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者：阿道弗‧凱明斯基的一生

★法國暢銷作品首本中文版
★榮獲法國ELLE雜誌讀者選書
★法國暢銷著作至今已被翻譯成七種語言

阿道弗‧凱明斯基是一位前偽造文書者，身為猶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受盡折磨，讓他不由得開始偽造者的一生。偽造文書將近三十年，他經歷了二次世界大戰、法國抵抗運動及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等多個獨立革命運動，從四十年代的政治劇變到六十年代動盪的結束，他幾乎參與過世界各地重大的革命運動，也是推動當時社會抗爭活動的幕後者之一。
他偽造文書的手法精巧以任何標準都令人讚賞不已，犧牲自己的青春與家人的相處時間，奉獻一己之力卻分文不取，只為了理想和解救需要幫助的人，以及在日益暴力的世界裡懷抱著和平與正義的無窮希望。

令人目不轉睛的文學處女作，以阿道弗自己的口吻述說他的驚險經歷讓小說更加真誠感性。
—柯克斯書評 Kirkus Reviews

在黑暗的打壓下，凱明斯基活出了抗爭時期最光輝的歲月。
—世界報Le Monde

稱得上是最好看的間諜小說。
—TED.com

莎拉‧凱明斯基是一名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的演員、編劇及作家，她在三歲隨父親阿道弗‧凱明斯基、母親萊拉及兩位兄長移民至法國，母親是圖瓦雷克阿爾及利亞人，同時也是名法律系學生和反殖民主義的激進份子，外公為思想開放的伊瑪目。本書為她的處女作於二○○九年出版，至今已翻譯成七種語言暢銷全世界。莎拉‧凱明斯基與她的兒子目前現居巴黎。

阿道弗‧凱明斯基為猶太裔俄羅斯人，持有阿根廷護照，在巴黎以攝影師為職，作品橫跨多個領域 ：明信片、廣告相片及新聞報導相片，同時也以偽造文書身分懷抱著人道主義，分文不取服務於秘密抗爭組織。他曾為藝術展覽目錄及海報拍攝相片，並固定為享譽盛名的幾位法國動態藝術先驅拍攝紀錄片。生平拍攝諸多攝影作品，直到最近才開始推出攝影展。他與妻子萊拉目前定居於巴黎。

譯者簡介
許絜嵐
就讀於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心理系，並於該校取得翻譯暨口譯文憑。曾從事電影字幕翻譯並擔任工程相關口譯人員，興趣是觀察人性。翻譯作品有《操偶讀心術：就靠這招說服你》(沐風文化)。

