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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趙春山，1946年生於廣西桂林，國立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俄文組學士、政大東亞研究所碩士、政大政治研究所博士，並赴美國喬治城大學俄羅斯區域研究計畫進修，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曾任政大東亞研究所講師、副教授、教授兼所長；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所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曾兼任《中央日報》、《聯合報》主筆，中廣節目主持人，陸委會諮詢委員、海基會顧問，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及遠景基金會董事長。
現為淡江大學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及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顧問、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顧問。
著有《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和諧世界」與中共對外戰略》，主編《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並發表關於中共、俄羅斯及國際問題等議題之多篇論文。
曾任政大東亞研究所講師、副教授、教授兼所長；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所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曾兼任《中央日報》、《聯合報》主筆，中廣節目主持人，陸委會諮詢委員、海基會顧問，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及遠景基金會董事長。
現為淡江大學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及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顧問、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顧問。
著有《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和諧世界」與中共對外戰略》，主編《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並發表關於中共、俄羅斯及國際問題等議題之多篇論文。
作者簡介
趙春山，1946年生於廣西桂林，國立政治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俄文組學士、政大東亞研究所碩士、政大政治研究所博士，並赴美國喬治城大學俄羅斯區域研究計畫進修，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曾任政大東亞研究所講師、副教授、教授兼所長；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所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曾兼任《中央日報》、《聯合報》主筆，中廣節目主持人，陸委會諮詢委員、海基會顧問，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及遠景基金會董事長。
現為淡江大學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及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顧問、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顧問。
著有《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和諧世界」與中共對外戰略》，主編《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並發表關於中共、俄羅斯及國際問題等議題之多篇論文。
曾任政大東亞研究所講師、副教授、教授兼所長；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所長，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曾兼任《中央日報》、《聯合報》主筆，中廣節目主持人，陸委會諮詢委員、海基會顧問，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及遠景基金會董事長。
現為淡江大學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及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顧問、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顧問。
著有《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和諧世界」與中共對外戰略》，主編《兩岸關係與政府大陸政策》，並發表關於中共、俄羅斯及國際問題等議題之多篇論文。
序
臺海波詭雲譎四十年――觀察四位總統的大陸政策
第一章 李登輝的左右搖擺
糾纏不清的統獨情結
《國統綱領》，以時間換取空間
九二會談是事務性談判
「來自臺灣的李總統」
康乃爾的民主講話
九六臺海戰爭邊緣遊戲
誰簡化成「兩國論」？
第二章 陳水扁的左支右絀
化解臺獨原罪的「四不一沒有」
新中間路線
杜鵑何時啼，待之可矣！
一邊一國
《反分裂國家法》的弦外之音
終統反中
第三章 馬英九的左右平衡
和解制度化
循序漸進，只經不政？
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
兩個「互不」
歷史性的馬習會
鋼索上的平衡
第四章 蔡英文的左思右想
為「兩國論」背書
神祕的六小時
「美國隊」隊長
捅破那道薄弱的紙門
溫情喊話，兩面不是
陳明通說了什麼？
「九合一」有藏鏡人？
第五章 臺美中的關鍵時刻
改革開放四十年
中美戰略競爭欲罷不能
臺美關係水漲船高
習近平的對臺戰略與策略
詭譎的總統大選
第六章 逆境中的生存之道
立足臺灣，知所進退
胸懷大陸，良性互動
放眼世界，對外開放
結 語 以和為貴，合則兩利
目次
出版者的話 為歷史留下紀錄，為未來接受檢驗 高希均
自 序 臺海波詭雲譎四十年――觀察四位總統的大陸政策
第一章 李登輝的左右搖擺
糾纏不清的統獨情結
《國統綱領》，以時間換取空間
九二會談是事務性談判
「來自臺灣的李總統」
康乃爾的民主講話
九六臺海戰爭邊緣遊戲
誰簡化成「兩國論」？
第二章 陳水扁的左支右絀
化解臺獨原罪的「四不一沒有」
新中間路線
杜鵑何時啼，待之可矣！
