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沃爾夫•比爾曼自傳

作者後記：關於TUI「蛻」這個字

我這有着兩重德國身份的詩人沃爾夫•比爾曼，也算是個中國人。因為我至少認識一個中國字：「蛻」，不論在世界另一端的民主台灣，還是共產中國都沒有人認識這個字。
我從我的祖師爺貝脫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那裏，學會了這三個字母拼成的字。大約八十年之前，他發明了這麼一個惡毒又譏諷性的字「TUI」。一九三三年，為逃避希特勒的獨裁德國，這位大詩人開始了艱難的流亡，來到鄰國丹麥。接著去了更遠些的瑞典、芬蘭，並橫穿蘇聯。在戰爭爆發前數天，獨裁希特勒和史達林結盟，布萊希特和妻子海蓮娜•魏格及兩個孩子史蒂夫、芭芭拉連帶情人露絲貝勞，搭乘海參威港的最後一班船，渡過太平洋，遠離屠殺，抵達美利堅。
在動盪的年代，布萊希特很優雅地幻化成中國模式，寫出了《易經／墨翟》（Buch der Wendungen. Me-Ti）一書。也就是說，一方面追求永恆藝術裡的名聲，一方面又要倖存於紛擾世界，這位經驗豐富的流放詩人，以老子《道德經》裡的人生智慧，來面對這充滿微妙和張力的境遇。
在逃亡和放逐的黑暗時期，布萊希特很有智慧地描寫一個知識份子痛苦的宿命。知識份子既不屬於有權有錢的高層，也不屬於被壓迫的低端貧窮大眾，按德文裡的說法，他是「進退維谷」的書生。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依然想兩全其美：勇敢地說真話，同時也獲得饗宴。這很困難，太難了！所以很多人就委身於權力。每個人都寧可待在溫暖的屋子裡，而不願爛在寒冷的監獄中。每個人都想飽餐美食、美酒麵包，而不甘在鐵絲網下吃發霉的豬食。簡而言之，大家都寧要香腸，不要大棒。
布萊希特把一個有那麼幾分被腐化的腦力勞動者，不再稱為知識份子「Intellektueller」，而把這個詞分解異化為新的「Tellektuellin」，簡稱就是「TUI」「蛻」。這樣一個「蛻」者，就會將他的理性交付給掌權者，以換取好的生活，或是只為了苟延殘喘。如此，他就成為權力者的「幫手」，或者如布萊希特取笑的「幫腦」，也就是一條聽話的走狗，他幫上級把每個臭不可聞的謊話，都噴香包裝，當真理出售。
這很尷尬，卻很真實。這幅很惡劣的畫像可惜也成為布萊希特自己並不情願的寫真。他在共產主義之間反覆徘徊，戰爭結束後，這位流亡詩人最終在東德找到了故鄉。在東西方冷戰時期他也夾在中間，這位劇作家一心一意要在東柏林建立他的「柏林劇院」，他成功了，但卻不是不付代價的。當一九五三年東德工人奮起反抗暴政獨裁時，詩人公開為斯大林式的東德政權站台。
年輕時代的我，有意想不到的運氣，能於一九五七到五九年之間，在這個世界頂尖的舞台工作與學習。我很快開始了自己的詩歌創作，面對共產獨裁，我作品的批評性愈來愈尖銳極端，小小屠龍者比爾曼的六弦吉他化成手中的木劍。
模仿我們世界著名的「戲曲寫手」的平民化說法，我這個青年「布萊希特迷」，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稱號「歌手」（Liedermacher）。歌手比爾曼就這麼在東德被全面封殺了十二年，最後粗暴地被從東邊的「鐵幕」驅逐到西方，取消國籍，從德國流亡到德國。
對於中國這樣被撕裂為獨裁與民主的國家，我的有些經驗也許值得參考。這種鬥爭也許並不只是表面上存在於一個大國和小國之間，它也在這兩個敵對國家的人們心裡騷動翻騰。中國人感受「蛻」這類知識份子的痛苦，一定不亞於我們歐洲人。
一九三六年，我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孩子出生在納粹德國，直到生命過半的時候，我才具有足夠的理性和勇氣，跟我兒時對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天堂信仰決裂。我終於成為一個好的背叛者，善意地說，是個忠實的「叛徒」。但是我從來也不曾是個「蛻」式的人物。

31.能改變自己，才能忠於自己

我一生都在從事寫作歌與詩，自從被驅趕出國以來，就一直舉辦各種音樂會。時代在改變，我自己也在變。從我寫的詩裡，最能看出我人生的斷層。只有一點是始終如一的：當我為一首新的詩來譜曲的時候，我總是先鑽進文本裡面去體會。我大聲地讀，將文字放在嘴裡，在舌尖感受，在唇上移動，聆聽內心發出的語言韻律。我用足尖打著拍子，然後用兩個足後跟踏地，因為音樂不僅是由曲調構成，還需要節奏。這之後我就試著脫離文字，因為音樂要浮上檯面，它不要只當文字的婢女，而要自成一體，它不是陪襯，而是對文本畫龍點睛，跟文本一同構成整體的藝術作品。音樂形成對比，它塑造一種態度，而文字卻不是這樣。這跟我尊敬的大師漢斯•艾斯勒不同，我從不用筆來創作，而是用手，用腳和舌頭。