在我小的時候對父親的故事一無所知，我在三個孩子中排行老么，就我而言父親跟其他家庭的父親並無不同，總是教導我們要守法做個乖孩子，在家裡他隻字未提之前偽造文書的經歷，不過曾經有一個事件勾起我的好奇心。有一次我考試成績很差決心要隱瞞父母，於是想要仿造母親的簽名，我想都沒想過模仿父親的簽名，因為實在是太難了。我先在草稿紙上反覆練習母親的簽名再小心翼翼地簽在筆記本上，後來母親看到筆記本後馬上發現她簽名是仿造的，把我給臭罵了一頓，因為愧疚我躲到房間床上，父親下班後到我房間，我已經可以想像將受到前所未有的懲罰，不由得把自己塞進棉被裡，他手裡拿著我的筆記本坐在床邊，忽然放聲大笑，笑到完全停不下來，我從被窩探出頭一臉疑惑地望著他，他嘴角止不住上揚看著我說：「莎拉，你好歹也學得像一點吧，這簽名實在是太小了！」接著又是一陣狂笑。
我也說不清是在什麼時間點知道他的過去，父親從來不曾對我們說過：「孩子們，我有一件重大消息要宣布。」我就自然而然知道了。當我還年幼的時候，我喜歡豎起耳朵仔細聽那些大人們的談話，他們說父親參加過二次大戰以及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在一個小女孩的想法裡，所謂「參戰」就是在前線打仗的軍人，但我實在很難想像我的父親，一位反對暴力的和平愛好者，戴著頭盔和手持軍槍的模樣。之後父親的名字時常出現在一些相關書籍裡，也為紀錄片接受採訪。長大之後，我天真地以為對於他的過去我已經了解得很透澈，所以我無法想像蒐集並整理他的生平事蹟，竟然要花上這麼多年的時間，整個過程牽扯了太多回憶，有許多人和地方需要探訪。
要找到父親以前的戰友們需要好幾趟旅程，我想要訪問的那些人遍布全世界，一位住在葡萄牙，另一位在阿爾及利亞，其他還有以色列、瑞士、義大利、美國和拉丁美洲等地，有些已經失去聯絡，甚至已經過世，我希望盡可能地找齊所有相關人物。時間一點一滴在流逝，父親已不再年輕，很快地就要準備過七十八歲生日了，當時我二十四歲，剛剛生下艾力克，這些都不禁讓我開始意識到父親並非長生不老，艾力克的出生縱然帶來了喜悅與讚嘆，卻也讓我感到害怕，他還有機會真正認識他的外公嗎？如果已經太遲的話，是否該由我來告訴他外公傳奇的一生？
當艾力克在他的嬰兒車裡牙牙學語時，我走過去詢問父親是否願意讓我將他的故事寫下來，父親馬上就答應了。我回到家後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你知道這些罪行有法定追訴期嗎？」那是第一個他想瞭解的問題：即便拯救了幾千條無辜的生命，他是否還有可能會被判刑入獄？因為在他出手協助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民同時，他也違反了法律規定。實現他理念最輕微的代價就是被捕入獄，最糟糕的結果則是被判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來他堅持保密的原因。
我們說好之後固定每週二和四下午碰面，我提醒他：「即使某些問題會讓你陷入痛苦的回憶，你也必須據實以告，你確定仍然要與我分享這些過往嗎？」他欣然同應。但是我們的首次訪談卻是一場災難。為了不遺漏任何細節，我準備了錄音機，當我拿出來開始錄音時，父親的聲音隨即有了變化，他的語氣充滿猶疑，音量小到幾乎聽不見，對於我的提問，他只是簡單給了「是」、「不是」，或者「不全然如此」這樣模稜兩可的答案，不然就只是低聲咕噥。談話結束後根本沒有任何值得採用的內容，我對自己說將父親生平寫成書的計畫永遠不可能實現了。下一次會面我決定不錄音，奇蹟似地父親說話開始變得流暢，音量也恢復正常。後來我才發覺原來看似無害的錄音機，竟讓父親下意識地覺得自己在被警方盤問，在他眼中我頓時成了納粹的蓋世太保。捨棄科技下的產物，我出去買些筆記本，記錄接下來一整年與父親的對談，逐漸地我們的關係從父女變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心好友。
訪談當中讓我最震驚的是，他覺得那些無辜被犧牲掉的猶太人是他的責任，並且對自己的苟活有罪惡感，那是他一生都無法抹滅的感受，也是他不惜犧牲自己的人生，持續偽造文件長達三十多年的原因。為了不讓自己成為傭兵，他在經濟上做出了許多犧牲，總是分文不取，所以生活一直很窮苦；還有情感方面的犧牲，他的雙重生活是多次與伴侶分手的導火線，父親長時間的缺席總是讓她們認為他沒有付出真心或是腳踏兩條船，最終決定離開他；還有他對家庭的犧牲，在他與我母親萊拉結婚前，他有過一段婚姻，與前妻有兩個小孩。我們一家剛到法國時我年紀還很小，父親向我介紹我同父異母的兄姊，他們都比我年長三十多歲，父親一直很惋惜無法親自看著他們長大。我同父異母的姊姊告訴我有一回父親失蹤了兩年音訊全無，連一聲道別也沒說，他們以為父親已經去世，覺得自己好像被拋棄，但他們並不知道父親突然失聯是為了保護他們。現在我才慢慢理解為什麼父親不喜歡談論他的過去，也慶幸自己能有一個總是陪伴在我們身邊的父親。
這本累積多年心血的處女作已於二○○九年在法國問世，同時我也重回演員及編劇的工作崗位。我和父親對於這本書的出版都感到既開心又興奮，但也不免感到一絲傷感，因為這表示我們將要與這場充滿驚喜的冒險道別了，這對我們來說有點難過，我們已經習慣過去這幾年，每週固定的談心和交換彼此的祕密。新書發表後又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呢？