一邊一國
《反分裂國家法》的弦外之音
終統反中
第三章 馬英九的左右平衡
和解制度化
循序漸進，只經不政？
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
兩個「互不」
歷史性的馬習會
鋼索上的平衡
第四章 蔡英文的左思右想
為「兩國論」背書
神祕的六小時
「美國隊」隊長
捅破那道薄弱的紙門
溫情喊話，兩面不是
陳明通說了什麼？
「九合一」有藏鏡人？
第五章 臺美中的關鍵時刻
改革開放四十年
中美戰略競爭欲罷不能
臺美關係水漲船高
習近平的對臺戰略與策略
詭譎的總統大選
第六章 逆境中的生存之道
立足臺灣，知所進退
胸懷大陸，良性互動
放眼世界，對外開放
結 語 以和為貴，合則兩利
書摘/試閱
中美戰略競爭欲罷不能
美國是影響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這是大家熟知的事實。中美關係牽動臺美中三邊關係的變化。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川普推出他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被視為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折點。因為報告將中共與俄羅斯一起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報告並指控中共採取技術、宣傳和脅迫等方式，企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利益和價值對立的世界。時隔僅一個月，美國國防部於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日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中，直指中共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中共的新定位，反映的是美國對中政策和中美關係的變化。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企圖對中國大陸進行「和平演變」，故把中共視為一個「改造的對象」。小布希執政初期，則把中共視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代表雙方關係的惡化。隨後，美國的反恐行動獲得中共支持，促使美國在二○○六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把中共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歐巴馬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雙方形成一種競爭與合作共存的關係。歐巴馬在二○一○年五月發表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甚至表達歡迎中共擔任負責任的「領導角色」。
為什麼川普上臺後，對於中共的戰略定位會出現重大變化？謝淑麗把中美關係的困難和緊張，歸咎於中共處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轉變，而非美國採取主動。謝淑麗認為，這個轉捩點始於二○○○年代中的胡錦濤執政時期。在中共二○○八年舉辦奧運前後，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共不以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而是透過經濟刺激措施，避開了危機，並保持高速增長。於是，中國國內出現「過早勝利主義情緒」（premature triumphalism）。中共領導人和民眾，要求採取更為強勢的外交政策。習近平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雙倍加碼演出。
然而，就算中國大陸有些人因中國崛起而「自我感覺良好」，這又與美國何干？我想，根本原因還是中國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所說，中美雙方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他們兩人把「戰略互疑」歸納為三個主要來源：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
用共產黨的術語說，上述涉及結構性的因素，是深層的、是難以調和的，屬於雙方的主要矛盾；涉及利益衝突的部分，是表層的、是可以調和的，屬於次要矛盾。而當中美力量對比出現敵長我消的情況時，就會因利益衝突，而劍指雙方的主要矛盾。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在川普發表的年度《國情咨文》中，就明白指出「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已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
因此，從利益的考量我們發現，川普雖在競選期間發表許多敵視中共的言論，以及因「川蔡通話」而導致中共的疑慮，但他很快邀請習近平訪美。雙方多次會面後，還建立了層次更高、協商議題更廣的溝通管道。即從戰略及經濟對話，擴展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路安全，以及社會和人文等四項領域。尤其針對敏感的軍事安全部分，兩國提出建立「聯合參謀本部對話機制」的構想，以避免危機升高。但這只是曇花一現，雙方因利益而結合，也會因利益而分離。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立即加深了美國對中共的戰略疑懼。
第一，中共採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並未接受美國眼中的普世價值，也沒有仿效美國引以為傲的政經發展模式，就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成為世界舞臺的要角。
第二，中共雖強調不做霸權，但其日益增長的綜合實力，已挑戰到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美國最擔心的是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已強化了中共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角色。
第三，中共強調多邊主義，對外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這些主張和川普所強調的單邊主義和雙邊談判不同，被美國視為中共意圖改造世界藍圖，將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挑戰。
