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

這不只是一場屬於香港的時代革命，
同時也是一場召喚邊陲小國的結盟戰鬥。
從香港主體出發，打造東亞反殖共同體，
抵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勢在必行。

1997年7月1日，香港在《中英聯合聲明》承諾「一國兩制」50年不變的前提下，回歸中共。然而不到20年，中共卻開始收緊香港自治，從2014年的「雨傘革命」，到2017年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送中惡法，香港人不得不走上街頭，並屢屢刷新香港有史以來參與遊行的人數與規模。
在這樣的浪潮中，香港本土思潮開始萌芽，爭取民主自治，甚至港獨的主張陸續出現，香港人的自我認同度也越來越高。然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以及「中國特色」的治理當下，抱持對文化中國的曖昧認同，是否就能換取中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鬆綁？「港式愛國」或「既愛國，又怕國」的矛盾，缺乏主體的虛無認同，沒有國族基礎的抗爭行動，能否為香港帶來民主自由的曙光？
本書作者徐承恩，繼探討香港源流史之後，針對香港現況，由國族主義的辯證出發，解說國族認同與民主自決運動的必然性，並解開中國國族外衣背後的帝國基因。藉由分析中國百年文明轉型的失敗，關照本土認同的萌芽並勾勒香港民族的輪廓，本書引領讀者抗拒向霸權屈服的「政治現實」，並從虛假的自由進步觀和文化情結中突圍，為東亞與世界的和平，建構想望和平的反殖共同體。

【專文推薦】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各界撐港推薦】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朱宥勳（作家）
　老丹（台獨鯨魚旗設計師）
　林榮基（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
　林昶佐 Freddy（立法委員）
　胡川安（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苗博雅（台北市議員）
　陳信聰（公視「有話好說」節目主持人）
　張之豪（基隆市議員）
　焦糖．陳嘉行（知性藝人）
（按筆畫順序）

【本書重點】
1. 解構中國千年大中華民族神話，在香港嶺南的地理、歷史與前現代的民族脈絡當中建構香港主體性。

2. 在本土化、國族主義思潮退潮當下，針對香港曖昧矛盾的政治狀況（愛文化中國但拒斥政治中國、愛國又怕國），以及成長中的本土認同與民主運動，找到國族主義的接點，重新理解正確的國族觀點。

3. 見證後雨傘運動的香港狀況，紀錄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的事件細節，與現實對話。

徐承恩

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研究範疇包括香港歷史、中國邊陲史以及國族主義。著作包括《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與伍子豐、易汶健合著，東寶製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青森文化）、《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圓桌文化）、《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