讓我們都始料未及的一段全新的旅程由此展開，我們很驚訝這本書得到廣大的迴響，在書店迅速銷售一空，各方媒體的採訪邀約更是絡繹不絕，許多平台都刊出照片大肆報導，電視與廣播也在陸續宣傳，我也被TED邀請至巴黎進行一場視訊演講，這些都更增加了此書的話題性。之後這部作品還被翻譯成許多語言：義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希伯來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現在又發行英文版。我們到處為新書宣傳，在見面會見到許多讀者、出版商與記者們，我和父親相處的時光沒有停歇，那些珍貴又刺激的冒險從書裡延伸到書外。我會陪父親固定去大專院校演講，那是他最熱衷的事：傳授他的知識。當他第一次面對上百位十六至十七歲的學生演講時，他們本該是叛逆不羈的年紀卻流露出高度同理心及注意力，讓父親感動不已。那些學生們聚精會神地聆聽父親說著他的故事，整個演講廳安靜到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可以聽得見，學生們在演講後迫切地詢問父親各種問題。回家的路上父親興奮地說：「你看見那些學生們在我演講的時候有多專注嗎？我沒想到像他們這樣的年輕人會對我這個快要作古的老人感興趣。」我對他說這些孩子們與你當初加入法國抵抗運動時的年紀差不多，所以他們很容易對你的經歷產生共鳴。
在簽書會和見面會有不少讀者帶來他們父母或祖父母的偽造證件，想知道這些文件是否有可能是由我父親經手。這些人在情感上很依賴我們，希望透過我與父親來解開他們自己家族歷史的疑惑。我們聽了很多故事，遇見許多優秀的人，但在這裡無法逐一說明。在所有反覆被問到的問題裡，其中有一個問題和我寫作過程相關，我想要在這裡回答各位。那為什麼這本書是我父親的故事，但由我來撰寫時卻要用第一人稱？事實上剛開始我的確是以第三人稱的過去式來撰寫手稿，但是幾篇章節過後，我遇到了一些困境無法繼續（這並非大家所知的「寫作瓶頸」，因為我知道我想寫些什麼。），我整個人癱住了，幾個月來不知道為什麼，光是坐在電腦前面的念頭都會讓我感到不舒服。我決定先停止我的寫作，將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面。幾個星期過去，我仍然無法找到問題在哪兒，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能完成這本書。後來我才意識到用過去式寫父親的故事就如同我在提前寫他的訃聞一樣，他根本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回答著我的問題，而我好像正一步步把他推向墳墓一般。我忽然受到了啟發，我必須讓他出聲！我把之前寫的內容全部刪除重新開始，但這次使用第一人稱，我決定把發聲權還給父親。
二○一五年十月一日父親就要九十歲了。與我母親在一起的生活相比，他當年從事地下任務所隱忍的折磨似乎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對於現在身為一名丈夫、父親與祖父他感到很知足，特別是以他現在的年紀來說身體還算硬朗。自從新書出版之後，他也開始有了嶄新的職業。我先前提到他為了這份祕密工作做了許多個人犧牲，而我沒有提到的是，他加入抵抗運動的時候分文未取，當時他檯面上的職業就是攝影師，涉及的領域包含明信片、廣告攝影，還有各行各業的新聞報導相片（北方的礦煤場及法國砂糖精煉廠等）。同時他也幫藝術展覽攝製目錄及海報，更是當時幾位動態藝術先驅如安東尼奧‧阿西斯、赫蘇斯‧索托、卡梅隆‧雅頓奎恩、亞克夫‧艾葛姆等人的固定合作攝影師。身為高畫素攝影的專業攝影師，他也與特拉納多次合作，為知名法國導演馬賽爾‧卡爾內及勒內‧克萊爾合作的電影場景拍攝作品。
除了這些商業案之外，父親也因為自身興趣拍攝了一系列藝術作品，期待有天能開自己的攝影展。他把一堆底片裝在層層堆疊的鞋盒裡，從來不曾沖洗這些底片，因為他當時沒時間也沒有經濟能力，所以沒有任何人看過他的攝影作品。幾千卷底片就這樣藏在鞋盒裡是一件多浪費的事啊！他生命中有許多無法挽回的犧牲，但他的攝影作品絕對不是其中一個。雖然他現在年齡已超過八十歲，但是也許現在成為一名新進攝影師還不算太遲。他終於下定決心要向世人展現他的藝術天分，以明暗對比的手法呈現他個人最愛的攝影主角，其中有勞工、祕密情人、二手店老闆、真人模特兒或假的人體模特兒、殘破不堪的洋娃娃、蓄鬍的打工族等等。無論是聖旺鎮的跳蚤市場到皮加勒紅燈區，孤獨的身影還是璀璨的燈光，華麗的觀光區亦或黯淡的貧民區，都被收進了父親的作品裡，構成了他獨特的攝影元素。經過朋友的協助，我們在一些文化機構和巴黎美術館為父親舉辦了攝影展，他從未面世的攝影作品大受好評。看到他向其他攝影師談論他的作品，並獲得同業的認同（當然他是裡面最「資深」的），我真的很為他高興。
今天我兒子已滿十二歲，當我在他這個年紀，其他朋友的父親都在為孩子們讀格林童話作為睡前故事，我父親則是為我講述一些平凡英雄的偉大事蹟。這些默默無名的英雄有著堅定的信念，試著將不可能化為可能。他們身後沒有整個軍隊作為支援，只是一群充滿理想與勇氣的男女。那時並不知道父親告訴我的故事，其實就是自己的故事，但我知道父親說的半虛構半傳記式的「童話故事」，是希望對我傳遞重要訊息，而這也是現在我跟我兒子講述的故事，幫助他持續堅信自己的夢想。

