到職到位，但可以所授官職列銜處事，而且允許他始終不離開水師、江防、海防這一領地；他一生十數次辭官辭職，始終做到不履其職就不受其祿，定制應得養廉銀兩和俸祿銀兩或充公或捐助公益事業。這就是一如既往、誠心誠意辭官辭職的彭玉麟；這就是在晚清官場中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辭官辭職的彭玉麟！
郭嵩燾在所作《皇清誥授光祿大夫振威將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衡陽彭剛直公墓誌銘》一文中，就彭玉麟一生不受官職的基本狀況作出概括說：“公以諸生為營將，自誓不私財，不受官。初保知縣，賞藍翎，加同知直隸州，晉知府，補授金華府知府，換花翎，賞詳勇巴圖魯。旋擢惠潮嘉道，廣東按察使，以布政使記名。克復安徽，授安徽巡撫，旋改水師提督，轉兵部右侍郎，賞黃馬褂。江南平，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加太子少保銜，命署漕運總督。旋授兩江總督，轉兵部尚書。每授一官，必再辭，始終以兵事自效，不就官職。……兩次京察，特旨列公一等，而公實未嘗一日居官也。天子知公深，亦不強以命公，而不欲使就閑退，令歲一巡閱水師，凡十餘年。”①現在，讓我們依據這一概述，首先就彭玉麟一生辭官辭職經歷中，屢授屢辭，屢辭屢授的具體緣由，擇要作出考察。
彭玉麟被授予知縣官職，是在咸豐四年（1854）四月。其授官職緣由是，在搜剿湘陰太平軍尤其在與太平軍激戰湘潭的過程中表現突出。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國藩統率湘軍水陸各軍一萬七千餘人，自衡州啟程，發佈《討粵匪檄》文告，正式宣告東征討伐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當時，湘軍水師（軍）五千人，分為十營，由彭玉麟、楊載福、成名標、諸殿元、鄒漢章、龍獻琛、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分任各營統領。在這十營統領中，唯彭玉麟為文員，其他九人均系新提拔之武員。所以，曾國藩特別倚重彭玉麟。正如《清史稿》指出：“其九營多武員，白事悉倚玉麟，隱主全軍，草創規制多所贊畫。”②的確，在創練湘軍水師的過程中，彭玉麟有感于曾國藩對他的知遇之恩，在募勇、練技、營制等方面付出了諸多辛勞。他在《創立水軍，為肅清長江收復金陵計》一詩中滿懷信心地表白說：“長江不許大王雄，王溶樓船要建功。十萬鴉軍驅虎豹，三千犀甲奮貔熊。旌旗尚帶瀟湘日，鼓角先清淮海風。戎馬書生無智略，全憑忠憤格蒼穹。”③然而，初次出征的湘軍，處境並不樂觀。這是因為，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自咸豐三年（1853）二月定都天京一個多月後，即組成北伐和西征兩支部隊。西征軍以石達開為主帥，兵分兩路，直指皖北和湖北，于咸豐四年（1854）-月初再次攻佔湘北重鎮岳州及寧鄉、湘陰等地，從西、北兩面嚴重威脅著湖南省會長沙。因此，曾國藩初次統率湘軍東征的首要目標，就是從太平軍手中奪回嶽州以保長沙安全。可是，缺乏實戰經驗的湘軍，儘管曾一度攻佔嶽州，最終又被太平軍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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