自序
上本著作《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出版至今，己度過兩個寒暑。香港以至東亞的大棋局，早已不比從前。而前作的焦點，卻多放在歷史身分的追尋，並未有深究拙著中的史觀究竟有何社會政治上之意義。故此文集收錄並整理這幾年寫過的文章，嘗試回答一些前作未及回應的問題，期望能基於香港人的身分盡力道出香港的主張。
第一章是為出版文集而寫的新文章，主要是借用管禮雅（Liah Greenfeld）的理論，以歷史社會學之分析解釋何為國族主義。有一些論者愛把「國族主義」當髒字用，他們看到臺灣和香港抗拒強權壓境的本土運動，就想當然地將此眨抑為「民粹排外」的「沙文主義」。然而國族意識之根源，乃平等公民因爭取世俗參政權而有的同仇敵愾。但隨之而來的動員力，使部分帝國嘗試從上而下地創製國族，以便披上國族主義的外衣行帝國主義之實。如此我們要評斷某國之國族主義是好是壞，就無法一概而論，而必須先衡量論者是為了爭取住民的民主自決，還是想要以共同的血緣文化為擴充帝國版圖之理由。
第二章原為《上報》的一篇書評，藉兩本書討論何以東亞大陸最終會被大一統的帝國壟斷，並給現代中國留下集權的傳統。東亞沿海世界本可走上另一條發展道路，特別是東北亞國家自16世紀起就已確立某種列國體系的雛型。只是日本深受大陸那種大一統帝國神學影響，在明治維新達成現代化後，即自視為東亞世界的新中華，想以現代技術將整個東亞都孌成自己的天下帝國。日本的帝國夢隨敗戰而幻滅，但中國國族主義卻積極模仿，最終以帝國復興為終極的中國夢。
第三章是紀念五四運動百年祭和六四慘案卅年祭的長文，原刊載於《上報》。簡要言之，以五四為高峰的中國國族建構運動，追求的是富國強兵，而不是民主自由。中國國族主義最為在乎的，是帝國風華不再的屈辱，是以他們的所謂國族主義，其實是建基於仇恨的帝國復興運動。六四慘案前夕的自由風潮，是知識人群起質疑帝國建構的世界史時刻。可惜自當局血腥屠城後，大國崛起就成為無可質疑的主旋律。根據歷史的教訓，這個大一統帝國若不能土崩瓦解、劃地分治，自由和民主將永遠無法福澤東亞大陸的民眾。然而，香港和臺灣的本土運動既然都是反帝抗爭，那就無法忘記六四慘案的死難者為批判帝國獻上靈魂，故此我們皆應當以反帝的高度悼念六四。
之後第四章則源自一篇掀起軒然大波的文章。原文為《香港民族論》的其中一章，是一篇基於本土角度撰寫的香港簡史。此文闡明香港有史以來，即走上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歷史軌跡，因而令讀畢拙文的權貴勃然大怒。本章將部分內容重寫，並補充最近幾年的發展。近日香港局勢丕變，為本章之改寫倍添困難。在動筆之時，香港社會運動陷入好幾年的低潮，似乎已一沉不起；但到了截稿之日，香港百萬計的民眾卻為反對《逃犯條例》草案而持續抗爭。歷史或有大趨勢，但期間的各種波浪仍是令人難以掌握。
隨後三章的內容，則嘗試闡釋各界對香港本土思潮之種種誤解。第五章改寫自投稿往《上報》的一系列嘻笑怒罵文章。本章指出香港人過往在特殊的地緣形勢，因而受困於虛擬自由主義和虛假中華意識這兩大思想籠牢，使香港人的反抗因缺乏主體意識而遭削弱。之後兩章均改寫自刊於《立場新聞》的文章。第六章則反駁「爭取民主與港獨毫無關係」的講法。事關香港人爭取的民主，乃「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說白一點就是除國防外交事務外，香港大小事務均當只由香港民眾以民主方式決定，與中國無尤。這種「還政於民」的理想，實際上就是要建立半獨立的次主權國家。在具有聯邦制傳統的國家中，中央政權或可以將這種次主權的訴求，與獨立運動分別起來：但中國顯然不是這樣的國家。中國自1927年以來，就是黨國一體的國家：是否愛黨，乃衡量國民愛國水平的獨一準繩。地方若提出「還政於民」的訴求，就是以普羅主權阻止黨國中央實踐其主權。即使爭取民主的民眾有著不可救藥的大中華迷思，在黨國觀點而言就必然是在鬧獨立。第七章則以地緣政治的角度，指出香港若不自主自決，未能擺脫「港式愛國」的迷思，就沒有達至自由民主的可能。香港獨立非但不是假議題，反倒是承載著所有抗爭的基礎議題。
最後一章改寫自刊在《上報》的一篇評論，筆者於文中藉澄清主流論述對韋伯和本居宣長這兩位大師的誤解，勸勉香港人當誠實地回應時代的呼召。韋伯提倡建基於責任倫理的現實政治，並不是主張為求存而置理想於不顧。他主張的是這樣的態度：將理想視為類似上帝的召命，而非個人道德情操的彰顯，繼而以使命必達的責任心，沉實而冷靜地默默作工。而本居宣長對唐心之意之否定，則提醒我們召命乃源自誠實的心靈。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自己，莫要因恐懼和虛榮墜入事大主義的迷思，惟獨如此，我們方能活出蒙召的人生。
這本文集以香港為主要的關注點。然而21世紀，也就是中國大國崛起的世界史時刻。此刻中國以復仇的心志，誓要恢復華夏天下帝國的威榮。香港在中國帝國復興的過程中首當其衝，但帝國的鐵蹄不會就此止住。臺灣、東亞沿海以至整個世界，都必會成為中國染指的對象。各地民眾必須做好準備，為敵擋中國帝國擴張各司其職，方能使世界免遭沉淪。