----- 莎拉‧凱明斯基 二○一五年十月

第一章

一九四四年一月，巴黎
當我抵達聖日耳曼德佩區地鐵站的入口後，不敢稍作休息急忙衝下樓，搭乘前往拉雪滋神父墓園的列車到巴黎東區。我選擇坐另一邊的折疊椅區，盡量與其他乘客保持距離。緊緊握住胸前裝著珍貴文件的公事包，我心裡默數每個停靠的車站，現在是共和廣場站，還有三站。這時前一節車廂傳來喧嘩聲，列車的警示聲已響了好幾秒，但是車門一直未關閉。吵雜聲漸漸被清晰刺耳的腳步聲取代，我馬上就辨認出那腳步聲屬於誰。數名戴著臂章軍帽，剃著平頭的巡邏警衝進這節車廂的那一刻，我的胸口忽然冒起一股灼熱感，其中一名向駕駛示意把門關上。
「身份檢查！打開隨身包包。」
我的視線沒有朝向巡邏警的方向，坐在車廂最後等他們過來。雖然已經很習慣這樣的突襲搜查，但今天感到格外緊張。
我盡量保持鎮定隱藏焦慮，絕對不能讓他們把我帶走，至少不能是今天，絕不是現在。我調整呼吸克制自己因為緊張做出的下意識反應，雙腳不再隨著想像的驚悚音樂打拍子，讓恐懼的汗不再從額頭流下，原本身體裡迅速流動的血液也慢慢緩和下來。
一切都會沒事的，我還有任務要完成，沒有什麼事不可能做到。
巡邏警站在我後面檢查某位乘客的身分證，翻遍他的手提包。下一站就是我的目的地，每個車門都有一名巡邏警站崗，不可能躲過盤查。於是我站起來，面露自信地看著正向我走來的巡邏警，主動遞上我的身分證，向他們表示下一站就得下車。巡邏警將我身分證上的資料大聲地讀出來：「朱利安‧凱勒，十七歲，職業染匠，生於安省……」他反覆檢查身分證，接著用他狐疑的眼神仔細端詳我的反應。我保持冷靜，我知道他看不出來我內心的恐懼，很確定我的身分證沒有問題，因為是我偽造的。
「身分證沒問題。你姓凱勒，老家在阿爾薩斯區嗎？」
「是的。」
「你這裡面裝了些什麼？。」
這問題正是我最想逃避的。巡邏警指著我手中的公事包，我緊張地握著把手，有那麼一刻我彷彿感覺身體要離開地面了，很想下一秒拔腿就跑，但是任何想逃跑的企圖都徒勞無功。慌張讓我血液凍結，我必須趕緊隨機應變。
「你是聾子嗎？你公事包裝了些什麼？」巡邏警再度問我，這次提高了音量。
「是我的三明治，你想要看嗎？」我順勢把公事包打開。
裡面裝了些三明治，不過食物只是為了掩蓋我拚命都要保護的東西。過了一會兒警察狠狠地瞪著我，上下打量我的臉，試圖從中察覺絲毫可疑的線索，我回了他一個傻笑，每到危機時刻我都會採取的反應，讓自己看起來像個呆子。接下來幾秒像是幾小時這麼久，列車已抵達拉雪滋神父墓園站，即將要關閉的車門警示音響起。
「好吧，你可以走了。」

到現在我依然清晰記得墓園裡寒風吹過身體刺骨的感覺。我坐在走道的長椅上，當然不是專程到墓園沉思，牙齒冷得打顫，身體不停地發抖。出了地鐵站後我必須走到墓園給自己獨處的時間，逐漸釋放剛才克制的情緒，我稱這些反應為回溯性恐慌，讓身體慢慢解除被壓抑的情緒，我需要點時間讓自己的脈搏變正常，擺脫雙手的顫抖。我坐在那裡到底有多久呢？我也不曉得，也許有五到十分鐘。足夠時間讓我藉著凜風幫助腦子恢復清醒，想起是什麼原因以及為了誰鋌而走險，提醒自己要運送的東西有多緊急，正是任務的急迫性督促我趕緊回神，停止沉溺於墓園的沉靜與身體的麻木。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連絲毫的絕望、自我同情、恐懼和挫敗感都浪費不起。
我起身重新踏上行程，離開之前打開公事包做最後一次檢查。我把三明治翻起來，裡面珍貴的寶貝們都還在：五十張空白法國身分證、筆和墨水、橡皮印章和釘書機。
每次我都會在出任務前一天拿到分配名單，將名單上所有猶太人的名字和住址背下來，挨家挨戶去拜訪這些家庭。這些都是組織從滲透相關部門的支持者所得到的資料，名單上的人將於隔天黎明被警方圍捕。我走在美尼爾蒙大道上，再轉到皇冠街前往貝爾維爾大道後面的巷子。每次探訪我都可以一窺這些陌生姓名背後的真面目。慕林喬街，是布魯曼索一家的住處；莫利斯、露西和他們的兒女們，珍、伊蓮和薇拉都拿到了假證件，他們的祕密人生正要展開。
最理想的情況是這些猶太家庭已經備妥護照的相片，我只需要將相片和空白身分證釘在一起，再小心地模仿市府官員的字跡就大功告成。有些人雖然很高興我可以提供他們保命的偽造證件，不過手邊剛好沒有所需的材料，即便如此他們對我的來訪的原因都非常重視，確保隔天警方上門圍捕時都已經逃離家裡，暫避親戚家或去依靠女朋友，但有些人卻沒有依靠無處可躲。
有些人一開始會拒絕我的幫助，但在我向他們保證不收取任何費用後都會改變主意。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被說服，好比住在奧貝坎普街的卓達女士。我很驚訝她對周遭的局勢毫無戒備心，甚至頑固地認為我是名投機份子。當我提出願意幫她家人製作假證件時，卓達女士感到被冒犯並回我：「我家裡幾個世代都是法國公民，為什麼要躲起來？我又沒做錯任何事。」我注意到她身後有四個小孩正在餐桌旁安靜地吃晚餐。我盡我所能地讓她相信我所屬的組織可以協助她把孩子送到國外，他們會在一處安全的地方，並受到完善的照料，她也能固定收到孩子們的消息。可惜我的屢次勸說還是徒勞無功，她怎麼樣就是聽不進去，神情憤怒地站在那兒。最讓我挫敗的莫過於當她聽完我在德朗西親眼所見的反應，我說幾千名被圍捕的人都分批送上火車，被載去死亡營遭到屠殺，但卓達女士語氣冷淡地說那並不是事實，我所指的死亡集中營並不存在，英美政府宣傳的謊話她完全不會相信。過了幾秒鐘後，她威脅我如果不馬上離開的話就會報警。難道她不明白那些所謂的人民保母，明天一早就會來逮捕她與孩子們，不會來保護他們嗎？
背負著仍有其他任務與挫折悲痛的雙重壓力，我只好往下一戶人家前進，心裡逐一劃去已拜訪過的家庭。比起未來要四處躲藏的猶太人，我知道自己會永遠懷念即將要被送去集中營的那群人，他們的名字和面孔將成為我揮之不去的陰影，時不時出現在我的噩夢。因為我很有可能是他們失去自由前最後見到的人，我的餘生回憶將永遠為他們留個位置。

