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

獨立思考九十年的超狂典範
思想家韋政通先生遺世之作

異端或異議者對促進社會進步是多麼的重要，
保護異端，就是護衛獨立自由的精神！

做為一個有社會責任與道德良知的「知識分子」，在忠於自己的使命與判斷下做出選擇，自然很容易被當成「異端」。而「異端」，正是思想家韋政通一生最佳的註腳。

二十歲出頭，他為了一個女生，離家出走，從軍來台，等能夠再回去時，鬢已星星，爹娘也不復見。
發現自己根本不是當兵料，想追的人，也不愛他，左思右想，乾脆冒險逃兵，茫茫人海，不知何處容身，異端人生才剛開始。
好不容易有了工作，花樣年華、記者生活，正多采多姿時，卻忍不住思索懷疑，生命的意義究竟為何？毅然辭去工作，一個人跑到北投大屯山下閉關苦讀。
別人是進大學、玩社團、交女友、拿文憑，他是住茅屋、餓肚子、靠自己，一本一本原文經典反覆讀、反覆想，這樣的生活將近四年。
獲得國學大師牟宗三賞識，納入門下，對許多人來說，這是千載難逢機會，最後因為對傳統儒學見解不同，以及婚姻選擇，終至離開師門、千夫所指，韋政通終究又成為主流派閥下的異端。
批判傳統，選擇做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當時政治體制下，自然必須跟大學教職說再見，異端豈見容於獨裁政權，韋政通只好「南漂」台中，也不願妥協、出賣靈魂。

學術志業路上孤獨，愛情路上也多舛。

當終於碰見生命中注定那個人時，偏偏別人已有家庭。決心為愛情獻身，韋政通再度成為當時社會風俗下的異端。
到底這些強大的勇氣，要從何而來？

韋政通用九十一年的時間，展現一個人如何在各種壓力下，不僅貫徹自己的理念，同時人生竟可以活得如此精采。閱讀韋政通的一生，提醒著我們，時代仍在繼續走著，還要繼續走下去的未竟旅程，正是你我的人生。

韋政通（一九二七～二〇一八）

江蘇鎮江人，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五○年代，深受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的影響，以弘揚儒學為職志。六○年代，與自由主義舵手殷海光往來密切，於《文星》等雜誌發文反思及批判傳統思想。七〇年代，因政治迫害無法長期教書，專心致力於撰寫《中國思想史》等大量著作。八〇年代，擔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尋求儒家現代化之路。用一生演繹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不畏學術權威、政治權者、傳統流俗，講自己相信的話，用生命實踐自己的思想。

出版緣起
◎羅文嘉（水牛出版社社長）
一場為愛啟航的冒險

沒錯，一開始，我是被這個愛情冒險故事吸引的。
一九四一年，十六歲的韋政通離開家鄉，來到中國最繁華的城市上海。這時候中日戰爭已經爆發多年，上海除法國租界外，幾乎全數被日本人控制。

「父親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錢莊裡當學徒。我父親的目的是，你學了這個本事，將來有一天，我們也到上海去開錢莊。在他的價值觀裡，就是滿腦子都是掙錢。我的大哥比我大十歲，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當學徒，當時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

韋政通父親在丹陽（江蘇鎮江東南）開了間布店，丹陽位於自隋代以來南北往來最重要的京杭大運河附近，後來京滬鐵路開通，商業活動十分發達。

「我父親是個商人，我有兩個哥哥，我是最小的兒子。父親希望我們三兄弟都繼承他的事業，但我從小對我父親的這個行業，就一點興趣都沒有。說到父子不和，我們也從來沒有嚴重的衝突過，但是我從小就感覺跟這個家庭格格不入。」

「我的家庭沒有一本書，我家好多代裡面沒有一個讀書人。我生活的那個地方，方圓十幾里，也沒出過一個重要的讀書人。出生在這樣一個背景的我，卻一輩子愛好知識的追求，使我相信一個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傾向的，這個天生的傾向如果很強烈，卻又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自然就會引起反抗。」

「我父親就是那種標準的知識水平不高、很威權的老式家長。他們做生意，掙了錢，生活便過得自在，用我家鄉鎮江人的說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裡面泡個澡，躺著享受一下，讓人家揉揉腳、按按摩什麼的，就是『水泡皮』。這是江南那一帶的風俗，有一點錢的人都是這樣享受，然後朋友之間見面，就是抽大煙。我小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景象。」

韋政通當了一年學徒，在大哥支持下，決定上學念初中。當時上海最好的高中是聖約翰中學，但是只念過幾年私塾的韋政通，既沒念過英文，也沒學過數學，根本進不了，後來跑去找另一所私立的大同中學，教務主任願意讓他一試，但條件是一年內英文數學要跟上。四年後，韋政通以同等學歷考上光華大學（也就是後來的華東師大）。

當時還在念大學的韋政通，一點都不想把自己人生耗在經商顧店上，他想反抗離開，卻又沒有足夠勇氣。

「有一個經常到我家來送藥的護士，因常常到我家來送藥，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歡她。她後來到臺灣去，留了一封信給我。她是跟著軍隊去的，在軍隊裡當護士。她說她到了臺灣，會駐紮在什麼地方，那個軍隊是什麼番號，都告訴我了。」

韋政通談到這個山東小姐時說：「我想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他決定不顧一切，離家出走，到臺灣尋找他的女神。

一九四九年初的上海已經人心惶惶，一月底北平全面淪陷，共軍隨時準備渡江南下，前往臺灣的渡輪即使數條黃金都一票難求，隨著太平輪沉陷，渡海難度更高。

當時的黃浦江碼頭，擠滿逃難的大人、小孩、軍人、器具， 韋政通走過外灘，穿越依舊熱鬧的南京路，他沒有難要逃，也沒有家人要同行，只是因為一位女子、一封信件。

路過大世界遊樂場，當時上海最熱鬧的百貨商城，韋政通抬頭看見青年軍二〇七師招兵廣告，他知道這是唯一可能離開上海的機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國民政府軍在東北瀋陽被圍，多數友軍選擇投降時，青年軍二〇七師決定不投降、拚死突圍，全軍三萬五千人，最後只剩四千多人離開東北。幾個月後，二〇七師來到上海，重新招募青年學生，準備轉進臺灣。

