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的自由人：一個歷史學者的抉擇

★旭日中綬章得主李永熾自傳
★入圍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獎
草根裡成長出來的人
有著草根的韌性
也有著硬挺的背脊

獻給為台灣奮鬥的每一個人

出生於八仙山的李永熾，從小過著彷彿與世隔絕的生活
沒有感受到二戰的總動員，也不知道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插秧、除草、游泳、抓蝦、捕蟬，就是他童年的全部
那時他從沒想過，有一天他會成為台大歷史系教授
更沒想過，他會參與社會運動與台灣獨立運動

成長於客家小村庄的他，隨著求學，一步步邁向更大的城市
東勢初中、台中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
留日期間，他親眼目睹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深受感動
復為日本蓬勃的學術朝氣所震撼，開始研讀韋伯、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的著作

回國後，他積極透過翻譯與出版，將世界思潮引入台灣
1980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展開
他站到第一線，投身社會、政治與文化運動

參與《當代》雜誌的創辦、投入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澄社、台灣教授協會、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加入建國黨

一路上，他遭逢了各種抉擇
有著被邊緣化的悲哀，也有著自我邊緣化的自由

本書由傳主長女、政大台史所副教授李衣雲撰筆，涵蓋家庭生活史、學思歷程、學界故事、翻譯與文化工作、政治與社會運動等內容，是一部透過個人史，反映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傳記，也是一本融合社會與庶民生活史的書。

【家庭生活史】
本書從傳主父母的身世寫起，那是1910年代的台灣，身為草藥醫的阿嬤，為丈夫納了偏房，生下了兒子，也就是傳主的父親；傳主的母親則是金電車推車員的女兒，幼時被送走當養女，後來不堪養兄荼毒，逃回了原生家庭。傳主的父母親，成年後，透過相親，結為連理。他們在中日戰爭如火如荼之際，搬到八仙山工作，生下了長子李永熾。這個篇章記載了早年送養孩子的情景、1930年代的婚嫁習俗，以及戰爭時期，八仙山加保台宿舍的生活。

接下來循著傳主李永熾成長的軌跡，敘說一個農家的孩子，如何在貧困的環境下，一邊幫忙做農事、劈柴砍柴，一邊想辦法念書。到了研究所時，又如何努力打工，分擔家計，資助弟妹念書。其中有著一個鄉下小孩到台大念書時，因省籍、階級、城鄉差別而遭排擠的感受，也有著跨越這些隔閡而相互扶持的真摯友誼。更有著他在現今「臺一冰店」，與一生的伴侶方瑜，認識、交往、相知相惜到結婚的故事。

最溫馨的片段，莫過於兩人成立家庭後，伴隨著兩個女兒的出生，一家人相處的時光：到興隆路田邊散步、在床邊講故事、到重慶南路逛書店、到紀伊國書店看書、租錄影帶回家觀賞、到光華商場買電腦、看漫畫等等。作者以一種真情又幽默的口吻，呈現出一家人的好感情。

【學思歷程】
就讀台中一中時，圖書館的《自由中國》、《自由人》、《天文台》，啟蒙了他的自由思想。大學時，透過學習日文，閱讀了許多日文書，研究所階段，在大部分同學都以中國史為研究重心時，他選擇當時被忌視的日本研究，以福澤諭吉為對象。

留日期間，他看到了台灣看不到的書，於是努力啃書，原本閱讀的是當時日本盛行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卻遭遇左派教授拒絕讓他上課，只因為他來自台灣，就被視為蔣介石的同路人，這使他對於左派份子在思想與實踐的落差，有了深刻的體驗。

在研究中，他最關心的是，日本如何從獨裁的封建體制走向比較開放的明治體制，民主化或自由化的開放體制，又如何回到軍國法西斯體制？這些過程委實值得現階段的台灣人關心。

他也從日本近代史的發展思索何謂真正的民主化，並不是打倒國民黨，台灣就會自動變得民主。而是每個國民都必須從內在發展出對自我負責的概念，追求自身的獨立與自主，為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負責，才能求取國家的獨立與自主。

【學界故事】
四十年的學術生涯，讓他看盡了學界百態。例如在研究所時期，即因省籍關係而無法當上助教、無法借閱到線裝書，甚至在講師時期，也因此無法獲得留職留薪的出國進修機會。也有台大歷史系同事威脅他加入國民黨，否則就要使他無法順利升等。

