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入陣：十二位政治工作者群像錄

請加入「堆石頭」改變社會的行列
──鄭麗君（行政院文化部部長）

　我很喜歡法國已故總統密特朗所說的一個小故事：「將一塊石頭放在另一塊石頭上面，一塊接一塊，這對我來說是有意義的。一位異鄉人問工匠：『你們在做甚麼？』工匠回答：『我們在堆石頭。』接著在稍遠處，他又問另一位工匠同樣的問題，對方回答：『我們在蓋一座大教堂。』」
　這就是差異，根植於信念與願景的差異。政治工作者的「政治日常」看似差不多，但出發點不同，結果也將不同。從政者如果心中懷有民主的想像，透過公共思辨形塑理想藍圖，並能以終為始，每一塊石頭將會堆得不一樣，最終能夠引領社會蓋起一座承載理想的大教堂。
　政治理想有可能嗎？著名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另有一個經典比喻，他說，世界運行的方向或許經常由物質或精神上的利益所決定，但由「理念」創造出的「世界圖像」，猶如軌道的轉轍器，可以決定軌道的方向。我認為，從政者不應只是上車下車，而是可以透過治理方式的革新，扮演轉轍手（switchman），導引國家往理想的方向前去。
　文化在生活裡傳承與創造，卻是國家的根本，需要百年大計。一如我擔任文化部長時的初衷，文化部的使命不在於「治理文化」，而在於「文化治理」，希望能將文化視野帶入政府體制，融入國家發展的思維。因此，我們的工作就是在打造一個有利於文化長期發展的政策架構，支持文化公民權自由、多元且平等的實踐，讓文化成為改變的力量，改變心靈、改變生活、改變社會，也改變政治。
　我也同時深刻體認，政治必須被改變，包括政府整體的體制運作、政策思維、計畫制定及預算編列模式，乃至於政治文化都需要不一樣的「文化治理」才有長遠的可能。唯有追求一個能夠實踐理想與價值的政府體制（無論誰在體制的任何一個位子上，都能真正「做事」），也才能真正為人民帶來改變，帶來新未來。
　我一直相信，青年之於社會最大的資產，便在於能夠為時代帶來「改變」的無窮可能；《青年入陣——十二位政治工作者群像錄》一書中，記錄的正是青年政治工作者在體制內試圖改變的故事。本書記錄他們的政治路徑，在工作場域中理想與現實的拉扯，對於了解青年從政心路歷程有極高的參考價值。體制內的政治實踐就像拔河，每次角力都是一個階段，串成漸進改變的過程。這個過程也讓從政者更細緻反思自身價值與政治價值的內涵，而非處在新、舊政治的絕對對立當中，進退失據。
　作為一位曾在街頭倡議、參與智庫、兩度入閣及擔任立委的政治工作者，我歷經三度政黨輪替，深刻體認政治的變與不變，只要心中懷抱理想，總還是有在體制內突圍的機會。我希望以此期許從政的年輕人「逆風而行」，不要只是搭順風車，經歷心志磨練後，終將成長成不一樣的政治實踐者。
　誠摯邀請您加入青年世代「改變社會」的行列，只要起身而行，一定會有可以奮戰的位置，讓我們一起為深化臺灣的民主盡一份心力！

難違情義理
──專訪楊懿珊（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任秘書）

撰文者：楊盛安

「陳水扁是政治人物的啟蒙，他捲起的旋風，確實讓大家覺得他是可以帶領臺灣改變的一號人物……陳水扁競選連任臺北市長時，我正在墨爾本念書，盯著Yahoo首頁，開票時要透過手動更新，瞭解臺灣的政治脈動。」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任秘書楊懿珊娓娓道來。陳水扁連任失敗，她和許多六、七年級出生的熱血青年同感失落，對故鄉的牽掛則是她比較不同的地方。