四月二十一日，韋政通終於搭上中興輪，隨同青年軍離開上海。
四月二十三日，到達基隆上岸。當時韋政通身上只有十塊銀元，和那封滿載浪漫愛情夢想的信件。

故事到這裡，你一定很好奇，到底後來他們見面了嗎？我問老先生時，他沒太多著墨，只悠悠的說：「她當然嫁給別人了。」
馬子沒把到，自己卻回不去了。我問韋政通孫女心怡：「後來他回去時有見到爸媽嗎？」
「沒有，都已經過世了。」
「沒有聽他再提過爸爸，只聽他說想媽媽。」

一條孤獨的自由道路
韋政通一生追求自由，他如此自述：「當我說，自由是我的天道時，自由已提升到信仰的層次。」
對他而言，「追求自由」不是口號，是一生的價值與每日生活的具體實踐。
我第一次見到這位九十幾歲老人時，他紅光滿面、精神奕奕，談生命、論思想。
「你一個人住，都不需要人照顧嗎？」尤其他帶我爬樓梯走上二樓房間時，我充滿疑惑，一個獨居老人每天這樣上下樓梯適合嗎？
「我堅持一個人住，因為這樣才能完全自由，不受打擾。兒子或孫女每週末來看我、一起吃個飯，我不需要他們照顧，他們有他們的人生，我有我的生活。」
這樣的老人，不多見。
「爺爺生活規律，絕不麻煩人，跟他約好吃飯時間，任何人不能遲到，六點一定準時開飯。」他的孫女說。
每天早餐都一樣：一顆水煮蛋、一個蘋果、一片吐司、一杯牛奶或麥片，幾十年來從沒變過。每天除基本休息外，所有時間就是讀書做筆記，偶爾以聽古典音樂做休息。
韋政通讀過的每本書，一定在書內頁做大綱紀錄，並另以A4大小紙做全書重點摘錄及標示原書頁碼。在去世前一週，他才剛讀完的一本書與筆記，就靜靜躺在慣用的書桌上，他沒料到那是此生最後讀的一本書與做的筆記。
在哲學史上，韋政通憑藉一己之力，完成至今仍無人能及的《中國思想史》上下冊（水牛永遠的暢銷書），同時在沒有電腦的年代，一個人（沒有任何助理與同伴）完成《中國哲學辭典》的編纂（這根本是神話）。
他說：「我就很容易做到不怕寂寞，也不怕孤立，一個人可以發光，一個人可以工作，不求人。沒有老師指導，也可以自學。」
他沒有受過正規學院式教育，學問完全來自自學（自己學習），現在越來越多家長讓孩子走自學之路，其實這種自家學習與自發學習仍有很大落差。
當時的韋政通，決定離開自覺沒有長進的新聞工作，一個人跑到北投大屯山腳，租了間小茅屋，一住就是三年半，這段時間他閉關苦讀，一個人，沒有收入、沒有朋友，一個饅頭分三次吃，沒有饅頭則摘木瓜配開水吃。這是他決定以學問為志業的開始，也是他決定做一個「革新人」的起步。
他的努力與成果，確實讓當時許多學術大師為之驚豔。殷海光曾這樣稱讚年輕的韋政通：「你啊，就好像一個孤炭，你一個人可以發光的。」
 在與殷海光的互動中，韋政通後來說，他最大的收穫是找到自信，並且知道自已是可以忍受孤獨的。所以他不只一次強調：真正的學者，必須勤於治學，做學問不僅辛苦，更要耐得住寂寞。
對於學生或學術圈的朋友，他有一個原則，如果入朝當官，就不必往來了，他喜歡與朋友討論思想、爭辯事理，但官場的生態運作，與做學問和學者角色是必然衝突。
在一次演講中他曾經這樣評論胡適：「胡先生自大使生涯後，做學問的能力早已開始弱化，晚年在臺灣已不是學者的角色，而是一位「名流」，這是我既做不到也不羨慕的。」
我們的社會，一直不缺少名流，影視名流、社交名流、學術名流、文化名流、政治名流，當然現在又多了名嘴、網紅、X神。做名流比較爽，吃飯喝酒相互吹捧，做學問太辛苦，埋首案牘無人問，難怪韋政通必須不斷自我鼓勵，自我提醒：「我一生最重要的追求是：追求經濟獨立、追求思想獨立、追求精神獨立。」
或是他喜歡這樣描述：「自由的信念，正是與不幸遭遇搏鬥的動力。」
因為，他深知只有完全獨立，才有真正自由。只有不靠他人，才能實現自我。
孤獨的老人，在內湖碧湖邊，一個人享受他一輩子堅持的孤獨。直到那個天光剛暗的夏夜，一臺摩托車擦撞過他，老人躺在急診室，看到孫女第一句話：「對不起，麻煩你們跑這一趟。」幾個小時後，他再也不需要任何人為他麻煩，他得到真正的自由。

一個實踐思想的生命

韋政通走了，我想起也走沒多久的李敖。論學問、人品，李敖遠不及韋政通，可惜世俗淺薄，稱李為大師，卻不知韋政通。
為了對韋夫人的愛，韋政通不顧世俗的閒言閒語，甚至與老師及同學決裂。然後他用一生的呵護，來見證自己的抉擇：
談到時代精神的問題，韋政通指出：

「現代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不文明的一代。我們一定要承認這一點。新的沒有學到，舊的也丟了，這就是我們現代的實情。

我們活著很可憐，天天被物質的追求、被金錢的追求綁著，被綁得死死的，你想想，這樣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傳統不是這樣的！」

多數人治學是因為工作、興趣、或志業，韋政通一輩子身體力行學問中悟得的道理，對他來講，那不是學問，是信仰。

「當我認識殷海光以後，強化了自我改造的願望，追求新知識的過程中，我就發願必須使自己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現代『新人』。
我不能強求別人，但是我可以要求自己，看看我能做到多少。現在到我這個年紀，已經有了結論，我對自己這方面的滿意度，比對自己學問的滿意度，還有過之。」

「我真正把我自己的性格做了改造。我學現代知識，尤其是現代價值觀，並不只滿足於書本上講的知識，而是根據中國傳統的精神，要求生活上的實踐。

你光講有什麼用？如果你講自由，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講民主，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你講人權，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那有什麼用？書本上講得容易，但是落實在生活裡面，就是要學習把這些價值內化，就是你自己要先改造。」