己亥蒲月廿九日晚
寫於柏山山麓

序一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序二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自序

第一章　民主與國族：歷史視野中的小國國族主義
前現代的城邦與帝國
從中世走向現代
走向現代：中央集權的國家巨獸
馴服利維坦：國族主義與現代民主
遭帝國蠶食的國族
　（一）集體主義的公意共同體
　（二）排外主義的怨恨共同體
　（三）反璞歸真的浪漫共同體
以國族國家馴服帝國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利維坦2.0
總結：以小國結盟運動抵抗各種帝國

第二章　中國帝國擴張的歷史路徑
吞食天地的中原聚寶盆
秦漢體制的愚民反智論
曇花一現的澶淵體系
秦漢體系之東亞變奏
思索自由和平的東亞新秩序

第三章　不容自由的百年帝國夢：
從五四百週年、赤化七十年到六四三十年
文明帝國的現代轉型
五四：與自由擦身而過
赤化：極權主義與帝國建構
六四：步向自由的最後機會
後六四時代：大國崛起不容自由民主
後六四思潮：帝國神學群魔亂舞
總結：為了自由，這個帝國必須分裂

第四章　我有我風格：沒有前綴後綴的香港史
異於中土的嶺南文明
嶺南之海陸諸族群與香港
精英本土主義之萌芽
粵港自治：第三種中國想像
普羅本土主義的誕生

第六章　自主就是分離：中國眼中的香港民主

踏入2010年代，爭取香港獨立的運動正式浮上水面。可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大都不為所動，部分人士甚至對提倡香港獨立的社會運動抱有敵意。他們大多會附和前港督彭定康的講法，認為「將民主及港獨混為一談是不誠實、可恥和魯莽」。他們相信香港即使沒有自己的主權國家，仍可能在中國的庇蔭下受取到真正的民主。亦因如此，主流民主派多認為香港獨立的主張，只會給予中國干預內政的藉口。部分人士甚至陰謀論地指斥港獨的倡議者都是中國共產黨派來的內應。他們不知道政治學大師林茲（Juan J. Linz）早已指出，威權國家的藩屬國並無民主化之可能：沒有主權，就幾乎不可能民主。而更重要的是，即使香港民主派想要爭取不談獨立的民主，但宗主國亦可能會將民主自治的訴求與分離主義等同。而這其實取決於中國方面的民主觀和主權觀。

