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哲學家
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
永不停息的思想探索
林語堂的跨文化心路歷程，現代中國文化體驗的一面鏡子

錢鎖橋的《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以現代中國知識思想史，尤其是中美知識交往史為背景，追溯林語堂穿梭中西文化的跨國之旅。林語堂中、英、德的三語創作，是展露中國現代文化最重要的遺產之一；林語堂的跨文化心路歷程，是現代中國文化體驗的一面鏡子。
本書圍繞林語堂探尋「新的中國」、「新的文明」之主軸，展示他如何作為一名自由主義批評家，堅定有力地捍衛「德先生」；展示他如何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出一套「抒情哲學」，並推向世界大獲成功，從而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性之路上仍具備可用資源與活力。
無論從人生經歷或批評範疇來看，林語堂的跨文化之旅凸顯其跨國、全球性。在此跨文化轉譯過程中，林語堂的批評視野面向整個現代文明（中國現代性問題為其一部分），而不僅僅侷限於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與關懷，對新的中國，甚至這個世界，都深具啟發性。
《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運用大量未經披露或發掘的第一手中、英文資料，以歷史學家的嚴謹考證與跨文化理論視野相結合，重塑林語堂在現代中國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經典地位。

錢鎖橋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博士，現為英國紐卡索大學教授。專治中西文學文化研究，著有中、英文作品多部，包括Liberal Cosmopolitan: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The Cross-cultural Legacy of Lin Yuta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等。

福建漳州阪仔是個小山村，離廈門約一一二公里。一九○五年村裡建了一座新教堂，本來是個泥磚建築，屋頂不夠牢靠。負責該教區的美國牧師苑禮文（A. L. Warnshuis）從美國訂購了一批鋼筋，給教堂屋頂做梁。同時，美國傳教團體還贈送了一口鐘給新教堂，和鋼筋一塊兒運了過來。一座十五公尺高的鐘塔赫然矗立於新教堂門口。新建的教堂儼然成了村裡最矚目的建築，再加上美國的支援，讓當地基督徒備感鼓舞。然而，也有村民不太高興。有個鄉紳向村民募捐，在新教堂正對街建了一座佛廟，門口放了一只大鼓。只要教堂裡的鐘一響，這邊的鼓就打起。這種對壘讓教堂裡的一幫孩子特別來勁，他們爭先恐後去拉鐘繩敲鐘，一定要贏。這場較勁延續了幾個月，後來被教堂牧師叫停。最終佛廟關了，鼓也沒了，而這間小教堂至今還在。
參與這場「宗教競爭」的，有個名叫「和樂」的孩子，當年十歲，他父親林志誠就是負責修建該教堂的牧師。林語堂後來喜稱自己為「山裡的孩子」，一輩子受惠於閩南家鄉俊山秀水的滋潤。這當然不錯。但影響其一生更重要的因素是其家庭宗教背景：他從小是位「教童」。
林語堂於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生於福建漳州阪仔村。一八九五年在中國現代史上是個分水嶺。是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中國慘敗，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地賠款。更重要的是，甲午之敗讓中國士人心理大受打擊。日本昔日也就是個遠藩，經過明治維新，效法西方，一躍成為列強之一，把中國打得只有跪地求饒的分。這一仗把中國士人一夜打醒，宣告洋務運動破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案難以為繼。從此以後，中國義無反顧地踏入現代進程，而且求新求變的心態越來越激烈，沒有什麼可以阻擋得了：文化上有所阻礙，那就「全盤西化」；政治上有所阻礙，那就搞革命推翻政權。總之，一八九五年以後，沿用兩千多年的政治文化體系正式宣告破產，中國踏上了現代化進程的不歸路，儘管路途坎坷，充滿焦慮與激昂、衝突與紛爭、革命與流血、犧牲與出賣――誰敢說：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了方向？
在此意義上講，林語堂可謂與中國現代共生。成年後他將積極參與塑造中國現代性進程這項艱鉅而複雜的事業，其跨文化旅程為我們留下寶貴的遺產。而他童年的發展則要歸於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縱深推廣――這正是現代性在中國推進的一種特殊形式。林語堂出生時，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已經展開半個多世紀，成功滲透到像阪仔這樣的偏僻山村。林語堂已是第三代華人基督徒。他祖父曾參加太平天國，造反失敗後便失蹤了。他的父親躲在床下逃過劫難，後來成為虔誠而勤奮的鄉村牧師。派駐該區的美國牧師苑禮文博士很器重林志誠，覺得他既聰明能幹又任勞任怨，兩人很快成為朋友。用林語堂的話說，他父親「是他那個時代的先進楷模。他執著有理想，富於想像，很有幽默感，永遠都有幹不完的事。我們孩子耳濡目染，受他影響，對一切新的現代事務、對西方世界的知識都近乎如痴如狂」。
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父親就是本村牧師，這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相對於山村其他孩子，林語堂享有巨大的教育優勢。
林母生了六個兒子、兩個女兒，林語堂排位倒數第二。這是個典型的中國大家庭，同時又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家庭，一大家子和睦相處、互敬互愛，兄弟姊妹各盡其職，基本上從無爭吵。林語堂長大時，他兩個姊姊已經開始操持家務，男孩也要挑水幹活。林父是村裡的牧師，也是村裡基督徒家庭孩子的教師，林家孩子和村裡其他孩子每天就在林家上課。每天晚上睡覺前，全家都要聚在一起禱告。從小生長於平和、虔誠的基督教家庭，顯然對林語堂今後的人格成長影響深遠。
林語堂父親是個基督教牧師，但也是中國人，他的家庭教育當然也要教中文和中國文化經典，比如《詩經》。林語堂在八歲時按三字經格式，自己編寫以下範句：