毫無疑問，韋政通的民族認同是中國，但和大多數高舉民族大旗的人比較，韋政通的思想層次與價值實踐，如天壤之別。
比如在談到文化整體性發展時，韋政通是這樣講：

「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不只是徒具民主的政治形式，最重要的，它必須從全民的民主性格中反映，這些性格包括思想與行動的自主、獨立和自由，而且習慣於尊重個性、容忍異見。這就是說，民主必須成為一種普遍的生活方式，民主才算生根。

民主的生活方式如何培養？始於開放的家庭。所謂開放的家庭，就是以自主、獨立、自由為倫理準則倫理教養的家庭，在這樣的家庭裡，每一分子，都把這些價值認為是無可爭辯的權利。因此，所謂民主的性格，就是這些倫理準則內化的結果。」

談到民主制度時，他這樣強調：

「民主社會與非民主社會有許多基本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差異，是民主社會能享有言論與思想的自由，把寬容異見看做民主性格的重要表徵，並制定法律對持有不同意見的異端分子予以保障。由於近代世界性的民主運動，已使保持異見做為異端的權利，成為我們這時代一個普遍的理想。」

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韋政通這樣評論：

「由於在如此巨大規模的學運中，青年們所表現的自我節制與自我犧牲，不但使所有的中國人感動，也震撼了全球，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運動，能像這一次，打破全世界中國人心靈上的隔閡，在精神上結合在一起的。」

「中共政權不可能馬上垮臺，在權力重整的過程中，究竟會產生什麼情況，也難以預料。但是，權力不只是使人腐化，也使人愚昧，因此，在這場風暴中，部分知識分子的菁英，肯定會受難，我們相信，他們為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受難，將激起更多知識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決心。」

我不厭其詳地摘錄韋政通晚年自己整理的文字，是想跟讀者們分享，不是所有具中國情懷的人，都認同現代中國當權者這一套，韋政通對自由民主的信仰與堅持，有時還超過許多臺灣本土關懷者。

韋政通一生孤獨，做學問孤獨，處世孤獨，生也孤獨，死也孤獨。
他把最後書稿交給我時，我們用了一個上午討論這本書的編輯與內容。臨走時，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有想要找誰為書寫序嗎？」
「我這一生從來不給人寫序，我的書也從來不要人寫序。」老先生告訴我。
後來看完書稿，我完全明瞭他的堅持與自信。做為一位自學出來的學者，學問是幾分實力的問題，不是靠他人美言建立。做為一個資深編輯，書稿就是最完整說明鋪陳，也不需要別人導讀介紹。
這些日子以來，我反覆閱讀書稿，越來越理解他，也益發感覺在現代社會中他的孤獨。或許因為這樣的孤獨，有學生舊識幫他組了一個陣容龐大的追思籌備會組織。看著如此龐大的架構與人員，我突然想起他指著這張照片告訴我：「我最喜歡這張照片，桀驁不馴、睥睨世俗。」（放照片）

一段未竟的旅程
 
自從韋政通把這本書的書稿交付給水牛出版社，我一直在構思如何將這本書處理得更好，然後幫他風風光光的辦一場盛大的新書發表會。
雖然老人家對於名利總是看得很淡，但相較於中國學術界近年來對他的重視，臺灣戒嚴時代的政府打壓迫害他，到了民主化之後人們卻又逐漸將他淡忘。我始終想著要讓他熱鬧一番，讓更多年輕人認識他，也讓他在終其一生的孤獨心境中，感受到多年來應得的溫暖。
這一年我忙於下田工作及創辦學校，沒想轉眼老人家意外地離開。對此我感到遺憾與愧疚。這幾個月來，在麗瑾與政辰兩位資深編輯協助下，我們蒐集了韋政通所有著作，連同他生前交付的稿件，重新討論、整理，嘗試完整的去閱讀及理解他的生命價值、學術研究與思想創見。
書名《異端的勇氣》，來自韋政通生前所擬書名之一《異端的誘惑》，他告訴我特別喜歡「異端」一詞，因為會被視為「異端」者，往往也是少數不順從流俗，能夠獨立思考，願意講真話、願意用行動來實踐自己思想的人，也是「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所常展現的面貌。
韋政通一生中同時扮演了「學者」、「思想家」與「知識分子」等多重角色，著作與文章很多，涉及面向也很廣。經過長時間的思索與討論，我們決定稍微擴大了他原先對於本書的設定，從他所擬書名中的「異端」概念出發，讓這本書成為他與現在及未來青年的對話橋梁。
在韋政通的一生中，就他離家出走、與有夫之婦交往來看，他是社會風俗眼中的異端；就他澈底拋棄原先對當代新儒家的信仰，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來看，他是傳統學術派閥眼中的異端；就他獨立思考、勇於批判傳統與現在來看，他是當權者眼中的異端。然而對他而言，他就是要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思考，就是要講自己想說的話，就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本書的編輯架構如下：
第一部分是「人生卷」，整理自二〇一一年他在深圳大學的演講，講題為「人生的考驗與應答」，從中可以聽到他娓娓道來，完整披露他傳奇一生的故事，許多內容是他過去不曾公開談過的，像是他離開恩師牟宗三的真正關鍵原因。相信讀者在他幫青年講述的「人生十問」中，能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第二部分是「思想卷」，我們從他發表過的眾多文章中，精心挑選與「人生卷」內容相互呼應的九篇文章。透過這些文章，不僅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在「人生卷」中提到的內容，也足以印證他思想與實踐上的一致性，他所著作的文章都不是理論上的空中閣樓，而是他自己人生真實的指引。我們相信在這個眾聲喧嘩的時代，韋政通從殷海光那邊承繼的獨立思考精神，仍是現代青年很好的榜樣。
第三個部分是「附錄」，從孫女心怡對韋政通的回憶中，我們能更清楚看見他真實生活的面貌及個性，以及始終誠懇如一的人格特質。
我們於書末特地製作了一份年表，希望彌補演講中因為分述各主題而造成的時序跳躍，讓讀者更容易理解他所提到的各個人生階段及歷程。如果讀者藉由這本書，對韋先生的學術及思想產生興趣，建議可延伸閱讀他的自傳《人是可以這樣活的》，裡面有他的幾篇相關文章，以及他對自己畢生著述的詳細介紹。