任務結束後我再怎麼匆忙也沒用，冬晚的黯淡終究還是掃去了二月白天晴朗的陽光，當最後一個我拜訪的人家從身後關上門，宵禁時間早已過去。我必須放輕腳步將自己緊貼著牆，避免被街燈照到，讓自己變成影子逐漸消失在夜色中。更重要的是我必須盡快找到電話亭，打給我的聯絡人說我已經完成任務，撥通電話留下代碼訊息，唯有完成這個步驟我才可以回家。
再著急地走了二十分鐘後，我總算看到遠方有著磚瓦建築輪廓的青年旅館，今日已成為女子避難所，當時是提供學生與年輕勞工住宿的旅社，價格非常便宜，在找到其他更好的住處前我暫時住在那兒。我到了已放下柵欄的門口，按了幾次門鈴都無人回應。我覺得很冷，腳底快凍僵了，現在又因為宵禁被鎖在門外。夜色低垂的每個角落都讓我產生錯覺，彷彿有陌生身影漸漸朝我逼近，四處充滿不安的聲音，我好像隨時處於危險無處可逃。
在極度疲憊之下我按了最後一次門鈴，不再期望有人會來應門。跑去躲在其中一棟公寓的入口處，我坐在階梯上弓著身子環抱雙臂取暖，等宵禁結束。寒風頻頻吹來讓我冷到無法入睡，我頓時想到卓達女士以及其他我無法說服的猶太人，特別是還年幼的孩子們。我感到莫名罪惡卻又說不出理由，懊悔當初沒有找到正確的字眼和使人信服的論點獲得他們的信任。我想要繼續相信我所做的努力奉獻沒有白費，全部的戰友們都堅決不放棄。我想著水獺是否能在宵禁前完成他的名單，或是比我提供更多證件。希望他不會被逮捕，如果有的話他應該已經死了。那是一九四四年一月，雖然身分證上寫著我十七歲，但事實上我已經十八歲了，我假裝自己還小一歲是為了躲過STO。雖然戰爭爆發突然中斷我的童年，我還是不覺得自己像個大人，但此刻我很確定自己已經不再是個孩子。
當然我知道現在所有警力都在通緝巴黎的偽造者，那是因為我找到一個方法可以大量製造假證件並迅速傳遍整個北歐，甚至遍及比利時和荷蘭。所有在法國需要假證件的人都曉得，只要能聯絡到抗爭組織任何一個分部，就可以立即取得假文件。顯然地如果一般人都知道這個消息的話，想必也逃不過警方的耳目。我們偽造的文件越多，所遭遇危險的可能性就會加倍。而我的優勢就是警方或許認為他們要找的是一名擁有完善印刷設備和木漿工廠的「專家」，想必沒有一名警察想得到鎖定的目標實際上是個不起眼的年輕人。
很幸運地我身後有整個團隊作為支援。提供假文件的實驗室負責人是二十四歲的山姆‧庫格，我們都叫他「水獺」。之前的負責人是化名「水百合」的蕾妮‧古拉克，和水獺同年的化學家，為了接下護送孩子們跨越前線邊境的任務，主動放棄負責人的職務。戰爭爆發前水百合和水獺已經在法國猶太童子軍（EEIF）認識對方，從那時候便有了現在的化名。其他成員還有分別為二十及二十一歲的蘇西與赫塔‧席拉夫兩姊妹，兩人都是藝術學院的學生，不管是她們對工作的認真還有源源不絕的幽默感，都為實驗室貢獻良多。這些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第六區」實驗室負責偽造文件的基本成員，也是UGIF的祕密分部。除了我們五個人之外，沒有其他人知道這個實驗室的地址，甚至連我們的長官在任何情況下都無從得知，為了嚴格遵守這個保密規定，我們五個人必須確保自己在任何混亂之中都不能被抓到。
我們的偽裝身份是畫家，實驗室位於聖徒父街十七號頂樓上面的一個狹窄閣樓，內部已經被我們改裝成畫家工作室，那是個不到五坪大的空間，還好採光不錯，至少可以享受些陽光。光是兩張桌子併在一起就幾乎佔去所有空間；一張桌子放置兩台打字機，另一張上面堆滿吸墨紙，固定在牆上的架子放著化學藥劑和墨水瓶，全都依照使用順序整齊擺放，旁邊還刻意放著幾具刷子，不知情的人一看都會以為那些化學劑和墨水是油漆和溶劑。為了增加我們的工作空間，我也在兩張桌子下方用丟棄的零件東拼西湊設置了十幾個滑動架子，這樣我們就可以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將大量剛完成的文件一次曬乾。另一面牆堆滿我們自己都不要的畫，送去給持有人或是轉交給負責協調的聯絡人之前，我們都會把完成的文件先暫時藏匿在畫作的後面。每個成員都有固定的時間表和辦公時間，這樣一來才不會讓樓下的接待處起疑心，有的時候我們會攜帶調色盤進來，這樣鄰居就不會對化學藥劑的味道感到懷疑。我們也用同一招對付來查電錶的人，每次上來都會對我們的作品讚譽有加，等他一離開再也聽不到腳步聲後，我們每個人都會止不住大笑，因為那些被他大力稱讚的畫作其實完全不值得一提。
我們組織最大的特色就是由UGIF的核心部門所創立，而UGIF是一個由維琪政權成立的官設猶太機構，資金來源為被國家徵收的猶太人財產，主要目的是將國內的猶太人集結起來。UGIF也協助將未成年孩子安排在兒童之家，讓他們可以順利就學並獲得足夠的物資，表面上此機構的出發點很正當純粹，但事實上這只是在納粹控制下的法國政府所想出來一勞永逸的手段，打著充滿人道主義的政策，實則為領先其他佔領國家，利用打卡制度有系統地建立全國猶太人的檔案，之後有效規劃驅逐行動。猶太人因為被下令禁止工作，沒有其他地方可去，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求助於UGIF並住進與機構有關連的慈善旅館，這些人的資料立即被政府建檔，計畫中的圍捕行動便容易得多。
某些UGIF的官員發現自己無意間成為推動驅逐行動的幕後黑手後，決定利用多餘的資金建立一個地下分部。他們徵召了一群志願者，特別是來自法國猶太童子軍的成員，因為他們既年輕又忠誠，對於加入抗爭運動滿懷熱血。這些人是祕密組織剛開始成立的主要成員，所以第六區占有優勢，可以提前獲得即將要在UGIF旅館或其他地方被圍捕的猶太人名單。
