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13期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擘劃於戒嚴時期，誕生於80年代社運烽火之中，多年來《台社》持續力耕批判學術，在廣大中文世界中應屬獨特。關懷在地、立足區域、面向世界，賡續並創新批判傳統，是這個刊物繼續前進的動力與願景。

【一般論文】
優生進化與罪罰變革：風化的解禁 許雅斐

容不下文化準公地的都市治理？臺北市補缺型藝文空間的困局 王走弘、高郁婷

主體思考與「士大夫傳統」：從重讀葉榮鐘的《美國見聞錄》談起 徐秀慧

【研究紀要】
和解的障礙：中國內地與香港情感結構的比較分析 史唯、劉世鼎

東亞去殖民主義思想的系譜與朴玄埰的民族主義論 延光錫

【書評與評論】
從「撥亂反正」、「撥正反亂」到「病藥相發」：關於當代中國大陸歷史理解的省思 賀照田

【左翼聲響】
你解殖／資了嗎？全盤解析新自由主義國家

編按 黃道明

新自由主義的巨視世界與微觀世界：我們可以做什麼？ Adrienne Chambon，王增勇譯

高教見聞錄 陳政亮

社會實踐的企圖和困境 鄧湘漪

摘錄自延光錫＜東亞去殖民主義思想的系譜與朴玄埰的民族主義論＞

在歷史中，社會的矛盾是具體的。相對來說，將這些矛盾加以現象化的意識形態，是概念的構成物。例如，歐洲中心主義的冷戰邏輯，以及反映這個邏輯的、「韓戰是一場代理人戰爭」，就是把意識形態對立抽離與其相應的社會矛盾，進而把矛盾加以外部化的典型論述。從歷史內在繼承的觀點出發，南韓思想家朴玄埰（1934-1995）認為，分斷下國民國家的形成與隨後的外在性分斷認識，造成了否定階級階層「多元性」要求之錯誤。

有關於分斷體制的殖民性，我在〈南韓新殖民／分斷體制與「民主課」的可能性〉一文中，批判了2017年南韓總統朴槿惠的彈劾以及2016年至2017年間最終導致政權輪替的燭光示威（延光錫 2017）。扼要來說，南韓最高法律機構「憲法裁判所」之所以判定統合進步黨解散（2014年12月）以及彈劾朴槿惠（2017年3月），都是以維護新殖民／分斷體制為目的。如果說前者是藉著反共主義制裁了脫離自由民主主義的「左翼」，後者則是藉著自由主義制裁了脫離自由民主主義的「右翼」。值得注意的是，導致2017年判決的燭光示威以「廣場」的「假想主體化」為其基礎，而實際上「大眾（公民）的主體化」卻需要以去除「新殖民性」這一歷史性為其基礎。

晚近熱映的兩部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和《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以下簡稱《1987》，2017）可以用來說明上述論點。這兩部電影都是在上述的局勢下製作的，分別於2017年8月和12月上映，在南韓吸引的觀眾人數也分別超過1,200萬和700萬，極為賣座。值得一提的是，不同於其他主流商業電影，這兩部電影藉由積極挪用政治題材而獲得了商業性和政治性的雙重成功。尤其是文在寅總統與執政黨政治人物更親赴電影院觀賞這兩部電影，也成了重要新聞。從這點來看，這兩部電影的成功，與2017年南韓的政治社會脈落，以及影片如何利用消費主體的大眾情緒，並非毫不相關。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和《1987》雖然將「歷史性政治事件」當作題材，然而這兩部電影都透過「自由民主主義」的框架來重構歷史。尤其是這兩部電影對於1980年和1987年這兩個歷史時間點的敘事，都遵守著「反共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的文法，因此必然出現歷史被去脈落化，造成遮蔽和扭曲歷史的問題。具體來講，電影中出現的1980年和1987年間犧牲和抵抗的主體，都透過排除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的過程，而被再現成為「無辜和純真」的犧牲者這樣一個去政治化的意象。同時，鎮壓這些犧牲者的「國家」則被妖魔化成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暴力集團。如此明顯的二元意象對立，其實是以「道德」或「善／惡」的格局取代真實歷史中社會矛盾的分析。於是，1980年的「計程車司機」、大學生和公民們，或者《1987》中的大學生（朴鐘哲和李韓烈等），全都補塑造成為沒有歷史、沒有思想的無辜犧牲者。

其實，《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主角是以真實人物金砂褔為原型，並非「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他的經濟狀況不像電影中那樣貧窮，事實上他擁有三台轎車，是高級飯店的專屬司機，而多數外國記者則是該飯店和金砂褔的常客，金砂褔在1970年代也已經與南韓的主要民族社會運動人士交流。他的外文能力也不像電影所呈現的那樣不好，而是英文和日文都很流利。

另外，兩電部電影也都很有意識地隱去了以下的歷史事實：整個1980年代南韓的學生運動，事實上是以反美和民族民主運動為中心，並採取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革命」理念。而鎮壓這些人的軍事獨裁政權，則被再現為如同《1987》中的「南營洞對共分室」或《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便衣警察那般的「妖魔」方值得一提的是，這兩部電影同時盡可能隱去了南韓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性質，於是片中南韓的主要外部關係是美國和西德，其中美國的《新聞週刊》（Newsweek）西德的新聞記者，當然都是正面地象徵西方自由主義的價值。事實上，在這兩部電影中，貫穿1980年代學生運動和民族民主運動的「民族」話語，完完全全被抹除，而美國和「西方」卻被描述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保護神」。

因此，通過「新殖民／分斷體制」的問題意識，我們可以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視為南韓經過所謂分斷而鞏固起來的新殖民時期，而在這個新殖民時期裡，南韓則是以假想的主體性—諸如自由主義政治體制、資本主義增長、加入聯合國—為媒介而自我轉換、或被轉換為一個「正常國家」（延光錫 2017：132）。在這個轉換過程中，思想史的轉型先出現了，接著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裡，思想史的轉型又塑造了大眾的認識，進而完成了去歷史化的任務。《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和《1987》雖然去歷史化卻如此受到歡迎，毋寧也反映出這個去歷史化過程如何塑造當代南韓的大眾認識。

南韓思想家朴玄埰（1934-2005）從「去歷史化批判」的視角，積極提出了1980年代韓國思想史的轉型問題，並提出民族主義論、社會性質論／社會形態論的問題意識。朴玄埰的這此討論，在這個脈落下，特別具有現實意義。這是是此篇論文試圖召喚回來的思想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