寫這本自傳，我是從尚未出生之前就開始的，所以我現在在生命告終之前的幾年就結束。許多生活的小圈圈都已經圓滿收尾。我七十歲生日才過不久，首都的議會將我選為柏林的第一百十五名榮譽市民，在我之前，有自然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俾斯麥，畫家利伯曼，希特勒，烏布利希，布蘭特，卡拉揚，昂納克，魏茨澤克，施密特，演員瑪蓮娜•迪特里希，這是德國歷史上具有教育意義的畫廊。當柏林市長把證書在慶典上交給我的時候，我的朋友們都很開心，而我那些忠實的敵人，都恨得牙癢癢。就是如此，本當如此。
令我感到驚訝並且高興的是，洪堡大學還記得它以前的學生。哲學研究所的新主任是哲學家福爾克•蓋哈德，他從大學的檔案處找出了畢業生比爾曼的畢業論文和文憑。那份檔案的封面，還留著東德時期，上面給負責檔案的人員所下達的兩項命令：「不可發放」，「不可銷毀」。我以前一直都沒有理會此事，因為自從我被宣布為國家敵人之後，我就不再需要學術的頭銜了。當蓋哈德教授在四十五年之後，將我一九六三年的文憑遞交給我時，我的母校也同時頒給我榮譽博士的頭銜。這是在大學禮堂發表演說的絕好機會，我的演講是關於東德唯一的一位有份量的哲學家，我的導師沃爾夫剛•海瑟。
二〇〇六年我發現一件很動人的事。帕梅拉為了寫書，開始搜尋有關我那猶太家族被殺害，繼而失散的蹤跡。她在檔案裡翻閱，收集關於祖父約翰•比爾曼和祖母露薏莎•樂文塔爾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達格貝爾，卡爾和羅莎及他們的家人的資料。她最後追蹤到明斯克。整個家族只剩下幾份文件和一些照片，其中包括父親從監獄裡發來的信。艾瑪把這些東西放一個小皮箱裡，交給鄉下的同志保管，因此倖免於戰火。我父親的祖父母，也就是我曾祖那一輩的，我一點都不清楚。事實上也沒有人存活下來，為我講述家族的陳年往事。
通過帕梅拉的調查，在漢堡奧爾斯朵夫猶太墓園，應當有我家族登記
在冊，這連艾瑪都不知道。按照猶太傳統，墳墓是永遠保留，不可以敉平的。我們跟負責墓園的管理人相約，他帶領我們穿過纏繞雜蕪的杜鵑花叢，黃楊木樹叢和覆蓋在地面上的乾枯樹枝，落葉遍地。在古老的黃楊木叢生的雜草叢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墳墓，墓碑上刻著：羅莎•比爾曼，1846年生，1912年死。這是我父親的祖母，他爸爸約翰的母親。再走幾步，有兩塊已經斑駁的石碑：大衛和卡洛琳•樂文塔爾，這是我的祖母露薏莎的父母親。
我父親不需要墓碑，我為此寫了一首譏諷的死亡之歌：「墳墓」。不論我走到哪裡，只要看到煙囪，就會想到奧斯維辛上空冒著煙。我父親也不需要那種遍佈漢堡行人道上的小銅片，上面刻著死於暴政者的名字。因為他享有特權，共產黨人達格貝爾有一個兒子沃爾夫，他寫下詩與歌來紀念他。
這些墓園的碑石突然之間為我的心靈搭了一座窄窄的橋，通往大屠殺之前的時代。在這墓園裡，我發現一條可以通行的路，它領著我穿過大屠殺的絕境。這些塋墓為我打開了一個時代，在那裡我的親人正常地生活，也正常地死去。這些死去的親人曾經在歐洲沈淪之前生活過。我可以想見，還是幼童的父親牽著媽媽露薏莎的手，來到他祖父母的墳前，他還曾見過的祖母羅莎•比爾曼的墓就在這裡。現在我跟帕梅拉和孩子們也來到這裡，這片荒蕪的墓園治癒了我受創的心。
對我而言，世界歷史也就是家族史。我從母乳中就吸食了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烏托邦存儲於我的血脈中。在我跟東德獨裁爭吵時，就證明了它是我的生命之泉。在爭執中，我的武器就是筆和我的吉他，我的詩歌是我的擋箭牌。一首寓意豐富的諷刺詩，揭露暗藏在專制體制內的權貴，能夠讓那些被壓制的反對者笑出聲來。一些反抗頑石腦袋的滑稽韻文，有時還挑釁地放入真名實姓，這就如一隻探照燈，把那些灰色的權力怪物都投射在燈光下。一首成功的詩往往比冗長的散文更能擊中目標。我們受到壓迫，經常極度悲傷，但是還是能苦中作樂。「非常晦暗卻又透著光亮／好死好活／別讓好心情隨著苦難沈淪」，在艱難時刻，我寫了這樣的詩句。我雖然也犯錯，但這只是跟我個人有關的錯。對抗也是有樂趣的，我的詩歌就是我的舌頭。
在這場對抗之中，我心中的革命熱情總讓我憧憬著一座紅色的天堂。但是「要把人世間變為天堂的野心，結果讓地球變成了地獄。」卡爾•波普在他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中，就指出共產主義的這種野心。我是到了西方的第七年，才逐漸體會到哲學家指出的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真理。從此我就信服了波普對共產主義判決的理論，只有一點我要反駁：任何要把人間強行變成天國的嘗試，都是一種假想，這種嘗試並不只引誘、而是逼迫那些想拯救人類的人，把地球變成地獄。這個區別看似小其實很大，這就是我變成一個叛徒的原因。否則我那有先見之明並且轉念了父親的信奉，在他誤入岔路的岳父的逼迫下，也不能夠保持他的真實信念。