在他當上台大文學院院務代表時，則遭受許多誤會，許多無法成功升等的人，都以為是他害的，在外面四處說他的不對，甚至正面伸腳踢他，殊不知，在院務會議裡扯他們後腿、投反對票的，很多根本是他們認為一定會支持他的人，但院務會議裡應該保密的事，他也不會說出去，所以到頭來，黑鍋都扣在他這隻烏鴉頭上。

在指導學生方面，也有許多故事，一九八○年代末，永熾已積極參與很多社會與政治運動，台獨的主張也鮮明起來。台灣的學界與政界一向關係緊密，不僅保守勢力處於優勢，「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更是深入人心，很多人都擔心跟他有牽扯，會影響到自己的前途，部分他認真教出來的學生，就這樣跟他劃清界線，凡是仕途遇到不順，就怪罪是老師的台獨立場害了他們。但也有不怕死的學生，依然找他指導。

【翻譯及出版工作】
身處於資訊封閉的時代，他很想把新知識引進台灣，因此做了許多翻譯與出版的工作，包括水牛出版社、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遠景出版社諾貝爾得獎系列，以及牧童出版社，都有他的作品。這些章節裡，記載著他與各家出版社合作的過程，包括他最佩服的兩位出版人：張清吉與沈登恩。

自1970年代起，他與許多家報紙、雜誌往來，參與的專欄寫作包括《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聯合報》副刊、《國語日報》史地版等等，後來更參與《當代》雜誌的創辦，並且在上面發表許多論文，一九八○年代末期，也開始在《自由時報》副刊撰寫文章。些章節，記載著身為撰稿人的他如何與報社及雜誌主編，相互討論內容，透過傳遞思想，進行邊緣的文化革命。

【政治與社會運動】
1980年代，他愈來愈投入政治與社會運動，書中記錄了他參與各項運動與組織的經過，包括五二○農運的靜坐抗議、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參加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共同創立又退出「澄社」，投入台灣教授協會、為黨外人士站台、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參與「現代學術基金會」、應邀擔任電視政論節目與談人，出任彭明敏競選總統幕僚、加入建國黨等等；其中的起伏跌宕，不僅可以讓人感受台灣狂飆年代的氣氛，也能讓人看見許多因共同理念而凝聚的團體，如何分裂、變質與瓦解。

名人推薦

這是長女為父親的口述寫傳記，其中關竅除了家族關係外，更重要的是，他／她們都是學者、教授，都有留日背景，都共同關懷台灣及台灣的前途發展，且都受過極嚴格的學術與理論訓練，所謂「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最能形容。我固然不知道他／她們訪談的過程與細節，通讀全書，可以斷言，寫李永熾回憶錄的，沒有第二人比小雲（這是她的暱稱）更適當。——金恒煒（政治評論家）

這本回憶錄不僅記錄了李老師自己生命的軌跡，在某種程度上，也記錄了台灣如何從強人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的歷程，特別是記錄了李老師如何從思想到政治為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努力的歷程。對於關心台灣歷史的朋友或後學，閱讀本書無論對過去台灣發展的認識，或是思考台灣的未來，一定可以有新的體會和認識。——薛化元（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口述／李永熾
1939年出生於台中石岡，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2022年獲得日本政府「（令和4年）春季外國人敘勳」的「旭日中綬章」。