我是最後一位加入第六區的成員，加入後馬上顛覆了原先實驗室的作業方式。當我聽到水百合說她會先用吸水棉花沾滿煮沸過的普通修正液或漂白水來移除註明「猶太人」的刻章，蘇西再用蠟筆重新修改身分證的時候，我簡直快暈倒，他們這種方式實在是太冒險。我立即向他們解釋這些材料一旦碰觸到肌膚或汗水，會在幾天後慢慢呈現黃色，如果沒有用鹼性物質中和修正液的話，塗改的部分會逐漸侵蝕紙張，最後變得像吸墨紙的材質，新的身分證便毫無用處。當我向他們展示自己調製的化學溶劑及接下來的改善方法時，他們全都看得目瞪口呆。這些技術對我來說再簡單不過，其中涉及的化學知識都是我之前在染房當學徒，還有花了許多時間向調製牛奶的專家學習所獲得的經驗。多虧我染房的學徒經歷，我知道如何將棉線染色，但不影響裡面的毛線。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就開始研究如何才能移除那款「無敵」墨水，雖然經過這麼多年的實驗我仍然找不到一個方法能夠完全清除成功。
我對他們眼睛為之一亮的反應覺得很有趣，蘇西說這像在變魔術。幾天後水百合自告奮勇接下護送孩童越境的任務，她認為偽造證件的工作已經找到足以勝任的化學專家，她決定投入其他需要人手的領域。
但這只是剛開始，接下來偽造證件的內容越來越複雜，需求量也日益繁重。當我剛加入組織的時候，第六區已經和其他猶太機構密切合作，像是猶太復國主義青年組織（MJS）、猶太戰鬥組織（OJC）、安慕羅街的免費診所及兒童救濟組織（OSE）。之後又增加更多組織與我們緊密聯繫，像是聽從倫敦指揮並以戰鬥為名義的民族解放運動（MLN）與北部解放組織，以及如法國狙擊手和支持者（FTP）及移民勞工團體（MOI）那樣的共產主義組織。由於各方組織的參與，抵抗運動的聲勢逐漸茁壯，規模愈來愈龐大。每個組織都貢獻自身資源與技能對抗猶太人驅逐行動，在鄉間建立馬基游擊隊，這樣緊密的結合讓各組織之間得以交換重要情報。抵抗運動的初期僅由數個小規模的獨立任務與團隊組成，到後來散落各地的分支如同章魚的觸角慢慢相互依存，努力達到共同目標。第六區成為法國擁有最多資源也最有效率的實驗室，同時也是唯一有能力可以大量生產假文件的實驗室。我研究出一種技術讓我們再也不需要依賴現有證件，而能自製和政府核發一模一樣的全新證件，我不但發現如何將證件紙張厚度處理得和官方紙張一模一樣，還做出和官方同樣幾可亂真的橡皮章。
我要特別補充這樣的實驗室不只有一間，當時MLN負責張羅偽造證件的莫里斯‧考許聽說我的能耐之後，主動聯絡是否可以做照相印刷。那時為了節省來回奔波的時間和躲避警方盤查，我已經離開青年旅館並搬到雅各街的寄宿公寓，那裡距離第六區非常近。我佯裝成業餘攝影師，當時寄宿公寓的廚師很喜歡我，把我樓上的一間空房也讓出來，以為我只是要作為擺放攝影器材的地方，原先是一名女傭的房間，現在變成我替MLN偽造證件的實驗室。
第二間實驗室的住址只有我知道，那裡便是我每晚製作偽造文書的地方。因為照相印刷的技術，我才能陸續複製出印章、官方抬頭信紙以及浮水印。所有空白證件都是從雅各街的實驗室生產，那裡全部的設備都是二手店裡左一點右一些搜刮來的元件材料組裝而成，這些拼拼湊湊出來的設備能正常運作，跟真正印刷店內的設備沒有兩樣。由於離心力是唯一可以讓感光液平均散佈於印刷板上的有效方法，我用自行車輪胎做了個離心器，而菸斗對於軟化被酸性物質損壞的證件非常有效，那也是我菸斗唯一的用途，因為我從來不抽菸。我用凸透鏡和凹透鏡，以及一個小型的半透明鏡子，成功複製出李奧納多達芬奇之前製造過的機器，可以投射出圖畫或是印章的虛擬影像，之後方便以手繪描出線條，而且影像非常清晰。雖然是利用廢棄零件手工製成的儀器，但一樣可以照常運作！有時候研發新技術非常耗時，我時常徹夜未眠。
每天早上我固定將前一晚的空白文件帶去第六區，接著填入資料便宣告完成。兩間實驗室距離很近，根本不需要搭地鐵。
偽造文件的服務對象並無限制，需求從四面八方湧進，比以往來得更多。像是巴黎、UGIF，還有南區或倫敦。我們必須維持固定的工作節奏才能應付難以掌控的需求，數量最多的時候一週需要提供五百份證件。
通常外部組織會找我或是與水獺接洽。水獺和我一樣，外表看起來很稚嫩，那是我們最好的偽裝。他個子不高，有著棕色頭髮和一臉雀斑，小鼻子和看似頑皮的神情，像是永遠長不大似的，任誰都會立刻放下戒心。他是第六區和猶太人組織互動最頻繁的成員，而我則和MLN及共產組織常聯繫，不過實際情況會因緊急性有所變動。通常我們會選擇巴黎最繁忙的地段作為祕密會面地點，刻意安排與一名女成員見面，假裝是情侶約會。我會帶一朵玫瑰花早點抵達，然後我和「未婚妻」碰面後會一起「散個步」，如果察覺有人在注意就交換幾個愛慕的眼神，最後兩人分開後彼此都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
不過那天與我會合的不是某位「女朋友」，而是化名「企鵝」的馬克‧哈蒙，他是當年招募我進抗爭團體的前輩，和水獺一樣也是出自猶太人童子軍。
如果是企鵝親自來的話，表示狀況一定很急迫，無法等到組織有合適的女成員。我們約好在杜勒麗花園碰面，我看見企鵝坐在長椅上面露疲憊憂心忡忡。我說距離上次碰面他看起來清瘦不少，他笑了笑並回以同樣的讚美，接著語重心長地說：「昨天倫敦電台捎來好消息，德軍已於前線撤退，現在所有北非軍隊都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問題是納粹決定要擴大對猶太人的圍捕行動，並加速清除任務，再過三天將有十間巴黎的兒童之家同時被突襲。這裡有份名單，需要以下文件：配給卡、出生證明、受洗證書，還有帶著孩子離境的成員身份證，以及他們的許可文件和整組人的通行證。」
「總共有多少人？」
「有多少名孩子呢？大約三百名以上。」
三百名孩童，九百份以上各式各樣的證件，三天內要完成。這根本就不可能！通常我們平均每天會收到三十到五十份需求，甚至更少。雖然這並非我頭一回面臨巨大挑戰，這次對我來說實在有些不堪負荷，我第一次害怕自己可能會失敗。之前有過無數次靠著自己累積的知識，奇蹟似的克服不少技術問題的經驗。證件品質不斷進步的同時，我也必須提昇創造力，才能利用手邊有限的材料成功複製出技術純熟的文件。不過這次難的並非技術上的挑戰，而是數量。我們已經達到現有人力與資源所能負荷的最大生產量，每天也就二十四小時，交件期限不可能延後。然而此刻不能浪費一點時間，我必須先去雅各街複製所需要的證件紙，其中有材質細緻緊密的織布料，其他則有精細的紋路，有些則沒有，端看要製作哪種假證件。我必須加快腳步，時間一分一秒地在流逝，與時間的賽跑已經開始，我們必須要超越時間，與死亡對抗。