川普政府於是以對抗，來反制中共的崛起。在經濟領域方面，針對美中長期存在貿易逆差及智慧財產權爭議，川普決定對中共實施貿易制裁。先以「三○一條款」挑起中美貿易爭端，再以「中興通訊事件」為工具，把戰場擴大至科技領域。二○一八年四月三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根據調查結果，公布擬加徵五百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商品清單，並徵求公眾評論。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這是自一九七○年代尼克森開啟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對中國大陸所採取最具攻擊性的貿易回應。接著，白宮則於二○一八年六月十五日宣布，對五百億美元大陸進口商品，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鎖定「中國製造二○二五」。
為緩和雙方的貿易衝突，二○一八年十二月一日，中美在阿根廷舉辦的G21峰會中，取得九十天休兵的協議；但接下來就是一場馬拉松式的談判過程，可說談談打打，邊談邊打。川普於二○一九年五月十五日簽署「保護資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的行政命令，禁止企業使用被認為有國安風險公司製造的電信設備。美國商務部因此將華為（Huawei）及旗下七十家子公司，全數列為出口管制黑名單。儘管這個決定已在五月二十日暫緩九十天實施，但一般認為，這是「中興事件」的翻版，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是，川普政府正以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做為遏制中共崛起的起手式。《新華社》明白指出：「美方揮舞關稅大棒貿易霸凌、漫天要價勒索中國的背後，包藏著壓迫中國改變基本經濟制度的企圖。」許多大陸學者也認為，美國掀起貿易戰的最終目標，是「既要錢又要命」。在他們看來，多買一點美國農產品，讓貿易平衡一些，這還好辦，破財消災嘛！但如果要求中共進行經濟結構重整，那就可能傷筋動骨，茲事體大。
就在中美醞釀一場貿易持久戰之際，中共《人民日報》自五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二日，一連刊出九篇署名「鐘聲」的文章。應對一九六三年中蘇衝突時，中共發出的「九評」，這次人稱「新九評」。值得注意的是當年「九評」發表的動機與時機。表面上，這是一場涉及中蘇意識形態的論戰，但其中卻隱含當時雙方對內和對外政策的因素。中共是在一九五八年推動「大躍進」引起三年的大饑荒後，推出「九評」。之後，中共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中蘇也從文鬥一步步走向武鬥，最終導致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事件」。
由此可見，中共此時發表「新九評」的目的，不僅是解釋中共對貿易戰的立場，主要還是在動員大陸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從事內部的精神武裝。
二○一九年六月二日，中共國務院更發表了八千多字的《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批評美國挑起對中國經貿摩擦，損害兩國和全球利益；指責美國在中美經貿磋商中出爾反爾、不講誠信，損害兩國關係，並殃及全球。白皮書指出，現任的川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對外採取一系列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措施，動輒使用關稅大棒，將自身利益訴求強加於他國。中共這次的宣傳對象已非僅止於內部群眾，而是擴及受貿易戰影響的世界各國。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川普與習近平在日本大阪舉辦的G21峰會上，雙方達成了下列的共識：美國不對中國大陸貨品加徵新關稅、允許「華為」購買美國企業設備；中國大陸將增加對美國商品和農產品的採購；雙方恢復貿易談判。
一般認為，這是川普為競選連任而做的戰術性妥協，雙方結構性的矛盾並未解決。
美國是影響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這是大家熟知的事實。中美關係牽動臺美中三邊關係的變化。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川普推出他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報告被視為美國對中政策的轉折點。因為報告將中共與俄羅斯一起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報告並指控中共採取技術、宣傳和脅迫等方式，企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利益和價值對立的世界。時隔僅一個月，美國國防部於二○一八年一月十九日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中，直指中共為「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中共的新定位，反映的是美國對中政策和中美關係的變化。
冷戰結束初期，美國企圖對中國大陸進行「和平演變」，故把中共視為一個「改造的對象」。小布希執政初期，則把中共視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代表雙方關係的惡化。隨後，美國的反恐行動獲得中共支持，促使美國在二○○六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把中共定位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歐巴馬任內對中共的定位，從「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到「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雙方形成一種競爭與合作共存的關係。歐巴馬在二○一○年五月發表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甚至表達歡迎中共擔任負責任的「領導角色」。
為什麼川普上臺後，對於中共的戰略定位會出現重大變化？謝淑麗把中美關係的困難和緊張，歸咎於中共處理外交政策手法的轉變，而非美國採取主動。謝淑麗認為，這個轉捩點始於二○○○年代中的胡錦濤執政時期。在中共二○○八年舉辦奧運前後，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中共不以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模式」，而是透過經濟刺激措施，避開了危機，並保持高速增長。於是，中國國內出現「過早勝利主義情緒」（premature triumphalism）。中共領導人和民眾，要求採取更為強勢的外交政策。習近平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雙倍加碼演出。