民主與愛國：中國的觀點

中國自1920年代末，就已是黨國不分的專制國家，一直都在強調中央黨部對地方的全盤控制。國共兩黨的民主，最終其實是指黨為民作主：他們相信中國民智未開，民眾也沒有能力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是必須靠全能的先鋒黨為民請命。先鋒黨會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對民眾灌輸意識形態，從而集中力量去達成黨為民眾訂下的目標。黨國體制下的民主雖會鼓勵群眾參與，但議題的設定卻始終掌握在黨幹部的手上，而黨幹部亦會指導民眾如何「民主」地做出「正確」的決定，也就是說民眾只是參與者而非決策人。在這場「民主集中制」的遊戲中，民眾就像參與一場由黨國領導主持的堅振禮，在眾目睽睽下宣誓效忠由黨國所定義的國族，使個別民眾顧慮到群眾壓力而不敢做出敵對黨國的事。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後，由於蔣介石始終無法信任民眾，對群眾動員就不若北伐期間積極。然而共產黨卻持續推行這種由黨國寫好劇本的「民主」，甚至以「新民主主義」的旗幟吸引渴慕自由民主的知識階層支持。在中共取得政權後，黨國則是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動員民眾的力量鞏固威權。
簡而言之，中國特色的民主，強調的是黨國體制透過集體動員，要求民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集合眾人的力量達成黨國訂下的政治目標。他們認為黨國之目標，是由民眾之集體力量達成，因此黨國專制仍稱得上是民主的體現：但民眾在這場強調「民主集中」的「民主大戲」中，雖然人人都可以粉墨登場，卻不得不遵照黨國預先編好的劇本演出。而黨國眼中的民眾，並不是由自由的個體組成，而是集體意志的彰顯：而這個群體如何組成，也是建基於黨國的定義。而地方的民主，也必須按照黨國的意志執行，民眾必須受地方黨部指揮，地方黨部則必須聽命中央。地方黨部若有自己的主見，就是山頭主義；地方民眾若有自行其是的意欲，就是反黨叛國的分離主義。而在黨國眼中，民眾是否愛國，並不取決於其文化認同，而是視乎他們有否接受先鋒黨的領導。
但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共為求爭取香港民眾支持中國取得香港，就提出比以往寬鬆的愛國定義。他們訴諸文化認同，提出香港人不須擁護共產黨，只要贊同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主張，亦可算是愛國的香港同胞。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人士觀禮團時如是說：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希望香港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1997年政權順利移交做出貢獻。

而為了統戰香港的自由派，中共甚至暗示在取得香港後，將會推動「民主回歸」。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回覆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函時，讚揚學生支持中國取得香港的立場，並承諾讓香港享有民主。他於覆函中表示：

我很讚揚同學們基於自己的責任感對祖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維護香港穩定繁榮所表達的真誠意願⋯⋯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我國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則。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們所說的「民主治港」，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中共理解的民主，顯然不是香港人所理解的民主。中國模式的民主，著重的是以團結為力量的集體參與，而非人人均等的決策權。對中國來說，香港最能夠「貢獻祖國」的特點，乃是其資本主義制度。中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條，認為商界乃香港社會最重要的力量，與此同時他們亦希望香港商人投入資金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亦因如此，中國在與英國簽署聯合聲明後，就與爭取民主自治的的自由派疏遠，並與商界組成不神聖同盟，在政制改革議題上改採保守反動的立場。

兩種民主觀的對壘

英國在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接近尾聲時，就像以往撤出其他殖民地那樣，以民主化為解殖做好準備的計畫。殖民地政府於聯合聲明簽署後的1984年末推出《代議政制白皮書》，不料如此就觸碰到中共的逆鱗。中國認為英國是在搞小動作，是想要在主權移交後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對香港的影響力：在中共的立場看，民主化進程必須由黨國主導，而中共中央在主權移交後必須能夠對香港全盤控制。相等於中國駐港大使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怒斥英國「不按本子辦事」，要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許氏於1990年代如此憶述：

這些「懼共」、「拒共」、「反共」情緒，在香港社會瀰漫著。相當多數港人開始希望英國人不要走，中共不要來。後見收回香港已成大勢，又希望英國人多留一點時間；或中國收回香港後，中共不要直接管理，仍由英人管治，或港人自治，以至「國際共管」。

後來，港英政府公開打出「代議政制牌」，「港人治港」又增加了「民主拒共」的內涵──以香港民意為基礎抗拒中國對港事的干預。中英開始談判以來，港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參加，影響兩國談判，爭取有個好的前景。

英國在談判鬥爭中，採用的「三腳凳」、「民意牌」、「代議政制」等策略，我認為，是英國基於前述港人的情緒，並加以利用；既贏得港人的信任，打擊中國在港人中的形象，又可以增加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的籌碼。中英在談判鬥爭中，「針鋒相對」，勢所必然。