點燃理想的火炬

雷震、傅正、費希平、殷海光與韋政通等人，從中國來到臺灣這片土地上，抱著「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與當權者對抗，透過各自的方式來爭取人民的自由與民主的權利，為臺灣的民主化歷程貢獻了很大的力量。
在那個威權的時代裡，他們的危言危行，被當權者視為異端，倍受打壓迫害；但到了自由民主已是臺灣基本社會共識的今天，當歷史上的異端，已成為現在的主流，他們的言行與生命選擇，看起來卻變得太普通，而為眾人所逐漸淡忘。
對於水牛而言，出版的意義不只讓這些時代精神的火苗重新被看到，更重要的是要讓它們能夠永久流傳下去。這本書獻給所有熱愛真理，嘗試在孤寂道路上，堅持信仰、踽踽獨行的人。

出版緣起
代 序 人生十感／韋政通

人生卷　韋政通十問人生
第一問．人生困境，如何應答？
第二問．當「幸運之神」來敲門時，如何應答？
第三問．真愛降臨，眾人皆否，如何應答？
第四問．如何改造自我，做一個現代「新人」？
第五問．當我失業時，如何度過黯淡的歲月？
第六問．當我遭受批評甚至被謾罵，如何應答？
第七問．當我身心疲憊，工作難以繼續時，如何應答？
第八問．當名利來誘惑時，如何自處？
第九問．我做學問已達到「工作自動化」的地步，這種能力是如何培養的？
第十問．生死事大，我如何面對死亡？

思想卷　韋政通選文輯

傳統與我
我愛異端
異端知識分子在臺灣
學習典範——讓理想主義的精神昂揚
為真理做見證——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現代文明人的信條
青年的人生觀——怎樣為自己找路、意義、理想？
中國哲學史上的四種不同人格
從「智慧不老」到「日日是死日」——我的入老生活

附 錄

我的爺爺韋政通／韋心怡
韋政通先生年表
韋政通先生著作目錄

人生困境，如何應答？

第一個問題是，當我陷入人生困境，必須做抉擇時，我怎麼辦？這裡所謂的人生困境，跟一般的窘境、一般的難題不一樣，這些人生的困境，都非常難做抉擇，因為它對人生的未來，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我下面要談生命中三次大的人生困境，都是在我三、四十歲以前發生的。

第一個大的困境，是離家出走，我是二十二歲那年一個人跑到臺灣來的，家裡沒人知道。第二個大的困境，是我在臺灣曾當新聞記者，後來實在覺得自己不能這樣過一輩子，我必須要離開這個工作，就辭去工作跑到山區去隱居，住在一間茅屋裡面，像古代隱士一樣過了三年半。第三個大困境，是決定脫離師門，離開了對我恩重如山的老師。

你看我這三個問題都是很困難的抉擇，假如當時遇到這三個問題，我做了另外一種選擇，我的人生就會完全改觀。面對第一個難題時，如果我不離開家鄉，下場會是怎樣？我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從上海出發，當我們這支軍隊的船四月二十三日到達基隆的時候，就得到消息，共產黨的軍隊前一天已經渡過長江了。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那班船是最後一班。你看人生就是這麼的偶然，假如搭不上那最後一班船，就是另外一種人生了。我家裡是地主，在文化大革命時算標準的黑五類，黑五類子弟的命運，你們都知道，連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面對第二個難題時，如果我繼續留在新聞的崗位上，當然又是跟今天完全不一樣的人生了。面對第三個難題時，如果當時不脫離我的老師，走自己的路，那我也不是今天這個韋政通。所以每一個決定都是非常關鍵的，都是非常困難的，是有可能把人搞得活不下去的這種難度。

離家出走，追求嶄新的人生

我現在開始談第一個困境，我為什麼會離家出走？

格格不入的童年

離家出走表面上的理由，好像是父子不和。從我小時候，我們父子之間就不和，因為我父親是個商人，我有兩個哥哥，我是最小的兒子。父親希望我們三兄弟都繼承他的事業，但我從小對我父親的這個行業，就一點興趣都沒有。說到父子不和，我們也從來沒有嚴重的衝突過，但是我從小就感覺跟這個家庭格格不入。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後來我想其中原因，第一個可能，就是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我出生在一個什麼家庭呢？你們可能很難想像，我這一輩子認識的朋友，許多是出身書香世家，而我呢，是出生在一個連一本書都沒有的家庭。我們家裡只有黃曆，查風水用的黃曆。現在不是都強調人生起跑點嗎？那我這個起跑點是等於零。我想我天生有一種潛在的求知欲，跟這樣的商人家庭就自然會格格不入。我是這樣解釋的，也不一定對，但有些現象你總要嘗試去解釋。

第二個可能，就是有一種窒息感。我上過四個私塾，過去私塾的教育，現代青年人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一天亮就到學校，很晚才放學。在私塾幹什麼？先背昨天教的書，再講幾行書，然後寫一張字。你想，老師教我背書，我幾分鐘就背會了，老師給我講書也不過就是半小時，剩下這麼長的時間，你說在私塾裡要幹什麼？一天的時間很長，還不能看閒書，非常無聊。一個孩子在那樣的教育環境，簡直是被殘害！所以我就常常逃學，寧可挨父親的打，也受不了這樣的教育。

我想就是這兩個環境，家庭的環境和私塾的環境，都使我格格不入。我的家庭沒有一本書，我家好多代裡面沒有一個讀書人。我生活的那個地方，方圓十幾里，也沒出過一個重要的讀書人。出生在這樣一個背景的我，卻一輩子愛好知識的追求，使我相信一個道理，就是人是有天生傾向的，這個天生的傾向如果很強烈，卻又與所處環境格格不入，自然就會引起反抗。

我講幾個具體的經驗。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在我十三歲那年，父親請一位中醫來家裡，我還記得他姓楊，這個中醫像是我們的家庭醫師，我們家的病都是他看的。這個中醫的國學程度不錯，父親就請他出個題目讓我做。這個楊醫師就出了個「我的自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寫自述。醫師看了我的文章，就跟我父親講：「這個孩子你大概養不住了。」因為我在〈我的自述〉裡面，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我說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我父親當然很不高興，心裡就有了嘀咕，覺得這個孩子怎麼會這麼野、怎麼會有這種荒謬的想法呢？