與企鵝分開後，我先到雅各街取走需要的紙張，接著再上氣不接下氣地趕到第六區，手裡緊握著我的公事包，裡頭裝滿一堆需要填入資料的各式文件。水獺、蘇西和赫塔已經忠心地守在他們的工作崗位。除了他們以外，我很訝異水百合也出現在實驗室。自從被分配到其他任務後，便很少在這裡看到她。所有人都憂心忡忡地望著我，顯然已經收到那三百名孩童的消息。這也是為什麼水百合會來助我們一臂之力，協助完成這次艱難的需求。此外水獺又接到來自MOI的新需求，請我們提供假證件給MOI匈牙利分部。他們滿臉疑惑地看著我，迫切想要知道實驗室是否有能力完成這次挑戰。
我把裝滿空白證件的公事包放在桌上，順應目前情勢開始發號施令。
「孩子們的需求為優先。」水百合補充道
接下來整個實驗室充滿忙碌的氛圍，水百合用裁紙機將證件裁剪成適當的尺寸；蘇西負責染色，赫塔以手寫還有打字機填入資料，只有之前負責行政工作而從來不曾參與證件製作的水獺，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如果你想要幫忙的話，可以開始在證件上蓋章跟簽名。」
收到指示後水獺立即投入工作。至於我著手用自己發明的一台機器，將證件紙故意弄舊。我裝入些許灰塵和筆芯，轉個把手讓紙張看來有被磨損過的痕跡，如此一來就不會看起來才剛印刷出來的樣子。整個實驗室瀰漫著化學劑夾雜汗水的氣味，大家手邊的工作完全沒有停過，拼了命地在滿是二手設備的實驗室裡反覆地裁剪、蓋章、上色、打字，然後將完成的證件全部藏在鏡子後面和抽屜底部。雖然每個人心裡清楚完成任務的可能性不大，卻都小心翼翼不說出口。大家都憑藉毅力在苦撐，畢竟我們只能靠著樂觀的心不斷前進。
夜色逐漸籠罩，大家各自回家休息，我前往雅各街的實驗室。即使一整天有水百合與水獺兩名額外的人手幫忙，出來的成果仍不及總需求的四分之一。按照這樣的進度我又怎麼能睡得著？最糾結的是以目前的速度，或許勉強能幫到所有的孩子，但勢必要犧牲匈牙利難民。