在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港代表時，重申於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實行的不能夠是西方標準的民主，而必須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他指出：

過去我曾經講過，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

鄧小平更強調香港的自治，不能妨礙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希望香港能進一步民主化的各界人士，於1980年代中組合成民主派，他們期望立法局能於1988年開放部分議席予全民直接選舉，並以議會全面普選為終極目標。他們亦積極參與兩個市政局及區議會選舉，部分民主派亦以專業身分參與1985年立法局間接選舉。殖民地政府於1987年發表《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民主派與反民主的共商同盟正面交鋒，一邊積極走到社區宣導民主之善，另一邊卻花大錢買廣告抹黑民主為混亂之源頭。然而，最終頂不住壓力的卻是殖民地政府。最終政府動用誘導式民調，刻意誇大反民主的民意，使八八直選的美夢完全破碎。事件大損殖民地政府的威望，使之被民眾嘲為惟北京馬首是瞻的「跛腳鴨」，在那幾年社會信心直插谷底，數以十萬計的香港人灰心地遷往他邦。不過，即使中國多番阻撓香港的民主進程，民主派此刻仍然嘗試和中共保持友好關係，直到1989年那個暑熱的夏天。
在1989年春，北京學生為悼念開明派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他們很快就將運動的焦點放在自由民主的追求。香港人見北京學生克服種種困難，都不惜一切追求自由夢，因而深深受到打動。在民主派人士牽頭下，逾百萬計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全情投入地聲援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可惜中國當局早就把抗爭定性為顛覆政權的暴亂，並於6月3日夜間出兵血腥屠城。香港民主派積極幫助學運人士逃出中國，亦繼續聯絡滯留國內的異見人士。為此中共與香港民主派全面決裂，並將他們定性為「反中亂港」的顛覆分子。
六四慘案為香港政局帶來空前的危機，香港人於6月4日凌晨哭紅雙眼，在電視屏幕上見著冷血的中國軍人殘殺手無寸鐵的民眾。更令香港人坐立不安的，是當日下令殺人的殘暴政權，在8年又26日後就會變成香港的新宗主。殖民地政府為挽回香港人之信心，決定落實名為「玫瑰園計畫」的大型基建工程，當中包括把機場從啟德遷到赤鱲角現址。然而，中國卻指責殖民地政府想要在主權移交前耗盡香港的財政儲備。最終經過多場祕密談判後，英國首相約翰．梅傑於1991年11月訪問中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新機場諒解備忘錄》。梅傑是六四慘案後第一位出訪中國的西方國家領袖，如此使他飽受輿論攻擊。而蘇聯於1991迅速崩潰，使英國擔心萬一共產中國亦步其後塵，英國或會於歷史上留下與極權帝國勾結之污名。梅傑於北京受辱後，決定為光榮撤退改變固有政策。他不再信任外交部中主張對中溫和的中國通（Old China Hands），並於1992年中派遣曾任保守黨黨主席的親信彭定康為最後一任港督。
彭定康履新後，即以改革者的姿態革新殖民地政府的管治風格。他擺脫以往殖民地總督的超然姿態，反倒像民選政治人物那樣走進社區、面對傳媒。彭定康於任內推行公共服務改革，嘗試增加公營服務之透明度、促成問責，制定服務承諾，亦增加了社會福利、醫療和教育的開支。此等改革雖然為民眾的生活帶來實質上的改善，卻招來中國方面的質疑，認為彭定康想以公共服務為幌子榨乾殖民地政府的財政儲備，最終只是想令香港「車毀人亡」。
但彭定康令中國最為不滿的，是他提出要把香港政治制度盡可能民主化。《基本法》規定於主權移交後，立法會中直接選舉的議席雖會逐步增加，但仍有一半議席會由以專業界別及工商界為主的「功能組別」以間接選舉產生。《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香港政制須待2007年後方能進一步改革，而且改革案要獲得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同意，並獲中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方能實行。而中國方面亦認為民主只是參與，不是決策，亦因如此香港政治制度必須著重各階層的「均衡參與」：也就是說，被中國視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棟樑，又與中共關係良好的商界精英，雖然是只佔人口少數的優勢階層，卻必須能夠在議會中佔較大的份量。彭定康卻善用《基本法》的漏洞，擴大「功能組別」的定義，於1995年立法局選舉引入九個具廣泛選民基礎的新「功能組別」，變相增加議會的直選比例。
中國認為彭定康的政治改革方案，既不合「均衡參與」的中國式「民主」原則，亦無視中國於1997年後對香港的絕對主權。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為此大動肝火，怒斥「彭定康方案，我們叫『三違反』，既違反聯合聲明，又違反《基本法》，又違反中英達成的協議。香港若成為政治城市，這將是香港人最大的不幸！」他甚至表示：「彭定康先生將來在歷史上，要成為香港的千古罪人。」中國延續以往的陰謀論邏輯，認為英國意欲於撤出香港前設下陷阱，甚麼將之與英國於19世紀的帝國主義擴張相提並論。比如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就於1993年3月質疑：