我父親從來沒有問過我「你想做什麼」。像我的教育方式，我一定問孩子「你想做什麼」，你真心想做，我就幫助你達到你的目的，這是我們做父母、做老師應該要有的責任。我父親從來沒有，我父親就是那種標準的知識水平不高、很威權的老式家長。他們做生意，掙了錢，生活便過得自在，用我家鄉鎮江人的說法是「早晨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意思是指早晨喝早茶，叫做「皮泡水」；晚上到浴室裡面泡個澡，躺著享受一下，讓人家揉揉腳、按按摩什麼的，就是「水泡皮」。這是江南那一帶的風俗，有一點錢的人都是這樣享受，然後朋友之間見面，就是抽大煙。我小時候看到的就是這種景象。

第二點要講的是兒時被父親責罰的具體經驗。一般常見的小責罰當然有很多，像是拿雞毛撢子打呀什麼的，每逃學一次他一定會打一次。此外，他還喜歡扭耳朵，即使已經過了大半個世紀，我還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他把我的耳朵用力扭，扭到撕破流血，祖母就罵我父親，說你怎麼這樣野蠻。另一種常用的責罰就是罰跪，叫你去罰跪，不准吃飯。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逃學，就被罰跪在小鎮的商店櫃檯裡面，店裡面還有幾個店員，我那時候已經十多歲，這就完全讓人感覺是種羞辱了。

這兩次責罰對我來說非常嚴重，終身難忘。所以我這一輩子在臺灣幾十年了，腦子裡很少有我父親的影像，因為我必須把我父親的影像給忘掉，才能減少一點痛苦的記憶。你們很年輕，將來會結婚生子，我想勸告各位，不當的責罰孩子，孩子是會記仇的。有的孩子會原諒你，有的孩子會永遠記得，所以責罰的時候，要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不能用暴力、羞辱的方法來責罰。這兩次責罰我一直都在腦子裡記得。平常我很少談人生的往事，你看像我年紀這麼大的老年人來談這些問題，心中還是多麼難受的呀！談這些問題可能有點無趣，但講到個人的人生經驗，它就很重要了。我離家出走，什麼原因？這就是原因的一部分。

接管家業的壓力

到了十六歲，父親把我送到上海一家錢莊裡當學徒。我父親的目的是，你學了這個本事，將來有一天，我們也到上海去開錢莊。在他的價值觀裡，就是滿腦子都是掙錢。我的大哥比我大十歲，也是在上海永安公司當學徒，當時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第一大的就是永安公司，這公司到現在還有，只是所在地現在叫南京東路。

到了上海，世面大了，我看什麼書都沒有人管了。當時張愛玲才剛開始寫作，上海最有名的女作家是蘇青；電影明星李麗華那時才出道，我也曾是追星族。在上海刺激的東西比較多，所以我做學徒做了一年，在我長兄的支持下，把我送去讀中學。我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已經是十七歲，在現在已經是高中畢業的年紀了。

本來我想念上海一間很好的中學，叫做聖約翰中學，但上海在那個年代，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學英文的，我沒有念過英文所以它不收。後來我到私立大同中學，因為是放假，我就直接找到教務主任，我告訴他，我想讀書。我們談了以後，他知道我沒有念過英文、沒有學過數學，於是他叫我寫一篇東西 又是「我的自述」，這是第二次寫我的自述了。我寫了以後，他看過就說，你可以來念，因為我那個時候的國文程度已經不錯了，那不是一般的初中生可以比的。可是他說，我們有個約定，口頭的約定，在一年之內，你如果不能跟上英文，不能跟上數學，你就自動退學。

於是我開始進中學讀書，後來父親知道這個事實，他沒有理由反對，但也有一個條件，就是你書讀完了必須回來管店。父親的意思，這個店是要小兒子來管的，大哥二哥到外面去闖，你要到家裡來管店。這也是逼得我非走不可的原因。

後來在我哥哥的支持下，我找了聖約翰大學的一個女生來教我英文，半年我就趕上了。數學困難一點，一年後也沒有問題。然後我就跳級，中學我一共讀了四年，然後用同等學歷考大學。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學，那時候叫光華大學，就是現在的華東師大。我一九八八年到華東師大去講學時，那地區面貌已經完全變得不同了。

離家的勇氣

我離家出走的背景，還有一個刺激的因素。有一個經常到我家來送藥的護士，是個山東小姐，我還記得她是山東萊蕪人。因常常到我家來送藥，跟我家人很熟，我非常喜歡她。她後來到臺灣去，留了一封信給我。她是跟著軍隊去的，在軍隊裡當護士。她說她到了臺灣，會駐紮在什麼地方，那個軍隊是什麼番號，都告訴我了。這給我好大的刺激，我想一個女孩子都有這麼大的勇氣，隻身跟著軍隊去闖天下，我是個男人，為什麼不可以？她的勇氣給我很大的刺激，所以在我的自傳第二次出版的時候，我曾提到，我說這個女孩子是我生命中的「女神」。她是我的女神，把我引出原本的世界，沒有她，我是不是能做這樣的決定？實未可知。

那個時候的上海，正在招青年軍。蔣介石到臺灣去的時候，很多老兵他都不要了，因為這些老兵都腐敗得很，也常常吃敗仗，所以他徵了很多新兵到臺灣去。當時青年軍二○七師在上海的「大世界」，掛了很大一個廣告寫說要招新兵。限制是要大學生，我剛考上大學，恰好勉強夠資格，所以我就去報名。因為那個時候，正遇逃難潮，你有錢也買不到船票，更不要說飛機了。

我就是這樣跟著軍隊到臺灣的。到了臺灣，我在二○七師駐紮的湖口住了一個月。連長跟我講：「你不是當兵的材料，假如你有勇氣離開的話，我可以幫你。因為你頭髮剃掉了，我可以幫你買頂帽子、買套老百姓裝，我送你出去，但以後的命運你自己負責，你敢不敢？」我當然敢，有什麼不敢的。

那個連長真是幫了我大忙，後來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當我工作掙了錢，那個連長戀愛的時候，會到我這裡來拿戀愛費。我們好到什麼程度，我記得他結婚後，我和他以及他新婚的妻子，我們三個可以睡在同一間榻榻米上。那時候從軍隊裡當逃兵是非常冒險的，因為前幾天還捉到兩個逃兵，逃兵一被捉到，立刻槍斃。當時這個連長叫他的勤務兵出來買菜的時候，我充當伙夫跟著出軍營，然後讓我換裝，把我送上火車。