撰寫／李衣雲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作為邊緣的自由人
李永熾

我生於不知有二二八，也不知有白色恐怖的客家小村莊；初中以前，幾乎沒有離開過土牛，這個與外部隔絕的村落頗有桃花源之勢，我自由自在地上山下水，也跟家人一起下田。但奇怪的是，我在這裡卻可以看到中國通俗小說、以中國故事為主題的歌仔戲。讀初中時，也曾一度是文藝少年，專看中國流亡到台灣的文藝作家作品，幾乎誤了我的升學。想來在這桃花源裡，我依然受到了中國的薰染，不過也許因為那些東西寫的全是中國的事情，終於看煩、看膩了，我因此早日脫離了中國，走入另一個不同的中國。
看煩了文藝作品，開始撿回我的課本，也因此第一次走出有色似無色的桃花源，進入另一個比較自由的國度｜台中一中，也第一次從鄉間進到城市。
台中一中有開放的圖書館，午飯後我總悠遊於圖書館的書報架上，《自由中國》、香港的《自由人》和《天文台》，是我自由思想的啟蒙者，也是我拒絕國民黨的淵藪；記得高二時，國民黨廣招高中生入黨，許多同學入了黨，我卻拒絕。拒絕入國民黨，除了《自由中國》等雜誌外，胡適可能影響我最大。因《自由中國》認識了胡適，我成了胡適迷，國民黨曾通緝胡適，胡適在二戰前也強力批評國民黨。由此我慢慢知道了二二八，也知道了白色恐怖。
進入大學後，我又走到了另一個陌生地。進台中一中，是第一次到台中；進台大，是第一次到台北。無論在台中或台北，我都是孤獨的，幾乎沒有朋友，讀書便成了我的唯一樂趣。在大學，我讀了許多中國書，也因為學日文，讀了許多日文書。於是，在大學到台大任教期間，我認為我有了偉大的發現：想不到，我是活在一個悲涼的偉大時代。
所以說悲涼，是因為二戰後許多殖民地都離棄殖民主而獨立了，唯獨台灣因同族魔咒，放棄了獨立，歡迎中國進駐，由此招致屠殺式的二二八和無「法」的白色恐怖，許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與財產；然而從這悲涼的觸底反彈中蘊生了偉大的動力。
我所以說偉大，乃因那些失去財產或離農的人，默默利用黃昭堂教授所說的「紅包」文化遊走世界各地，形成一股中產階級力量，形塑了台灣中小企業的特色，為台灣贏得了新興工業國的美名，一方面對抗那些跟國民黨掛勾而欺壓台灣人的財團（無論台資或中資），一方面與反國民黨勢力結合，於一九七○年代末期與黨國勢力抗爭，意欲創出屬於自己的自由民主國度。這豈不是當時國際上台灣唯一而僅有可以創出獨立自由的機會，台灣人若能利用這機會創出新的局面，豈能不謂偉大！
在這發現下，我放棄以中國為中心的研究，而走向當時被忌視的日本研究，對象則是屬於自由主義的福澤諭吉。研究所畢業，教了半年書，毅然留職停薪，到了日本。在留美成風潮的那個時候，留日也可以說是一種邊緣路線。
到日本，又是第一次。第一次對我都是很可貴的。在台灣，我讀了許多中國書，但都是談古老的事；讀了許多日文書，也是二戰前日本留下的。馬克思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書籍在台灣都是被禁的。到了日本，我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台灣黨國主義下不可能有的讀書面向；先啃讀主流（或稱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偏偏又遇到反主流馬克思主義的學生運動。不管主流或反主流的馬克思主義，都反對強調精神自由的自由主義。但是在台灣，人人都被法西斯的黨國主義綁得毫無生氣，精神自由多麼可貴！我認為當時的台灣最需要的是脫魔咒的近代主義和自由主義。
在早稻田大學的遭遇，讓我認識到馬克思主義者同情弱小的說法並不可信。於是，我逐漸認同丸山真男的主張，他認為上層結構不必一定要受下層結構約制，必須兩者一起往前邁進，再互相結合，形成一個大結構。因此，在日本，我從馬克思主義走向了脫魔咒的近代主義與自由主義。
但是，我最關心的還是日本如何從獨裁的封建體制走向比較開放的明治體制，民主化或自由化的開放體制又如何回到軍國法西斯體制？明治維新世代的人們疼惜建立不易的國家體制，所以維持既有的憲政體制唯恐不及，到大正後的新世代，卻為個人權力慾，想盡辦法破壞既有的憲政體制，而走向權力一把抓的法西斯體制，這些過程委實值得現階段的我們關心。
回國後，我恢復教職，偶爾也在報紙副刊寫些文章，當時副刊常被稱為報屁股，可說是典型的邊緣區塊，但在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初期卻發揮了強大的邊緣力量。如果一九八○年代的中心是國民黨黨國主義，爆發式的社會運動則是以邊緣力量衝擊黨國中心。而金恒煒接連副刊的邊緣力量創辦《當代》，暗中與社會運動配合，以世界性的知識力量衝擊封建的黨國思想，用曾經風行過的思想鬥爭來形容，亦無不妥。在這場鬥爭中，我也曾出力過。
總之，一九七○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社會運動與思想鬥爭，我都曾參與，我的一生似乎沒有白白度過。我是一個凡人，以曾為台灣人出過力，而覺得不愧此生。
但要我寫回憶錄或自傳，實在沒有必要。薛化元教授曾經建議由我口述，他執筆撰寫，我沒有答應。他很是執著，知道我疼愛兩個女兒，女兒的要求，我很少能拒絕，他就叫大女兒衣雲要我口述，她書寫。有一天，她拉我到書房，要我講故事，這個故事是我的一生。從此，她一有空就拉我到書房講故事。這讓我想起了她小時候要我講故事的情景。
她上小學前，我們住在興隆路，每到太陽下山前，衣雲、方瑜和我三人（衣晴還沒出生），沿著辛亥路行走，太陽下了山，月亮剛升起，衣雲就鬧著要回家，她怕月亮，媽媽說她是從月亮貶到人間的；媽媽也很奇怪，一到黃昏就心悸，我稱之為黃昏症。三人一回家躺到床上，衣雲就要我講故事，她不想再聽媽媽講的故事（大都是西方兒童故事），要聽我的，我哪有什麼故事？拗不過她，只好把自己小時候的頑皮事加油又加醬，說給她聽，想不到她竟聽上癮了，每次散步回家，都要聽我講故事。
這回她要我講我一生的故事，斷斷續續講了五年，其中有傷感，有歡樂，有被邊緣化的悲哀，也有自我邊緣化的自由。講著講著，我常常想起我的父親、我的母親。他們為子女吃了多少苦，我這個做長子的知道最多，非常感謝他們；也要感謝弟妹們的相互扶持，同樣要感謝一起為台灣奮鬥的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