哪有由外國人用槍炮，佔了別國的地方，給別的國家的人講民主⋯⋯民主應是那裡的民來主⋯⋯你應該走，民主應該是這樣的吧，因為你不是這兒的人。

英中兩國於1990年代初的祕密談判中，曾協議讓殖民地時期最後一屆立法局，在1997年7月1日以「直通車」的方式自動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但如今中國因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緣故，不肯繼續承認立法局的合法性。與中共鬧翻的民主派亦以「民主反共」的姿態，於1995年的選舉在地區直選取得61.1%的選票，並因單議席單票制的放大效應取得85%的直選議席。雖然商界和親共派能在間接選舉取得優勢，民主派仍剛好能取得逾半議席。在1995年至1997年之間，民主派運用其多數優勢通過多條保障民權和勞工權益的方案，並以私人條例草案打破殖民地制度行政主導的慣例。民主派議員亦以其薪金和津貼，資助林林總總的社會運動，使香港公民社會能於1990年代急速發展。中國因此懷疑英國正與「反中亂港」的勢力暗通款曲，使香港隨主權移交成為顛覆黨國的特洛伊木馬。最終中國決定撕毀先前的「直通車」協議，並以「另起爐灶」的方式建立1997年後的政治體制。
中國於1994年12月宣佈落實成立臨時立法會，並於1996年1月成立籌備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除了負責挑選臨立會議員，亦會制定推選委員會的成員名單：推選首屆行政長官及1998年立法會部分議員。這個委員會的成員皆由北京委任，亦因此以商界人士及親共派為主，並以「自己選自己」的方式於1996年12月選出臨立會。而除了民主民生協進會的馮檢基、廖成利、羅祥國和莫應帆之外，其他議員不是商界人士就是親共派，這等同變相於主權移交日褫奪大部分民主派的議員資格。臨立會成立後，即決議推翻立法局於1995年選舉後做出的決議：當中最惹人爭議的，是恢復舊版《公安條例》的決議，使警察能以任何理由反對民眾的自由集會。除此以外，臨時立法會亦廢除多條保障勞工權益的新法案。
彭定康意圖通過《基本法》的灰色地帶推動民主進程的努力，最終也不敵1997年7月1日的大限。在那大雨滂沱的黑夜，隨著米字旗徐徐落下、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中國也宣告於這場兩種民主的戰爭中獲得勝利。在主權交接儀式的會場，原為非法組織的臨時立法會水鬼升城隍，其議員在衣香鬢影下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失去議員資格的民主派議員，則到立法局大樓的陽台上向民眾發表演說，矢志要於未來重返議會。