初見，政治人物的啟蒙者
　楊懿珊的政治思想啟蒙源自於父母，當她就讀板橋文德國小三、四年級時，他們拿著黨外時期的刊物並嚴正地批評課本那些歌功頌德的教材內容。父母的心情也是矛盾的，擔心楊懿珊到學校去宣揚不同於課本的想法。她說，「我心裡開始對國立編譯館教材的內容產生諸多疑問，後來去到國外，接觸了不同於臺灣的本土觀，我才再去檢視自己是誰。」
　二〇〇二年，陳水扁以民進黨主席的身分約見青年部，席間他請每個人抒發己見。當時的楊懿珊是實習生，首次近距離面對黨主席，她直率地說：「臺灣應該要討論『媒體規範』，現在新聞臺的各種亂象，令我實在看不下去。」陳水扁點點頭，回覆說：「我們在媒體議題要很小心，基本上最高的價值是捍衛新聞自由。」在受訪現場中，楊懿珊回憶著十六年前的往事，差點壓抑不住自己波濤的情緒：「我必須強烈地批判高度商業化的媒體，它們是民粹式的監督，已逐漸喪失第四權的角色，非常可惜，臺灣缺乏理性監督的媒體！」有此言論，源於她就讀澳洲國家大學時，深受美國哲學家杭士基（Norm Chomsky）的影響。
　楊懿珊是新北市板橋人，新埔國中畢業後去澳洲讀書，曾在澳洲、英國求學。進入市府團隊前擔任行政院文化部次長辦公室專門委員，負責文化事務和國際文化交流。「政治圈裡，誰和誰在校園認識，進社會後就方便就近照顧；我是國中畢業就出國讀書，與臺灣朋友連結較少，少了一群學長、學姐，在政治圈相對就落單許多。直到進入黨部、臺灣智庫、國會辦公室，才開始建立人脈，其實也是傳承了林佳龍、鄭麗君的人際網路。」楊懿珊感恩的表達自己特殊的背景，所以這兩位先進也是提攜她的重要「老闆」。
　可以想見，以前的楊懿珊並非活躍的社會運動者，首次參加的社會運動在一九八八年的澳洲：當時的政治人物寶琳•韓森Pauline Hanson力主排華，澳洲社會擔心白澳政策再度興起，因而推動了反種族歧視遊行。二〇〇五年反分裂國家法遊行，她當時是負責維安的黨工，從後臺近距離觀看登臺者如何論述，遠望民眾守護臺灣的意念。
　楊懿珊停頓一會兒才憶起臺灣遊行的初體驗。

走進地方說故事
　「其實這個時代就是比誰會說故事。」她直言。
　身為臺中市文化局主任秘書，她放下「做一分事情，說一分話」的觀念，進而扭轉成「做一分事情，說兩分話」的理念，「多一分是要讓市民理解事情是有意義的，更必須在極短的時間說明。」楊懿珊以民眾的角度敘事，和她在鄭麗君國會辦公室因工作撰寫的新聞稿有異曲同工之妙，「自己不想看的東西就不要寫，自己不想聽的話就不要講，只要知道這是文化局的施政就足夠了。」訪談時，楊懿珊同樣精簡地道出她的個人施政理念。
　在臺中市政府工作期間，她強烈感受到，「在私部門工作是一回事、在黨部工作是一回事；在智庫工作是一回事、在國會是一回事；在中央部會是一回事、在總統府是一回事；在地方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楊懿珊終於瞭解到「臺灣社會之如此分歧」的原因，也逐漸拼湊出完整的臺灣異象。其中，政府制度是不利橫向溝通和整合意見，政府法規也有不合時宜的地方，「若不瞭解體制的行事規則，只會被體制玩弄跟擺布，對於國家的進步是沒有幫助的。」她略帶提醒的、訴說著自己的施政堅持。
當她任職於立法委員鄭麗君國會辦公室副主任期間，她的身分是媒體聯絡人，對身心障礙者、蘭嶼反核廢料以及婚姻平權等議題都有很深刻的印象。鄭麗君曾任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青平臺基金會董事長，對於年輕人懷抱著特殊的使命感。
　楊懿珊憶起當時的情景：「鄭委員花了很大的心力去改變一些事情，很堅持於開創一個環境為弱勢族群爭取權益，她也不受任何選票的約束考量。」身為媒體聯絡人，「創造話題、爭取外界支持」是很重要的課題，也追求讓媒體「全文照登」的企圖，「訊息要明確、簡潔。」楊懿珊略有自信地說道，「大部分時候都做得到，只要廢話不要太多。」
　如何扮演好媒體聯絡人？楊懿珊說：「我有某一種敏感度。」她補充，「當然一開始會害怕，但如何精準地傳達鄭委員的立場，掌握媒體訴求或用什麼方式讓閱聽者接收消息，這都是一段需要摸索的過程。不過我發現，只要開誠布公地向記者們講訴其困難之處，基本上記者朋友們都滿友善的；我很感謝很多記者朋友們告訴我，一則新聞稿要如何扼要傳達內容，才讓我學習到很多寶貴的經驗，不去犯別人曾犯的錯誤。」
二〇一三年，吳伊婷跟吳芷儀遭內政部撤銷婚姻，同時間，臺灣伴侶權益聯盟、鄭麗君、尤美女聯合召開記者會質疑內政部違法。後來內政部召開專案會議，做出婚姻登記合法的結論。楊懿珊認為，「這個陳情案是結合民間力量跟民意機關的例子，更是婚姻平權的里程碑；這個運動能夠加速前進，鄭委員是很關鍵的人物，」推動這個議題時，面對外界直接的抨擊與謾罵，「幸好那時候有鄭委員當後盾，我才有空間做事。」楊懿珊目前在林佳龍主政的臺中市政府服務，「林委員也是支持婚姻平權的政治領袖之一，前後任老闆在此議題的立場一致。」對於楊懿珊，這是幸運的際遇。她對制度研究頗感興趣，在立法院工作三年多，也累積不少具體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