在奔向天堂的路上迷失，而走向地獄，如果僅是一種誘惑的話，也許還能夠勇敢睿智地對抗。但是歷史證明：正直和勇氣都沒用。很多共產黨人聰明勇敢，或是跳著舞步，或是衝鋒陷陣，衝向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像熱情的法國哲學家卡貝、理論家恩格斯、天才馬克思、激進的羅莎盧森堡、聰明的列寧、智慧的托洛斯基，都是最有教育意義的例子。不論這個或那個受到人道主義影響的革命家是出於善心，還是壞事幹盡的惡魔共產黨人斯大林、烏布利希、米爾克，想帶著共產主義決之道，最終進入天堂的人，最後都變成了專制獨裁者。他們或是被消滅被謀殺，或是去消滅謀殺別人。
我自幼就被根植了共產主義的思想，就如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相信他們的神一樣。一九三六年我還在娘胎裡就已經是個共產黨人了。我不需要像那些好友如斯培貝爾、科斯特勒、費雪或哈弗曼那樣有覺醒和轉換的經驗。他們在青年時代就跟資產階級社會決裂，並轉變成了馬克思的信徒。由於我父親和他的同志們，為了共產主義的信念而入獄或被關進集中營，犧牲了性命，這種「宗教」於我就是神聖的。誰還會對死去的父親再次落井下石。那些殉道者將我牢牢地控在掌心。
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核心思想並不是平均主義，而是：所有人類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公平待遇。這種理想不像其他的政治思想那樣，不應當把一些群體因為他們的出身而貶低或排除。在東德時期我跟上面的人從來不是爭論共產主義本身，而是反對現實中的專制統治。我相信民主和共產主義是可以並行的，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命運很會作弄人：恰恰是這種誤解賦予我力量來跟上面爭抗。如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的話，我早就逃往西方或者閉上嘴夾著尾巴做人了。我自幼那種堅定的信仰也使得那些大佬們錯過時機，沒有早早地正視此事，將我關進他們的監獄大學，來好好地教育我。我當初若真的唱出反共的歌曲，那些統治者早就會扭斷我的脖子，那只會讓我漢堡的老母傷心罷了。
那些馴服的國家專業作家安逸地自稱為共產黨人，我們這些批評者也自稱為共產黨人，但是我們心中總是有著疑惑，我們不斷地批評。其實這種左派的批評跟馬丁路德的模式很類似：他相信同樣的上帝，卻拿著聖經對不敬神的教皇進行抨擊。我們同樣地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語來批評，你要不就崩潰完蛋，要不就躲進私人領域。一種勇敢的決裂不是崩潰而是拯救，「能改變自己，才能忠於自己」，我為友人阿諾•努斯提格寫過這樣的詩曲。我感覺到，即便是很堅強的人，一生也只能承受一次這種生存攸關的斷裂。跟那些假冒的同志的爭吵不需要費力，但是跟幻滅的共產主義決裂真是需要勇氣。
我開始明白自己對資本階級民主制度的譏諷是很傲慢的。這種制度依然是人類發明並推行的社會模式中，非人性成分最少的。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事：在世界歷史上， 幾乎從未發生過兩個民主國家展開戰爭。雖然有時候民主制度也讓人很難受，就如邱吉爾說的那樣，誰想贏得選舉，也必須去爭取那些討厭傢伙的選票。這位了不起的英國政治家在帶領國家贏得了對抗希特勒的戰爭之後，反而在選舉中敗落。他曾經很實在地說過：只能用流血、堅忍、眼淚和汗水。讓所有人都快樂的共同體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最壞的民主也比最好的獨裁優越。
所以我要當一個好的、忠實的背叛者。我不再在人間尋覓天堂。海涅一八五一年在他那首「失去的孩子」中，所說的－永遠的自由之戰，是人類從恆古以來就不斷失敗、再爭取、再獲勝的經歷。具有生活智慧的猶太民族深知，他們期待的解救奇蹟是不會出現的。如果彌賽亞來到，我最好趕快逃走。在神的庇佑和保護下，我會困倦而感到極度無聊，我寧可跟世界對抗，爭取愛情。活潑地生活，有理由地產生疑惑，有理由地懷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