人自高
終必敗
持戰甲
靠弓矢
而不知
他人強
他人力
千百倍

林語堂的兄弟姊妹發現小「和樂」的創作，爭相傳閱，弄得和樂很不好意思。林氏的創作才華很早就露出苗頭。
然而，身為牧師的兒子，對童年「和樂」影響最深的，還是傳教事業帶來的西方文明點滴。除了《聖經》，傳教士還帶來了西方生活方式和新知識。林語堂與西方文明的第一次接觸是苑禮文牧師寄宿林家後所遺落的領扣，小「和樂」拿來玩，非常好奇，不知道是用來做什麼的。林語堂還記得，苑禮文牧師離開後，他住的房間充斥著一股濃重的黃油味，得把窗戶都打開才能讓味道散去。建新教堂時，苑禮文牧師還帶了一盒木工工具箱，包括一支鑽孔器，讓小「和樂」敬佩不已。林語堂童年獲益最多的是苑禮文牧師帶來的基督教週刊《通問報》，它為林語堂一家打開了西方知識的大門。林志誠從該報了解西方的科學與發明，還得知西方最好的大學如牛津、柏林大學，幻想自己的兒子有朝一日也能上這樣的大學。
林語堂十歲便離家去廈門鼓浪嶼上教會學堂。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廈門成為第一批沿海「通商口岸」，鼓浪嶼是洋人聚居區，建有教會學校「尋源堂」。作為牧師的兒子，林語堂可以免費上學。一九○五至一九一一年，林語堂在「尋源堂」修習的課程有英語、中文、算術、幾何、天文、物理、生理和歷史。按照校長畢腓力（Philip Wilson Pitcher）牧師的說法，學校上的知識課「都是次要的，教會學校主要目標在於培養有基督教信仰的年輕人……以便將來為聖神的教會事物盡職」。林語堂對苑禮文牧師印象很好，晚年回憶時還充滿溫馨感，卻對畢腓力牧師印象很差。這位校長「很貪婪」，整天忙於鼓浪嶼火熱的地產事物，辦公室不斷傳出「算盤的嘀噠響聲」。畢腓力太太倒是「一位和藹可親的英國女士，她的聲音甜美柔和。女性傳教士合唱團優美的聲音真好，給我印象深刻」。
一個山村來的孩子到通商口岸教會學堂上學，不光得到課本知識，眼界也開闊不少。在鼓浪嶼，林語堂第一次看到蒸汽發動機，既驚詫又好奇。鼓浪嶼街上經常可以看到法國和美國水手，他們往往醉醺醺地晃蕩著。有一次英國足球隊到鼓浪嶼比賽，讓教會學堂的學生去做服務生，端茶送水。鼓浪嶼有球類俱樂部，洋人男男女女在此社交、相互擁抱，林語堂和其他學生會趴在窗戶偷看。一九○七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派美國軍艦到訪廈門，林語堂和其他教會學堂學生也有機會參與接待。軍艦展示了西方的強盛，林語堂領會到了，從而更加深了對西方知識的渴望。
一九一一年，林語堂畢業於「尋源堂」，同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朝，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是年對林語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國家大事，而是林家做了一個重大決定：送林語堂去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個鄉村牧師做出這個決定不容易，雖然這是聖公會辦的教會大學，不用學費，但是赴上海的盤纏及生活費都是很大的負擔，還好林語堂二哥剛要從聖約翰畢業，可以接濟林語堂的生活費，他父親又向摯友借了一百元送林語堂赴上海。最終，林志誠送了三個兒子就讀聖約翰大學：林語堂二哥林玉霖、林語堂以及林語堂的么弟林幽。
成名後林語堂經常會動情地講述他二姊美宮如何犧牲自己以成全他上大學的故事。美宮比林語堂大四歲，兄弟姊妹中林語堂和她最親近。美宮也到廈門上了教會學堂，資質聰慧，學習用功，特別喜歡林紓翻譯的西方小說。林紓也是福建人，林譯小說在現代文化史上是個傳奇，本人一個英文字不識，卻在助手幫助下幾乎譯遍西方小說，其文言譯文優雅動聽，讓一代人傾倒。特別是林譯《茶花女》風靡一時，美宮和小和樂都特別喜歡。他們還一塊讀林譯霍爾姆斯偵探小說，完了自己再添油加醋編撰一些驚險情節講給母親聽，讓老人家聽得心驚肉跳。教會學堂畢業後，美宮特別想繼續上大學，死活不願立刻嫁人，向家人求情、發脾氣，但最終也沒有辦法。要讓女兒也上大學，實在超出了鄉村牧師的能力。
其實癥結不在學費，學費也是可以免的，只是旅行盤纏和生活費沒有來源。當林家決定只能送林語堂赴上海念大學時，美宮不得不嫁人了。美宮也特別喜歡小弟弟「和樂」，從小既調皮又聰穎。一九一一年，林家乘船出發，先送美宮到鄰村嫁人，再送林語堂到廈門去上海。結婚儀式結束之後，美宮把林語堂叫到一邊，從自己口袋裡拿出四角錢塞給小弟弟，含淚說道：「和樂，你現在有機會去上大學了。你姊姊是個女孩，上不了大學。千萬不要浪費你的前途，要做一個善良的人、一個有用的人，要做一個名人。」兩年以後，林語堂得知他親愛的二姊美宮得瘟疫去世，她的臨別贈言則陪伴了他一生。