然而，就算中國大陸有些人因中國崛起而「自我感覺良好」，這又與美國何干？我想，根本原因還是中國大陸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所說，中美雙方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他們兩人把「戰略互疑」歸納為三個主要來源：一是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二是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認識不夠；三是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
用共產黨的術語說，上述涉及結構性的因素，是深層的、是難以調和的，屬於雙方的主要矛盾；涉及利益衝突的部分，是表層的、是可以調和的，屬於次要矛盾。而當中美力量對比出現敵長我消的情況時，就會因利益衝突，而劍指雙方的主要矛盾。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在川普發表的年度《國情咨文》中，就明白指出「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已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
因此，從利益的考量我們發現，川普雖在競選期間發表許多敵視中共的言論，以及因「川蔡通話」而導致中共的疑慮，但他很快邀請習近平訪美。雙方多次會面後，還建立了層次更高、協商議題更廣的溝通管道。即從戰略及經濟對話，擴展至包括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及網路安全，以及社會和人文等四項領域。尤其針對敏感的軍事安全部分，兩國提出建立「聯合參謀本部對話機制」的構想，以避免危機升高。但這只是曇花一現，雙方因利益而結合，也會因利益而分離。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立即加深了美國對中共的戰略疑懼。
第一，中共採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並未接受美國眼中的普世價值，也沒有仿效美國引以為傲的政經發展模式，就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成為世界舞臺的要角。
第二，中共雖強調不做霸權，但其日益增長的綜合實力，已挑戰到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美國最擔心的是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倡議，已強化了中共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角色。
第三，中共強調多邊主義，對外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這些主張和川普所強調的單邊主義和雙邊談判不同，被美國視為中共意圖改造世界藍圖，將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挑戰。
川普政府於是以對抗，來反制中共的崛起。在經濟領域方面，針對美中長期存在貿易逆差及智慧財產權爭議，川普決定對中共實施貿易制裁。先以「三○一條款」挑起中美貿易爭端，再以「中興通訊事件」為工具，把戰場擴大至科技領域。二○一八年四月三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根據調查結果，公布擬加徵五百億美元的中國大陸商品清單，並徵求公眾評論。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這是自一九七○年代尼克森開啟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對中國大陸所採取最具攻擊性的貿易回應。接著，白宮則於二○一八年六月十五日宣布，對五百億美元大陸進口商品，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關稅，鎖定「中國製造二○二五」。
為緩和雙方的貿易衝突，二○一八年十二月一日，中美在阿根廷舉辦的G21峰會中，取得九十天休兵的協議；但接下來就是一場馬拉松式的談判過程，可說談談打打，邊談邊打。川普於二○一九年五月十五日簽署「保護資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的行政命令，禁止企業使用被認為有國安風險公司製造的電信設備。美國商務部因此將華為（Huawei）及旗下七十家子公司，全數列為出口管制黑名單。儘管這個決定已在五月二十日暫緩九十天實施，但一般認為，這是「中興事件」的翻版，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是，川普政府正以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做為遏制中共崛起的起手式。《新華社》明白指出：「美方揮舞關稅大棒貿易霸凌、漫天要價勒索中國的背後，包藏著壓迫中國改變基本經濟制度的企圖。」許多大陸學者也認為，美國掀起貿易戰的最終目標，是「既要錢又要命」。在他們看來，多買一點美國農產品，讓貿易平衡一些，這還好辦，破財消災嘛！但如果要求中共進行經濟結構重整，那就可能傷筋動骨，茲事體大。
就在中美醞釀一場貿易持久戰之際，中共《人民日報》自五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二日，一連刊出九篇署名「鐘聲」的文章。應對一九六三年中蘇衝突時，中共發出的「九評」，這次人稱「新九評」。值得注意的是當年「九評」發表的動機與時機。表面上，這是一場涉及中蘇意識形態的論戰，但其中卻隱含當時雙方對內和對外政策的因素。中共是在一九五八年推動「大躍進」引起三年的大饑荒後，推出「九評」。之後，中共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中蘇也從文鬥一步步走向武鬥，最終導致一九六九年的「珍寶島事件」。
由此可見，中共此時發表「新九評」的目的，不僅是解釋中共對貿易戰的立場，主要還是在動員大陸民眾對政府的支持，從事內部的精神武裝。
二○一九年六月二日，中共國務院更發表了八千多字的《關於中美經貿磋商的中方立場》白皮書，批評美國挑起對中國經貿摩擦，損害兩國和全球利益；指責美國在中美經貿磋商中出爾反爾、不講誠信，損害兩國關係，並殃及全球。白皮書指出，現任的川普政府奉行「美國優先」政策，對外採取一系列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措施，動輒使用關稅大棒，將自身利益訴求強加於他國。中共這次的宣傳對象已非僅止於內部群眾，而是擴及受貿易戰影響的世界各國。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川普與習近平在日本大阪舉辦的G21峰會上，雙方達成了下列的共識：美國不對中國大陸貨品加徵新關稅、允許「華為」購買美國企業設備；中國大陸將增加對美國商品和農產品的採購；雙方恢復貿易談判。
一般認為，這是川普為競選連任而做的戰術性妥協，雙方結構性的矛盾並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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