我盡量讓自己保持清醒，用意志力與睡眠搏鬥。這是個很簡單的計算，平均一個小時我可以做出三十份空白證件，代表每睡一個小時，就有三十名無辜者會喪命……
整整兩晚我的雙眼一直盯著顯微鏡，完全沒抬起頭，此刻疲倦是我最大的敵人。我必須不時屏住呼吸，因為偽造證件是一件很嚴謹的工作，我的手不能有絲毫顫抖，每一道步驟都必須小心謹慎。最讓我害怕的莫過於技術錯誤，只要稍有疏忽，任何細枝末節的瑕疵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後果，每個人的生死都仰賴於這些文件。每一份文件完成後我都會反覆詳細地檢查，直到完全沒問題為止。要是存有任何質疑，我就會不厭其煩地再檢查一次。慢慢地壓力開始減輕，但糟糕的是我無法克制自己不打瞌睡，我用力地晃動自己的雙腳，試圖讓自己保持清醒，站起來走幾步路，賞自己幾個耳光，接著坐下來繼續工作。一個小時可以拯救三十條性命！我沒有放棄的權利。我眨了眨眼睛來恢復我的視力，是印刷的結果還是我眼睛的問題，我在漆黑的暗房內視線開始愈變愈模糊。

第二天在聖徒父街的實驗室大家的情緒都很高昂。
我們就快完成一項艱鉅的任務，今天下午五點水獺與水百合就會帶著這三天不間斷辛苦工作的成果去和聯絡人碰面。直到今天早上我們總共完成八百多份證件，我總算找回些許自信。這幾天大家都像機器人一樣持續不間歇地重複同一個動作，我們的速度比之前更加俐落，卻完全不敢懈怠，衣服都是油漬和化學劑的味道，每個人雖然揮汗如雨，但今天實驗室的空氣裡充滿著觸摸不到的嶄新氛圍，讓我們異常的雀躍！每完成一份證件，我們就大聲地喊出來鼓勵自己：八一○、八一一、八一二……整間實驗室充斥著敲打打字機發出的嗒嗒聲，剪裁紙張唰的一聲，印章落下的捶擊聲，釘書機的喀擦聲，以及機器轟隆的運轉聲交織而成的規律節奏。
沉浸在永無止盡的動作裡，我感覺眼前閃過一道黑色面紗，然後突然間一片漆黑，我眨了眨眼，又瞇著眼睛去感覺自己的眼皮，仍然什麼都看不見。耳朵一直嗡嗡作響，雙手也失去知覺，好像下一秒就要失去平衡。
之後我隱約聽到自己身體倒在地上猛烈的撞擊聲。
醒來後好像躺在地板上，眼前盡是黑色的斑點。水百合連忙帶我去附近一名聯絡人家裡照顧我。我害怕如果我不在的話證件無法及時完成，堅持絕對不能讓我睡超過一小時。當時水百合跟我說了一句話至今我仍記憶猶新，從此讓我開始學會對其他人的生命負責，她說：「阿道弗，我們需要的是一名偽造文書專家，而不是另一具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