落腳臺灣

之後我就來到臺北，找我私塾老師的女婿，唯一知道的一個線索，就是他在臺北博愛路一間百貨公司裡當襄理。這個私塾老師的女婿，我們在家鄉也不熟，他幫我什麼呢？就是第一個晚上，他幫我找個小旅社住下，以後就讓我自己想辦法了。離家時我偷了母親十塊銀元，當了兵跟著軍隊，到基隆時剩一塊銀元，買了香蕉吃就只剩五毛。這樣等於要從第二天起，開始過獨自流浪的生活，當時我的身上什麼都沒有。

我到臺灣後的第一個工作，跟我在上海當學徒時所學的兩樣東西有關，你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一個年輕人的好學，雖然這些和後來學術生命一點關係也沒有。第一個是簿記，當時我既然在錢莊當學徒，所以自然學過簿記，簿記比會計低一等，也就是管記帳的。立信會計所是中國的第一所會計事務所，把西方的會計知識引到上海來，辦的補習學校當時很有名，簿記、會計在那裡都可以學。我用晚上時間，到立信會計補習學校學了一年，拿了簿記的文憑。第二個是速記，那個年代沒有錄音機，人的演講就只能靠我們的腦子來記，速記有一個英文名字就叫 shorthand，什麼叫 shorthand？就是用符號把聽到的聲音記下來，之後再根據符號再把它翻成文字。我想速記是從國外引進的，既然是記音，只要你會那個語言，任何語言都可以記。於是我在上海亞偉速記學校用函授方式學會了速記，目的是想當作家或記者，人家講話我馬上可以記下來。

我的第一個工作就是開速記班。我找到青年軍的服務辦事處，他們有很大的地方，有很多空間，我們來合辦，學費你拿一半我拿一半，試著招生看看有沒有學生？我教速記，當時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來學呢？新聞記者要學速記，還有議會需要會速記的人才。我因為教速記而認識了新聞界的朋友，新聞界的朋友又把我帶進新聞界去了，於是我就做了記者。

更換跑道，成為大屯山隱士

接著下面講第二個困境，為什麼我會年紀輕輕就毅然選擇辭去工作，過著山居生活。

1.記者生活

我當新聞記者後，除了當記者，還進到中國廣播公司底下的「自由中國之聲」（後來中央廣播電臺的前身）寫廣播稿。寫什麼稿子呢？寫反共的稿子，在廣播裡播出。一個星期寫兩篇廣播稿，每篇大約是一千字。廣播公司會提供資料，讓你去選題目，被指定寫的內容就是罵共產黨。這段新聞工作的生活不值得多說了，因為每天就吃喝玩樂，對我來講，一點人生的意義都沒有，一點人生的遠景都沒有。臺灣苗栗有一個佛教聖地，叫獅頭山，上面有很多寺廟，我在擔任新聞記者的最後半年，突然對這種糜爛的生活深感厭惡而自責，好多次一個人跑到那山上去，住在廟裡，鄭重地思考未來的問題。想著：我該怎麼辦？我怎麼可以接受我的一生就這樣過？

回想這一年，我在〈王貫之先生與我〉一文中，曾形容「是我生命中一次起大波瀾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有兩個外在的原因，才幫助我走出了波瀾。第一個原因，是我在這正焦慮不安的時候，認識了勞思光先生，他當時靠著寫稿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文章涉及範圍很廣，東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邏輯實證論、近代中西思潮等，無所不談。勞先生不修邊幅的外表、爽朗的談笑，以及他淵博的學識和高效率的工作，都很令人心儀。藉由勞先生，使我生平初次接觸如此新奇的世界，並深深地被吸引。

第二個原因，我在書報攤上看到香港出版的《人生》雜誌，讀了以後很有啟發。這本雜誌是最早宣揚當代新儒家的一個重鎮，當年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他們的文章，比較理論性的都發表在《民主評論》上，比較通俗的文章都發表在《人生》雜誌上，所以《人生》雜誌蠻受當時青年人歡迎。我看了這個雜誌幾期以後，就寫了一封信給雜誌的負責人，他叫王貫之。他很快就給我回信，然後我們就開始通信，我就把我心裡的苦悶告訴他。他支持我，他說：「你應該朝你自己的理想去奮鬥。」他鼓勵我，他說：「我不能幫助你太多，但是凡是你給我的稿子，我就給你登。」《人生》是一個私人的雜誌，所以稿費不高。王貫之先生贊成我改變生活，至於該怎麼改變？當然人家不知道。

2.山居歲月

我第一次接到貫之先生的來信，是一九五四年的二月十七日。同年三月，我不顧一切地辭去記者工作，在臺北郊區大屯山山麓租了一間小茅屋住下，決心做個賣稿維生的文人。這個《人生》雜誌，是我面臨第二次困境時，能夠下決定離開新聞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辭職後我可以繼續寫稿子維生，不至於餓肚子。廿世紀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對友愛的描述是：「對任何另外的一個人有一種責任、關懷、尊重和認識的感覺，並且希望促進他的生活。」就我親身所感受的，貫之先生對我的友愛，每一點都做到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這一千多個日子，除了微薄的稿費收入，我沒有做其他工作，稿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人生》。《人生》是個窮雜誌，有時連印費都付不出，可是我的稿費卻很少拖欠，我就靠著這點若斷若續的稿費苟延著生命，住在茅屋裡專注苦讀。

那時候寫什麼稿子呢？寫小說。我在入山以前寫過一些小說，當時還沒能力寫理論性的文章，所以初期發表的，仍以小說為主。我在《人生》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叫《長夜之光》，漫漫長夜中的光芒，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本宣傳儒家思想的現代小說，王貫之先生好喜歡，因為它弘揚儒家嘛！唐君毅先生也喜歡，他說在新文學裡從沒有人把儒家理想寫到小說裡面去的。我就寫過這樣的小說，這是典型的「文以載道」，是我後來最反對的文學觀。接下來的四、五年當中，我在《人生》發表了十多萬字，文章不論好壞，貫之先生從沒有退過我的稿，甚至連我給他的信他都在雜誌上發表，然後算點稿費給我。

當時除了《人生》以外，我試著向《民主評論》投稿。《民主評論》是由徐復觀先生主編，最初是蔣介石拿錢辦的。一九四九年初蔣介石總統下野以後，住到溪口他的老家去，徐復觀曾是他的機要祕書。當時蔣介石就說，將來在大陸失敗的話我們到臺灣去，你到臺灣或香港辦一本宣揚中國文化的雜誌。《民主評論》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出版，主要銷售臺灣，在當時是臺灣最好的思想性雜誌，也是稿費最高的雜誌。