後記（節錄）
這是一本林語堂傳記，透過追溯林語堂一生的心路歷程，來探索現代中國尋求重生的坎坷經歷。可以說，這本書源自我自身精神知識上探尋「父親」的需要。一九七六年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時，我剛上中學。那天下午，全校停課，組織聆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重要節目，一陣哀樂傳來，播音員以沉重的語氣宣告：我們敬愛的領袖、全國人民的父親毛主席與世長逝。一下子全班同學都哭了，有人抽泣，有人嚎啕大哭。我也哭了，而且內心驚慌失措：我們沒了父親，那怎麼辦？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屋」內長大的青少年，有這種反應再正常不過。不久，文革之後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鐵屋」開始有漏洞，漏網之魚也就乘機跳了出來。我也是幸運的一條。第一跳從南方一個小城來到京城上大學，第二跳遠離窒息的首都來到南國新興的經濟特區，第三跳神奇地來到太平洋彼岸――加州柏克萊大學――留學。八○年代以及之後來到海外，我腦海裡縈繞的一直都是中國，試圖刨根問底探究的問題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有一情景，一位學生向總理哀泣道：中國沒希望了！為什麼會是這樣？中國曾經有過希望嗎？中國曾經是什麼樣子？中國是怎樣走到現在這個樣子？夏志清曾評價說新文化五四一代作家知識分子都有一種病，叫「情迷中國症」。我可能也有這種病，不過我情迷的正是五四一代士人，因為是他們那代人搞出了一個「新中國」，讓我在陽光雨露下成長。另一方面，在「海外」、「自由世界」情迷中國，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鐵屋」的形成（更不用說當下「中國的崛起」），正是由推崇自由與民主的西方世界共推而成。
我在「鐵屋」裡長大，第一次聽到林語堂的名字要等到八○年代所謂「文化熱」盛行之時。八○年代的「文化熱」好像是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翻版，極力提倡「西化」，各種「西方理論」再次譯介進來，其不便言明的目的是要為馬列毛澤東思想找到另類話語。我當時剛剛大學畢業，有幸接觸到法國思想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著述，並悉心譯介到漢語世界。同時在書店碰到一本書，叫《中國人》，是一個中國作家英文著述的漢譯，這人的名字還從沒聽說過，叫林語堂。讀完後印象深刻，感覺書中對中國、中國人的話語完全是一套新的說法，但當時還不知道如何消化。再說，我當時的興趣是「西方理論」，一直到柏克萊前幾年都是如此。但隨著在美國實地經驗的積累，越來越覺得「西方理論」難以和不斷增強的情迷中國病無縫接軌。理解現代中國必須有一個「中國聲音」。初到柏克萊留學，我很幸運地在少數民族研究系找到了一份助教的工作，教英語閱讀和寫作，課堂上選用的教材是亞美文學作品。
在那兒我又碰到了林語堂。令我驚詫的是，有一本流行的亞美文學教科書，一方面把林語堂當成「華美文學作家」的先驅，一方面以激烈的語調批評林語堂，不光是因為林語堂不符合華美作家應該以美國為歸依的主旨，還因為林語堂的「政治不正確性」，那種批判語氣和現代中國文學史中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論調如出一轍。我一頭鑽進柏克萊圖書館，把林語堂所有的書籍（有的放在亞洲研究欄，有的放在美國研究檔）全都借了出來。我感覺自己找到了一個「中國聲音」，慢慢地發現我的父輩、祖父輩到底幹了些什麼，從而為我帶來了一個「新中國」，讓我茁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