寫於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八○年代，永熾走的是社會運動路線，自從五二○農民運動以後，他對於台灣社會運動的投入頗深，包括反軍人干政、反對萬年國會等，幾乎無役不與，其中也包括了廢除刑法一百條。

獨立台灣會案與廢除刑法一百條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廢止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五月九日卻發生了「獨立台灣會案」。調查局以參與史明的獨立台灣會為由，衝入清華大學抓走歷史所學生廖偉程，隨後又逮捕台大社會所畢業的陳正然、社運人士王秀惠、傳教士林銀福等人，十一日再逮捕張貼獨台會文宣的安正光。但事實上，這些人並沒有採取什麼暴力行動，只是在一起讀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而已。
這件事讓方才經過野百合學運洗禮的大學生極為憤怒，不只是調查局在未知會清大校方的狀況下，衝入校園抓人，說實在的，如果調查局知會了，校方會不會拒絕也很難講，更因為這五人是以刑法一百條被起訴，也就是唯一死刑。廖偉程等人被捕消息一傳出，以清大歷史系與台大社會系為中心，全台各大學串連發起罷課，到台北車站靜坐抗議。當時衣雲就讀台大社會系，社會系的行動聲明還是她寫的，永熾看到傳單，才發現自己女兒的文筆原來還不錯。逮捕這五人的行動背後，應該是非主流派的反撲，企圖藉由殺雞儆猴的方式，奪回白色恐怖時代的寒蟬效應，但在學生強烈罷課、占領台北火車站等反抗運動下，立法院最後於五月十七日三讀通過廢止《懲治叛亂條例》，並讓被補的五人交保釋放。這其中當然也少不了李登輝的借力使力。
《懲治叛亂條例》廢止後，其母法《刑法》第一百條的正當性，也遭質疑。同年九月，陳師孟、林山田、瞿海源、張忠棟等知識分子發起「一百行動聯盟」，要求廢止侵犯人權、以思想定罪的刑法第一百條，並宣布將以非暴力的方式，反對國慶閱兵這種軍事統治的象徵行為。
國民黨政府對此非常戒備，可是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不能像過去以「暴民」之名把他們處理掉，所以他們從媒體下手，《中央日報》等媒體用很大的篇幅批評反閱兵是「與全民為敵」。但其實李登輝也有意停止閱兵，就向一百行動聯盟釋出善意，聯盟因此考慮停止十月十日的反閱兵抗議行動。不過沒料到十月八日他們在總統府前的拒馬外模擬抗議時，遭到憲兵暴力驅離，結果這場流血事件反而使這些教授決心抗議到底，他們退到仁愛路上台大醫院基礎醫學大樓大門外的雨遮底下靜坐。國民黨出動了憲兵與警察，用一層層的鐵網、拒馬和警力，把這些抗議人士包圍在裡面，不讓他們出來進行反閱兵的行動。這時已是十月九日了。
一百聯盟的核心成員是陳師孟、林山田等人，整個行動中，永熾都只是一個熱心的支持者而已。模擬抗議當天，永熾因為台大有課沒有參加。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那就是無論怎麼關心社會、怎麼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黨外活動，先決條件是不能荒廢自己的本業，甚至要做到更好，這樣才對得起自己的志業，也才不會授人把柄。他對學生也都會強調這個原則。比如，他曾對薛化元說：「你參加社會運動或其他運動，我一概不反對，但是你不能荒廢你的本業，教書就是以教書為主，不能教書教一半，跑去做其他事。以前很多在國民黨部兼職的人，一接到黨部開會通知，立刻停課，或者延到禮拜六上課，這絕對不行，『黨』是一個社會團體，你不可以違反你本身的職業倫理。」