我們長輩這代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能學得到的，開始的時候徐先生直接把稿子退給我，後來他知道我的生活情況，知道這年輕人有決心向學，所以後來的稿子他就給我改，改了以後給我發表，然後把稿費給我。那個年代有這樣的長輩，知道你既然有志於向學的話，我就幫你。

由於當時我寫小說，也偷偷地看過一些三○年代的小說（當時在臺灣是禁書），什麼巴金呀、矛盾呀，這些小說我年輕時也看過，所以對五四以後的新文藝、新文學我有一點了解。我最早投給《民主評論》的文章是〈中國三十年來文藝的回顧與前瞻〉，結果徐先生給我改了兩次，才勉強發表。我記得我在裡面稱讚魯迅，但徐復觀先生很不欣賞魯迅，他就給我改掉。徐復觀先生的文章是一流的，從梁啟超以後，並不多見。他除了學術上的成就以外，有五本大政論，他一輩子寫了很多政論，寫得非常好，文章有見解、有才氣。蔣介石跟毛澤東一樣，用的一些祕書都是很有文采的人。

後來我還因為在《民主潮》投稿、發表文章，而認識了勞思光，因為《民主潮》是青年黨辦的，而勞思光的爸爸就是青年黨。那時的勞思光也賣文為生，每個月寫一萬字，稿費是一千塊（這在五○年代算很優厚，我後來開始教中學，每月薪水才三百多元）。我在《民主潮》投稿認識勞思光，在《人生》投稿認識王貫之，在《民主評論》投稿而跟徐復觀有往來，都是文字的因緣。

3.理想的火焰
我的運氣不差，我一輩子的貴人不少，牟宗三先生是勞思光帶著去見的（一九五四年），同一年我就跟著勞思光，一起參加牟宗三先生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自己辦的一個講座，叫「人文友會」。人文友會的記錄曾在香港的《人生》雜誌發表過，後來在臺灣也出版成書了。我記得那次，我跟勞思光是以來賓身分參加的，此後隨著持續參加人文友會，開始接觸、親近牟先生。

同時我到臺灣大學哲學系去聽方東美先生的課，他是唐君毅的老師，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學，就是現在的東南大學校址。我聽方東美的「人生哲學」一年，聽他的「印度哲學」一年。還有陳康教授，他是中國的希臘文專家，我聽他的「希臘哲學史」一年。

唐君毅先生很尊敬方東美，一直很稱讚他。牟先生不喜歡方東美，我跟牟先生親近以後，他知道我在聽方東美的課，就有點不以為然。方先生口才非常之好，但你要是想在他的課堂裡學到東西不容易，因為他的學問很博，胡天蓋地的、古今中外的糾結在一起，比較沒什麼條理，但是內容很豐富，語言很美。你聽他的課很過癮，可聽完了，不容易得到具體東西。他講「人生哲學」，第一堂課就在黑板上寫四個大字，叫「天人曠照」，你們懂這意思嗎？具體的內容就是柏拉圖和歌德。那個時候臺大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三、四年級是一起上課的，當時劉述先是哲學所一年級，我們坐在一個桌子聽課，所以那個時候就認識了。

就在這個時期，生活慢慢的困難，有時我沒錢坐車，必須從火車站走到臺大和師院聽課，大概要走半小時；人文友會是在夜間舉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

我在那個茅屋裡住三年半，最苦的時候，就是買一個饅頭分三次吃，然後拿開水把肚子灌飽。夏季院子裡面有木瓜，就摘木瓜下來充飢。在這個情況下，只能勉強維持生命，叫你不至死亡，艱難到了這個地步。

脫離師門，找到自己的聲音
下面講第三個困境，談的是關於我決定脫離師門的原因和心情。

1.牟宗三先生的影響
我從一九五四年認識牟宗三先生，然後一直交往六年多。最後的三年，因為他在臺中的東海大學，我在臺中第一中學，差不多每個星期六我們都在一起。牟先生很少朋友，也很少跟同事往來，那個時候他還沒有結婚，他是五十歲才結的婚。每次我去他家裡吃飯，在他家裡睡一夜，交談得非常密集。

牟先生到東海大學後，也辦了一個私人的講座，他有講學的熱情。為什麼要辦私人講座呢？那是因為平常教學，教室裡面的學生不是他能選擇的，你繳學費我上課，是交換的行為，不容易教到真心想要學的學生，所以他自己在學校開私人的講座，願意來的學生，都是後來容易跟他發生私人情誼的。東海大學當時夜間教室不開放，講座是在學校餐廳舉行，這也是牟先生人生第一次講康德、講黑格爾，當時是由我做記錄。我記錄得很辛苦，每次講座結束以後我就把記錄整理出來，然後每個星期一次到老師家裡，由老師再用紅筆稍加刪改，他說我記得不錯。我聽牟先生一年的「中國哲學史」，我也有課堂記錄，至今仍保存。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磨練，訓練我如何做哲學思考，並將這些思考有層次、有條理地表達出來。

牟宗三先生是把我帶上學術道路的決定性力量，儘管有人在前面啟發了，但都不是決定性的力量。他也改變了我的治學方向，原來我在教中學的時候，我自發的興趣是中國文學，想搞中國文學史。因為中學的那個圖書館這方面的書相當豐富，我就把有關美學的書和文學理論的書讀了很多，並把好的給摘錄下來，我摘錄了十多萬字，現在那些稿子還留著。原來也想研究中國的美學，我對美學有興趣，當時有一篇美學的文章，是發表在《民主評論》上面的。

當時我的小說，王貫之先生很稱讚，唐君毅先生也很喜歡，但後來牟宗三先生看了就是鐵口直斷說：「你寫小說沒有前途，因為你的筆調不對。」後來我了解了，牟先生要的文學筆調，就是要有藝術性。牟先生把我自發的興趣給打掉了，在他的誘導下，我就慢慢進入了儒家的道路。我跟隨牟先生時，最早的文章發表在《人生》雜誌上。當時《人生》雜誌弄了兩期專號，讓牟先生最早在臺灣的五個學生各寫一篇文章。我記得牟先生還為了我們的專號寫了個序，序文裡面有一句話「一葉知秋」，似乎表示這些年輕人都這麼嚮往儒家，大概儒家將來可以復興了，我想是這個意思吧。在專號裡我寫的文章都跟道德有關係，這些文章都是牟先生審核過，然後寄到香港發表的。

2.脫離師門的原因
我跟著牟先生的經過，後面再詳細談，現在我只談為什麼當時我會選擇脫離對我有恩惠的老師。我脫離師門，有外在的原因，有內在的原因，也還有一個催化劑。

外在的原因就是一九六○年，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到香港大學去了。當時的東海大學還沒有成立哲學系，徐復觀先生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在大陸時期，徐先生曾參與國民黨高層機要，親身經歷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來臺後，他一向是對國民黨公開批評最多的知識分子之一。牟先生離開東海大學，實際上是因為跟徐復觀先生處得不好，他不喜歡徐先生常惹是非。牟先生的離開，給我的感覺就像早年離開我父親時一樣，渾身有一種舒適感，因為當時他讓我感受到龐大壓力。他離開了，管不到我了，當時就是這樣一個感覺，成為我脫離師門的外在原因。

還有一個內在的原因，就是我跟著他最後的幾年，我開始想儒家的缺點。這也是我一種自發的興趣，我想：「你們把儒家講這麼好，難道儒家就沒有缺點嗎？」我就把五四以後批評儒家的文章看了不少。一九六二年間開始中西文化論戰，當時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在《文星》雜誌發表後，徐復觀先生曾約我們以《民主評論》和《人生》做地盤寫文章反擊。在此之前我沒有看過《文星》，就找了前幾期來看，結果李敖的文章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和鼓舞，最後不但沒有參加徐先生的論戰，反而讓我從《文星》的讀者變成《文星》的作者。我對儒家的缺點發現得很多，後來我對儒家的批判在《文星》雜誌發表，殷海光看了文章以後就說：「你超過了過去陳獨秀他們對儒家的批判，你是真正深入過的，入乎其內然後出乎其外。」我在《文星》上發表的文章，後來收在《儒家與現代化》裡面，那些文章，在我現在看來是有些太情緒化的。

除了外在的原因、內在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催化劑。所謂催化劑，就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戀愛了。戀愛的對象是臺中一中的同事，她教初中三年級，我教高中三年級。因為當時社會很保守，徐復觀先生知道我跟一個有夫之婦在談戀愛，其實人家早就在鬧離婚，只是沒離成。徐復觀先生說這種事情他不管，卻寫信告訴牟先生。牟先生知道後就給我一封很嚴厲的信，命令式地說：「趕快、立刻斷掉，太不像樣了。」他說我生活剛剛安定下來就作怪，把我痛罵一頓。他的話是沒那樣講，但意思明顯得很，就是假如你不聽的話，我們的師生關係就拉倒。你看這個給我的壓力多大呀！這個女同事是我人生中所遇到真正了解我的對象，也是我第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喜歡的對象，但師恩如山的老師給你開出條件來，你該怎麼選擇？到了現在這個年紀，回想起我這一生啊，我這個人的性格，就是「我想要的，我不惜代價」，我就是有這個冒險的勇氣。

我離開牟先生二十多年以後，本來有一個可能和好的機會，就是一九八二年在夏威夷召開朱子學會議的時候，陳榮捷也請了牟宗三先生。那時傅偉勳也了解我跟牟先生的關係，後來傅偉勳就告訴他的老師陳榮捷。他們就出了個主意，說等牟先生來開會時，他們出面給我們和解。在外國教書的人認為，這事很平常，這個不算什麼嘛，不應該有這麼大的恩怨，何況你這個學生離開老師以後，這幾十年，已開創了自己的人生。可惜後來這個會，牟先生可能是因為身體受不了坐長途的飛機，所以最後他是推薦蔡仁厚參加。

3.走自己的路
我後來開始出書，現在看到我的著作目錄是從一九六五年開始，也就是在我思想改變重新出發以後寫的。我後來的文集都沒有收錄在牟先生門下那個階段的文章，之前的幾十萬字也都讓它埋葬了，沒有讓它流傳。

講到這裡，各位心裡可能會問：「你脫離師門，內心有負疚嗎？」坦白說，有的。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如此出格的行徑，在德行上是很嚴重的問題，這問題困擾著我，使我很長時間內心難安。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才使我比較坦然，原來這中間糾葛著中西哲學傳統裡一個核心問題。

當我蘊育脫離當代新儒家氛圍的過程中，希臘哲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當時並未理解到，受希臘影響的西方哲學傳統與中國思想傳統之間，在方法上、心態上、價值取向上都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中國思想傳統以「傳道」為第一優先，「授業」、「解惑」這類知識層面的事，只是為傳道服務的，在知識真理探索上，根本沒有發展出如西方哲學的獨立性。西方哲學則很早就擺脫了道德價值的糾葛，為了追求無限可能的真理，抱持著批判的態度，甚至冒險、叛逆的勇氣，成為追求真理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以傳道為優先的中國思想傳統裡，成德的工夫和道德人格的塑造（成聖成賢），成為終極價值的追求，因此，人格的典範，後人只能企慕追循，冒險叛逆當然被視為罪惡。

至此，我終於了解傳統孔家廟的設計，以及後世大儒不像西方哲學家個個都想獨建廟堂的道理。可惜百年來的哲學界，包括當代新儒家，並未把這個時代性的大謎題加以釐清。我脫離的當代新儒家，雖以復興儒家為職志，他們一生的貢獻畢竟是在建立新的學統，早已偏離了儒家原來的軌跡。

剛才講的離家出走、更換跑道、脫離師門三次人生困境的抉擇，經過半個多世紀再來反思，離家出走難免是由於少不更事的衝動所驅使，缺乏人生多艱的風險觀念；更換跑道、脫離師門似乎也有不得不爾的苦衷。生活的實際境況，往往是很複雜的，如今再想理清已不可能。

從我的經驗可知，人生的道路有不同的可能性，根據我讀傳記的經驗，凡是天賦很高和有多元才能的人，往往要面對許許多多的可能性。人生在困境中的抉擇，是人生最大的難題，問題是人若非經由不斷的抉擇，又如何賦予生命意義呢？

回想前塵，我為走出困境所遭遇的種種苦難，都是我生命或心理成長所付的代價。在此過程中，既有失落的徬徨，也有重生的歡欣。當我過了八十歲，生活上仍能獨立自主，和年輕時的這段歷練，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本文節選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水牛出版社出版，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