所以永熾是上完課才到台大醫學院，那時基礎醫學大樓已遭到警察層層包圍，根本進不去。恰好施明德去到現場，他在一九九○年被釋放以後，被當成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還有人稱他為「戰神」。當時他要進去，警察就開一條路讓他走，永熾跟在後頭也混了進去。施明德待沒多久就離開了，而永熾則留了下來。
因為隔天十月十日就要舉行升旗典禮與閱兵，所以十月九日這天，愈晚氣氛愈緊張，半夜十一、二點時，有人從基礎醫學大樓搬了一張大躺椅出來，放在雨遮下方正中央，李鎮源也從裡面走出來坐在那邊，本來警察已經準備要把永熾他們抬走，但李鎮源一坐定之後，他們又退了回去，雙方繼續僵持。
一百聯盟能有那麼大的聲勢，和李鎮源的加入有很大的關係。他是世界聞名的蛇毒研究者，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在那個時候，院士的地位是很高尚的，台灣人院士更是屈指可數。李鎮源和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許強是好朋友，胡鑫麟則是他的妹婿，許強被槍決、胡鑫麟被捕在綠島服刑後，李鎮源對政治變得很敏感，也很疏離。陳師孟花了很大力氣去說服，終於讓他決定站出來，反抗當年讓許強遭槍決的法條。
李鎮源坐鎮之後，因為他是院士，年紀又很大，警察不敢隨便動他，怕出什麼意外，他們承擔不起。但隔天要閱兵，國民黨當然不願意在抗議聲中進行他們的國慶大典，所以一直給警察壓力。警察好幾次要發動驅離，又怕使用暴力驅離這些教授和院士，會付出社會代價。有幾次警察要上前，台大法律系的林山田就對警察大吼：「幹什麼！院士在這裡，你們幹什麼！」警察就不敢動了。那時的警察雖然很兇，但服從權威的念頭也很重，林山田當過警察，也當過中央警官學校的老師，在警察之中威望很高，這些警察以前都是他的部下或學生。原本他不是積極參與黨外運動的人，卻在此刻勇於站出來，永熾深感佩服，而他也因這一吼一戰成名。
即使有李鎮源坐鎮，還有警察的前輩林山田在現場，但時間愈來愈緊迫，上面給的壓力愈來愈大，凌晨一點左右，警察開始抬人。永熾、張忠棟、黃武雄剛好坐在一起，他們雙手抱胸，互相勾住手臂，避免被拖開，警察用力扯開他們，兩個抬一個，把他們抬上永熾稱之為「囚車」的鎮暴車裡，窗子上面都有鐵絲網，車子一塞滿就發動。永熾問：「這是要開到哪裡啊？」有人說：「好像聽到要把我們送到新竹去『丟包』。」大家一聽到新竹，心想到時只好自己坐計程車回來，但那時已經凌晨三、 四點，也不知道叫不叫得到計程車。沒想到鎮暴車發動後，不是駛向新竹，大家心裡都有點發涼，不知會被丟到哪裡？但畢竟不是白色恐怖時期了，一個、兩個比較難說，現在有幾十個知識分子，應該不致於一口氣把他們全都失蹤掉吧！結果鎮暴車在公館師大分部對面把他們丟了下來。竟然離台大這麼近！大家下來笑笑後各自離開，永熾就回家了。陳師孟等人很有決心，又返回總統府，但這時連台大醫院都被圍在拒馬裡面了，警察守得死死的，他們只能在外面大聲抗議。
這一年的中華民國國慶典禮與閱兵，就在層層鐵絲網與拒馬的保護下結束。李登輝隨後宣布不再舉行閱兵，所以一九九○年也是中華民國最後一次閱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